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是中国著名作家、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宁夏文联主席兼作家协会主席。其作品被译成英、法、俄、日、德。西班牙、希伯来等27种文字，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1994年 11月获美国传记学院的“国际文化荣誉奖”。

说起张贤亮，对中国文坛有所了解的人大都不会感到陌生。上世纪80年代，这位特立独行的作家发表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以其充满人性温暖的故事和新锐的思想，在国人的阅读中激起了巨大波澜。进入90年代后，在“文人下海”的一波热潮中，张贤亮在宁夏创办了一个影视娱乐城，以“出卖荒凉”著称，成为当今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现在的张贤亮已经集作家与企业家的双重身份于一身，本书精选了他的佳作5篇，从中你可以品到这位“作家与企业家”型文人的绝代风采。

这本书表达了我对中国社会改革的观点、理念及思虑，我绝不希望我的思虑不幸而言中，反而希望我是杞人忧天。在本书中我曾说过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完全是建立在农民的牺牲上的。我非常高兴中央开始高度关注“三农”问题，不只取消了压在农民身上的各种税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策。

《小说中国》再版前言／1

第一章统治者的宝典／1

一 大话小说／1

二 我与世界的联系／2

三 “数字化生存”／4

四 统治者的宝典／8

五 存在决定意识／12

六 谁了解中国?／13

七 人的认识是有限的／17

第二章 “红地毯”／19

一 思想游离现实／19

二 谁能充当“新的幸运骑士”的思想代言人?／21

三 我怎样走上文学之路／23

四 人的解放是思想解放的前提／26

五 阴暗面和光明面并存／29

六 “摸着石头过河”／33

第三章 “改造”共产党／35

一 “当全国政协委员真好呀!”／35

二 问题的提出／36

三 入党是当今有志之士的明智选择／39

四 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有严重缺陷／41

五 重要的是“换脑筋”／45

第四章 国民素质“乐观”录／49

一 中国国民素质历来就不高／49

二 西方国家国民素质趣谈／51

三 “测不准原理”／54

四 当代中国的国民素质比过去已有提高／57

五 国民素质的提高要经过一个混乱的阶段／59

六 值得“忧思”的是干部素质／64

第五章 呼唤“精神贵族”／65

一 产生不了“精神贵族”的国家是可悲的／65

二 一个美国农民看中国／67

三 一小部分人就能代表高品质的精神文明／73

四 学者与政府官员的统一／77

五 人才选拔机制与“国教”／81

六 正常的社会文化大氛围在哪里受了伤?／82

第六章 “实事求是派”／87

一 树立邓小平的精神领袖地位／87

二 一人身系天下之安危／91

三 一句话启动中国／93

四 “讲政治”／97

五 中国的“幸运的机缘”／99

六 “我是‘实事求是派’!”／102

七 破冰船／106

第七章 干部素质忧思录／108

一 哪一层干部令人忧思?／108

二 犯罪成本论／110

三 中国最难治的腐败现象／112

四 败坏干部素质的历史性因素／118

五 整修“国家机器”／123

六 干部腐败的制度性因素／130

七 优秀人才从官场上流失／136

八 干部素质重建／141

第八章 给资本主义“平反”／144

一 12年前我面临的一次危机／144

二 拜资本主义为师／147

三 开放大脑／149

四 流氓无产阶级自由化／153

第九章 重建个人所有制／159

一 我在1997年春季政协全国委员会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159

二 动员广大工人群众参与改革／161

三 劳者有其资／167

四 我们在国有资产上的“盲点”／175

五 “到了共产主义大家都用一把牙刷吧!?”／177

六 国民集体潜意识对经济发展的阻碍／182

七 麻秆打狼两头怕与“胆子再大一点”／188

八 主角缺席和主角登场／193

九 私有制万岁／196

第十章 在世纪末展望中国未来／200

近几年书市上，以“中国”为题的书多了起来，什么《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为何可以说不》、《中国的对抗》、《中国大趋势》、《中国战略大策划》、《为中国声辩》、《21世纪中国大预测》等等，不一而足。“中国”，真和爱情一样，一言难尽，永远是个谈不完写不完的话题。无论作者抱着什么样的情绪和观点，都能在这个大题目里发挥得痛快淋漓。我拜读了一些这类书后，发现除中国社会科学院每年编辑一本的“经济蓝皮书”是在统计学基础上立论的之外(此系列每册也以“中国”为题)，其它不少书尽管很“大”，实际上多半是作者情感的宣泄或纸上谈兵，所谓书生意气而已。“中国”，这个议论对象，真跟男人对女人或女人对男人一样，议论起来都是以主观感情用事的。

