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自西方人开始接触中国文化以来的第一本专门向西方介绍三十六计的书。是由瑞士人撰写的、涉及中国文化的最成功的书。是一部综合了中国文化中的政治、哲学、历史、文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学术著作。
该书的原版德文版问世后,备受各国出版界的关注与青睐。美国、法国、意大利和荷兰等国的出版商竞相购买该书的翻译出版权。目前已同上述四国的有关出版社签订了翻译出版合同。其中英译本的初稿已经译出,现已由我本人审阅完毕,它将由VIKING出版社于1991年在美国出版。最近,苏联的莫斯科PROGRESS出版社也对此书表示很大的兴趣,有关俄文译本的出版意向也正在洽谈之中。至于原版德文版,更是供不应求,现在已经出到第五版。
本书介绍了我国的三十六计,书中引用大量历史资料,介绍每一“计”的出处,并通过古今中外的战例阐释其运用,从中可以窥见中国灿烂文化的魁宝。作者表示:中国古代谋略不仅是中国人的文化财富,也是全人类的智慧结晶。
§1.1 乘屋过海
本计计名与唐代的一个典故有关。关于它的典故有两种说法。下面是第一种说法,也是流传较广的一种说法。
太宗御驾亲征,统兵三十万,欲取高丽……及至海边,只见大水漫漫。远望高丽,隔海千里。三十万大军如何渡过这汪洋?此时,太宗后悔没有听从那些谋士的劝告,不该发动这场战争。他马上召集各路将领前来商议渡海之策。等问到张士贵,张回禀说,要想一想再答复。于是众臣散去。
回到寨中,张士贵派人请薛仁贵来商议此事。薛仁贵思索片刻后答道:“皇上不过是担心大海阻隔,难征高丽。我用一计,保管叫千里海水,来日踪迹皆无。让太宗和士兵安稳过海,如履平地,您看如何?’’张士贵闻听惊喜异常。于是薛仁贵回去按计行事。数天后,张士贵及各路将领来见太宗,告诉他有一个豪富老人,就住在海上,他想为皇上远渡重洋提供军粮,特来求见皇上。太宗大喜,传老人进见。随后,老人请太宗及文武官员前往海边。此时大海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眼前是一万多间房子,并用一幅彩幕围着。
老人躬身请太宗进入靠东边的一间屋子。室内四壁挂着华丽的锦绣帷幕,地上铺着名贵的地毯。太宗及随从官员席地而坐,品尝美酒,心情极为舒畅。过了一会儿,太宗忽听得房屋四面帷幕被风吹得哗哗直响,波声如雷,又见桌上杯盏倾斜摇曳,不由心生疑惑,忙命人拉开帷幕观看。只见外面滔滔海水,无边无际。太宗大惊,问道:“朕这是在什么地方?”张士贵起身回答:‘‘陛下及三十万大军正在乘船过海,前往高丽。”事已至此,太宗只好下定决心去打高丽。就这样,太宗坐在“房屋,,中安然渡过了大海。
§1.2海上木城
这是本计典故的又一说法:
太宗率军渡海欲取高丽。十万士兵和战马分乘在1300艘木船上。太宗和大臣们同乘一艘船,船上龙旗飘扬,好不威风!
三天之后的一天,海上突然起了风暴。刹那问,巨浪翻滚,太宗吓得面如土色。士兵和战马站立不稳,纷纷跌倒,有的勉强爬起来,马上又摔倒在甲板上。就是被称为天子的皇上也摔了好几个跟斗。文武百官连滚带爬,叫苦不迭。太宗胆战心惊地说道:“众位爱卿,朕不想再前进了。”
一些大臣说应继续前进,否则高丽人就会杀到大唐来。但太宗不准,坚持让船队返航。三天后,船队在登州(在今山东省)靠了岸。太宗和随行官员在城中住了下来。这时他的军师徐懋功问太宗:“征讨高丽乃国家大事,陛下怎能就此退兵呢?”太宗答道:“海上风暴实在太可怕了。我宁愿回长安,也不愿再乘船东渡了。”
徐懋功说道:“请陛下放心,这场风暴几天就会过去的,海上又会风平浪静。那时再渡海去打高丽,陛下不会反对吧?”
太宗道:“真如卿所说的最好,不过我们还是再等等看吧!”
晚上,徐懋功来到军营。大将尉迟恭(字敬德)问他:“这么晚到此有何贵干?”徐懋功说:“我看陛下对东渡作战已失去信心。只有用计骗陛下过海,才能重新攻打高丽。”
敬德问:“你觉得瞒天过海之计可否用来一试?”
懋功说:“你去张涣那里,叫他想个计来骗过皇上,好使他平安地过海。”
敬德找到张涣,对他说:“陛下惧怕风浪,不愿再乘船渡海了。你现在必须尽快想出一计来。好让我们骗皇上过海。这计一定不能让他感到大海的凶猛,要让他在不知不觉中,安然到达彼岸。”敬德又说道:“我已让人挖好了一个坑。如果你到天亮时想不出计来,你就给我再挖一人深;若是到中午你仍想不出计来,就再让你挖一人深;假如到了晚上你依旧无计可施,我就让你再往下挖一人深,这以后你若还是想不出,我可就要把你活埋了。” 由于敬德以死相逼,张涣只好苦苦思索,最后终于想出一计:买很多粗壮的树干,让匠人用这些树干搭成一座城池;在城墙内外搭一些房子;房子周围的地面上铺起厚厚的砂土,种上青草、树木;还要有街道;让士兵装扮成城中居民;再在城池中央搭建一座三层的楼阁,起名“无风亭”,皇上可以在此歇息;再找几个和尚,让他们在楼阁中诵经念佛。先让这座木头“城”“开”到海上去。若海上风浪骤起,皇上就可以弃船,进“城”躲避风浪。在无风亭中一坐,他就会高兴得忘却大海的存在,既不会跌跌撞撞,也不会摔跤。等风势一过,我们就可以鼓励皇上再次登船前进。
张涣这个计得到众人一致赞同,于是按计行事。
三个月后,木城建造完毕,可以使用了。人们把它送下大海,它便慢慢驶离海岸,在天边消失了。三天过后,徐懋功奏请太宗:“陛下,臣已占过天象。近来风势转向,不会再有风浪了。是不是眼下就登船启航东渡?”
