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新教对于西方现代化功勋卓著。本丛书介绍了一系列新教著名人物的生平、他们所代表的宗教运动及其历史背景，祈愿他们的精神能给我们予激励，并带来深远的祝福。

查尔斯·哈登·司布真（1834－1892），基督教历史上大有能力的布道家，19岁时就以他的讲道震动整个伦敦。司布真深受清教神学影响，他有清教徒的藏书上万册。3岁时就开始阅读约翰?班扬所著《天路历程》的插图版，6岁时，就可以熟练地阅读圣经。他出生在一个世代敬虔的家庭，父亲和祖父都是牧师。司布真16岁时就开始讲道，17岁时就成为全职牧师。他的讲道极有能力。当时正逢基督教对社会的影响渐趋缩小的时候，但在司布真的侍奉下，他的教会每年都有上千人认识上帝和基督。

查尔斯·哈登·司布真（1834－1892），基督教历史上大有能力的布道家，19岁时就以他的讲道震动整个伦敦。司布真深受清教神学影响，他有清教徒的藏书上万册。3岁时就开始阅读约翰·班扬所著《天路历程》的插图版，6岁时，就可以熟练地阅读圣经。他出生在一个世代敬虔的家庭，父亲和祖父都是牧师。司布真16岁时就开始讲道，17岁时就成为全职牧师。他的讲道极有能力。当时正逢基督教对社会的影响渐趋缩小的时候，但在司布真的侍奉下，他的教会每年都有上千人认识上帝和基督。

除了以讲道服侍外，他还辛勤地写作。从1855年开始，他的讲章被印刷出来，每年1月15号，都会把前一年的52篇讲道稿集成一册重新出版，起名《新花园街讲坛》。这些印刷稿不仅在英国广为流传，也传播到另外几十个国家甚至包括中国在内。1903年一位英国作家宣布说：“司布真的讲道稿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出版发行的总数，肯定在200万到300万册之间。”司布真还每月出版一期他办的杂志《剑与铲》。除此之外，司布真还写了大量的书，其中包括七卷本的诗篇注释《大卫诗篇宝库》，还有《评论与注释》，我们还必须提到《每日清晨默想》和《每日晚间默想》。除此之外，还有很多。

司布真的服侍范围很广。他建立了牧师学院培养年轻的传道人；他组建了流动售书者协会，到全英国各地推广圣经、他的讲道稿以及其他属灵书籍。50岁的时候，司布真本人亲自建立的福音性组织就已经达到了66个。他还身体力行地关注慈善事业，建立了一所为老年妇女开办的救济院和一个为有需要的孩子开办的孤儿院。今天，我们还在享受着他带给社会的一些进步。

前言

致谢

司布真时代英国的状况

司布真的预备阶段：1834—1854

第1章 少年查尔斯与书

第2章 从痛苦的悔罪到荣耀的归正

第3章 开始喜乐地努力侍奉主

第4章 沃特比奇的少年讲道者

在伦敦的早期岁月：1855—1864

第5章 “宽大又有功效的门打开了”

第6章 司布真的婚姻——真是上帝配合的

第7章 冲突

第8章 伦敦的复兴

漫长的成熟侍奉期：1861—1886

第9章 首都大教堂

第lO章 培训年轻牧师

第11章 司布真事业的发展

第12章 救济院与孤儿院

第13章 阳光与阴影

第14章 司布真夫人及其工作

第15章 大教堂的日常生活

第16章 大有果效的10年侍奉

第17章 个性特征

第18章 作家司布真

最后的岁月：1887—1892

第19章 热切地为信仰争战

第20章 最后的劳作

第21章 与基督同在，

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附录：首都大教堂后记

参考书目注释

索引

司布真出生于1834年，逝世于1892年。那个时期的状况与现在有所不同，简要回顾一下当时的社会状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司布真的生平。

司布真生活的年代，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她对政府和人们日常生活的道德观都有重大的影响。她在位期间，大英帝国的版图大大地扩张，国家的经济也极其繁荣。

在伦敦，马匹、四轮马车、两轮货车不计其数，当时又没有完善的交通规则，所以常常造成交通阻塞。铁路不断扩建，但尽管英国在这个领域内领先于世界，但那时的火车很慢，乘火车旅行很不舒适，卫生状况也常常很差。

富人和少数中产阶级家庭逐渐开始安装有流动水的浴室。穷人对此是一无所知的。当时主要靠烧煤来供暖，用油灯和气灯来照明，还有一些非常贫穷的人依然用蜡烛照明。

在司布真生活的年代，医学知识有了很大的进步。人们发现了细菌的存在，掌握了一定的消毒知识。科学家们认识到，饮用水如果距离下水道太近，有可能被污染，因而会传播霍乱和其他疾病。1847年氯仿被发现之前，外科手术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实施的。1860年，在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的影响下，建立了最早的护理制度。

