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深入浅出，以南唐李煜、晚唐李高隐、宋未文天祥，清代纳兰性德等为切入点娓娓道来，解读了历代中国文人的命运。行文大气磅礴，知识和感性把握得恰到好处，作者的才气和学识超越了他的年龄，本书不乏历史小说的传神结构，在文章体裁上作者更是有所创新和突破，可以说作者是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中文史功底很深的一位，堪称年轻的实力派学者型作家。

本书以南唐李煜为开篇，以苏曼殊收尾，纵跨有千年之久，解读了中国九位有影响力的文人的曲折命运，以及他们在历史困境中表现出的人格魅力。中国的许多不朽文学作品都与作者本人的漂泊或行旅有关，比如王勃写下《滕王阁序》就是在南下省亲的行旅途中；再如《琵琶行》，就是白居易在远离长安的贬所写下的，旅途的困顿和政治的失意，无形间促成了千古美文的诞生；且说那大名鼎鼎的李白，更是把“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当作人生一件大事去做，正是游历才有了他的川行华章，才有了他的不朽诗名；还有这本书中的李煜，他的那些千古传诵幽怨哀婉的词，大多数都是在北行的途中和囚禁汴梁的时候写的。这些文人有一个相似点，就是都有着置身他乡的经历，羁旅的漂泊和艰辛让他们文如泉涌、佳篇似潮。这也是我书名的由来之一。

自序

一江春水东流去

两难天涯路

人面不知何处去

何处望神州

南方的叹息

东林名士

人迹板桥霜

人生若只如初见

踏过樱花第几桥

后记

扬州已经过去了，李后主仍站在甲板上，面朝江南。他心爱的小周后也茫然若失地陪他站立在瑟瑟江风中，两人一时皆已语塞，李后主眼里噙着悲泪，依依不舍地向船尾的南方望去，那里曾有过自己的琉璃宫殿，那里曾有过自己的故国江山，而此时已皆化作流水远去。这次北上汴梁，是北宋赵匡胤的意思，李后主知道自己已是位亡国罪臣，再也不是昔日的江南国主了，原本绝不出降的誓语随着建康的沦陷而殆尽。现在他只准备带着群臣旧部，一起北去汴梁，企得北宋朝廷对他们的宽赦。李后主这时突然想起了东吴降晋的孙皓，时间才过了六百多年啊，今天却轮到了自己，李后主心似针扎，嘴角露出了苦笑，那笑酸涩而隐痛，转而泪落甲板，低泣无声。

淮水过去了，汴水也已在身后，李后主的船队离长江越来越远，江南故国，这一别不知何时再能相见。

一

船外夜色已经降临，两岸茫茫，李后主颓然地回到了船舱。这时他的心里也是一片黯然，他想起了过去许多的往事，从他登基一直到现在的许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后悔的心绪像船舷外的水涛声涌上心头。

那时远踞岭南的南汉国已亡，李后主的南唐自然成了赵匡胤的下一个吞并的目标。在这之初，李后主见北宋南下势如破竹，连灭荆南、楚、后蜀，最后又灭了南汉这四国，非常担心北宋军队会趁着士气正旺时一举吞灭自己的南唐。李后主想出了一个办法，让自己的七弟从善，以进奉使的身份，带着万千重金锦帛，北上汴梁祝捷，希望这样能获得赵匡胤的开恩而罢兵。赵匡胤是个足智多谋的帝王，见李煜又是在关键时候这样乖顺地纳贡，心里一阵暗笑，他决定扣留从善。

赵匡胤给这个扣留以最冠冕的托词，让从善担任北宋朝廷的泰宁节度使，按照这个官职，从善应该到山东兖州去赴任。可赵匡胤分明只是想把他作为人质，让他滞留京师，除此之外，赵匡胤还“好心”地为从善在汴河南岸的汴阳坊大兴土木，为他造了处豪华的宅第，不言而喻，赵匡胤是在告诉李后主：哪一天你到汴梁称臣来了，从善就可以不做人质。

可现在想起来，最让自己后悔的不是派从善北上。是他悔不该在之后又中了赵匡胤的奸计，杀了位真正能为南唐江山抛洒热血的骁勇战将林仁肇。这位名叫林仁肇的战将，在李煜父亲李磕当政时即已负盛名，后周兵马入侵淮南，他就曾率部援寿州、破濠州，还带领千人敢死队乘风火焚正阳浮桥，战功显赫，忠心可表。因了他的这些功劳，中主李■就授他以润州节度使的职位，后来移镇武昌。这武昌北临中原，乃咽喉之地，南唐朝廷委以重任，隔江抗宋，可见朝廷对他是极其信任的。

