《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由当年的亲历者讲述了一段血泪历史。
这套五卷本250余万字的史书,是以强掳到日本本土的55个公司、135个作业场的4万中国劳工为 对象选录的。在近十年间,编者走访了国内12个省市的46个档案馆文献部门,收集资料1000多万字,实地考察了20多个战俘劳工集中营、万人坑遗址,走访战俘劳工1000多人,整理访谈口述资料400多万字。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从中选取了600多人的访谈资料,编辑成书。
此书还详细介绍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通过种种残酷、卑鄙手段对中国物资和人力的疯狂掠夺。二战时期,日军在中国强掳劳工上千万,驱赶中国民众强制劳动达数千万,先后将4万名中国人强行抓到日本当劳工,并施以非人待遇。这部口述历史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教育价值。
本书为第一卷雪没北海道。
这套书是以强掳到日本本土55个公司、135个作业场的4万劳工为对象选录的。第一卷《雪没北海道》是掳往北海道煤矿24个作业场的劳工口述,第二卷《血洒九州岛》是掳往九州岛煤矿18个作业场的劳工口述,第三卷《矿山血泪史》是掳往日本本州金属矿业28个作业场的劳工口述,第四卷《冤魂遍东瀛》是掳往日本各地土木建筑36个作业场的劳工口述,第五卷《港湾当牛马》是掳往日本各地港湾装卸及造船29个作业场的劳工口述。在每卷前面有个“卷首语”,在每卷后面有反映本卷各作业场劳工数字的附表,对本卷收录情况作了简要介绍。
2.日本外务省为应付盟军审判组织的调查
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多次向日本驻中国使馆官员提出,要求通报中国战俘劳工在日本的情况。1945年9月5日,谷正之大使由南京发给重光外相的电报要求:“查清在日华工从业种类、从业地点、各地点的从业人数、近期的生活状况,并将结果速报。”楠木公使发回的电报则要求“送还时要附上按乘船人员编成的劳工名册(注明本人在中国的居住地)、工薪结算年月日、就劳情况调查书等材料,并要由负责送还人员亲自带来”。9月20日,日本驻中国公使楠本再次发电报给日本外务省说:“蒋委员长已经向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提出委托,要求对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战俘和其他被扣留人员的状况进行调查。”同时,日本政府也接到了联合国驻军总司令部的指示:“要将(劳工)各人的户口所在地以及以前所从事的职业(包括去日本之前的职业)等材料备齐,以便在他们上陆时能够立即向中国方面提交足够的必要资料。”
为应付中国政府和盟军司令部,日本外务省组织了掳日强制劳工的调查,具体工作由外务省管理局二部二科承办。它既将滞留在外的日本人接回来,同时还要把在日本的中国人、朝鲜人送回去,也就是当时被称作“归还”和“送还”的工作。外务省管理局是个新机构,是在撤销了为推进战争而特别设置的官厅和部、局后新增设的。由第一任管理局长森重千夫全面负责。外务省管理局二部是经济部,二科为大陆科。二科科长铃木政胜,而实际业务似乎是由平井调查官和山川事务官、金次事务官三人具体操作。平井调查官有时代行科长职务在文件上盖章。从资料提供的情况看,外务省这个报告书的主要操作者是平井调查官和大竹事务官。
到了10月中旬,国共内战的局面明朗化以后,日本方面敌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更加露骨,明显地转向国民党和美军一方。在这种形势下,就只对来自蒋介石——国民党方面的要求唯命是从,老老实实地照办。
由于当时掳日中国战俘劳工为得到工资开始与企业进行斗争,不少地方出现劳工暴动,与使役的企业和当地警察发生冲突,所以日本对劳工调查工作的态度远不如尽快送劳工回国积极,政府、企业、警察首先把精力用在劳工送还上。
经过一番周折之后,中国劳工被分批送回了中国。第一批是乘“江之岛号”,载员1653人,于10月18日到塘沽。第二批乘“辰日号”,搭载由室兰等集中来的中国劳工1533入于10月29日抵达塘沽。第三批仍然由“江之岛号”承担,2300名中国人被送回国。进入11月份以后,劳工送还便由联合国驻日本盟军总司令部直接承办了。但在这时日本对中国劳工的情况并没有进行调查,甚至连送回国的中国人花名册也没有做出。最后一船中国人离开日本的第三天,即12月14日,日本公使楠本发给吉田外的一次电报说:“提供华工送还人员名册是中国方特别要求的。在由华北劳工协会实施接收之际,我方必须提供一份供中国方面使用、按不同地区分别造册的登记表。所以务请从速整理,并以最快的办法寄予我处。我处所保存的原始资料已焚于战火。以上特念。”
由此可见,在中国战俘劳工未离开日本以前,外务省并未对此事进行调查。在中国政府的一再催促之下,外务省不得不在中国人回国一个月以后,才开始调查。 18-20