我应该首先申明，这本书不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评论或分析中国，更不想作什么策划或声辩，我之所以不得不在书名上冠以“中国”二字的缘故是：因为我不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遇到什么触动我感情或思考的人或事，总会联想到“中国”。有文学评论家根据我的小说对我个人进行心理分析，说我有“恋母情结”。这点我承认，有“恋母情结”并不等于同时有“俄狄浦斯情结”，会用刀去杀死自己的父亲。而“恋母情结”绵绵地延伸开去，就泛滥成“恋国情结”，即“中国情结”。“中国”，像我的影子似的在我身边和心中挥之不去。“中国”，常常是我欣喜和忧虑的重要原因：她常常在我因个人某些问题而抑郁伤感的时候使我振奋，也常常在我因个人某种幸运而兴高采烈的时候令我忧伤，她更常常使我踌躇自满或彻夜难眠。因而，这本实际上是记叙上面所说的“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遇到什么触动我感情或思考的人或事”的书，就只好和“中国”联系起来了。

想写一本书名有“中国”的书的念头，不是最近才产生的。我很早就抱有这个想法，在写小说时就尽量贯彻了进去，我曾偏激地说我写的所有小说都是“政治小说”，就有这层意思在内。最近，我在写小说的过程中碰到了方法上的障碍，想在小说创作的问歇期换一种创作方式来写另一种体裁的书，于是顺理成章地就开始了这个计划。

“中国”，这个话题太大了，古今中外任何人写这个话题的文章或大部头著作，实际上也只是落人“中国”这条奔流不息的长河中的一滴水珠，成了“中国”的沧海一粟。但任何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又都有资格评头品足地议论中国。然而对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不论作者给自己的书名起得多么囊括一切，以“大”自命，也只能够是“小”说而已。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这本“小说”之所以“小”，就是与“大策划”“大预测”之“大”相对而言的。

此乃这本表达个人情感和思考的、纯个人色彩的“大”散文名日《小说中国》的由来。P1-2

此书在1997年初动笔，于当年7月完成，9月出版上市。操作此书的是一位书商，不知什么原因，在书后的版权页上标记的却是“1997年11月第1版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当时书商很看好这本书，“第1次”就印了20万册，大概是出于避税动机，印数也只说是20000册。书商在本书的封面上特别突出本书的内容，赫然印着“‘改造’共产党”、“给资本主义‘平反’”、“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劳者有其资”、“呼唤‘精神贵族’”、“干部素质忧思录”等等这样耸人听闻的章节标题，目录中还有“私有制万岁”一章。这种提法即使在今天也很值得“商榷”，在1997年更有“犯禁”之嫌，具有“爆炸性”的。书商看好的就是“犯禁”，“爆炸性”就是他的卖点。据说，上市后果然被人以什么“大参考”的方式告到中央，而一位中央最高层的首长居然翻了一下，翻了后却无下文，没有任何批示，不了了之，书商就以为这是某种程度的“默许”，于是一下子全面推向市场。书商原来还打算请人评论，炒作一番以后再加印的，但毕竟已经被人告发，此书处在“可禁可不禁”的悬崖边缘，只好偃旗息鼓，低调行事，先把钱悄悄赚回来再说。而当时中国的批评界对此书也非常自觉地三缄其口，大概也是没人“请”的缘故吧，至少是我从未在报刊杂志上见到一点反馈，好坏由之，就好像市面上压根儿就没出过这样一本可以大批特批的书。本来以为会“犯禁”和“爆炸”的，发行量又如此之多，竟然激不起丝毫波澜，这不但在批评界有点反常，在我所有发表的作品中也很反常，因为我每发表一篇作品，总会见到报章上有这样那样的议论。

1997年是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处在非常关键的一年。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后，市场经济在中国大地全面铺开，民间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在东南省份几乎与国营经济平分秋色，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不同的阶层，贫富开始明显分化；改革开放的成就显著，同时种种负面效应也浮现水面。主流舆论虽然仍大力宣传改革开放，但社会上却有一股怀疑甚至反对改革开放的暗流涌动，且来势凶猛，让人觉得“来头不小”。怀疑及反对改革开放的论点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末那样着眼于“姓资姓社”的理论纠缠，而是将外资的引入和民间资本的壮大提升到“危及国家安全”的严重现实的高度来认识。反对改革派的典型话语就是当时所谓的“万言书”，那是以极为正统的“思想”面貌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是代表反改革人士的一份重要“宣言”。

