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文化与图像文化的重要性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多次显示出来。这一现象也显著地反映在西方文化史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是以文字为核心的，而缺少同样理念的图像与视觉的新文化与之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的艺术史丛书》不完全是提供给那些倾心于中国艺术史的人们去阅读的，同时也是提供给热爱文化史的人们备览的。

本书以山东嘉祥武梁祠的石刻画像为典型，通过深入剖析汉代祠堂画像艺术的共性和个性，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汉代的丧葬艺术的本质和演变规律，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汉代社会鬼神信仰的扑朔迷离的画卷。全书资料翔实，逻辑严密，图文并茂，是研究汉代画像艺术的经典之作。

总序

序

导言

上编 千年学术研究

第一章 武氏墓地遗存的发掘和初步研究

祠堂的配置与复原

祠堂主人及建造日期

祠堂及东汉墓地结构

第二章 武氏祠研究的历史回顾

传统学术

19世纪以来的综合研究

现代研究

对意义的探寻

考古学的启示

结论

下编 武梁祠：宇宙之图像

第三章 屋顶：上天征兆

祥瑞形象及图录风格

征兆图像的流行

武梁和征兆图像

第四章 山墙：神仙世界

西王母与“阴”

西王母与昆仑山

西王母：从神仙到宗教偶像

偶像之表现：西王母及其仙境

第五章 墙壁：人类历史

墙壁图像的一般解读

汉代的史学观

古帝王和历史进化

“三纲”与列女、义士

君主与臣民之责

拜谒场景：君权的表现

历史学家的自我表现

跋：武梁祠石刻画像的思想观念

附录

一榜题、图像志、文本

征兆古帝王列女孝子和义士忠臣刺客

二武梁祠研究年表

三武氏祠画像石详目

四引用文献目录

五索引

宋代以后，经过大约五百余年的古器物学的低潮期，武梁祠研究重又复兴。此次复兴是在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年)古器物学兴盛的背景下发生的。黄易于1786年对武氏祠的发掘，以及随后搜寻石刻的热潮，乃是这一知识和学术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结果是清代古器物学精神又一次决定了研究武氏祠画像的主要方向。

尽管与上隔元明两代的宋代金石学有别，清代金石学在本质上仍是前者的延续，依然格外重视以实物作为研究证据。正如清代金石学先驱者顾炎武所说，研究古代石刻的基本原因是因为石上所刻之史实，即其“抉剔史传，发挥经典”的作用。1121相较于宋代金石学家，清代金石学家更重视古代金石文字在证经补史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现代学者朱剑心解释说：“顾炎武、朱彝尊辈重在考据，以为证经订史之资，此风一开，踵事者多，凡清人之言金石者，几莫不以证经订史为能事。”

别具意味的是，对大多数清代学者来说，“史”是可以检验和纠正的，而“经”却不容新材料的挑战。这一态度深刻影响了清代武梁祠石刻的研究。1789年，也就是黄易完成其发掘和保护武氏祠画像的那一年，翁方纲刊行了《两汉金石记》，标志着新一轮武梁祠研究的开端。八年之后，阮元出版了更为详细的《山左金石志》，这两本书代表了具有浓厚儒学传统的清代金石学主流。到清末之际，三十多名学者步其后尘，殚精竭虑，投身于记录和评论武氏祠石刻画像的工作。一旦这些学者将石刻视为证经补史的材料，对美术形象的解说便不可避免地建立在文献学基础之上。举“孔子见老子”石刻来说(图25)，阮元在《山左金石志》中的解说尽力使图画与儒家文献中有关的记载相吻合。比如他认定画像中孔子的马车夫是其学生南宫敬叔，而另一个身形稍小者则为孔子的随从，凭据为这两个人都在史书中有载。阮元还以为画像中孔子所执之鸟必为斑鸠，因为他拜访老子时的身份是史，而据《周礼》，官吏在正式会晤时需执一只相应的鸟以示身份。但阮元在发展这种解释的时候也面临一个难题：画像中孔子见老子的地点是在路上，与文献所记载的场所不同。为了调和这个矛盾，他自圆其说地认为老子一定是在去都城谒见鲁昭公的路上遇见了孔子，而后者是鲁昭公派遣去向老子问礼的。

