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往任何一部传记相比，本书使读者更加接近一个真实的朱可夫，细致入微地刻画出了20世纪一位最杰出的军事家的肖像，令人肃然起敬。详尽讲述了这位20世纪最著名的军事家之一的辉煌曲折的一生，在这里，你还可以硝烟弥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后，以及苏联政坛的变迁。

朱可夫元帅是20世纪最著名的军事家之一，他的军事才能和道德品质影响了苏德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结局。朱可夫元帅1896年12月出生于莫斯科西南一鞋匠家庭，19岁应征入伍。在二战中，他先后指挥过莫斯科保卫战、列宁格勒破围战和库尔斯克会战，取得了极大成功。

导言 穿越时空：探寻真实的朱司夫  1

1 磨砺岁月：苦难的童年和少年 15

2 沙俄骑兵：旧军队中的当兵经历  25

3 新生政权：参加红军投身革命 37

4 空前浩劫：斯大林的“大肃反”  53

5 扬威蒙古：哈拉哈河一役成名 59

6 巴巴罗萨：希特勒悍然进攻苏联 73

7 无路可退：“我们身后就是莫斯科”  93

8 列宁格勒：被围困900天的革命摇篮 109

9 地狱熔炉：英雄的斯大林格勒  123

10 库尔斯克：纳粹的“滑铁卢”  139

11 横扫千军：白俄罗斯战役  149

12 强击柏林：朱可夫军事生涯的巅峰  163

13 坟墓婚礼：希特勒夫妇的末日演出 185

14 暗箭难防：朱可夫遭遇构陷 197

15 君臣之间：斯大林与朱可夫 213

16 咎由自取：贝利亚的覆灭 229

17 机关算尽：“老大哥”与朱可夫 237

18 异国知音：朱可夫与艾森豪威尔 243

19 力量源泉：妻子和女儿们 263

20 爱的归宿：第二次婚姻 277

21 将星陨落：永远的怀念 285

后记 人间正道：俄罗斯设立“朱可夫勋章”  289

参考书目 303

事实上，在西方世界鲜为人知的格奥尔基·朱可夫，即使是在他自己的国度里也销声匿迹了许多年，很少被媒体和公众注意或提及。他在击败希特勒军队的伟大胜利中所立下的丰功伟绩，在官方历史中被忽视、贬低甚至抹杀。历史学家瓦西里·莫罗佐夫指出，在此期间，官方的不公正对待使得朱可夫在情感上遭受了“极大的创伤”。另一位历史学家维克托·安菲洛夫把对朱可夫的迫害评价为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手下的“政治审查员们的邪恶图谋”。然而，就在俄罗斯重新将17世纪的米宁和波扎尔斯基、18世纪的苏沃洛夫、19世纪的库图佐夫等人视为民族英雄的今天，朱可夫(1896—1974)这位备受争议的苏联元帅也在逐渐被视为一名民族英雄。

朱可夫经常被人指责过于严厉……毫无疑问，他的确是这样一个人。维克托·安菲洛夫这样说道：

他确实严厉、苛刻甚至冷酷。为了击溃敌人，他奉献出了全部的身心，将生死置之度外。他期望他的部队能够勇往直前，不仅仅因为严格的纪律，更多的时候是出于一种责任和义务。1941年11月21日，在罗加乔夫镇争夺战期间，他向第8坦克旅指挥官罗特米斯特洛夫拍发了这样一份电报：“我要求你至少再坚守罗加乔夫镇24小时，不要说你做不到。”

“‘不要说你做不到!”’安菲洛夫说：“从这句话，你可以领略到朱可夫的指挥艺术以及他对于人类心理的准确把握。”

在整个军事生涯中，朱可夫一直因为对部队“过于严格”甚至“过于苛刻”而备受批评。朱可夫坚持要求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必须非常出色地完成。对此，历史学家巴迪亚金强调指出，元帅首先为自己确立了最高和最严格的标准， “这就给了他道义上的权利去要求他人”。在谈到朱可夫事必躬亲的严谨作风时，巴迪亚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进行说明。当时，作为一名年轻军官，巴迪亚金在战后的主要职责是撰写每年一度的战斗训练报告，而后呈送军区司令员(朱可夫)审阅。“我们通常两周后取回那些报告，你简直难以想象……(朱可夫)元帅在报告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注释、评语和指示。而且，他每年都要亲自处理数量惊人的此类报告。”他说，朱可夫从来不推诿任何一项工作，他认为这是他的“分内之事”。

