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丝社是以《语丝》周刊为依托，以鲁迅、周作人兄弟为灵魂的文学社团。在20年代的文坛上，它继承了《新青年》的优良传统，发扬“五四”精神，倡导“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思想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本书以人事关系为主线，论述了语丝社的产生、演变过程及其在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的重要作用。语丝社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学社团，本书是语丝社研究的第一本专门著作。

本书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中的一册，全书共分七章：

第一章“语丝社的缘起与成立”，从孙伏园与《晨报副刊》的“抽稿风波”讲起，谈到《语丝》周刊的筹备与出版(其中包括“语丝”之名的由来)；再谈到出席第一次“语丝聚餐会”的人员讨论语丝社与新潮社之间的关系；最后是语丝社最初的十六位“长期撰稿人”的情况，及历次“语丝聚餐会”出席人员；

第二章“周氏兄弟与语丝社”，讨论了鲁迅与周作人在语丝社中所起的灵魂与核心作用；以重要的篇幅介绍了“语丝”时期周氏兄弟之间的“配合作战”(主要是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论战)；然后讨论了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之后为什么能在语丝社中结成“统一战线”；

第三章“语丝社与《语丝》杂志：从北京到上海”，首先讨论了《语丝》周刊“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宗旨，以及“文学为主，学术为辅”的定位；然后论及周作人、鲁迅、柔石、李小峰分别担任杂志主编时的情况，其中包括语丝社成员在周刊上所发表的主要文章及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因为主编的不同所带来的杂志风格的变化，以及杂志在北京与上海出版时的不同情况；

第四章“语丝社与北新书局”，从新潮社与《新潮社文艺丛书》谈到北新书局的成立，其中包括在新潮社后期李小峰在出版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然后论及北新书局的成立与《语丝》周刊及语丝社的关系；接下来介绍了在北新书局成立之初，鲁迅所给予李小峰的巨大帮助；然后讨论了从北京到上海，《语丝》杂志与北新书局之间的密切关系；最后作为附录介绍了鲁迅与北新书局之间的“版税风波”；

第五章“语丝社与莽原社”，首先讨论了鲁迅为什么在语丝社之外另发起成立莽原社，然后讨论了《莽原》周刊与莽原社的成员情况；最后探讨了因为“狂飙社作家群”与“安徽作家群”之间的矛盾而导致的莽原社的解体。

第六章“语丝社与未名社及狂飙社”，首先探讨了未名社成立时的情况，然后介绍了未名社的出版物(《未名丛刊》、《未名新集》、《莽原》半月刊与《未名》半月刊)，讨论了未名社在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方面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接下来探讨了未名社解体的原因；最后讨论的是狂飙社及其出版物，其中包括高长哄和鲁迅之间冲突的前因后果。

第七章“语丝社其他重要作家”，讨论了钱玄同、林语堂、刘半农、废名、俞平伯等语丝社重要作家以及章川岛、章衣萍、江绍原、顾颉刚等人在社团中的作用，及其在文坛和社会上的影响；

结语“语丝社分化与解体的原因”，讨论了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周作人思想上的变化，以及周作人与鲁迅在处理“我”与“世界”之间关系上的不同取向，简要地论述了导致“语丝派”分化与解体的直接的与更深层的各种因素。

001／总序

001／前言

001／第一章 语丝社的缘起与成立

001／第一节 《晨报副刊》与“抽稿风波”

005／第二节 先有《语丝》杂志，后有语丝社

012／第三节 语丝社与新潮社

022／第四节 “十六撰稿人”与语丝聚餐会

037／第二章 周氏兄弟与语丝社

037／第一节 没有周氏兄弟，便没有语丝社

040／第二节 “语丝”时期周氏兄弟的“配合作战”

048／第三节 兄弟失和，为何又结成“统一战线”

062／第三章 语丝社与《语丝》杂志：从北京到上海

062／第一节 “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

068／第二节 主编：周作人(第1—156期)

084／第三节 主编：鲁迅(第四卷第l一52期)

099／第四节 主编：柔石(第五卷第1—26期)及李小峰(第五卷第27～52期)

109／第五节 所谓“语丝体”

