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洛维特，德国人，生于1897年，青年时代在弗莱堡听过胡塞尔的授课，与海德格尔的关系一直处于亦师亦友之间。由于其犹太人身份，30年代开始流亡生涯，经意大利，日本，美国，50年代返德。一生著述遍涉神学，历史哲学，社会哲学和思想史研究，但无论生前或死后长期处于汉语（甚至英美）学界的视野之外。这本《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于1949年首次出版于美国，是作者较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

本书为其中一册。

中译本导言（刘小枫）

前言

绪论

一 布克哈特

布克哈特在哲学上对历史哲学的放弃

布克哈特对基督教的态度

二 马克思

历史唯物主义

宗教批判

三 黑格尔

四 进步反对天意

1. 蒲鲁东

2. 孔德

3. 孔多塞和涂尔戈

五 伏尔泰

六 维科

“新科学”的原则和方法

历史的辩证法

真宗教和各种假宗教

历史的进程与复归

七 波舒哀

八 约阿希姆

天意规定的向历史末世的进步

九 奥古斯丁

反驳古代世界观

历史神学

十 奥罗修斯

十一 《圣经》对历史的解释

结语

后记

附录一 约阿希姆学说的变形

附录二 尼采对永恒复归说的恢复

人名对照表

但是，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历史。它也是、并且首先是宗教史，对于汤因比来说，各种宗教，特别是救世宗教，并不像对斯宾格勒那样是文化的表现形式，而是与文化不同的，比文化包含有更多的内涵。因此，汤因比对于基督教和前基督教的救世宗教怀有特殊的兴趣。它们是积极地逃脱一个没落社会的惟一具有创造性的可能。_l_它们创造出一个新的氛围和一种新的社会样式，也就是说，创造出一个同整个国家的少数统治者相对立的普世教会。

一种世俗的、异教的或者名义上是基督教的文化的衰败，给一种普世宗教的兴起和个人灵魂的得救要求奠定了基础；它也间接地改造了社会。人们通过痛苦而学习，主爱谁，就惩戒谁。这样，基督教就从希腊化社会的垂死挣扎中诞生了。

如果各种文化具有这样的历史功能，即通过自己的没落，成为启示越来越深刻的宗教洞见和馈赠越来越丰富的圣宠的不同阶段，并按照这些洞见行动；而另一方面，较高级的宗教的功能又决不是服务于文明再生的循环程序；那么，人们称作文化的这样一些社会，如果它们产生了一种成熟的、高级的宗教的话，就实现了自己的功能。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自己的后基督教文化，往好处说可能是前基督教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一种多余的重复，往坏处说可能是对精神进步途径的一种堕落性的偏离。

假如追随汤因比的文化衰落和宗教产生的图式，我们就必须期待，在未来的地平线上将出现一种新的宗教。然而，情况并不是这样。在这里，汤因比的包罗万象的理论在科学上的中立性突然转变成为一种信仰和一种束缚，如果我们按照汤因比自己的科学普遍性、中立性和客观性的标准来评价它，它只能被称作是“教区的”(parochial)。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他未能注意到“以弥撒为标枪、以教阶制为盾牌、以教皇制为盔甲的罗马天主教教会”口’的历史暂时性，他没有去揭示一种新宗教和新教会的可能性，而是竭力指出，基督教永远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新”事件，民主和科学——西方世俗文化中最近的新事件——的产生，“则是事物的一种几乎毫无意义的重复，这种重复，希腊人和罗马人已经在我们之前，而且是非常出色地做过了”。

汤因比既不是一个冷静的历史学家，也不是一个好的神学家。他没有像奥古斯丁和教父那样，由于认为基督教是真实的福音，上帝在里面一劳永逸地启示自身在历史中，从而要求基督教是最近的新事物；相反，他借助于一种天文学的反思来作论证。他不是从信仰的确定性出发，指出基督教是真实的，或者以历史的尺度来阐明，基督教以前是年轻的，现在却衰老了，而是援引地质学家和天文学家的现代科学发现；这些发现如此根本地改变了我们的时问纪元，以至于基督教时代的开始如今可以表现为一个极其新近的时刻。

在这个1900年只不过是一瞬间的时间表上，基督教时代不过是昨天才开始。只有在旧的时间表上，1900年才显得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从而基督教时代的开始也才显得是一个过去了很久的事件。事实上，它是一个很新近的事件，也许在历史上是最新近的事件。……P42-43

本书的英文译本由凯斯廷(H.Kesting)博士翻译，并由作者重新通读，于1945年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以《历史的意义》为题出版。对于历史思维的这番历史描述，其真正的旨趣就是试图回答十年前提出的问题：“历史的存在和‘意义’完全是由它自身规定的吗？如果不是，那么，由什么规定呢？”最终，历史哲学的神学意义的证明，超出了全部的历史思维。

描述方面的某种不紧凑，自然而然因为这部作品本来是着眼于美国读者而写，并且用作者自己刚刚掌握的一门语言来思考。 因此，某些得到强调和详细讨论的东西，对于德国读者来说，也许只需要简明扼要地稍加点拨。作者希望，这里缺乏的简练和严格将能够因通俗易懂而得到补偿。作者当时也感到，习惯于一种并不致力于概念的精巧和表述的深义、但却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具有精确性和丰富性的语言，是颇有益处的。

文中的一些内容被简缩了，有些内容在翻译时被删除了。在相应的德文本中查出注释部分出自英译本的所有引文，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做到。

海德堡，1952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