朱可夫极其尊重历史事实。他在苏军报刊《红星报》上曾经这样说道：“时间将会还原所有事实的真相，并将公正地评判每一个人……要想更好地服务于你的人民，只有告诉他们事实的真相并为之奋斗!”安菲洛夫解释说：“朱可夫认为，不但要用眼睛观察事实，还要勇于承认事实，例如，在我们抵抗纳粹德国侵略战争的初期，敌人非常强大，不但准备充分、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而且作战经验丰富，在上述方面我们是难以与其抗衡的。他还认为，用‘大溃退’来描述我军在战争初期的表现要比用‘被迫撤退’更为准确和更加符合历史事实。”

朱可夫是一个在逆境中愈挫愈勇的人。朱可夫最小的女儿玛莎说，父亲教育她们姐妹几个永远不要向困难低头：“苦难是人生最好的学校，听天由命是一件最可怕的东西。父亲在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磨练，但这种生活教会了他很多东西，并且锻造出了他坚忍不拔的性格。”

经常有人指责朱可夫无视士兵们的生命……这是一个很难进行评价的问题，因为在东线战场上并不存在所谓的“昆斯伯里规则”(即拳击比赛中公平竞争的规则)，同时，他所面对的纳粹侵略军也是历史上最为冷酷无情的一支军队。(希特勒的爱将弗朗茨·哈尔德在日记中曾经这样写道：“在东线战场，今天的严厉是对未来的仁慈!”)毋庸置疑，当时的许多战地指挥官都可以被指责为“草菅人命”，但朱可夫却是遭受这种非议最多的人。事实上，也有许多事例可以证明朱可夫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在作战时机的选择上与斯大林据理力争，有时甚至要求取消某项作战计划(详见第15章)。除此之外，东线战场的战线长度也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例如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有数百万军队沿着一条绵延曲折的漫长战线展开部署，其长度相当于从纽约州到佛罗里达州的距离，或者从伦敦到阿伯丁的两倍路程。……P2-3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最后25年里，作者采访了多位与阿道夫·希特勒的军队殊死搏杀过的苏职陆军、海军和空军将帅，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在1941—1945年期间与朱可夫并肩作战过，或者在他的麾下听从调遣。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参加过俄国内战、西班牙内战和1945年的对日作战，还有一些人也像朱可夫那样从一名骑兵开始自己的军事生涯。他们中有许多人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役——强击柏林。他们是：空军元帅谢尔盖·鲁登科、海军元帅谢尔盖·戈尔什科夫、大将伊万·沙夫罗夫、阿法纳西·别洛博罗多、M.M.别洛夫、LG．帕夫洛夫斯基、L.s.斯克维尔斯基、阿列克谢等扎尔托夫、达维德·德拉贡斯基、谢苗·彼得洛维奇·瓦夏金、M．M．伊万诺夫……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血腥的战争中，他们中的许多人曾身负重伤，有的负伤两次、三次甚至四次。在他们中间，不乏思维敏捷、学识渊博的将军。曾经有六七位将军邀请作者到他们的家中做客。在他们的书房里，书架林立、书香扑鼻，堆满了普希金、陀断妥耶大斯基、托尔斯泰、果戈理、契诃夫等俄罗斯文学巨匠们的巨著。

2002年，在作者写作本书时，俄罗斯科学院的两位专家——俄罗斯历史学家国家委员会主任兼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学家协会主席奥列格·勒热舍夫斯基教授、历史学家米哈伊尔·米雅戈科夫 士提了极其宝贵的帮助。同时，在此还要向朱可夫元帅的两个女儿埃拉和伊拉致以深深的谢意。在莫斯科采访期间，作者就元帅生活的许多提问，得到了她们不厌其烦的解答。除了向作者提供大量的家庭生活照片之外，她们甚至还把一些贴在起居室墙壁上的照片揭了下来，方便作者复制。

