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麦迪逊，美国第四任总统。因曾与汉密尔顿等人合著了《联邦党人文集》，亦被一些人视为“美国宪法之父”。本书叙述了他政治生涯的重要事件，并阐述了他的性格对其政治生涯的影响，是国内读者了解这位美国宪法之父的优秀读物。

詹姆斯·麦迪逊，美国第四任总统。他曾与汉密尔顿等人合著了《联邦党人文集》，亦被一些人视为“美国宪法之父”。本书叙述了麦迪逊政治生涯的重要事件，并阐述了麦迪逊的性格对其政治生涯的影响，是国内读者了解这位美国宪法之父的优秀读物。

丛书序

前言：一个问题

I 前总统时期(1751—1809)

 1 宪法之前(1751一1785)

 2 宪法时期(1786—1788)

 3 三届政府 

II 总统时期：第一届(1809—1813)

 4 政略和人事(1809)

 5 国内事务：政党(1809—1816)

 6 国外事务：两次受骗(1809一18lO)

 7 诱发战争(1811一1812)

 8 占领加拿大(1812)

 9 护卫舰和一个新的开始(1812)

III 总统时期：第二届(1813—1817)

 10 和平提议和专业主义(1813—1814)

 11 华盛顿和巴尔的摩(1814)

 12 设法退出战争(1814—1815)

 13 任期的评估

跋：遗产

大事记

参考书目

年轻时，麦迪逊差点失去自制力。他在1774年(他那时23岁)写给威廉。布拉福德的信中说：“我既没有耐心去听，去交谈，也没有耐心去想想与之有关的事。因为我如此长时间地，如此缺乏目的地与人争论，指责和嘲骂他人，以致我连基本的耐心都没有。”麦迪逊因为弗吉尼亚的圣公会对施洗传教士的监禁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对秩序的感觉被英国圣公会教徒的放荡和懒惰所冒犯。他认为这些教士傲慢、无知而且流氓成性。麦迪逊P7将这些教士与他在普林斯顿遇到的长老教会成员相比，发现后者真诚、积极，让他敬佩。麦迪逊离开弗吉尼亚去求学的理由是，这里的学校——威廉和玛丽学院此时由不称职的圣公会教徒管理。在麦迪逊该上学时，曾经在这一学院任教，对杰斐逊和威廉·斯摩曾经很有帮助的教师已经离开。这所学校后来在杰斐逊当政时又复兴过，不过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当16岁的麦迪逊在国王和王后县完成了由受尊敬的苏格兰牧师唐纳德·罗伯逊执教的5年学业后，他的父亲将他带回了奥兰治县，让他在那里待了两年。麦迪逊已经到了该进人大学的年龄了，但是，父亲给他请了一名家庭教师，仍然让他待在家里，以便随时观察他的健康状况。麦迪逊的家庭教师托马斯·马丁刚从普林斯顿毕业不久，他推荐他的这个学生去自己的母校完成学业。这对于麦迪逊本人和他将要服务的国家都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来自苏格兰的约翰·威斯布恩当时刚担任学校校长职务一年。维斯布恩给他的学生提供了最新的来自苏格兰的富有启迪性的课程。麦迪逊对威斯布恩的尊敬不亚于对他父亲的尊敬，麦迪逊一直称呼他为“博士”。由于麦迪逊在家里接受的教育，他在两年之内就完成了普林斯顿的常规课程。之后，麦迪逊又在那里多留了一年，私下跟随威斯布恩继续学习。威斯布恩后来让麦迪逊带着雄心勃勃的读书计划回到弗吉尼亚。麦迪逊进入闭门读书的时期，这延迟了他的事业选择，直到革命的爆发，才将他从书斋当中拉了出来。P8

一个问题

对于俄国和加拿大来说，1812年是辉煌的一年。他们各自击退了自己潜在的征服者：俄国击败了拿破仑·波拿巴，加拿大击败了詹姆斯·麦迪逊。1814年，这两个统治者遭受了更大的羞辱：他们都被从自己国家的首都驱逐出去。拿破仑流亡到厄尔巴岛，麦迪逊也从他被焚烧的住宅里仓皇出逃。拿破仑后来被皇家海军上将乔治·可可布恩——那个用从总统那儿收缴来的葡萄酒举杯庆贺(并戏称为了杰米的健康)然后点燃了白宫的人——俘获到了圣赫勒拿岛。关于麦迪逊，人们熟知的是他1787年在美国费城修撰宪法的事，而很少想到27年后，他作为败军之将狼狈退回被洗劫一空的华盛顿。难怪联邦党人在《新英格兰报》上所称的“麦迪逊先生之战”，一直被描述为“被遗忘的战争”。