那时阶级制度已经完全形成。上层阶级不仅拥有财富，还享有别人所不具备的特权。但中产阶级在不断壮大，人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获得相当数量的财产。仍然还有很多穷人，他们生活在无知、疾病和贫困之中。极度贫穷的人可以到救济院寻求帮助，但那些地方的条件非常糟糕，住在里面的人尽力寻找各种被雇佣的机会，以便逃离那个可怕的地方。大批无家可归的孩子在街上流浪，犯一些小罪是他们勉强维持生存的唯一办法。当我们读到司布真创办了一所救济院和一所孤儿院，无偿为那些有需要的孩子和年轻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时，我们应该记得当时的状况。

圣公会是英国的国教，受到政府的支持，被赋予了圣公会以外的人所不能享有的许多特权。18世纪，在怀特菲尔德和卫斯理兄弟所带来的大复兴的影响下，不从国教者的各宗派——循道会(又译作卫理会)(Methodists)、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ts)、浸信会(Baptists)、长老会(Presbyterians)——壮大了许多。但到了司布真生活的年代，人们的热情已经消失殆尽，沉闷的形式主义充斥着教会生活。当时公理会的主要人物是托马斯·宾尼(Thomas Binney)和约瑟夫·帕克(Joseph Parker)，浸信会的主要人物是约翰·克利福德(John Clifford)和亚历山大·麦克拉伦(Alexander MacLaren)。19世纪30年代，约翰·达秘(John Darby)领导的弟兄会运动(the Brethren movement)开始；19世纪70年代，以威廉·布思(William Booth)为首的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逐渐形成。

19世纪最重要的宗教运动之一是牛津运动(the Oxford Movement)。在约翰·亨利·纽曼(John}tenry Newman)(后来成为红衣主教)的带领下，很多人离开英国圣公会，加入罗马天主教，这项运动对英国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本书中所记载的建筑以及其他项目的花费，使用的都是当时英国的货币单位。为了把这些数据换算成其他国家和时代的货币值，读者可以用工人的薪水作为标准。当时一个熟练工人每年的收入大约是100英镑。

从很多方面来看，司布真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他身边有很多美好的事，也有很多邪恶的事。他毕生致力于一项伟大的使命——宣告改变人生命的消息，即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在成千上万人转变归主的过程中，看到了福音的大能。P1-3

世界历史学界普遍认为，发生在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同后来的“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一起导致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世界的现代化的确与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有密切联系，而比之早两百年的宗教改革运动则是欧洲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一句话，不论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还是造成现代世界政治格局的英、法革命和美国革命，以及人类思想的现代发展，全都同四百年前那一场席卷欧洲各国的宗教改革及其后果密切相联。不了解那场改革及其后果，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现代世界及其种种问题。

那场改革的直接后果，就是基督新教及其各个派别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上述历史巨变的，正是那场改革中涌现的重要历史人物以及新教各派的创立者和中兴者们的思想与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不了解宗教改革的重要历史人物以及新教各派中最重要的人物，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现代世界及其种种问题，包括其思想渊源及解决思路。

但是，在我国几十年来甚至近一个世纪以来出版的历史读物中，这方面的人物传记几乎是一个空白。这必然会对我国一般读者和历史学界的有关认识造成某种盲点，不利于我们认识历史、认识现实、认识世界，也不利于我国历史学术的全面发展。

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哲学界、文学艺术理论界以及宗教学界，已开始注意新教的历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但人物传记这一领域依然资料匮乏，这也许属于资料最为贫乏的领域。

有鉴于此，新教著名人物传记译丛的出版，实在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必将有助于填补空白，矫正盲点；有利于一般读者了解历史，了解世界；有利于我国有关学术界收集资料，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推动历史学和宗教学的发展，对我国人文学术研究作出贡献。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司布真去世时，首都大教堂及其各种组织都运转良好。来参加聚会的人很多，有稳定的经济支持，这种兴盛的状况似乎可以持续一些年。

但教会需要一个以司布真的风格主持工作的牧师。几年前，皮尔逊博士就曾经描述过首都大教堂的侍奉，他说：“这里的人喜欢朴素的敬拜和朴实的福音，没有人能改变他们的思想……一个领唱人带领会众唱诗，甚至不需要小号的帮助；以平实的福音真理来祷告、赞美、读经——这就是司布真毕生的‘蒙恩之道’。”

当时，皮尔逊博士继续担任执行牧师，雅各·司布真担任主管牧师。这样的安排只可能是暂时性的，因为皮尔逊博士是长老会信徒，不接受浸信会关于洗礼的教义。他还是一个时代论者(dispensationalist)——那是司布真所强烈反对的立场。四个月后，皮尔逊博士必须去美国履行一个约定，而托马斯·司布真最近从新西兰回到了伦敦，教会便邀请他负责讲坛。

又过了四个月，皮尔逊博士可以回来了，但部分会众要求他辞去执行牧师的职务。当时，托马斯·司布真已经返回了新西兰，2，000多名教会成员投票要求他回到英格兰来担任首都大教堂的牧师。

托马斯接受了首都大教堂的邀请。他的声音和讲坛风格与父亲有些相似，但他的讲道能力比他父亲差远了。19世纪90年代，首都大教堂尽管有数位年长的教会领袖和成员去世了，但会众的人数仍然维持在几千人，那些组织也运转正常。然而，人们的工作明显缺乏了当初的热情。