在社会透明度不高的情况下，政治上的流言蜚语，哪!、白是悄十肖话都会其声如雷。暗流的思潮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过主流舆论，它就像一个幽灵在中国大地徘徊，在人人心头投下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怀疑的阴影，令人边改革边彷徨，在改革中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本来，改革开放中发生的很多负面问题都是由于改革政策不全面、不配套所致，要解决这些问题有待于改革进一步深入，而在暗流思潮的干扰下，对改革的犹豫和却步反而使种种严重的负面效应更加严重。改革开放政策在人们的印象中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私有财产带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权力也带有更大的暂时性。通过改革得到合法财产的民间资本家诚惶诚恐，使得合法财产不是投入扩大再生产而是大量投入消费，中国还没有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即提前进入“消费型社会”。“消费型社会”又导致官场更加腐败，不良官员利用手中暂时的审批权力拼命进行权钱交易。同时，正当财产和不正当财产拥有者的财产及其子女又都纷纷外流。辛辛苦苦十几年，肥水富了别人田。

中国难办就难办在做任何事情都要事先与“思想”对号，不是实事求是，而是先要弄清这件“实事”在主流意识形态上的诠释，取得哲学和社会科学意义上的通行证。这大概是最鲜明的一个所谓“中国特色”。西方国家行事只有法律管束，依法办事就行，中国不然，除了法，还有更高的一个“思想”在。“邓小平理论”促使中国社会形态急剧转型，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丧失权威、地位或有某种失落感的学者和官员，就会以其“来头不小”的位势向公众“喊话”，拿“思想”来与“理论”对立。稍加注意，就可发现他们整个的语言体系是“文革”话语的延续。

我与其他中国作家稍有不同的是：一方面，我从1983年即任全国政协委员，到1997年已历14年(至今已有24年)，我不仅以我的作品参与了改革开放早期的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主题的“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文化思想上的禁区，还有幸在较高的政治层面上一定程度地参与了改革开放的启动过程，并有机会获得比较准确的政治信息。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职责又使我必须关心中国现实的方方面面，也就是说我会比一般作家对中国现实问题更加关注；另一方面，自1993年起我便亲身投入市场经济，将一片荒凉、两座废墟成功地变成宁夏首府银川市唯一的国家AAAA级景区，年游客量达30多万人次，使文化艺术在市场上产生出极高的附加值，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中国文化产业的先行者之一，所以，我也可说比一般作家更多一些市场经济的历练，深感改革的艰难，有较坚实的发表政治见解的思想准备和信息资源。坦率说，我和中国大多数从“文革”浩劫中幸存下来的人们一样，不只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既得利益者，个人的命运已和改革开放的路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比年轻一代作家具有较强的历史感，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就告诉我们中国除了改革开放外再没另一条路可走。面对改革开放处于挑战时刻，我必须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这本书就是凭着针对改革的反对派而发出的愤慨写就的。我不是专门研究学术的学者，不是经过逻辑思维训练的理论家，只不过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可是，虽然没有理论基础，我也还有“理论”的权利，更重要的是有“理论”的激情，笔下自有一种真情实感，并且能通过事实和故事来讲道理，所以，这本书还是有很强的可读性。

可是，此“小说”非彼“小说”。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本通常所说的小说类文学作品。在我的写作史上，我特别将此书归于“文学性政论随笔”，这是我杜撰的一个取巧的说法。因为它没有一般政论文章所具备的严肃性和组织严密的逻辑架构，只不过是以“随笔”形式写就的“政论”，所以只好叫做“政论随笔”，但整部书我又是用文学的笔法处理的，有的地方还是通过铺陈亲身经历来说明道理，因而此书又不乏文学性，故为“文学性政论随笔”是也。

这绝不是我有意混淆视听，诱骗读者以为这是本我新出版的小说而掏腰包。我之所以非叫它“小说”不可，是因为我一开始动笔即发现不仅是我一人，中国还没有任何一个思想家、任何一个学者能够将“中国”为题大大地“说”一番。中国这个主题太大，人口十几亿，土地面积960多万平方公里，上下历史5000多年，纵的横的都是一个大块头，千头万绪，随便选出一个有关中国的命题都是一根没人能啃得动的硬骨头。很多自以为懂得中国、深谙“中国国情”的政治家都栽了跟斗、犯了错误，连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不例外。这里顺便敬告读者，任何自称是“中国通”的人高谈阔论中国问题的书都值得怀疑，没有一个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能拿得下这个大题目。其实所有谈论中国的书都和我这本书一样，是“小说”而已。