后主李煜即位后，还是按照父王的部署，让林仁肇留任原位。林仁肇不愧为一难得的帅才，当他见北宋灭掉南汉还尚没班师回汴梁时，就敏锐地觉察到这对南唐是次难得的机遇。他果断地上书李煜，恳请与之当面“独对”，李煜答应了他的恳请，召之入朝。林仁肇这次单独地回金陵国都，一是为了在国难当头之时献计献策，二来更是为了请命出战。当他见到李煜时，分析局势，极其坦诚地向后主提议，北宋连年出兵征战，远平荆楚，又攻后蜀南汉，千里劳顿，军士一定疲惫不堪，而且他熟悉淮南地形，防务必定空虚，这正是南唐出兵的好时机，林仁肇请命说自己愿领精兵数万渡江北伐。李后主觉得孤军深入没有胜出的把握，沉默不语，林仁肇继续陈述他的观点，说可以先立足寿州，到那里发动起当地怀念南唐的百姓，让他们筹集粮草，然后就可以收复淮南诸州，这样可以扩充兵马，为有朝一日攻取汴梁作准备。林仁肇甚至为李煜如何向北宋交代的办法都已想好，他让李后主在委以重任前，先将林家的眷属全都佯装拘捕入狱，这样即使赵匡胤最后责问起李后主，也就可进可退，林仁肇可谓赤胆忠心，一腔热血。李后主听得也备受感动，但他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生怕不但事情不成反而闯祸，得罪了赵宋。林仁肇的忠心并没最终激起李煜的决心，反让他觉得畏惧了，他甚至担心在武昌的任上林仁肇会不会再出什么“乱子”，于是便将之调往洪州，任南昌尹。林仁肇甘愿蒙受杀身灭族的风险，一腔热血的报国热忱，被软弱的李煜当头浇了盆冷水。P1-4

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是我的老师余秋雨先生。余老师和我是忘年之交，在历史散文的创作上我知先生甚深，而先生对我这个“年轻人”也不计长幼，鼓励尤多，期许亦深。这次，余教授作为惟一被邀请的华人学者刚参加完在东京召开的联合国世界文明论坛大会，才回到国内，便又投入到四部学术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中。同时还有台湾几家学术出版机构向他约稿，日常事务极其繁忙。可先生仍是利用晚上的时间，从头至尾仔细地看过了这本书，随后欣然泼墨，题写了书名，让我这个晚辈非常感动。

我的这本书，以南唐李煜为开篇，以苏曼殊收尾，纵跨有千年之久，解读了中国九位有影响力的文人的曲折命运，以及他们在历史困境中表现出的人格魅力。我突然发现，中国的许多不朽文学作品都与作者本人的漂泊或行旅有关，比如王勃写下《滕王阁序》就是在南下省亲的行旅途中；再如《琵琶行》，就是白居易在远离长安的贬所写下的，旅途的困顿和政治的失意，无形间促成了千古美文的诞生；且说那大名鼎鼎的李白，更是把“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当作人生一件大事去做，正是游历才有了他的川行华章，才有了他的不朽诗名；还有这本书中的李煜，他的那些千古传诵幽怨哀婉的词，大多数都是在北行的途中和囚禁汴梁的时候写的。这些文人有一个相似点，就是都有着置身他乡的经历，羁旅的漂泊和艰辛让他们文如泉涌、佳篇似潮。这也是我书名的由来之一。中国传统的文学中，怀古始终是一个主题，多少好的诗歌词赋都是气贯千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样的宋词巅峰性句子，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苏东坡的怀古主题。可在当代，真正能把古典美学理解透并运用于创作中去的作家，也只有余秋雨先生一位了。《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给我们的美学享受，是其他作家无法给予的，小说家往往沉迷在自己主观世界里精心编织故事，而某些死板的书斋学者又缺乏潇洒生动的好文笔，文章枯燥得像被嚼过的甘蔗渣。也许，中国散文注定要在余秋雨先生出现后有一个大的转向。扎根于传统文化并深受其熏染的中国文人中，必然也会站出一个文势如虹、笔底山川万里的作家，中国文坛出现余秋雨散文这道亮丽的风景是必然的，而他也无疑开了散文的一代风气。当代有“大江东去”健笔者，亦惟余先生一人。

