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本是十分时尚的一种艺术形式,但纵观这些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史,却大多流于事实的简单罗列,很是乏味。事实上,中国近百年的电影史充满了戏剧性和故事性,也从来不乏经典之作。本书所要做的正是还中国电影史充满张力和戏剧性的丰富原貌,让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生动形象地浮现出来。也因此,本书摈弃了传统的电影史叙述方式,不再是经典影片分析与电影史实堆砌的简单编写方式,而是在尊重历史的同时,尽量挖掘电影史的诸多生动细节,在梳理大的历史脉络的同时,用平实的语言娓娓讲述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同时,本书构思精巧,从时间上纵向切入,在中国电影100年中精选出电影业界研究者公认的15个重点年头为15个点,连接形成一条中国电影百年曲线。对于线上的每个点(年)则从空间上横向展开,在本年度中精取2-4个相关电影故事具体讲述,形成点中小点。由此形成“小点(故事)——点(年)——线(100年)”的曲线图谱。本书图文并茂,可读性非常强,即可作为电影学专业的学生的课外读物,也不失为普通读者了解中国电影史的佳作。
文字的魅力在于把时间凝固住,而胶片的魅力则在于,24格将时间逐一放出,映成美丽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一百年的光景,从《定军山》开始,近三万部长短影片,组成了中国电影长城的头一个百年片段。
公元1905年,是为大清国光绪三十一年,论干支则为乙巳,转瞬至今已有整100年之遥。这一年,电影(时称“电光影戏”)传人中国已有9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北京琉璃厂土地祠的丰泰照相馆诞生。《定军山》的拍摄者任庆泰曾得慈禧太后亲授四品顶戴,但在1905年,大清宫廷刚刚发出禁影谕旨,电影被正式放逐民间。如此一来,电影在当时作为玩意儿的身份变得更加明显。
然而,追溯电影的前史,其前身皮影就诞生于汉代宫廷,走出宫廷流人民间后,辗转传到欧洲,促成了电影的诞生。从皮影的诞生与传出,到电影的诞生与传人,时空构成一个轮回——皮影成为电光影戏回到宫廷。1905年,轮回后的电影在大清宫遭禁,电影的生命力也在这一节点上戏剧性地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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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24日,北京正阳门火车站一改往日的嘈杂喧哗,气氛肃穆森严。站台上一行走来五位清廷大员,身后是大批参赞随从。这天是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的日子,清廷是在100天前下旨作出这一决定的。谕旨发出不久,有个叫吴樾的青年匆匆从东三省入关赴京,在24日这天准时出现在正阳门,身份是五大臣的一个随从。不同的是,他怀里揣着颗炸弹。他曾是一个崇拜康梁。的改良者,后来阅读了《警世钟》等革命书刊,幡然成为激进的革命党人。到上车的时候了,吴樾低头跟在商部右丞绍英身后踏上专列。列车上有刺客,五大臣根本没想到,但接着发生的事情却是吴樾不能预料的。他踏上列车的那一刻,机车和车厢正好挂钩,车身激烈一震,触发怀中炸弹,吴樾当场身亡,五大臣却只有绍英和载泽受了轻伤。
这段惨烈的历史插曲,不见于史书,不见于影像,只在野传杂记中偶有记载。我们以此为开篇,是因为能从中窥见100年前的中国社会时势,然后才能更清晰地认明电光影戏这个新事物在当时中国的地位。1905年前后,中国主要有四股力量:封建宫廷、立宪派、革命派和西方列强。宫廷势力落后腐朽,却是当局,电影因此受累不少;其与立宪派、革命派的混战是当时中国的主调,电影因此只能杳渺步民间,也因此形成电影独特的传播方式,并在初创伊始就与戏曲结缘。而列强的存在标示着中国社会的半殖民性质,电影于是成为一种殖民工具。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属性和民族复兴的时代主线,时刻规约着1905年前后的中国电影。以1905年中国电影的诞生为中心点,上溯至1896年电影的传人,下延至1913年第一部故事片的出炉,这之间的17个年头,是中国电影的起步和原始积累阶段。清廷的没落统治基本覆盖了这个阶段,“宫廷”也因此成为讲述当时的中国电影不得不提的一个关键词。P3-5
《映画年华》和《映画神州》主编张江艺、吴木坤和执笔者们,都是“而立”上下的年轻人,他们都取得了电影学的博士或硕士学位,受过很高的电影专业教育。对于这样一批人,我称其为新世纪电影学者或新一代电影学者。他们近几年来活跃于电影学界,已发表了许多卓有见地的论文、专著。正值中国电影百年,他们想借此机遇对这100年以来的中国电影的时代风貌、发展轨迹以及各种内在联系加以梳理,给予自己的表达,传递自己的看法,于是就有了这两本书的问世。
我匆匆地翻阅了一遍他们的初稿,又细读了部分章节,深深感到这批年轻的电影学者对于编写这两本书很有自己的想法,颇费了一番心思和功夫,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我感觉这两本书有这么几个特点。