这本“文学性政论随笔”从动笔到正式发表已经过去10年。10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证明了这本书还有一定的前瞻性。这里我不想一一指出哪些现实没有出乎我论点的预料，读者阅读后会发现，本书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至今许多社会现实问题仍然在本书早已论述的范围之内，如：人才选拔机制、社会文化大氛围(后来我称之为“文化生态”)、中国最难治的腐败现象、国民集体潜意识对经济发展的阻碍等等。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九章的“重建个人所有制”。

我当年主张“不十白国有资产流失”，“在国家控股的情况下，将部分资产以证券的形式分配到工厂企业内部的员工手上”，即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倾向于首先保有国家的控股权，然后按工龄、技术、岗位等等可比价格以证券形式分配给企业的全体成员，将无产者变为有产者。但以后的事出乎意料，全国各地政府都不惜血本地抛售国有企业，把本应属于“全民”的那部分也毫无保留地卖给私人，国家从此与这个企业了断关系。而所谓的“私人”却恰恰是这个企业的管理层，也即“管理层收购”，一般员工以买断工龄的方式脱离企业，大批员工下岗回家，用不多的“工龄费”自找生路。这种“国有资产流失”让我遗憾，后来果然出现引起社会和经济学界普遍关注的“郎顾之争”。应该说，我早于香港教授郎咸平至少9年前，就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中要注意的问题。事后，又紧急叫停，但还没见有什么新办法出台。

另一个，就是我早就指出的“我们在国有资产上的‘盲点’”，这也是在本书中专门辟出～章来谈论的。而这个“盲点”一直未能消除。我们国家宝贵的矿产资源纷纷落入与当地官员有密切关系的私人手中，于是接二连三发生矿难，使各界人士包括政府总理都痛心疾首。然而，难道仅仅在煤炭这一种资源上才有官商勾结现象，急需中央勒令投资煤矿的官员退出股份吗?绝不止此!我们知道，在中国，任何一片小小的土地资源和土地下的矿产资源，哪个白是一个小小的石膏矿，一方小小的沙石场，没有当地官员(哪个白是个村官)的批准，你是连一锹土都动不了的。这就印证了我在本书中说的：“中国的腐败是基础性的腐败”，只要手中握有一点点审批权的官吏，几乎“无官不贪”。因为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制度的缺失。在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就会逐渐形成另一种隐形制度：即官员必须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参与地方资源的开发。参与已经成了常规，不参与反而成了“另类”，在官场就很难混下去。

这本书表达了我对中国社会改革的观点、理念及思虑，我绝不希望我的思虑不幸而言中，反而希望我是杞人忧天。在本书中我曾说过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完全是建立在农民的牺牲上的。我非常高兴中央开始高度关注“三农”问题，不只取消了压在农民身上的各种税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策。

但我也认为，这些还没有在根本上解决农村农民的切身问题，那就是土地的产权问题。2006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讨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我就此谈了我的看法。我的意见是：我国现行的土地所有制分为两种，一种是公有制，即国家所有制，一种是集体所有制。现在，公有即国家所有的土地已成了部门所有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名日“国有”，其实都由占有这块土地的政府部门、国营企业、群众团体、公共场馆等等“单位”支配，国有土地的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混淆不清。这类“单位”不但可以出租国家准许他们使用的土地，还有权出让、出售这块土地，使用权等于了所有权。国有土地和国营企业一样存在一个产权虚置问题，所以我们统观所有的贪污腐败案件几乎都与国有土地的审批有关。至于集体所有制的土地更是一个空架子。一个“集体”中的普通村民、农民对应该有他一份的土地所有权没有一点支配的权利。“集体所有制”土地的支配权完全捏在当地村级官员(“村官”)手上，普通农民只是靠一纸土地承包合同与他使用的一块土地发生关系。这种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在农村滋生了大量的“基层腐败”，农民失地现象严重，政府征用土地的补偿常常到不了农民手里，关于土地问题的上访、申诉占全部上访案件的绝大部分就由此而来。而农民即使有了土地的承包权，承包期限却最多不超过30年，可是，市民在城市中购买一套住房的土地使用权却有70年之久。住房对市民来说只是生活必需品，土地对农民来说却是主要的生产条件，这种处理土地使用权或占有权的方式是本末倒置的、极不公平的、无助于发展农村经济的。因为这调动不起农民对土地的珍惜和关爱，“无恒产者无恒心”，农民不热爱自己的土地，没有处置自己土地的权利，既妨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很难让农民在土地的转让过程中得到实际利益。我认为，农村、农业、农民的产权制度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新农村”之“新”，首先必须要有“新”的产权制度，只要有“新”的产权制度，农村就会一下子“新”起来。农民与土地之间的产权问题不解决或解决得不好，“新农村”便有华而不实的可能。国家支援农村大量资金盖新房、建学校、通电话、送彩电、修桥铺路等等善举，固然会令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但更重要的是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