在本书中，德国人对于朱可夫所取得的军事胜利的看法主要来自那些曾经到过苏联战场的纳粹国防军将军们的文章或自传。这些将军包括：海因茨·古德里安、哈索·冯·曼陀菲尔、弗朗茨·哈尔德、库尔特·冯·蒂佩尔斯基希、冈瑟·布鲁门特里特和汉斯·道尔。

在研究朱可夫的生平时，各种各样的档案馆和图书馆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作者在此向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和俄罗斯国防部中央档案馆、英国不列颠图书馆(包括极富盛誉的报纸图书馆)、大英帝国战争博物馆、俄罗斯和苏联联系研究协会、瑞士科蒂奇图书馆和美国西汉普斯特德图书馆的职员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英国、爱尔兰、俄罗斯和德国的一些专家学者们非常热心地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并且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对于长期以来支持和鼓励作者的朋友们和同事们，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在此，仅列举出他们中间少数几个人的名字：V．V．马卡洛夫、安·帕维特、珍妮特·Q·特雷洛尔、约翰·黑尔一怀特、尼古拉斯·吉布斯、罗纳德·詹姆斯·雷恩、巴利·霍姆斯、德米特里·沙拉诺夫、杰伊·阿克塞尔班克、多米尼克·弗拉佩尔、马丁·布莱克维以及俄罗斯《镜报》编辑保罗·科尔斯顿。

最后，谨向伦敦朗曼公司(培生教育出版集团)精明强干的编辑班子成员卡西·米恩、安娜·瓦因格莱德、马格达·罗伯逊以及技术编辑彭德尔顿·坎贝尔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人间正道：

俄罗斯设立“朱可夫勋章”

我认为，无论在任何国度，朱町夫都是当之无愧的伟人。

——美国陆军上将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后担任任大使）

我非常崇拜朱可夫元帅。

—一凯瑟琳-哈显曼(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的女儿）

倘若朱可夫也能像艾森豪威尔那样从本国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行动自由，我相信所有(关于德国)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美国陆军上将约翰·迪恩

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历史上最大规馍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希特勒、戈培尔和希姆莱相继自杀身亡，侥幸逃脱了行刑官手手中的绞索(作为第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帝国元帅戈林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指控为头号战犯并被判处绞刑，但在临刑前数小时“成功”自杀)。1945年6月10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朱可夫、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这几位在刚刚过去的战争中赢得巨大胜利的征服者见面了。会场气氛非常热烈，这几位盟国统帅之间彼此敬重、互谅互让，有很多共同话题进行交流和探讨。其中，朱可夫和艾森豪威尔尽管语言不同，但却体现出一种非常特殊的亲密关系，人们经常看见他们两人坐在一起聊天、喝酒、开玩笑。当时，曾有许多观察家认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苏联与美英盟国之间这种刚刚经历过战火考验的友谊拆开(在战争期间，为了实现击败法西斯的共同目标，双方经常互通最高机密，协调战略行动)。在回忆录和访谈中，一些曾经见过朱可夫或者与他共过事的西方外交官、将军和记者们有着这样一种共识：朱可夫不仅是一位在战场上无与伦比的军事统帅，更是苏联人民在外交领域的最杰出的代表。

在抵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之后，朱可夫受到了西方盟军方面铺红地毯迎接的高规格的接待。接下来，他和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之间进行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会晤。据《泰晤士报》报道，就在坐落于绿树掩映的花园之间的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设在I．G．法本化学康采恩大楼，也是法兰克福整个城市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为数极少的建筑物之一)，朱可夫受到了“皇室”规格的礼遇。当时，朱可夫一行人到达得比较早。随后，蒙哥马利率领英国代表团从自己的司令部出发，搭乘“达科他”飞机也抵达这里。朱可夫和蒙哥马利相互致以军人的礼节，接着检阅了由英美盟军最精锐部队的人员组成的方队。当时，除了一个由20人组成的参谋班子外，陪同朱可夫出席会议的还有他的性格顽固不化的助手安德烈·维辛斯基。他是斯大林派来担任朱可夫的政治顾问的，曾在1937—1939年期间的“大肃反”中曾经担任斯大林的首席检察官(有成千上万的红军指战员在那场运动中被清洗和杀害)，后来成为苏联派驻联合国的第一任大使。但是，在观察家看来，维辛斯基的存在并没有影响到朱可夫与他的英国和美国同行之间所进行的即兴谈话。Ⅲ(艾森豪威尔回忆说，朱可夫有一次在谈话中告诉自己，希特勒的法西斯军队杀害了不计其数的苏联妇女、儿童和老人，苏联政府恐怕永远无法统计出被杀害人员的具体数字。)