首先一点,书的框架、体例很有新意,很有特色。著作者们是以时间为纵坐标、地域为横坐标,十字交叉线式地来把握百年的中国电影的;在纵向的时问陈述中突出重要事件,在横向的空间描绘里书写历史进程。这样,就在有机的时空交错中,有重点、有省略、繁简相宜地展现了一幅比较真实的中国电影的百年画卷。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度,还有一个世界范围的、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华侨市场,而一百多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又具有一种风云变幻的复杂性,这样,历史的时代特点、地域特点和民族特点就不可能不反映到中国电影里。作者们所创意的书的框架、体例,正是从这样的实际出发的,因而也便于用来对中国电影百年历史进行讲述。
其次是主编和作者们的治史态度值得赞赏。他们说:“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是:尊重历史,回到历史中写历史,然后跳出来站在大历史的角度重新看待历史。”这是科学的历史态度。这样就把历史存在的客观性和历史写作的主观性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览这两本书各“站”、各“区”的文本,可以看出,编著者大体都能保持一种不带个人好恶情感的客观平和的治史态度。然而,从章节的设置到具体讲述的文字里,又时时可以感受到编著者感于当下电影现实而生发的问题意识,从而使、著作具有某种“史鉴”的价值意义。
第三点是书的行文、书的文风具有鲜明的当代性。在承继传统的学术文体语言的基础上,新一代的学人们更多地引入文学语言和网络语言,以丰富自己的写作。加上他们具有大量吸收新知识、新学问的优势,同时又长于利用网络信息,从而使他们的历史写作可以涵盖更广博的知识面。
策划者把书名定为《映画年华——中国电影百年讲述》和《映画神州——中国电影地域纷呈》,“有感伤时光流逝之意,贴近这两本书回首百年光影的立意”。这是年轻人的感受。我则乐意于用辛弃疾《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中的词句“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来表达。因为中国电影没有千古兴亡问题,而我也没有登楼,故节编之为“百年悲笑一时览”,并姑且作为该序题名。
在诸多为纪念中国电影百年而出版的图书中,《映画年华——中国电影百年讲述》和《映画神州——中国电影地域纷呈》可谓独具一格。它们有文化品位、学术价值,很好读,也很耐读,对于喜爱中国电影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可资一览。
李少白
2005年10月16日
书稿交给出版社后,照例要开始写后记。然而这篇后记却拖了很久,一直未能完成,只因在这两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有许多感受需要慢慢沉淀。就如同在百年中国电影史面前一样,我们必须留出足够的时间,对之进行认真而细致的梳理。
对百年中国电影史做梳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电影是目前唯一知道出生年月日的一门艺术,但是在百年当中,伴随着中国社会变革,以及科技发展所引发的种种变化,中国电影生长得犹如一棵大树,繁芜而茂盛。
2004年5月一个懒洋洋的下午,我和吴木坤在北师大聊起百年中国电影的寿诞。当时我们手头上各有一些与此有关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大多由机构来承担。当时我们想,是否可以用一种简单的方式,用个人化的方式,将百年中国电影历史和文化的繁芜和茂盛呈现给普通大众。为之,我们提出了一个个的设想,然后又逐一否定。两个月之后的最后决定,就是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两本书。
当我们决定开始的时候,才知道这个过程的艰难。参与编写的都是一些与我同龄的年轻朋友,虽然我们都是电影专业出身,但是在写作过程中,因对历史的尊重,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同时必须对可能要做出的结论进行再三的掂量和深思熟虑。因此,虽然每个人所承担的章节并不多,却让大家颇费心思。同时,又由于大家都有正式的工作,只能在诸事缠身的状态下,忙里偷闲地写作。
写作是辛苦的,也是快乐的。在这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徜徉在电影的历史长河中。在站点咖啡馆,在史家胡同的小院,大家无数次地聚在一起,交流每个阶段的写作心得,同时对其他人提出各自的意见。这种快乐,难以用文字来表达。
感谢李少白先生在百忙之中为这两本书赐序。先生在电影历史观上对我们影响至深。先生的宽容平和、涵养气度,治学的博学精深、严谨扎实,著述的从容不迫、大家风范,都给我们很深的教益。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哲事业部的信任和支持。谭燕编辑一直关心我们的写作,并帮助我们解决了许多思路上的问题。
感谢我们这个亲密无间的团队,这个团队由王国平、刘涛、刘莉、李力、陈珠珠、林挺、崔颖、唐晓花、张彬、吴木坤和我组成。感谢大家,你们的认真、坦诚和团结,让我度过了一段特别愉快也很有收获的日子。还有卫南,虽然他因工作繁忙最终没能参与写作,但是他提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在此一并感谢。
最后要感谢电影,因为电影我们才有缘相聚。祝中国电影在下一个百年再创辉煌。
张江艺
2005年9月25日写于史家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