麦迪逊曾任总统这件事似乎也处于被半遗忘的状态。1999年，当研究麦迪逊的专家杰克·N·瑞可瓦出版麦迪逊的作品选集时，总共864页的篇幅，选自其总统任期的文章却只有区区40页。更早的麦迪逊作品选同样也只包括很少几篇他当总统那几年的文章。其中的一本书——基尔冯的《詹姆斯·麦迪逊文集》(1840年)甚至省略了这部分。而在瑞可瓦1990年为美国传记系列丛书所写的共180页的《麦迪逊略传》中，有35页用来描写专迪逊努力让宪法获得批准的两年，而只用了24页简述他担任总统的8年时间。这些不对称的比例反应了大多数人的共识，即认为麦迪逊虽然是共和国最伟大的奠基人之一，但他并不在最伟大的总统之列。历史学家们定期的等级划分也反映了这一共识。麦迪逊常常被排在“非常平庸”的总统之列，而不是排在前10位“伟大”或者“比较伟大”的总统当中。

很少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一个人怎么能够在某个时期如此成功辉煌，而在另一个时期却如此灰暗?这个问题正是我这本书想要说明的——怎样将精明的立宪主义者和倒霉的总指挥结合到一起。人们通常关注那些闪光点而忽略那些暗淡的时期。对于那些对政府规划得前程似锦实行起来却平凡无奇的人物，几乎没有人试图去考察存在于他们身上的任何平常特性。而我认为，对人物的解释可以采用以下三种途径中的任何一种：环境、性格或者特定的错误。

1．环境。人们可以说麦迪逊只是遇上了一个烂摊子。当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几乎强加在他身上时，出任总统就是要被迫面对艰难的时事。但这种说法有几个问题，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麦迪逊实际上是欢迎这场战争的。他曾计划发动战争。而且，艰难的时事在别人那里唤起的是伟大的成就。在危急时刻，整个国家都会拥戴领导人——我们最伟大的总统就曾经面对包括像南北战争和世界大战等冲突在内的危机。无可否认，其他几次战争——波尔克时期的墨西哥之战，麦金利时期的西班牙之战，杜鲁门时期的朝鲜战争，或者尼克松时期的越南战争——主要是因为缺少清醒的理性和对结果的准确判断，所以才留下了比战争本身更为严重的后果。难道麦迪逊所面对的战争更加迷雾重重么?并非如此。首先，另外那4场战争面对的是更为弱小的敌人，而麦迪逊挑战的是最强盛时期的大英帝国，当时，这个国家已经号召整个欧洲摧毁了拿破仑。其次，在这4场战争中，有两场战争扩充了美国版图，但是麦迪逊将加拿大并入美国的企图遭到了失败。麦迪逊的战争和上面的任何一场战争都不一样，它看起来并未使美国获得任何利益，但却提高了麦迪逊的受欢迎程度。

对于这个卸任总统时比8年前入主白宫时更受崇敬的人，我们很难说他的失败是由于环境。他连任了两届总统，并将这一职位传给了他在党内选出来的继承人，也就是他执政时期的国务卿詹姆斯·门罗。在20世纪，毕竟在17位总统中只有4位成功连任，而且只有两位将总统之职传给了党内的继承人。20世纪比之19世纪，也许环境更加不利。  2．个性。这是一个顺耳的解释。麦迪逊的主要成果反映了他在立法方面的天赋。他在议会和国会中是最优秀的，他是我们最好的委员会成员。但是，在麦迪逊成为总统之前，他并没有真正的执政经验。麦迪逊并不像他的3位前任那样是成功的州长、大使或者军队的领导。麦迪逊曾经做过民兵的长官，但也只是24岁的时候在渥沦县给他父亲做副官。麦迪逊并非魅力十足的角色，他声音徽弱，勇气不足——他曾认为自己有点癫痫。麦迪逊非常瘦小(身高5英尺4英寸，体重100磅)，被华盛顿·爱尔维称为“萎谢了的人”，被出访美国的英国使节称为“劣种”，被反对立宪的人称为“侏儒”。麦迪逊自己不喜欢抛头露面，总是让身材高大一些、声音响亮一些的妻子代他处理许多私人关系。