见到东道主后，朱可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两人颁发苏联政府对于他们的“最高奖赏”——胜利勋章圆。当时，三位军事统帅在互相交换过早期在柏林会面时的照片后，朱可夫捧出勋章交给对方，简单地说了一句： “我衷心祝贺你们!”三人随后又谈论了一会儿关于亚洲和太平洋的战事。其间，朱可夫回忆了1939年夏季自己在蒙古击败日本侵略军的往事。正是由于这次惊人的重大胜利，朱可夫才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

在朱可夫颁发胜利勋章时，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两人并肩站立，神情肃穆。随后，朱可夫发表讲话，强调战后仍然需要保持昔日盟国之间的紧密团结。可以说，早在世界面临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半个多世纪前，朱可夫就已经认识到——后来在和艾森豪威尔的私人交谈中再次明确指出——大国之间的团结一致可以防止暴力活动在未来世界的爆发和蔓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苏联解体后，在每年5月9日“胜利日”这一天，兼任俄罗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俄罗斯总统在发表演讲时，总会重申朱可夫元帅在1945年提出的加强盟国之间团结合作的建议精神。

例如，以下是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2002年5月9日的讲话：

1945年以来，整个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仍然非常脆弱。邪恶和暴力不断浮出水面。它们虽然名目不同，但本质依旧……“胜利日”既是一种教训，也是一种警告……只有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之间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才能够应对和抵制这些威胁，昔日的反希特勒同盟就是这样一个可信、可靠的证据……今天，我们已经积聚和正在积聚所有的力量，对付一个共同的威胁——恐怖主义。

为表彰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在战争中的卓著功勋，苏联政府颁发给他们的胜利勋章是一种白金质地的五角星形奖章，有红、蓝、金黄三种颜色，正中心位置是克里姆林宫的图案。后来，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写道：“(苏联政府)授予蒙哥马利和我的勋章比较罕见，我认为它们的内在价值远远超过了精神层次的象征意义。”据统计，只有5个外国人获得过这种勋章，他们分别是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将军、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南斯拉夫联盟总统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元帅、波兰元帅米哈伊尔·罗拉济米尔斯基和罗马尼亚国王迈克尔。就在法兰克福会议召开前几天，艾森豪威尔曾经亲自飞赴柏林，代表美国政府授予朱可夫一枚总司令级“荣誉”勋章。在法兰克福会后十多天，蒙哥马利代表英国政府授予朱可夫一级“巴尼”勋章。

在授勋仪式结束后，朱可夫、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三人一起举杯为联合国的胜利干杯。这是一个美丽的夏日，艾森豪威尔回忆说，大家在午宴之前首先享用了一些点心和葡萄酒，接下来是一顿丰盛的午宴，随后是彼此间一连串的祝酒活动。朱可夫是一个天才的演说家，他在午宴讲话中流露出来的真情实感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表示希望盟国之间未来能够继续成功合作。

朱可夫在讲话时没有使用任何稿子，完全是即兴演讲。这样的演讲倘若发表在一年后甚至几个月后，朱可夫肯定会因为对于盟国的过于“慷慨”的赞美受到莫斯科方面的严厉斥责。他的演讲这样开篇：

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苏联人民承担了战争中最沉重的负担，经受了战争中最惨重的损失，大片国土沦陷，无数家园被毁，人民颠沛流离……其惨烈程度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比拟的。但是，我们的人民坚信，在追求人类正义事业的征途上他们绝不会孤军奋战，一定能够得到包括盟国在内的所有朋友们的真诚帮助。他们在战斗进程中诚实守信、光明磊落，可以毫不心虚地面对任何盟友。