“果真如此,朕准奏。”太宗马上颁旨起程。
航行三日后的一天,海上起了点小风浪。太宗又有些心惊肉跳,说道:“恐怕这是风暴将近的征兆。以朕之见,还是速回登州为好!”
P18-19
致中国读者
本书《智谋》有三个“第一”。
首先,它是自西方人开始接触中国文化以来的第一本专门向西方介绍三十六计的书。迄今为止,由西方汉学家撰写的这方面的著作尚付阙如。
其次,它是由瑞士人撰写的、涉及中国文化的最成功的书。该书的原版德文版问世后,备受各国出版界的关注与青睐。美国、法国、意大利和荷兰等国的出版商竞相购买该书的翻译出版权。目前已同上述四国的有关出版社签订了翻译出版合同。其中英译本的初稿已经译出,现已由我本人审阅完毕,它将由VIKING出版社于1991年在美国出版。最近,苏联的莫斯科PROGRESS出版社也对此书表示很大的兴趣,有关俄文译本的出版意向也正在洽谈之中。至于原版德文版,更是供不应求,现在已经出到第五版。
再次,它是第一本由瑞士人撰写的,又被译成中文的,并在中国出版的有关中国文化的书。对此,我感到特别高兴。
一部综合了中国文化中的政治、哲学、历史、文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学术著作能够受到中国人的极大关注与高度重视,对于一个作为西方人的汉学家来说,不能不算是对我的汉学研究的肯定。对此,我既深受鼓舞,又感到无上荣幸。
我的专著《智谋》一书能获得如此成功,并受到这种殊誉,除了我个人作出的努力外,更多地应该归功于无数的中国朋友。自始至终,这项研究工作一直受到他们的热情帮助。没有诸多中国朋友的悉心指点,我这个西方人是不可能径自步入“智谋学”这个殿堂的。记得我刚涉足“智谋学”这一领域时,对一切都感到十分生疏。在诸多中国朋友的耐心帮助和巧妙解释下,我逐渐地领悟了“智谋”的真谛,以至后来能够融会贯通,旁征博引,写出一部洋洋数十万字的巨著。
此外,其他一些长期住在中国的西方人,例如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汉德词典》主要编写人员之一的奥地利专家Walter Zeisberger教授,在我的“智谋学”研究过程中,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瑞士苏黎世大学人文学院,尤其是其东亚研究所。1977年,我从中国学成回国后,开始在该所工作。自1977年到1985年在为撰写《智谋》一书做准备工作时,我在苏黎世大学人文学院及其东亚研究所不但看到了许多蠢事,同时也见识到了许多令人惊愕的诡计。在这种充满“计”与“谋”的氛围中,我对“智谋”的认识又更上了一层楼。真正步入社会后的这种亲身感受和体验,使我意识到,使用计谋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现象,而是全人类的一个共同特点。原来我的计划是写一本专门讲中国计谋的书,然而,我在西方社会里的亲身体验,以及所进行的调查与观察,使我改变了初衷。因此,现在读者所看到的是一本其内容超过中国疆域、其宗旨在于“通过中国了解人类”……的著作。本书不但广征博引了大量中国有关计谋的例子,而且还列举了相当多的包括西方社会在内的全球范围的有关例子。这种突破中国学的启迪,应归功于苏黎世大学。
为了激起西方人对他们自我标榜是正人君子的反省,我特地将《圣经》作为“智谋学”的一种教科书,因此从其中也选了一些例子,以说明连西方的上帝也不放弃智谋这种良方。“智谋学”的理论,我是在中国学到的,但其亲身实践(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当对象),我是在瑞士体会到的。通过实践,我真正地深入理解了各种智谋的运行、作用和防范。我在瑞士得到了这种意料之外的“收获”。一旦有了自己周围小范围内的智谋实践的体会之后,我开始尝试着透过西方社会的许多假象,去发现其幕后所隐藏的各种阳谋和阴谋。当然,我对西方社会更深入一层的了解,是在有了中国智谋学,尤其是三十六计的理论基础之后才可能实现的。没有中国智谋学的明灯照耀,我永远无法透视西方社会中的这种禁区。 对本书贡献特别突出、影响特别直接的人之中,首推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副主任陈明仙女士。她在1989年7月号的《世界博览》杂志上,发表了《三十六计在西方——记瑞士汉学家胜雅律》一文。该文引起上海图书馆戚文先生的关注,在戚文先生的联系和鼓励下,同济大学刘晓东先生和朱圣妤小姐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把本书由德文本译成了中文本。同时,在本书的中文本出版过程中,上海人民出版社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我对中文译本的审阅中,华东政法学院国际私法专家、现瑞士佛里堡大学法律系博士研究生徐冬根先生协助我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对所有为我提供过帮助的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人开辟的智谋学,是一个既深邃又广袤的天地。在这个天地里,充满着“知识可乐”,我这个西方人虽然只是品尝了其中的点滴,但深感其味无穷,现在可以说是欲罢不能。
《智谋》的问世,只是我探索“智谋学”的一个尝试,我由衷地希望本书能够成为沟通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并为建立一个精神上的大同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胜雅律
H.V.Senger
1990年7月27日于联邦德国弗赖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