无论有多少居心叵测的批评，都不废江河的流向。在那些批评家中，我觉得他们的心态还未必有我这个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健康，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创作作品是第一要义，但有些人却舍本逐末，他们所有的代表作加在一起就是一堆骂人的文章，靠骂人吃饭，这一点其实是不正常的现象。而且有些老者，也喜欢夸大其词，然后表现自己如何如何会考证。其实这些人不懂历史散文的实际创作，这种文体的跨度大，涉及的学术细节多，必然会出现可商榷的部分。比如实际创作中我也曾遇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在写李商隐时肯定要引述那首“锦瑟”诗，但这首诗从唐末到当代一直有学者考证。记得我们南大中文系已故的程千帆老先生就对此诗作过解释，可他的看法也只是其中一解，学术界始终没有统一的答案，有人说是悼亡诗，有人说是自怜诗，也有人说是为贬谪的李德裕所写。那么对于创作散文的人来说，这首诗怎么去引用，放在何处?当时，我写到那个地方也就哑然失笑，要是认识那位擅长咬嚼的先生就好了，心想他会对这首诗有具体而确定的考证，但无疑，他要是说出一个答案，估计海内外会有几百个唐诗研究学者群起反对他。相信读者也明白我的意思了，其实学术细节是有很多商榷性的，而一般的读者并不是专业的研究者，对真相未必了解。正是这个原因也就被那些居心叵测而又有些考据根底的人利用。他们往往说出的只是专业学术研究中的一个见解，最终目的也不是善意地帮作家指正瑕疵，而是搞臭对方，实际上他们很多观点在学术研究的领域中多半都是可商榷无定论的。

我们再客观和心平气和地说，任何一个作家在作品中都会有疏漏，即使钱钟书先生这样的大学者也不例外，《围城》一书在翻译到德文和法文的过程中，译者就多次发现了书中的疏漏和错误，这件事钱先生几次谦谨地在再版前言中提及；曹禺是中国杰出的戏剧大家，但他的《雷雨》中却有一处鲜为人发现的硬伤，就是周萍夜晚悄悄地去看四凤时，四凤不让他从窗口进去，他就向里“手推着窗门”，两人一推一拒，请注意“推”字，可我们知道窗户是没有向里开的，一阵雷雨过后窗被风吹开，曹禺又让四凤去“拉着窗扇，慢慢地由外面关上”，显然作者创作的时候过于投入在人物心理的把握上而忽略了窗子的细节，这样的硬伤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已算不小，但丝毫不会影响曹禺对中国戏剧发展的贡献和《雷雨》作品本身的经典性。现在的情况是，有些人指手画脚地站出来叫读者们要“因噎废食”，企图以此达到不可告人的否定一位作家的目的，瑕疵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有些人为了达成私自的目的，而将瑕疵的严重性无限夸大。他们心里也知道，即使否定不了搅和搅和也是好的，这些人不是别有居心又是什么?

又想起了一些擅长空谈的批评家，他们说文化散文中不能融入一些小说的笔调，说有了小说的笔调就是不严肃。我偏偏不信，这本书中，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运用了大量小说笔法，所以我这本书的文体，将它定为“新历史小说”或“新历史散文”，都可以．这本书我本就想打破这种界限。我不知那些批评家哪来的观点。说散文中多了塑造场景的小说笔法就影响到了文章的严肃性，他们不知道写文章本身就可以“破体”的。金代学者王若虚在《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七《文辩》中说文章的体例是：“定体则无，大体则有。”明代的学者孙月峰也曾说：“且体从何起?长卿《子虚》，已乖屈宋；苏李五言，宁规四《诗》?”是啊，既定的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还不是人去定下的，既然是人定的就不能去改了?贾谊的论文像赋，辛弃疾的词似论，若是死守体例那不是作茧自缚又是什么。小说情节的运用，且把握好的话，只会增加可读性而不会影响文章的严肃性，读了《二十四史》的人知道，那些书都是史家极严肃的学术著作，但文章中要描写一个帝王或一个名臣的诞生都会有“雷电晦暗、神光突现、梦与神合”的场景。帝王将相出生，屋周围真的有神光出现?这些是再典型不过的小说笔法了，史书的作者不是无血无肉的机器，在为故人立传时多半会带有自己的感情色彩，而且正是加入这些虚构的又无伤大雅的情节之后，史书才更有了可读性。相同的，对于历史散文来说，用小说的笔法来还原历史的场景，既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和艺术性，又不影响史实，何乐而不为呢?  最后，我谨以此书献给我同时代的大学生朋友，也献给父辈的读者朋友们。我们到何时哪代都不会忘记，在我们脚下有着同一片辽阔的土地，那里有我们的千年故国，那里有不曾湮灭的文明。