随后，朱可夫非常公正、坦诚地谈到了苏联在战争期间从伦敦和华盛顿得到的巨大援助：“在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处境最危急的时候，大不列颠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非常慷慨地伸出了援助之手，我们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种帮助。未来，我们所有人民都将承担起自己神圣的使命，保卫明天的世界不再受到任何形式的侵略。”

紧接着，朱可夫向艾森豪威尔敬酒，表达自己对这位美国好友的敬意：“您不但拥有一颗战士的赤诚的心灵，还具有一个外交家的非凡的头脑——能够把来自不同国家的自由战士们集合在您的麾下，带领他们走向伟大胜利。”

回应朱可夫的善意，艾森豪威尔说道：“今天，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指出，过去的岁月里，我得到了来自两个伟大国家的最勇敢的战士、最优秀的外交官们的大力帮助，我对他们感激不尽。在这里，我无法一一点出他们的名字，但是我清楚地知道他们的需要——他们需要和平。”  艾森豪威尔继续说道：“就盟军而言，我们需要和平，虽然有时我们不得不为和平而战斗。”

“至于我个人，”他补充道，“我相信，如果能够免除战争给人类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和祸端，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会不愿意放弃战争给他带来的所有荣誉、名望和其他任何东西。可以说，这是一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赢得胜利的圣战!”

艾森豪威尔发言结束后，美国人、英国人、苏联人和法国人相继站起来祝酒。起初，蒙哥马利在接受了朱可夫元帅颁发给自己的勋章之后，极为郑重地指出：“能够从朱可夫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苏联元帅手中领受这样一枚勋章，本人深感荣幸。”随着会场气氛的愈发热烈和宽松，有人看见蒙哥马利拍了拍朱可夫的后背说道：“老伙计，有空过来(英军司令部)串门。”

法兰克福会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朱可夫的心情一直非常愉快，尤其是在午宴结束后进行的自由娱乐活动期间。虽然语言不同，但朱可夫和艾森豪威尔二人仍然在一起合唱了几首曲子。当时，艾森豪威尔听说朱可夫在很多情况下——例如私人之间的拜访、回答盟国同行提出的最简单的问题——都必须向莫斯科方面报告并请示，他本人几乎没有任何自主处理的权力。对此，艾森豪威尔告诉朱可夫：“如果我连这样细微的事情都必须向华盛顿汇报而不能作主，我们的政府一定会解除我的职务，派一个能够自行处理这些事情的人来接替我。”从此以后，据艾森豪威尔回忆，朱可夫开始逐渐表现出一种“独立行事”的风格来。

在1967年出版的《如释重负》一书中，艾森豪威尔对朱可夫进行了一番有趣的描述：“元帅对于政治官员很不耐烦。有一次，我说由于希望与他谈论一个军事话题，因此就没有带上我的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来。我告诉朱可夫，只要他不介意，我可以让墨菲列席会谈。‘不，’朱可夫回答，‘既然你不愿意带上你的人，那我也把我的人赶开好了。’他随即转身对他的顾问维辛斯基说道： ‘出去吧，我不想让你站在这儿。…根据历史学家斯蒂芬·安布罗斯的记载，艾森豪威尔曾经这样在蒙哥马利面前勾勒朱可夫作为一位军事统帅的形象：这位苏联元帅完全凭借个人的努力使自己达到了一种绝无仅有的高度，他在战争中总是被派往最为关键、要害的地方。在回忆录中，朱可夫回顾了他指挥过的一些重大战役，详细解释了自己采取某种军事行动的理由、对于天气状况的关注以及进攻发起前所进行的组织和装备方面的准备情况等，“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得他成为一位出类拔萃的战略家、战役家和战术家”。

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午宴上，艾森豪威尔和朱可夫的二重唱得到了一支志愿前来助兴的美国黑人乐队的伴奏。在吉他的伴奏下，二人合唱了《老黑奴》、《故乡的亲人》和《老人河》等几首名曲。两个月后，在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的陪同下，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参谋机构访问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上，突然传来了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在听到这个特大喜讯后，艾森豪威尔也像其他人一样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不由自主地哼唱起了《伏尔加船夫曲》。据艾森豪威尔的副手卢休斯·克莱中将同忆，在载歌载舞的狂欢之余是人们之间似乎永无休止的祝酒声，夹杂着不绝于耳的碰杯声。在场的所有人都异常兴奋，喝光了一瓶又一瓶的伏特加酒。