2002年5月,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与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民间研究网何天义研究室签订合作协定,对二战期间被日本强掳的中国劳工进行采访、录像、资料整理和光盘制作。2003年4月,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参加合作计划。由口述史学会和南京会资助经费,何天义研究室组织人力物力继续进行何天义先生所建立的这个项目。这套口述史书就是三方合作的成果。
口述史学会和南京会是美国华裔人士成立的民间团体,与何天义先生分处太平洋两岸,相隔万里,素不相识,能够这样进行合作的唯一共同基础就是对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对抗战史的关心和兴趣。何天义先生在他的序言和编辑说明中对实际工作的缘起和经过有详细的说明,口述史学会和南京会则想在这里说明一下我们参与和支持这一工作的动机和背景。
参加口述史学会和南京会的成员,多半是二战之后到美国求学然后就业、定居的华人,我们的童年或青少年生活深受日本侵略战争的影响,或者做过难民,或者成为流亡学生,或者逃避过日本人的轰炸炮击,或者家庭的房屋财产毁于战火,或者亲戚朋友遭到日本人杀害。年幼时的颠沛流离、挣扎奋斗深深铭刻在记忆之中,难以磨灭。因此,虽然我们多半已经取得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国籍,但对所来自的母国或出生地有一份无法割舍的感情,对近代和现代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更有一种不能自已的关注。
不过,由于我们身居海外,比较能够接触到不同观点的信息和报道,在观察和分析问题时,往往希望能够超越党、摆脱政治或民族情绪,采取较为客观理性的立场。不幸的是,二次大战之后,在东西方冷战对立的世界局势下,国共两党长期处于战争对峙的状态。海峡两岸对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抗战史的整理、撰写和保存,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使人们难以对这一段历史有一个客观、公正和全面的认识。
古人有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不仅使我们可以了解过去,也帮助我们认识现在,并决定未来的走向。多年以来,中日两国关系不时出现纠纷和摩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近代史的解释和认识有极大的差异。日本侵华战争的遗留问题,如日军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部队以活人做实验、慰安妇、奴役劳工等暴行,以及日本在战后不承认侵略暴行、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占领钓鱼岛和拒不赔偿等问题,都是最明显的例子。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和政治保守势力固然是他们要淡化侵略战争和推卸战争罪行的基本原因,但中国方面也应该对抗日战争遗留的许多历史问题提出更为详细充实、令人信服的资料和数据,才能在交涉谈判之中,居于不败之地。
何天义先生和他的同事在调查研究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方面做出了最具体的贡献,我们深感荣幸能够参与推动这项工作。
唐德刚教授数十年来孜孜不倦,努力开拓口述史的园地,誉满海内外。他在20世纪50年代便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口述史计划,先后访问了李宗仁、顾维钧、胡适等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
唐教授撰写的口述史著,不但文采飞扬,而且勤查史料,甚至置疑口述者的主观说法,力求符合史实。在跟张学良商讨做口述史的时候,张学良说,“我说你写就行”。唐先生说,“那不是口述史”。口述史是历史学者的研究项目,必须对历史和对读者负责,绝不是抄写口述者的自传。
唐教授在80年代邀集好友和学生在纽约组成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从事关于抗战时期的口述史工作。以普通老百姓和一般官兵为访问对象,以求保存那个大时代的普通大众的第一手史料。
被掳去日本奴役的劳工,大多数是华北平民,他们在敌人的枪刺棍棒下,在暗无天日的矿场中泪洒扶桑。这许多惨痛的真实故事,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无情控诉,也正是唐教授要记录而保留的抗战血泪史的范畴。因此,我们敬以此书作为他八十五华诞的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