麦迪逊不仅在委员会中表现出色，在保密方面也做得很好。在他现在很著名的功绩中，有很多事是当时秘密进行或者匿名进行的——比如他在立宪会议上的主张(他终其一生都没有吐露相关秘密)；他给《联邦党人文集》的捐助；他捍卫宗教自由的最杰出的文章《纪念和抗议》；他所写的《弗吉尼亚决议》和为反对分裂而写的《报告》；他匿名为杰斐逊写的小册子和为华盛顿写的仿作等等。后来的角色麦迪逊仍然做得很好。这些角色包括他第一次在众议院中做议员时，一边给华盛顿撰写就职演说，一边又为众议院撰写关于那个就职演说的回应，反过来又为华盛顿撰写对回应的感谢信，就和华盛顿写给议员的感谢信一样。正如他的文集的编者所说，在这整个事务中，“麦迪逊是在和他自己对话”。

麦迪逊常常比较静默地与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合作——与汉弥尔顿一起倡导立宪会议和编撰《联邦党人文集》；与华盛顿一起推动立宪会议和规划联邦城市；充当杰斐逊的国务卿，随后担当弗吉尼亚大学的董事。在这种与像华盛顿和杰斐逊这样的伟人合作的高矮组合中，与这些更适合在公众面前表现的人物相比，他显然相形见绌。实际上，麦迪逊常常扮演的是随从的角色，所以批评家认为他不能够独立地担当总统之职。在白宫时，他也一直受到在蒙特塞罗的杰斐逊的遥控。

确实，从天赋和个性来说，麦迪逊更适合做一个立法者，而不是执法者。但这能够为我们解释他作为总统的不足吗?在他入主白宫以前，仅仅因为他参与了立法就具有出任总统的资格吗?而现在，因为全新的任务——执政任务首次摆在他的面前，他一将自己龟缩在总统办公室，他的个性就马上变得糟糕了吗?我认为还有更为复杂的原因。

3．错误。麦迪逊任总统时犯了两个同等分量、性质又截然相反的错误，即错误地估计了英国对美国的影响。他要么认为英国对美国本土具有令人恐惧的威胁，要么认为英国远在美国疆域以外因而对美国的威胁很小。这本来是相互矛盾的概念，但是，麦迪逊关于历史和未来的特殊观念使得这两种想法看起来都很合理。在他成为总统以前，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观念就共同作用误导过他，使他被汉弥尔顿迷惑，并导致他18世纪90年代思想上的大转变，也构成他鼓动杰斐逊实行拙劣的港口禁运政策的基础。对英国的错误估计还是他希望与英国交战的原因，并且使他失去所有理性而一意孤行。

所以，以麦迪逊当选总统为界，将他担任总统前后划分为两个界限分明的不同时期分开考虑，这种做法并不符合事实。在麦迪逊的性格中，两种被忽略的平常个性一直贯穿始终，尽管这些平常之处在麦迪逊处理的大多数事务中没有被突出出来。无意于发掘麦迪逊总统任期内意义的历史学家，可以根据他无可置疑的已经达到很高程度的能力来解释他早期的成就。但麦迪逊确实有他的弱点，这些弱点在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表现出来过，但是，由于并没有造成像他出任总统后那样深刻的影响而没有引起多大注意。这些弱点是由于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而导致的地方偏见和在同行中少有的不切实际。发现他的地方偏见的是汉弥尔顿，他对英国大臣说麦迪逊“对世界了解甚少”。乔治·克林顿注意到了麦迪逊的不切实际，他既是麦迪逊的副总统，又担任过杰斐逊的副总统，他曾说麦迪逊只有“少得可怜的实践知识”。

如果麦迪逊能够以任阿直接的方式接触英国，他的地方偏见会因此减少。不幸的是，在美国早期的4个国务卿中，只有麦迪逊从没离开过美国本土。其他3个——华盛顿麾下的爱德蒙·伦道夫、亚当斯时期的特姆斯·皮克林和他自己统治时期的罗伯特·史密斯表现也不佳。虽然麦迪逊与他们相比更加聪明，也更加忠诚，但他设法让杰斐逊同意了最糟糕的政策——港口禁运。这一政策足以让杰斐逊的第二届任期以几近羞辱而告终。这一港口禁运政策正是麦迪逊地方偏见的一个产物。英国不得不接受这一政策，因为它对美国内部的“英国人”仍然有影响。麦迪逊心中的版图有点像著名的《纽约人》杂志的封面，封面上画着特大的纽约，美国大陆相比缩小了很多。在麦迪逊的版图中，随着距我们海岸远近而成比例缩小的是欧洲。