在授勋仪式和午宴结束后，东道主方面特意为来宾举行了阅兵式和飞行表演。在英国空军元帅亚瑟·哈里斯的自鸣得意的目光里，所有来宾都抬起头观看由美英盟军1 70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组成的密集的飞行编队表演。艾森豪威尔说，朱可夫显然受到了很大触动，随后拿出了更多的勋章颁发给20位美英盟军军官，其中一些是红旗勋章，一些是战功勋章。

在法兰克福会议两个月后，艾森豪威尔接到了朱可夫要他访问莫斯科的邀请。恰好，杜鲁门总统的助手哈里·霍普金斯也告诉艾森豪威尔，斯大林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在6月24日这一天抵达莫斯科，正好可以参观苏联方面举行的胜利阅兵式。但是，如果他不能够赶在这一天到达的话，那么在波茨坦会议(7月17日一8月2日)召开前的任何一天到达都可以。艾森豪威尔告诉霍普金斯，他早就接到了朱可夫向他发出的访问莫斯科的邀请，对方希望他能够早日成行，而他本人也非常渴望能够应邀前往。但是，美国战争部起初却拒绝批准艾森豪威尔的莫斯科之行。艾森豪威尔认为，既然对方发出了邀请，自己就应当慷慨赴约，否则有失个人礼仪和大国风范。同时，他还建议霍普金斯，如果他的莫斯科之行能够顺利实现的话，请顺便邀请朱可夫访问美国。后来，霍普金斯将此事直接报告给了杜鲁门总统，请他进行裁决。

艾森豪威尔在访问莫斯科期间曾和朱可夫一起观看了一场足球比赛。据哈里曼同忆，当他们二人同时出现在看台上时，观众席上发出了“响彻云霄”的欢呼声，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热烈的场面”。哈里曼认识到，苏联军民普遍把艾森豪威尔看做苏美合作的化身，他们渴望两国之间的友谊能够持续下去。

还有一个人亲眼见证了足球观众们的这种热烈反应，他就是美国将军约翰·迪恩。据他回忆，当艾森豪威尔和朱可夫在比赛结束后起身离席时，人群再一次向他们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最后，为了表示与朱可夫以及苏联人民的美好友谊，艾森豪威尔伸出胳膊一把揽住了朱可夫的肩膀。作为一种回应，朱可夫随即紧紧地拥抱了艾森豪威尔。迪恩说，看到这一感人场景，整个球场几乎沸腾了。艾森豪威尔和朱可夫向人群挥手致意表示感谢，而人群则对他们报以更加热烈的掌声，直到他们离开包厢后才逐渐平息，前后历时十多分钟之久。迪恩指出，这种感人的场面绝对不是预先安排的，也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毫无关联，完全是苏联人民对于艾森豪威尔及其代表的美国人民的美好情感的真实流露。“太热烈了，”迪恩说，“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美国人。”

迪恩回忆说，艾森豪威尔与斯大林第一次见面就给这位苏联领导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很少跟斯大林说话，更没有说半句恭维话去迎合早已习惯了外国人阿谀奉承的斯大林。当时，艾森豪威尔和斯大林一起在列宁墓的检阅台上(观看一场运动会开幕式)站了5个小时，但由于语言沟通的问题，两人并没有进行特别热烈的交谈。

艾森豪威尔显然被他所遇到的苏联人的热情深深地感染了，他告诉哈里曼他相信自己的朋友朱可夫将会继承斯大林成为苏联领导人的，并将开辟苏美关系的新时代。他特别提到在一次次和平酒会中，他和朱可夫经常手拉手、肩并肩地出现在公众面前，为加深两国之间的友谊尽最大努力。但是，这位大使先生(哈里曼)却极力往艾森豪威尔头上泼冷水，提醒他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军事家们往往是最后一个认识到昔日的战争同盟已经终结的人。在哈里曼看来，期望值越高，幻灭后的痛苦就越强烈。他后来写道：“像马歇尔一样，艾森豪威尔很难理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政府决策过程中的重大影响力。”