写一本书好似一次行旅，到了终点该缓口气了，却发现脚下又将是下一个起点，所以后记只是一种了结而非终结。就像行旅者在远乡青山间走了很久，偶遇一座茶亭，那就歇歇脚，坐下来，会心地从茗香清风中品咂来路的艰辛，稍作恢复，便又该启程。

创作可以说一项时间的事业，创作本身需要时间，而作品的好坏也需要时间来评断。以后散文还会继续写下去．小说也不会丢弃。写散文是写我想说的话，写小说是替笔下的人物说话，这两者是不矛盾的。很多读者在看完我的第二本讽刺小说时给我来信，他们读惯了我那本《山河寂寥》的风格，惊讶一个人怎会写两本差别如此之大的书，一个严肃的散文作者居然还有尖刻锋芒的另一种文风，说有些作家一辈子都只写一种风格的文章、一种风格的书，怎么独你脚踏两岸、左右开弓。其实这也不足为怪，对历史的多情，那么文章必然沉郁恣肆；对现实生活中世情百态的不满，那么文章也自然会尖刻，幽默和讽刺其实也是一种婉转的锋芒。写历史散文是抒胸中之逸气，以及对中国文化本身的感情；写讽刺小说，是希望能通过幽默的一面来警示人心，沉淀一下生活中的浮躁。当然，诚如读者朋友信中所说，能驾驭差别如此大的两种风格是少有的，少有不是没有，最近我也当了回责任编辑，替张炜先生看了他将在上海三联出版的《楚辞笔记》，众所周知张炜先生是以《古船》、《外省书》、《能不忆蜀葵》等小说名世的大作家，本行是小说创作，没想到国学底子亦非常了得，学术文章也写得出，而且照样写得文采飞扬、潇洒气派，相信一般的酸腐学者看到那本书后自会汗颜。左手右手皆有所擅的例子不在少数，谁也没规定一个作家只能守住一种文体的贞操至死不渝的，文艺女神似乎也更喜欢不专一的创作者，余光中先生说得好，诗歌是他的情人，散文是他的妻子，在创作上他是个多妻主义者。好一个文学的“多妻主义”者!正是有了那不专一和不满足，才能写出出新意的文章，这个观点我觉得可以借鉴一下。当然我似乎也得向读者朋友声明，此借鉴只限于文学创作，要在生活里边实践一下的话，本人不负误导责任。

提到这本书，读者也许难以想象，我写这本书的动因之一，竟是因为一首歌曲，此歌以词牌为名，叫《虞关人》。在我还没出生之前的那个年代，这类歌由于歌手来自当时的台湾，代表着与大陆社会氛围不同的流行文化，所以长期被看作“靡靡之音”，可现在回过头去看呢?就说这首《虞美人》，一唱三叹，比起时下浮嚣而吐字不清的流行歌曲，不知品位要高多少。当然这也和词作者有很大的关系，他毕竟是那位才华绝代的南唐后主李煜。我们知道，无论宋词清词，都是可以用来唱的，但由于时代的迁易，与词相配的曲调早已湮灭于时间的洪流，甚至有些不知名的词根本就从没被配过曲。我们大多数的后人接触的，只能是传之于书册的平面文字。而在这里，“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后主词的那种出自本真的哀婉凄怨、离愁别恨、家国之痛完全被优美的旋律演绎了出来。接着我便有了书写李煜的冲动，这也是此书以他开篇的原因，随后陆陆续续又想起了一些值得写的文人，比如晚唐的李商隐、宋末的文天祥、清初的纳兰性德等等。他们多是历代的文章高手，他们才华绝世却又都命运多舛。几乎每一个都构成了一个独立的传奇，怎能不让我虔诚地拿起笔，对他们人生作一番解读?他们的川行华章、升沉荣辱让我无法不为之惊叹和感动，写到他们的伤心处．也不禁眼角湿润、搁笔沉思。这些文人每一位都经历过人生的大悲喜，有几位更是生时凄凉、身后寂寞。而我所能做的，也只是以自己的一枝孱弱之笔，记录下他们在历史长路中的侧影，而侧影的远处，却早已是西风残照、斜阳如凝。

最后，还需感谢我的老师和朋友金克林先生，以及中国社科院的白烨先生，他们对我的创作都给予了很多的鼓励和关心；作家出版社资深编辑王为建先生，更是为此书倾注了不少心血；还有一直关心支持着我的广大读者朋友们，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宋浩浩

2005年10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