被乔治·克林顿注意到的不切实际来自于麦迪逊好读书的倾向。他是那种18世纪所谓的书橱中的人，而不是田野中的人。在书桌旁，麦迪逊是一个非凡的好学者，杂学旁搜，拿起什么书都能读得津津有味。但在社会关系中，他甚至直到31岁都没有想过要追求一位女性，后来麦迪逊挑选了一位显然容易得手的目标——一位崇敬他的男子的15岁的女儿。她显然是为了取悦父亲而答应了麦迪逊的求爱，但很快发现一个年轻的男子更能讨她欢心。麦迪逊对这件事情感到如此耻辱，他后来删掉了给杰斐逊的密码信中的相关内容，这些信是要告知杰斐逊他的服装尺寸的。这完全可以理解。让人不敢恭维的是他在信纸边缘写下这些段落的字符“难以辨认”——他将那些字符涂黑，显然就是要让它难以辨认的。我们将会发现他从杰斐逊那里重新找回了这些信件，更策略地改写了相关部分。实际上，麦迪逊表现出了想要剔除生活中不光彩段落的明显倾向。这个书橱中的男人从书外世界中退缩回去，这个书外世界跟他想像中的纯净的世界显然不相符合。

此后，麦迪逊没有再向其他女性求婚，直到12年后，他才向一个比他年轻17岁的乐观的寡妇多利·佩恩·托德求爱。他请亚伦·布尔做他的媒人和说客(布尔曾经在托德女士的母亲管理的寄宿公寓租住过)。经过快速的求爱之后，麦迪逊将很多让他不舒服的社会职责都委派给了这个热情洋溢的多利，多利为了她的“伟大的小麦迪逊”，将这些事都处理得很好。他们是奇怪而相爱的一对——在她的沙龙中，麦迪逊静静地待在一个角落里，一身黑色装束，显得像个守旧派，他的稀疏的有些斑白的头发从前向后梳理着，却掩盖不住他的秃头。多利则四处周旋，戴着进口面料的头巾，领口低露，吸着鼻烟，引领着女性时尚。

麦迪逊退出有些方面的活动是因为健康的原因。经过早年他所认为的癫痫发作的打击之后，他因为身体欠佳而一度想要一个短促的人生。当麦迪逊21岁时，他曾经这样告诉他在普林斯顿时候的朋友：“过去几个月的感觉告诉我不要奢望长寿和健康的生活”，他甚至认为自己已经不可能为将来定什么计划了。当他后来被邀请为政治任务出国旅行时，麦迪逊说他的精力不适合那样做——1785年他在写给杰斐逊的信中说：“对我这样身体上有着非常疾病的人来说，漂洋过海是不合适的。”像这样由于健康厚因而加强了他的褊狭的时候，并非仅止于此。甚至在麦迪逊担任总统期间，他也尽量把时间花在他自己的种植园上，而不想返回华盛顿，即使是在他的财政部长阿尔怕特说非他出马不可的危机时刻也是如此。麦迪逊更愿意收到二手的关于所发生事情的报告。(相反的，亚伯拉罕·林肯却是经常出入于白宫附近的电报间。)麦迪逊想要一个过滤器，让他考虑问题时可以不必直接面对压力。他认为距离是优点，就像他的代表理论对这个不断扩张发展的共和国的益处一样。在大多数法律文件中，他应该都是正确的。但是，美国总统职位并不是立法办公室，难怪罗纳德·怀特认为，麦迪逊当弗吉尼亚大学的校长应该比当这个国家的总统更为开心。终其一生，麦迪逊选择了细心地关注自身的反应，这将他与他人从方式上区别开来——其他人的方式是直接对事件做出反应。