尽管艾森豪威尔的回忆录撰写于冷战期间，但在谈到自己与朱可夫的真挚友谊时，他仍然饱含深情，认为他们之间的真挚友谊不断加深，一直持续到自己从欧洲启程回国为止。艾森豪威尔坦承：“这种友谊仅仅是个人之间的一种交情，并没有发展成为双方的共识，这种结果实在令人悲哀。”自从柏林分别后，二人再次会面已经是十年以后了。在1955年举行的日内瓦四大国高峰会议上，这时已贵为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与担任苏联国防部长的朱可夫再次见面了。但是，一些观察家认为，此时的朱可夫在赴日内瓦参加会谈的苏联代表团中间只不过是一个“摆设”而已。

艾森豪威尔离任后，他在德国的继任者卢休斯·克莱将军颇为怀旧地指出，当朱可夫和艾森豪威尔在柏林时，美苏两国之间的关系是良好的。但是，随着二人的相继离去，这种关系开始每况愈下。克莱认为自己与朱可夫元帅及其继任者索科洛夫斯基将军之间有着同样良好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起初我们认为可以和他们共处下去的原因之一。”他接着说道，“后来，朱可夫离开了……我们逐渐发现，我们越来越难以与他们共事了。”

克莱后来告诉艾森豪威尔，他的离任对于朱可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克莱说，艾森豪威尔在柏林任职时确信自己完全可以与苏联人进行合作。几年后，克莱再次谈道：“……我真的相信朱可夫非常愿意与我们交朋友，这一点毋庸置疑。”

在柏林与苏联人合作一年后，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后出任驻苏大使)谈了自己对于朱可夫和索科洛夫斯基的个人看法：“我们主要与朱可夫元帅和索科洛夫斯基将军进行接触，我们非常敬重他们二位。我认为，无论在任何国家，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伟人。”他说：“尽管存在语言障碍以及许多使两国渐行渐远的战后问题，但是，他们非凡超群的个人能力以及坦率豪爽的性格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美好的愿望同样体现在苏英两国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朱可夫在与盟国管制委员会中的英国代表罗纳德·维克斯将军会面后认为，双方的合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维克斯对此表示赞同。朱可夫进一步指出：“只要双方政治家继续努力，我们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1955年4月20日，朱可夫给艾森豪威尔发出一封私人信函，邀请这位已经成为美国总统的老朋友就结束冷战的问题进行直接谈判。10天后，朱可夫又一封信函到达艾森豪威尔手中，信中再次强调了进行谈判来消除大国之间的分歧的必要性。后来，艾森豪威尔承认收到了朱可夫的来信，但是并没有透露具体的内容。《纽约时报》等媒体披露了信中的一些细节，例如，朱可夫指责华盛顿方面挥舞着核武器大棒招摇过市，敦促美国政府关闭在海外的军事基地，“让那些大肆鼓吹战争的好战分子们安静下来”。事实上，朱可夫的这种批评并非空穴来风，当时美国国内的确有许多鼓吹战争的鹰派。

但是，与其他人相比，艾森豪威尔远非一个彻头彻尾的鹰派人物。据一篇比较可靠的报道称，艾森豪威尔在1954年11月指出，那些为了击溃苏维埃而不惜流血杀戮的言论，“在道义上极为邪恶”。

许多作家认为，在1955年的日内瓦高峰会议上，艾森豪威尔之所以急于见到朱可夫，绝非只是为了看一看这位老朋友这些年来发生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试图重新构建二人战后初期在德国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历史学家斯蒂芬·安布罗斯的说法)。还有些作家援引约翰·艾森豪威尔的原话说，他和父亲在日内瓦并没有见到记忆中战争后期的那个“气宇轩昂的小个子”朱可夫，见到的却是一个保守、拘谨、忧郁甚至胆怯的垂垂老者。但实际上，朱可夫这位在众多历史学家眼中的最英勇无畏的军人，是绝对不可能沦为胆小、怯懦之辈的。对于他在日内瓦会议上的表现，最有可能的一种解释就是：他对于1955年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深感焦虑和失望。当时，朝鲜半岛刚刚经历过一场惨烈的局部战争，越南和中国台湾成为大国在远东地区激烈角逐的竞技场，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有可能失去控制(美国在1954．年宣布第二年将投资4．27亿美元用来“大幅度增加热核子武器的生产”)，大量顽固不化的反共议员把持了美国国会，把那些持不同政见的自由派议员们淹没在狂热的反共逆流之中。