123／第四章 语丝社与北新书局

123／第一节 《新潮》杂志与《新潮丛书》

127／第二节 从《新潮社文艺丛书》到北新书局

133／第三节 鲁迅在北新书局创办初期给予李小峰的帮助

138／第四节 从北京到上海：《语丝》与北新书局休戚与共

149／附录鲁迅与北新书局之间的版税争端

166／第五章 语丝社与莽原社

166／第一节 鲁迅为何另外创办《莽原》周刊

171／第二节 《莽原》杂志与莽原社

176／第三节 莽原社的分裂

194／第六章 语丝社与未名社及狂飙社

194／第一节 未名社及其出版物：《未名丛刊》、《未名新集》、《莽原》半月刊与《未名》半月刊

204／第二节 未名社的衰落及解体

213／第三节 狂飙社及其出版物

229／第七章 语丝社其他重要作家

230／第一节 钱玄同

239／第二节 林语堂

247／第三节 刘半农

254／第四节 废名

255／第五节 俞平伯

257／第六节 其他重要作家

268／结语语丝社分化与解体的原因

277／参考文献

283／后记

与顾颉刚相反，在语丝社的重要作家中，废名可说是一名较“纯粹”的文人。在《语丝》创立之前，废名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1922年起他开始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作品)，但他真正崛起于文坛，成为京派的重镇之一，实是得益于《语丝》和当时任北京版《语丝》编辑的周作人的大力提携。1921年当废名还在武昌任小学教员时即与周作人通信，1922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4年正式升入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与周作人的交往便更密切起来。周作人在1934年8月访日期间曾对日本记者井上红梅说废名是他“在文坛上露头角的得意门生”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废名离开北京回老家湖北黄梅，滞留北京的周作人曾在1938年和1943年两度撰文怀念废名，表现了他对废名的深厚感情。在文章的最后则说废名“实在是知道我的意思的人之一”。废名也一直视周作人为自己的恩师，他写于1934年的《知堂先生》对周作人的为人与为文均大加赞叹。谈到周作人为文时说“中国的圣经贤传，自古以及如今，都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这以外大约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惟女子与小孩的问题，又烦恼了不少的风雅之士；我常常从知堂先生的一声不响之中，不知不觉地想起了这许多事，简直有点惶恐，我们很容易陷入流俗而不自知，我们与野蛮的距离有时很难说，而知堂先生之修身齐家，直是以自然为怀，虽欲赞叹之而不可得”；谈到周作人的为文则说“中国现代的散文，待开始以迄现在，据好些人的闲谈，知堂先生是最能耐读的了。”

据初步统计，在北京版《语丝》上废名共撰文29篇，从数量上说仅排在周氏兄弟和刘半农之后。他发表在《语丝》上的第一篇文章是刊于第14期上的小说《竹林的故事》(署名是冯文炳)，刊于18期的《火神庙的和尚》(署名“文炳”)，第73期发表《无题》，这是他在《语丝》上发表的长篇小说《桥》的一部分(署名冯文炳)。“废名”的笔名第一次出现在《语丝》上是第89期，上面有署名“废名”的《无题之三》。在发表于第128期《语丝》上的《忘却了的日记》里，有一则记于1926年6月10日的日记，上面说：“从昨天起，我不要我那名字，起一个名字，就叫做废名。我在这四年以内，真是蜕了不少的壳，最近一年尤其蜕得古怪，就把昨天当作纪念日子罢。”这则日记告诉我们“废名”这个名字诞生的时间。