用克林顿的话说，由于“不切实际”，麦迪逊在真实的世界中对他想做的事很天真。他觉得，在书中被证明过的会在实际中被轻而易举的接受。当麦迪逊在草拟文件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放弃那些可以让他显得更有智慧的建议。在大陆会议中，麦迪逊主张筹建海军，并要求各州分担国防费用——他将之看成是多米诺骨牌效应，认为海岸城市会对海军的压力有所反应，而接着内陆城市也会对海岸城市有所反应。 在立宪会议上，麦迪逊希望国家能对各个州的法律拥有否决权。在起草《权力法案》时，麦迪逊企图赋予联邦与各州同等的权力。一个在实际世界中更为精明的人能够看出，这些主意没有哪一个在当时能有一丝被接受的可能。所有这些提议都被很快否决，尽管『也曾反复努力。因此，它们也没有给后人留下这种印象：麦迪逊性格中有不切实际的一面。港口禁运是他付诸实施的具有梦想色彩的建议，他从没看出这一政策是多么错误。以致他在出任总统时，还一直想重新实施这一政策。

为了在人们更为熟悉的麦迪逊当选总统以前的时期和人们对之缺乏印象的麦迪逊担任总统的时期之间寻找出一条贯穿一致的线索，我为这本书的主要部分写下了以上的序言，对麦迪逊直到当选为总统前的历史做了一个简单的描述，从而说明他性格中的一些因素后来频频出现，看似令人惊奇，但其实他一直都是这样。我希望，这将会显示出麦迪逊作为总统的缺点并不完全是环境或者个性的反常产物。他总统任期里差强人意的表现仅仅部分是由于1809年他入主白宫时的国家情形造成的。因此，我这本书的前三章不是平均使用笔墨来书写他的生活，而是通过深入的考察，挖掘出有助于解释造成他总统任期内决策正确或失误的因素。要对麦迪逊在白宫中的表现进行最终评定，就必须综合考虑他的功劳与错误。我首先把重点放在他的错误上，这是因为大多数人关于他出任总统的疑问是：为什么麦迪逊在其他领域都表现优秀，在做总统方面却表现暗淡?本书要说明的就是这个问题。

麦迪逊在1817年离任，他已经66岁了，但是多利当时才49岁，她想去游览巴黎，因为她很多年都从那里订购外套。但麦迪逊说他们没有那么多钱，他被迫卖掉土地和奴隶的时候他的种植园就已经开始萎缩了。在麦迪逊死后，多利将返回华盛顿居住；但是接下来的12年，他们都没有离开过蒙特彼利。1829年，麦迪逊当上了弗吉尼亚州制宪会议的代表，他带着多利去了李奇蒙德。这是他参加的第四次宪法会议，也是当时那里惟一参加过前面两次会议(1776年弗吉尼亚州会议和1787年费城会议)的人；他曾经的追随者，后来的敌人，约翰·马歇尔曾经出席过1788年弗吉尼亚的修宪会议。他们俩联合起来，一起反对像国际改良这样的事情。

首席委员麦迪逊，在78岁的时候，一身行头非常高兴地坐在前排，参加了长达3个月的激烈辩论，他担任立法委员会的主席，尽力去促成他立法生涯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折中方案。会议最重要的问题是重新分配名额的问题。在弗吉尼亚，行政区都是根据人口来分配的，包括奴隶。因为东部地区的业主们有更多的奴隶，西部地区感到(或者本来就是)在立法上的代表名额不足。西部想以“白人为基数”来计算人口，麦迪逊开始时的身份也是地区发言人。他建议用在参议院使用旧的汁算方法，而在众议院则采用以白人为基础的计算方法，但是双方都不满意。麦迪逊提出了一种更老的折中方法，从大陆会议时就开始这样计算了：把奴隶以3／5的比率计算(联邦数字)。东部的利益最终获胜了，而麦迪逊最后的那些年的主要主题，奴隶制度，很明显引发了很多的事情。这个伟大的立法者没有能够使得会议接受他的折中方案。族长们赢了。麦迪逊很沮丧，虽然他尽他最大的努力笑对这样的结果。德鲁·麦科伊在一个对麦迪逊最后几年的非常敏感的状态的研究中写道：“1829年的会议，我们可以说，把麦迪逊渐渐地推向了即使不是绝望，也是自欺欺人的边缘。在奴隶制问题上的两难境地使他不安。”