鉴于这种时代背景，能够讲一口流利俄语的美国驻苏联大使查尔斯·波伦认为，苏联代表团之所以带着“老战士”朱可夫出席日内瓦高峰会议，是为了向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将军表达出一种友好的姿态。有一天，艾森豪威尔在自己的总统别墅里宴请朱可夫共进午宴，除宾主二人外，在场的只有波伦和一位俄国翻译。波伦第一次见到朱可夫是在战争结束后，他当时和霍普金斯一道访问柏林。波伦回忆说，朱可夫一眼看上去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真正的战士，身材短小精悍，“强健得像一棵俄罗斯橡树”，肤色略显红润，有着一双湛蓝的眼睛。虽然朱可夫脸上经常洋溢着一丝愉快的笑容，但他生性比较保守，对于外国人更是如此。有人认为朱可夫是一位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路线的布尔什维克，但波伦对这种说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纠正，他认为朱可夫首先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苏联爱国者。波伦指出，元帅一贯主张军队应该保持独立的地位，他最终之所以黯然下台，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试图废除军队中的政治委员制度。(新近公布的资料表明，苏共高层不仅对朱可夫的独立观念忧心忡忡，更对朱可夫指控他们与20世纪30年代末期斯大林的血腥大清洗难脱干系而提心吊胆。)朱可夫新颖的政治观点与其他布尔什维克领袖的阴暗心理发生了激烈冲突，更甚的是，他主张对美国人采取宽容甚至尊重的态度更是激起了党内高层的不满。波伦认定，朱可夫对于艾森豪威尔的好感是千真万确的，“绝非一种虚与委蛇的做作”。

在午宴临近尾声时，艾森豪威尔询问朱可夫在最近休假时打算干什么，元帅回答去俄罗斯西南部钓鲑鱼。二人随即谈论了一会儿有关钓鱼工具的优缺点的问题。最后，艾森豪威尔许诺送给朱可夫一副美国产的钓鱼竿和鱼线。在波伦返回莫斯科大约一个月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收到了艾森豪威尔通过外交包裹邮寄来的一副钓鱼竿和鱼线以及他写给朱可夫的一封私人信函，内容除了问候朱可夫的生活状况外，还提醒他钓鱼竿和鱼线分装在不同的邮包里。大概是出于对大使馆方面的尊重。艾森豪威尔的信件并没有封。

早在几年前艾森豪威尔在五角大楼工作时，朱可夫曾送给他一些礼品．其中有一张很大的白色的熊皮地毯。艾森豪威尔告诉朱可夫自己很喜欢这张地毯，并把它铺在家里的地板上。艾森豪威尔还曾写信给朱可夫说，他们俩过去在柏林、法兰克福和莫斯科所进行的军事和哲学问题的讨论，令他终身难忘。

正是在1945年法兰克福会议上两人第一次见面时，艾森豪威尔对于朱可夫在战争中的贡献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战争在欧洲取得了胜利，没有哪一个人对联合国的贡献能够超过朱可夫元帅。他今天作为我们的尊贵的客人光临。但是，这位谦虚的人低估了他在我们心目中所享有的崇高地位。有一天，当所有在座的人都去见老祖宗的时候，苏联政府肯定将设置另外一种勋章，那就是“朱可夫勋章”——它将为所有钦佩军人的勇敢、远见、坚韧和决心的人们所珍视。

艾森豪威尔的预言最终变成了现实，但这一天的到来却是在半个世纪之后了。1996年，在朱可夫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仪式上，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颁布命令设立“朱可夫勋章”。对此，许多新闻媒体不约而同地评价道：“这个国家终于承认了她对于自己最优秀的儿子(朱可夫)所欠下的巨额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