《忘却了的日记》中有一则是1926年6月11日的，其中既谈到鲁迅，又谈到周作人，很有意思：“我近来不打算出去，出去也只随便到什么游玩的地方玩玩，昨天读了《语丝》八十七期上鲁迅的《马上支日记》，实在觉得他笑得苦。尤其使得我苦而痛的，我日来所写的都是太平天下的故事，而他开玩笑似的赤着脚在这荆棘道上踏。又莫明其妙的这样想：倘若他枪毙了，我一定去看护他的死尸而枪毙。于是乎想到他那里去玩玩，又怕他在睡觉，我去耽误他，转念到八道湾。”这则日记有点像是一则寓言，表明废名一开始心中对鲁迅是满怀敬重的，但最终还是走到周作人一边去了。拍不过废名与鲁迅的“决裂”是1929年《骆驼草》创刊之后的事，此前鲁迅接编迁到上海后的《语丝》杂志，废名尚在上面发表了不少文章(废名的文章第一次出现在上海版《语丝》，是第4卷第9期上的《无题之十四》，第44期刊物上有他的《无题之十八》，第50期杂志上还有他的《李教授》)。P254-255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由南京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负责策划招标、并要求我去承担。其实我当时手头正在做自己的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项目，无意再去承担这么一项任务，只是碍于南京大学董健教授、丁帆教授等朋友的情面，也出于本人担任了该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而一向无所贡献的惭愧，才勉强答应与丁帆教授一起来担当这项工作。但是一沾上这个项目，就觉得是湿手遭了面粉，事情越来越麻烦。其原因之一，是有关现代文学社团的研究资料积累不多，不足以在此基础上作较为深入的理论研究。“文革”结束于今差不多有三十年，现代文学研究在学科意义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每年全国有上百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获得学位，走上专业岗位。但奇怪的是，有关现代文学社团研究的成果却甚少。据范泉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一书所列辞目，有关文学社团的1035条，文学流派的47条，其中不少流派也是有影响的“文人群体”，也应属社团范围，如以胡风为核心的“七月一希望派”。而在20世纪80年代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领衔编撰的大型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里，成书出版的只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不满十种社团资料集，连语丝、新月、南国这样一些重要社团也付之阙如；在90年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也曾策划一套颇有规模的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丛书，分研究、资料两种，但好像也只出版了关于《新青年》和《新潮》、文学研究会、新月社、弥洒社、狮吼社、浅草社和沉钟社等几种资料(包括作品集和评论集)，研究方面只有一本浅草社和沉钟社的研究论著，其他似都不了了之。有关现代文学社团的工具书，除范泉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和贾植芳、范伯群、曾华鹏先生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社团流派》等少数几种外，没有进一步的资料搜集和研究。有关文学社团的整体性研究，除了关于创造社、浅草社和沉钟社的研究成果较多外，大多数文学社团都缺少专门的论述研究。倒是在相关作家研究中有一些涉及社团的资料积累，如周氏兄弟的传记研究中有语丝社的资料，徐志摩、胡适的传记研究中有新月社的资料，茅盾、郑振铎的传记研究中有文学研究会的资料，陈独秀的传记研究中有《新青年》的编辑情况等；此外在有关社团的研究论文中，也有不少真知灼见。但这些资料和观点大多是局部的、零星的，并不是整体、系统的社团研究。这与当前现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需要显然是不相称的。其原因之二，是项目内涵的扩大，现代文学不能仅仅理解为新文学，所谓“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准确理解应该是“中国一现代一文学社团”。既然是“中国”，就不能仅以大陆地区为限，自1895年割让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地区和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地区，在文学领域都曾经产生许多文学社团，尤其是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坛，大小古典诗社多达三百余个，可说是每一小村落就有一个诗社，这样一种壮观的诗社现象，如果不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真是谈不上研究中国的现代文学社团史；而且，既然“现代”指的是一种时间概念，现代文学就应该包括新文学运动以外的各种文学社团现象，如南社，是清末民初重要的文人社团，但由于它不属于新文学，在以往研究中便被摒弃在现代文学视野以外。这显然都是不合理的现象。所以，要真正做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目前确实还没有具备成熟的条件。

这样一来，我们所进行的项目课题就有必要再作论证，从实际出发，完成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作为第一步，就是逐个地对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社团进行资料搜集梳理，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一系列个案的研究。或者说，整体上的现代文学社团史暂时无法完成，但我们可以通过对一系列重要文学社团的“史”的梳理和书写，来综合成一套内容多样、各自独立的现代文学社团的个案史。这就是目前我们编辑这套系列研究丛书的目的。在第一辑中，有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南社、栎社以及以施蛰存等文人为核心的文学团体。这七个社团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第一种是传统文人社团的模式，如南社和栎社，其成员主要是接受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以诗会雅集的形式来抒发情怀、交流心声，诗文创作似乎是他们从事社会活动之佘的一种高雅消遣。第二种模式是依托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活动空间，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他们利用结社活动来聚集力量，向社会发出改革的声音，在他们看来，文学创作与社会活动是浑然一体的，文学如同生活。第三种模式是以同人刊物为核心聚集起来的一个作者阵营，因为是“同人”，作者队伍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学社团。如新青年社与语丝社，这个“社”本身意指“单位”(杂志社)，但也可以转喻为社团。它的标志是刊物，刊物在社团在，刊物停办，社团也就不存在了。第四种模式是文人的小团体，虽无明确的结社意识，但因为经常聚集在一起而含有了社团意义。如施蛰存、杜衡、刘呐鸥等人，他们之间的交往聚集经历了多种形式，但始终代表了某种审美倾向，因此也可以算作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学社团。现代文学社团的模式远不止以上四种，如以政党意识为核心的知识分子组织，还有纯粹的演剧组织，如剧社，暂时不在本系列研究之中。我们挑选了比较重要的文学社团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研究其发展过程中再连带出其他一些相关小社团，如语丝社带出了莽原社、未名社和狂飙社，等等。