1898年，首都大教堂毁于一场大火。信徒们在临时的场所聚会，许多人加入了别的教会。三年之后，教堂重新建好，但座位比原来少了。在这期间，司布真的12，000卷无比珍贵的藏书——其中有很多是清教徒时代的罕见书卷——被拿来出售，密苏里(Missouri)的威廉·朱厄尔自由学院(the William Jewel College of Liberty)买下了它们。

1907年，托马斯·司布真因健康原因辞去了牧师职务。阿奇博尔德·布朗接替他担任牧师，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讲道者，在教义和风格上与司布真很相似。但布朗的健康状况也不好，只服侍了三年。

在皮尔逊博士的建议下，首都大教堂邀请另外一个美国人，A．C．狄克逊(Dixon)博士，来担任牧师。狄克逊博士的风格与司布真很不同。他配备了钢琴，组建了唱诗班，在他令人激动的服侍方式下，有很多人承认接受信仰，但教会在参加人数和热心方面都不如以前了。而且，他在首都大教堂服侍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很多人去参战，影响了教会的工作。1919年，狄克逊离开了首都大教堂，那时的教会与C．H．司布真带领下的教会已经大不一样了。

狄克逊之后是H．泰德曼·奇尔弗斯(H．Tydemarl Chilvers)担任首都大教堂的牧师。奇尔弗斯先生的风格与司布真更相似，尽管他在任期间为教堂配备了管风琴，但他竭力把侍奉工作带回从前那简朴的风格和加尔文主义的教义。他也强烈反对自由主义和世俗化。他在那里服侍到1935年，在他的服侍下，来参加聚会的人数增加了，教会得到了全面的坚固。

经过了两年没有牧师的时光后，1938年，首都大教堂邀请格雷厄姆·斯克罗吉博士(Dr．Graham Scroggie)来担任牧师。斯克罗吉博士是苏格兰人，是著名的讲道者和作家。然而，他的侍奉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搅扰，因为不仅许多人搬出了伦敦，会众四散了，而且教堂受到了直接的轰炸，于1941再次被毁。侍奉只能在废墟下面的地下室中进行，尽管斯克罗吉博士忠心地劳作，1943年，他的年龄和健康状况迫使他不得不辞职。

在这期间，司布真建立的那些组织也发生了变化。1923年，牧师学院在伦敦边上建造了一座漂亮的庄园，完全脱离了首都大教堂的管理，搬迁到了那里。后来，在原来的石头大厦之外又相继建造了图书馆和别的建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安全起见，孤儿院的孩子们被带到了伦敦南部的一个小镇上，战争结束后，孤儿院的负责人——他们不必像从前那样必须是首都大教堂的教会成员——在肯特郡的伯青顿(Birchington)镇建了一所新的房子。

斯克罗吉博士辞职之后，两位牧师在艰难的环境下继续侍奉工作，那时会众锐减，教堂被炸为废墟。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教会没有牧师，重新加入了浸信会联会。

 1954年，埃里克·W．海登(Eric w．Hayden)出任首都大教堂的牧师，带领人们开始重建工作。政府机构提供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资金(224，500英镑)，一座新教堂建造起来，前门与原教堂相连。新教堂有1，800个座位，但这时情况已经改变，司布真的时代早已被人们遗忘，一个能够容纳300至400人的礼堂，再加上主日学的处所，就已经足够了。

海登先生在那里服侍了五年，但接下来是一段萧条的日子。那个地方交通不方便，《剑与铲》杂志停刊了，会众人数非常少，1965年，新任牧师丹尼斯·帕斯科(Dennis Pascoe)说：“现在我们的会众只能坐满几排长椅。”

1970年，彼得·马斯特斯博士(Dr．Peter Masters)应邀来到首都大教堂任职。马斯特斯博士在教义和风格方面与司布真类似，在他的服侍下，尽管困难重重，但教会的工作还是开始有了起色。他脱离浸信会联会的管辖，开始重办《剑与铲》杂志，用公共汽车接送主日学的孩子们。他创办了神学学校，全年指导人们学习，夏天每个礼拜开办讲座，有大约350人参加。教会最近几年在礼堂中建了一堵墙，使礼堂的空间减少了三分之一，更适合目前大约300会众昕道的状况。

因此，司布真所持守的神学仍然在首都大教堂宣讲，尽管他创办的那些组织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在不可知论盛行的英格兰，司布真开始的工作仍然遵照他当初设立的模式进行着。

“加尔文所宣讲的古老真理，奥古斯丁宣讲过，保罗宣讲过，也是我今天必须要宣讲的，否则我就愧对我的良心和我的上帝。我不能修改这个真理，我也不知什么叫做‘去掉棱角’。约翰·诺克斯的福音就是我的福音。那曾震动整个苏格兰的，必定要再次震动整个英格兰。”

——司布真

“我迄今仍能持守我早年所传扬的要道，深引为乐。……至于真理的本身，我今日所站的立场，正如主当初召我的时候所启示给我的一样。”

——《司布真自传》第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