2006年春季的“两会”，本来准备审议我国最重要的法律之一的《物权法》草案。这份草案草拟了近十年，不只法律专家，还有其他各方面的专家共同参与，花费了大量精力，已经基本成形，至少可以作为一个讨论的基础。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了20多年，中国社会财富增长速度惊人，民间资本发展得更为迅猛，中国社会迫切需要一部法律保护国有资产及私有财产，制订《物权法》是当务之急。但是，就因为北大的一位教授投书中央，说《物权法》违背宪法中的社会主义原则，保护的是富人的利益，说《物权法》是将乞丐的打狗棍和富人的奔驰轿车同等地加以保护，极不公平，于是《物权法》的审议在这次“两会”期间搁浅，被暂停讨论。这又印证了我前面说的：“中国难办就难办在做任何事情都要事先与‘思想’对号，不是实事求是，而是先要弄清这件‘实事’在主流意识形态上的诠释，取得哲学和社会科学意义上的通行证。”这位教授既弄不清“思想”，又坐在书斋里无视现实，根本不明白中国目前最需要产权保护的并非富人而恰恰是穷人那点可怜的利益；貌似为弱势群体仗义执言又高高在上不知弱势群体的艰难。请问：谁见过哪个富人的财产和农民那点土地房屋一样被“征用”、被剥夺、被没收了?谁敢动动他们?谁听过“白领”阶层和农民工～样领不到工资，拿着“白条”过年?谁见过上访的队伍中有个富人在人堆里挤?何况，乞丐手中的打狗棍对乞丐来说远比富人的奔驰车对富人更重要。因为乞丐除了打狗棍外再别无所有，富人的奔驰车即使被“征用”了还有宝马，还有凯迪拉克，甚至还有私人飞机!而这种称“思想”的一时之快，实质上损害贫困群体的利益，违背宪法精神的言论却很起作用，学者教授就是这样经常用“思想”把正常的事搅和成不正常。

我可以在这里大胆地再“前瞻”一下：最终，对农民的产权制度一定会出台一个新的举措；《物权法》也会在近几年内审议通过。形势比人的愿望强，形势会突破“思想”。

为了再版，我又翻看了一次我10年前写的这本书，我觉得没有必要做什么改动，而且时间也不允许我这样做。虽然这10年来又涌现出许许多多新的可喜及可忧的社会现象，足够我再“小说”一番，但那会是另外一本书了。既然这本书还不能说过时，还切中时弊，仍然表达了我今天的思考及忧患意识，还不如保持它的本来面目为好。前面说过，10年前此书出版发行后我奇怪没有得到什么反馈，我也曾主动问过一些文学评论家与社会科学的学者，征询过他们的意见。其实，凡我问过看过本书的人都对这本书很感兴趣，赞同我的看法，赞赏我在文学上的尝试和思考的勇气(思考也需要勇气的)，但也都坦率地告诉我“无可置评”，因为本书严格地说来既不算文学作品又不算社会科学类著作。我没有按常规出牌，以评论为职业的学者也无法用常规评论。这次再版，我对评论也不抱多大希望。实际上，我也并不太想让学者参与，他们的参与往往是一种“搅和”，把本来很清楚的事反而搞得让人不明白。我只希望这本书会引起认真读这本书的读者与我一起思考，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从而激发起一些更深入的思考。

本书1997年出版时我在扉页上题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句话：“我已经说完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这次再版，我想引用但丁在《神曲》炼狱篇中的一句诗作为结束语：

“走自己的路，让人们去说吧!”

作者识2006年4月28日

张贤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