以往的研究往往将社团与流派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所反映的文人群体面貌并不一样。前者研究的是社团的兴衰聚散，重点在人事；后者研究的是创作风格的流变，重点在创作。两者混在一起研究，结果往往是流派因素压倒社团因素，理论概括压倒作家活动。这次我们组织人力撰写社团史书系，重点在人事，这是事先就规定好的，强调社团是如何形成的，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相处的，社团与社团之间的冲突又是如何展开的，人物的行状、言论、个性都作为我们描述的对象，把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到现代文学最原初的起点：个人的文学活动。有一位专家在审读本丛书中的一本创造社研究论著时指出：“这本著作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寻绎创造社这一风格独异的文学社团的发生机制和运作历史，体现出一种精彩而务实的社团研究学术自觉。文学社团是由人构成的，其所体现出来的各种特质和各种复杂性都与人员构成密切相关。以前的创造社研究，主要从大致的理念和情感取向着手，对于创造社的内部人员结构、权力结构常常取模糊姿态，致使许多问题只能流于语焉不详，如创造社的方向转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创造社小伙计与元老派的实际关系到底如何，这本著作从创造社人员构成及其权力构成的角度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这段话虽然是针对创造社研究而言的，但也说出了我们研究每一个社团所希求的努力方向。

每一个社团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特征，每部研究著作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在这里不再一一评说。需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本书系坚持从资料整理着手，在确定写作要求和体例时，曾要求每本著作控制在二十万字以内，其中三分之二篇幅为社团史内容，另三分之一篇幅选载有关社团资料和编撰大事记，但最后的成果完成时，除了文学研究会一本在字数和体例上达到了要求，其他各部著作在字数上都超过了原来规定的要求，迫于出版社的篇幅限制，我们只好将各社团的大事记都删除，以保持篇幅上的统一。这些大事记将来再找适当的机会发表。二，目前所出版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研究书系的第一辑，第二辑的选题，如新月社、浅草社和沉钟社、大风诗社、七月一希望派作家群体等，也都在撰写的过程中，希望将来能有机会把这些成果再次结集发表，使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研究工作深入下去。

陈万雄先生的著作《五四新文化的源流》、朱寿桐先生的著作《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王晓明先生的论文《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都从整体研究的方法论上给予本书系指导性的启发，在此谨表衷心的鸣谢。

2006年3月27日于黑水斋

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语丝社是曾经在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学社团，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关于它的历史，还未有过一本专门的研究著作。本书的写作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语丝社历史的研究中来。

从1924年底至1930年初，历时约五年多时间，以《语丝》周刊为依托，围绕着鲁迅和周作人，在“语丝社”的旗号下聚集了一批后来在文学史上留下赫赫名声的作家和学者，其中既有“五四”时期的文坛老将，亦有20年代中期于文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除了周氏兄弟，语丝社其他重要成员有钱玄同、林语堂、刘半农、孙伏园、章川岛、李小峰、江绍原、顾颉刚、废名、俞平伯等人。语丝社倡导“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实际上继承了《新青年》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和鞭挞社会丑恶与黑暗的精神传统。在思想、文化及政治各条战线上，语丝社与“现代评论派”、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新军阀及社会上的各种新与旧的黑暗势力发生了激烈的交锋。鲁迅尽管没有参加北京时期语丝社的聚会活动，但以他巨大的感召力和在《语丝》杂志上撰写的大量文章成为“语丝派”的主将和领袖。语丝时期的鲁迅和周作人虽已失和，但同为语丝社的核心人物，他们在与社会上的敌对势力作斗争时却能联手作战，结成了暂时的统一战线。说到语丝社不能不说到周氏兄弟，论及周氏兄弟，也很难不谈他们在“语丝”时期的言论举动。

