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感性电影史，展现中国电影历史沧桑。近一个世纪来，“沉睡”在报刊书页里的电影历史文献是中国电影界一笔宝贵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电影文化经年积淀的厚实家底。本书作者从泛黄的故纸堆里“抢救”出一篇篇湮没了半个世纪以上的珍贵文献,“挖掘”出50位从事电影编剧、电影导演、电影表演、电影经营的著名影人自己叙写的文章，展现他们的心路历程与亲历见闻。其中36篇原载1948年之前发行的报刊,14篇选自解放后作者们在新的语境中撰写的回忆录或回忆性文字。此外，本事还收录了60余幅珍贵图片。

全书收入50位从事电影编导、表演、经营的著名影人叙写的文章，编者从数十种旧报刊纸缝中爬罗剔抉，抢救出一篇篇湮没了半个世纪以上的珍贵文献，传承中华民族积淀百年的电影文化。

李亦中 主编絮语

郑正秋 说中国影戏(1924)

郑鹧鸪 我之影戏回顾录(1925)

李萍倩 导演苦乐谈(1927)

洪深 我脱离电影界的原因(1927)

王汉伦 影场回忆录(1931)

王尘无 悲愤中我的自白(1933)

聂耳 日记一则(1933)

程步高 我们的战场(1933)

郑君里 文艺－舞台－银幕(1933)

唐槐秋 我与南国(1934)

马徐维邦 《暴雨梨花》导演者言(1934)

史东山 关于《女人》剧的演出(1934)

姚苏凤 第一次导演(1934)

蔡楚生 黑兵(1935)

徐莘园 我脱离了茫茫的苦海(1935)

沈西苓 《船家女》作者自述(1935)

高梨痕 随便谈谈(1936)

袁牧之 漫谈音乐喜剧(1936)

吴村 当我的影子徘徊于银雾之街时(1936)

沈浮麓 关于《天作之合》(1937)

朱石麟 写在《人海遗珠》完成之后(1937)

严春棠 本公司创办之经过(1937)

卜万苍 我导演电影的经验(1939)

罗明佑 中国电影与广东精神(1941)

何非光 《东亚之光》拍摄前后(1941)

万籁鸣、万古蟾 我们的工作报告(1941)

李丽华 我的从影(1943)

王丹凤 我(1943)

袁美云 我的银幕生涯(1944)

张石川 一束陈旧的断片(1944)

桑弧 关于《教师万岁》(1944)

赵丹 自私的好人(1946)

刘琼 我对《忠义之家》的感想(1946)

潘孑农 我怎样写《街头巷尾》(1948)

费穆 导演·剧作者(1948)

吴茵 我创造角色的过程(1948)

孙瑜 编导《武训传》记(1951)

梅兰芳 第一次试拍有声影片(1961)

龚稼农 踏进银海(1968)

吴永刚 初进百合影片公司(1986)

胡蝶 《火烧红莲寺》惊心动魄的特技(1986)

顾也鲁 第一次进摄影棚(1989)

柯灵 我与《明星半月刊》(1991)

黎民伟 失败者之言一中国电影摇篮时代之保姆(1993)

李天济 《小城之春》点石成金(1996)

秦怡 第一步(1997)

张瑞芳 拍《松花江上》(1998)

谢添 初进明星二厂(2000)

舒湮 微生断梦(2000)

袁丛关 在炭精灯下(2002)

后记

(五)做主角的经验

我进明星公司，拍第一部片《孤儿救祖记》的时候，那时我恰巧遁去苦海的辰光，回首前尘，真是不堪悲伤!可巧这部戏，全是悲剧。导演在一旁叫我哭，但是我一时无从哭起。而且影戏不比舞台剧，要哭只要把袖口来一揩就算了。这里一定要有泪流下来，方才逼真。不过我一时泪从哪里来呀?想了好一回，有了，我薄弱的脑筋，变作银幕一般，把从前所受的苦况，一幕一幕演了出来。果然，不多时连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缘故，泪如雨一般落下来。这种应时间要求的急泪，也是我在社会恶劣环境中，抱定大无畏的精神，奋斗得来的。平时种种激刺储满在脑海当中，所以一触即发，不可遏止。更须具有酸楚状态，方能博得观影者热感，或可一掬同情之泪，如是方不负一番的表演。这是悲剧中最紧要的工作，要求这种合格的主角，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总要嵩于情者，脑海中不存旁想的人，方能称职。若欲剧情处处逼真，饰主角者须体会全部的结构，与剧中人的身份、剧情遭际及最后的结束，务在未临场之先作一深刻的感想，由剧情汇集一身与剧中人同化，庶一切动作，纯出于自然，达到惟妙惟肖的视线，才能引起观者的兴趣。