奴隶制问题被压到了年迈的麦迪逊的头上，因为那些奴隶制的保卫者现在拿出了1798年他和杰斐逊的分裂性的言论。麦迪逊尽力地隐瞒杰斐逊就是《肯塔基决议》的作者，以及这个决议的最原始的草稿中包括一些无效语言。他很尴尬地否认他和杰斐逊曾经考虑过这样的事情。麦迪逊尽力地捏造或者对他自己的“介入”言论不予重视，当麦迪逊被迫去看他那些旧文件的时候，他尽力在他们之间制造出某种一致，或者用后来的观点整理他们。例如，把他对汉弥尔顿产生的敌意的时间改到前面，或者把对像华盛顿和拉斐特这些人的批判归于沉默，或者就把他进入州的权力机关的道路模糊化。

朱利安·博伊德，杰斐逊文集的编辑，逮住了麦迪逊的一个很过分的伪造。为了消除他在写给杰斐逊的一封已经编码的信中对拉斐特的批评，麦迪逊不仅删除了原始的段落，而且模仿杰斐逊的笔迹改变了信件的接收者。这个在委员会中专门调解别人意见不合的幕后调解人想尽力让自己前后一致。为了将淡化自己在弗吉尼亚决议中扮演的角色，麦迪逊让杰斐逊去除了他在弗吉尼亚大学的课程里为决议所做的所有辩护。麦迪逊在他有生之年里十分反对把大陆会议的过程——无论是他自己的笔记还是政府的记录出版。他知道自己笔记的价值，他想让这些笔记在他们的种植园垮了之后，给多利赚些钱用。他的笔记非常贵重，他希望他的文件能卖上10万美元。但是在最后的日子打开这些宝贝的时候，他又尽力想让原则和政治的现实相适应，所以他去除了其中不可避免的反复和矛盾之处。正是他作为一个立法协调者的力量，使麦迪逊在战争中固守着不可改变的理论。

虽然“独立备忘录”夸大了他对给教堂免税的反对——他只否决了一个，但是让另外两个相同意义的(他没有提及)通过了，麦迪逊还是感到没什么必要去改变他总统任期内的记录。麦迪逊最关心的是他所说的“介入”的教义被误用来保护南部的分裂主义。欧文·布兰特注意到了麦迪逊有多么焦虑，他的财政部长请求恢复美国银行时，总统害怕公开表示他支持这件事。当拒绝执行联邦法令的人说他在州主权问题上不一致的时候，这件事情的危机更加重了麦迪逊对自己的关注。麦考伊写道：

在他人生的最后6年里，在一大堆似乎要吞没他的个人的经济麻烦中，麦迪逊都无法让这些拒绝执行联邦法令的人在脑海中消失。有时，精神的动摇是身体崩溃的原因。在1831年和1832年稍好一些的时候，他也因为严重的风湿症和长期的胆汁质高烧卧病在床。他确实是因为忧虑而生病，他开始因为自己无法让追随他的市民们理解他而绝望。

一些麦迪逊的崇拜者拿着他记录的回顾性的修正案，为他一生的一致而争论。这种化妆式的关注是没有必要的。再没有人比布兰特更崇拜麦迪逊的了，然而他从来不否认这个人的自相矛盾。而本质的伟大并不会因为这些而被抹杀——也许没有伟大的政治家能被抹杀。麦迪逊让我们对其崇拜万分并不是因为他的一致，他有其他的美德。在结尾的时候我再强调一次，在讨论他的任期时，我不得不遗漏他的更大的成就。在这个国家的建立者中，只有两个比他更重要的人——华盛顿和富兰克林。作为建立宪法框架的人和宪法保卫者他是独一无二的——詹姆斯·威尔逊排第二，但还是被麦迪逊甩出了老远的距离。麦迪逊的成绩最好的部分是他对坚持宪法的关心。作为一个宗教自由的战士，他和杰斐逊是平等的，甚至于超过杰斐逊，而其他的人都不在其列。即使他仅仅被认为是一个作家，也只有杰斐逊和富兰克林是很明显的更伟大的文体家。没有人可以为这个国家做任何事情——甚至华盛顿也是如此。麦迪逊已经做了很多了，而且比许多人做得更好。这已经足够了。

麦迪逊是一位伟大的立宪主义者，被尊称为“美国宪法之父”，与其辉煌的职业生涯相比，麦迪逊的总统生涯不算成功，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一但即便如此，麦迪逊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仍然增强了美国的国力，美国已经不再是欧洲风筝上的一段小尾巴，只能跟随在欧洲身后毫无主见地在穹苍飞舞；美国已从一个弱不禁风的新兴国家，逐渐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尊敬。

——加利·威尔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