与文学研究会及创造社相比，语丝社同人的“社团意识”可能要薄弱一些，但语丝社是一个文学社团则是确实无疑的，这有当时的“语丝聚餐会”为证。语丝社的命运与《语丝》周刊息息相关，语丝社的兴盛时期也即是《语丝》杂志在社会上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的时候。虽然在《语丝》周刊出版不久，远在巴黎的刘半农来信希望杂志办成一个“文学为主，学术为辅”的“小报”，但就今天的眼光来看，《语丝》的“文学”和“学术”都不是“纯粹”的，毋宁说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被最广泛地阅读的是那些多少带有论战性质的文字。这其中固然有鲁迅的影响，但也是语丝社绝大多数同人自觉的追求。正如周作人在《语丝》创刊号的发刊词中所说的，《语丝》出版的宗旨是因为语丝社同人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因此想要“冲破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对于一切专制”进行“反抗”。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之后的20年代中后期，语丝社的“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确实在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发生了极大的影响。设想一下当时的文坛上如果没有了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刘半农及章川岛等人的声音，那当时的神州大地真要变成鲁迅所说的“无声的中国”了。语丝社的文学是抗争的文学，对黑暗与恶作义无反顾毫不妥协的反抗，使得《语丝》成为《新青年》精神上的直接继承者。与创造社中的成员主要是流浪文人不同，语丝社同人多有稳定的职业与社会地位(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刘半农是大学教授，鲁迅则是一代文坛领袖)，他们本可以靠自己的一技之长过上体面而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躲进象牙塔中“著书立说”以求“不朽”与“永恒”；但他们却表现出比之文学研究会中人更强烈的参与社会的意识，自觉地将“我”与“世界”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与黑暗的现实的肉搏中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这当然只是就总的精神取向而论，具体到社中各位成员，情况则不尽相同)。

但是毋庸讳言，语丝社在与对手(主要是“现代评论派”)的论战中也时有表现出意气用事之处，甚至有时不免“公报私仇”(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刘半农等人在与陈西滢论争时)，这多少使语丝社与“现代评论派’’论战的公正性和品质打了折扣。这是不能不使后来的研究者感到遗憾的。语丝社的衰落和最终的解体，社团成员内部在思想上的分歧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但却也是与“现代评论派”这个主要论争对手的消失有着重要的联系。一个在现代文学史上发生过重要影响的文学社团，在凄风苦雨轰轰烈烈的“大时代”兴盛一时，却在“太平之时”(林语堂语)和对手一同倒下，其中的意味是不能不令人深长思之的。

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对于任何一个人都会是一次“困难的书写”，而我所选的题目是为语丝社这个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社团写一部历史，于我而言只能说是“难上加难”。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笔者自然不可能有“迁固之才”，以我资质的愚钝、基础的薄弱和学力的不足，欲为语丝社写一部“信史”，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笔者在写作时不敢有“弥纶一代”之野心，但确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般的谨慎。尽管如此，由于本人见识的有限和时间的仓促，材料搜集、梳理的疏漏恐仍无法避免，阐释和分析得不够深入甚至谬误肯定也时有所见，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是真正的“抛砖引玉”之作——对于其中的种种不足和错讹之处，还望海内方家不吝赐教。

衷心感谢我的导师陈思和先生，四年前正当我感到求学无门的时候，是他接纳了我这个“半道出家”的学生。如果不是老师的信任和鼓励，我无论如何也不敢参加到一项如此重要的课题的研究之中；而如果没有老师从选题到最后定稿的悉心指导，这一“困难的写作”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完成的。通过答辩后，老师对如何充实和提高论文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意见，但由于篇幅的限制及其他的原因，本书最后的定稿与老师的要求与期望肯定相距甚远，如今书稿即将出版，遗憾自是多多，“硬伤”亦恐难免，其责任完全应由笔者来负。

我还要特别感谢敬爱的贾植芳先生。作为先生的隔代学生，复旦四年先生对我为人及为文等方面的教诲，实非笔者贫乏而无力的言词所能描述。

感谢郜元宝教授、张新颖教授和栾梅健教授，他们在论文开题和答辩时所提出的建设性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

感谢参加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的严家炎教授、王晓明教授、陈子善教授和王光东教授，他们对于论文所给予的肯定对于我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励，所提出的批评则为论文的修改和完善指明了道路。

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张国功先生，他无私地提供了许多有关出版史方面的资料。他是我多年的朋友，更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和出版史研究领域的行家，他的古道热肠和敬业精神有口皆碑。

感谢同一师门的各位学长和同学，感谢多年来你们在学习上、事业上以及生活上所给予我的多方面的帮助。那一串长长的名字，我无法一一列举，但我将永远在心中铭记着你们，因为有了你们，在未来的岁月里，当我回想起在复旦的求学生涯，心中将充满爱、温情和暖意……

感谢我的亲人、朋友、同事和学生，在我感到困难的时候，你们伸出温暖而无私的手，也许只有当一个人走到了“人生旅程的中途”，才会真正懂得友情的珍贵和不可或缺。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王昭君女士，为她在四年当中所共同承担和独自承受的一切；我知道，她的理解和爱，还将继续温暖和照亮我未来的人生旅程。

2005年4月19日匆匆于复旦北苑，

22-23日修改，12月27日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