P19-20

欣逢中国电影百年华诞，是我们这代人的幸运。值此承前启后的时光节点，我们很想做些实事，在下一个百年为拓展中国电影史研究尽绵薄之力。

目前我们能读到的最早的中国电影史著述有两种，即1934年版《中国电影年鉴》刊载的谷剑尘著《中国电影发达史》和1936年版《近代中国艺术发展史》收入的郑君里著《现代中国电影史略》。两位著者在这一领域有筚路蓝缕之功，其目力笔力所及，止于中国电影初创时期的影事轶闻。

新中国成立后，在电影史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首推程季华主编两卷本《中国电影发展史》。该书“十年磨一剑”，于1950年开始酝酿，从全国各地搜寻有关中国电影的资料、报刊、说明书、剧照和海报，1958年正式立项投入写作，1962年修改定稿；有关领导为慎重起见，决定以“初稿”方式出版，1963年首次开印4200册销售一空。三位编著者当初面对中国电影史研究这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四处搜集积微成著，整合资源殊为可观——正文里片名索引达1336部(次)，影人人名索引为985人(次)，刊发图片、剧照819幅；附录里提供了1905—1949年间出品的国产片目录，程季华称这部书稿为“第一次的、极为初步的关于中国电影历史情况的一份调查报告”。尽管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国电影发展史》还存在不少偏颇，但让编著者引以为荣的是，在史料搜集这一点上赢得了海内外专业人士的认可，如1986年版《剑桥中国史·中国民国史》强调“这部两卷著作至今仍是研究中国电影的内容包罗最广的著作”。

前辈治中国电影史的艰辛过程。凸现了研究资源匮乏这一“瓶颈”问题。就挖掘早期电影研究对象而言，我们可以从影片资料、文献资料两方面加以考察。

据陈荒煤在1980年重版序言里披露，《中国电影发展史》面世后即遭遇“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的冲击，结果被诬为“大毒草”，随后“纸型被毁掉，所有印好并已发行的书要收缴追回，打成纸浆全部销毁；作者经过十多年搜集起来的中国电影历史资料，也被用数辆卡车全部掠走(至今大部分未能查明下落)”。陈荒煤痛心疾首道：“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大批影片资料被毁灭，有些影片由于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已经无法保存，难以恢复原来的真面目了，根本不能上映了。”编著者李少白也曾回顾：“照理是最不应成为问题的影片拷贝，由于旧中国经年战乱的特殊历史条件，致使至今保存下来的还不足全部出品的十分之一。这样就不得不借助第二手材料，如影片说明书、报刊宣传图片、文字、影片评价和新闻报道、当事人和同时代人的回忆录等等。”无独有偶，罗艺军主编《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时境遇相似，他感慨道：“1949年之前的中国电影理论著述，无论专著或零散篇什，历经战乱散失殆尽，极难搜寻。我们只能从某些电影史论的转述中，略见梗概或窥其一鳞半爪。几乎要像考古学家发掘历史文物那样从残缺不全的泛黄的书刊报纸中去淘金。”

作为影片拷贝的替代物，1959年中国电影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两卷本《“五四”以来电影剧本选集》，选入1931－1949年间保留下来的16个优秀电影剧本。此外，卷帙浩繁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从第二辑起增设电影卷，收入1927－1937年间19部电影剧本；第三辑又编选了1937－1949年间27部电影剧作，为研究者提供了早期影片的文字文本。令人难忘的是，1983年中国电影资料馆分别在北京、上海及意大利都灵举办规模空前的“20－40年代中国电影回顾展”，集中展映了馆藏44部影片(最早一部即1922年的《劳工之爱情》)，中外电影学者顿生“终识庐山真面目”的惊喜之情。

感谢VCD带来音像制品大普及时代，使个人收藏中国早期影片的奢望一下子成为现实。目前坊间淘碟所见主要有三个系列，其一是中国电影资料馆提供片源并监制的“300部馆藏精品”系列，其二是广州俏佳人品牌的“早期中国电影经典收藏”系列，第三套是峨嵋电影厂发行的“中国世纪经典影片”系列。一碟在手，为研究者提供了接触影像的极大便利。最近沪上流传一则佳话，郑君里导演在1939—1943年抗战期间摄制的一部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在失踪66年之后，终于在海峡对岸的“中影公司”片库里找到下落，郑君里亲属获得了对方赠送的录像带拷贝。但从总体上看，存世的中国老电影拷贝数量有限，毕竟电影胶片先天具有易毁性，已不大可能出现增量的“出土文物”了。

纸质文献又作别论。可以说，不患寡而患挖掘不足。十年前，中国电影资料馆开始启动《中国电影文献资料丛书》编纂工程，首批出版的有《中国影片大典：故事片、戏曲片1905－1930》，收录650部默片资料及80多幅剧照：尤其戴小兰编选的大型工具书《中国无声电影》，按电影事业、创作谈、理论与批评、史学与史料等四个大类，收入馆藏文献资料509篇计180万字逾1600页，为建构中国电影史料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上海作为中国电影发祥地，也是电影历史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上海自开埠后形成的开放性、商业化社会环境，别无选择地成了电影这一舶来品在中国落地生根的理想土壤。自19世纪末以来，“西洋影戏”在这个娱乐需求极旺盛的大都市里营造出得天独厚的文化空间与市场。曾有人提出“一城电影”的说法，因为1949年以前摄制的3000多部国产片，80％以上出自上海，上海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电影业重镇。与此同时，在上海涌现了中国第一代、第二代影人群体，名编导名演员珠联璧合，创作出《神女》、《渔光曲》、《大路》、《马路天使》、《万家灯火》、《小城之春》等载入世界电影史册的经典名作。诚如先驱者郑正秋所言：“中国之上海，犹美国之好莱坞。影片公司，星罗棋布；电影明星，荟萃于此。”可以说，在中国没有哪一座城市与电影的历史渊源如上海这么深厚久远。

值得强调的是，上海也是电影出版物的中心。早在1921年4月，顾肯夫、陆洁、张光宇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本《影戏杂志》，现已成为上海图书馆珍藏电影文献的“镇馆之宝”。此后近30年间，在上海出版的电影杂志、电影画报多达207种。然而，“文革”前夕因江青意欲掩盖20世纪30年代她混迹沪上电影圈的图文报道，几乎所有老电影刊物统统被封藏起来。柯灵曾提及：“有一张可以看作是灾祸记号的历史插图，那就是江青与唐纳、赵丹与叶露茜、顾而已与杜小鹃这三对新婚夫妇和证婚人沈钧儒的合影。‘文革’中江青为了消灭她30年代的陈迹，曾使多少电影界老艺术家遭受残酷的折磨，而这张图片，还是保留下来了。”上海图书馆新馆落成后，这些尘封已久的电影报刊才得以与世人见面。我指导的一名研究生埋首泛黄的故纸堆。发现自己“正面对一个掩埋已久的富矿”，她据此探究银幕影像之外另一条存在于纸质媒介的中国电影之路，完成了学位论文《1930－1938：<联华画报>初探》。

我们认为，对电影人物的研究构成电影史研究的重要部分。中国电影历史上出现过的重要事件、重要活动、重要现象以及影片的创作生产，实际上同电影人的具体作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为深入了解他(她)们的心路历程与亲历见闻，我们多方搜集那些以往修“正史”时容易被忽略的资料，尤其是出自前辈影人笔下的感性篇什。这就是我们编选这套“老上海电影系列”丛书的初衷，也以此回应郑洞天教授最近提出“需要一部感性电影史”的倡导，为热爱民族电影的广大读者提供了解中国电影历史沧桑的读本。

本册《银海拾贝》收入50位从事电影编剧、电影导演、电影表演、电影经营的著名影人自己叙写的文章(按发表年份排列)，其中36篇原载1948年之前发行的报刊，14篇选自解放后作者们在新的语境中撰写的回忆录或回忆性文字。我们的用心之处在于：佚文来源除了人们比较熟悉的电影报刊如《影戏画报》、《联华画报》、《明星半月刊》、《电通半月刊》、《艺华画报》、《电影周刊》、《中国电影》、《新影坛》、《剧影春秋》之外，还从许多普通报章的纸缝里爬罗剔抉，在《大报》、《民国日报》、《晨报》、《明镜》、《良友画报》、《戏》、《矛盾月刊》、《社会月报》、《国民公报》、《万象》、《春秋》、《大上海周刊》、《环球图画杂志》、《大公报》等等的版面中屡有意外发现，“抢救”出一篇篇湮没了半个世纪以上的珍贵文献，如郑正秋那篇《说中国影戏》，洪深那篇《我脱离电影界的原因》、万籁鸣与万古蟾兄弟那篇《我们的工作报告》……

有位年轻学者曾呼吁：“我们实在没有太多的理由遗忘历史，更没有太多的理由任银幕文化遗存从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手中消失。时至今日，这些银幕文化遗存中的胶片部分，已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大量佚亡；但文图典籍部分，却仍然在佚亡的危险中等待我们去唤起新的生命。重视史料建设，从现在开始，还来得及。”

我们对此深有同感。

我们期望本套丛书能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者引用率最高的文献图书之一。

近一个世纪来，“沉睡”在报刊书页里的电影历史文献是中国电影界一笔宝贵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电影文化经年积淀的厚实家底，亟待我们深入挖掘整理。

这套“老上海电影”系列丛书的策划编选，承蒙沪上八旬高龄的资深影人沈寂先生悉心指点；蒙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专家王宏先生与黄志伟先生，《上影画报》总编夏瑜先生，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馆长李果先生给予关心支持。

在系列丛书编辑过程中，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实验室钱荣昌先生热情相助；上海交大电影电视系研究生团队朱倩、曹渊杰、马琳琳、王茜等同学积极承担编集事务，对年青学子来说，有机会亲身参与中国电影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极富历史传承意义。

在此，还要特别感谢百年学府北京大学出版社对中国电影百年的高度关注，感谢副编审杨书澜女士、责任编辑许迎辉女士以高度敬业精神为系列丛书面世付出的辛勤劳作。

李亦中 张荣

2005年11月8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