由于这批清代学者知识渊博，儒学根底深厚，他们的考证极大地丰富了对武氏祠的研究。从现代艺术史的角度来看，他们对形形色色的画像主题的识别大致上等同于图像志研究(iconographical study)。然而，清代学者之工作目标是为了将新的考古发现纳入到那无所不包的儒学研究的框架中去。这一宗旨甚至在其观察及记录视觉材料的方式上也显现出来。对于这些学者来说，文字著录远比视觉表现更重要。当检验一幅画像的时候，他们一般首先着手寻找和释读铭文，因为铭文可以有效地帮助他们在图像及古文献之间搭起桥梁。假如孔子及老子的名字没有被镌刻于“孔子见老子”一石的主要人物旁边，清代学者将很难断定这幅画像所绘乃是这两位先贤之会晤。如果不是根据这些榜题，他们中少有人敢于忽略图画中诸如会面地点这些不符合文献记载之类的疑点。我们可以认为清代学者实际上视汉代石刻为“文献”，并竭尽全力把图画转化为文学形式。

因此毫不奇怪，尽管有清一代金石学家都赞美武氏祠石刻画像，视其为无价之宝，但这些画像石在出土后的几十年间却从未被出版印行过。反之，这其间却有超过十位重量级的学者在其金石著作中，以文字的形式详细描述和评说武氏祠画像石。他们记录下每石的形状，以及上面所刻的建筑、树、动物和鸟。对他们来说，描述画像远比复制它们来得重要。因为只有在文字的层次上，这些画像石才能与写在纸上的儒家经典相联系和对应。

P43-44

主编这套丛书的动机十分朴素。中国艺术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仅仅是中匡1人的艺术史，或者是中国学者的艺术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我们有全球艺术史的观念，作为具有长线文明史在中国地区所生成的艺术历程，自然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对这份遗产的认识与理解不仅需要中国地区的现代学者的建设性的工作，同时也需要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学者的建设性工作。多元化的建设性工作更为重要。实际上，关于中国艺术史最有效的研究性写作既有中文形式，也有英文形式，甚至日文、俄文、法文、德文、朝鲜文等文字形式。不同地区的文化经验和立场对中国艺术史的解读又构成了新的文化遗产。

有关中国艺术史的知识与方法的进展得益于艺术史学者的研究与著述。20世纪完成了中国艺术史学的基本建构。这项建构应该体现在美术考古研究、卷轴画研究、传统绘画理论研究和鉴定研究上。当然，综合性的研究也非常重要。在中国，现代意义的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美学、宗教学、文学史等学科的建构也为中国艺术史的进展提供了互动性的平台和动力。西方的中国艺术史学把汉学与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完美地结合起来，不断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大陆的中国艺术史学曾经尝试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社会分析，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经验。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多元方法对艺术史的研究也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选择一些重要的艺术史研究著作，并不是所有的成果与方法处在当今的学术前沿。有些研究的确是近几年推出的重要成果，有些则曾经是当时的前沿性的研究，构成我们现在的知识基础，在当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知识与方法。比如，作为丛书第一本的《礼仪中的美术》选编了巫鸿对中国早期和中古美术研究的主要论文三十一篇；而巫鸿在1989年出版的《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The wu Liang Shrine：The Ideology of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包华石(Martin Powers)在1991年出版的《早期中国的艺术与政治表达》(Art and Political Expression in Early China)；柯律格(Craig Clunas)在1991年出版的《长物志：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Superfluous Things：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dy Modern China)；巫鸿在1995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美术和建筑中的“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Architecture)等，都是当时非常重要的著作。像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的《万物：中国艺术中的大规模与模件化生产》(Ten Thousand ThinKs：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乔迅(Jonathan Hay)的《石涛：清初的绘画与现代性))(Shi-tao：Painting and Modernity in Early QinK China)；白谦慎的《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Fu Shan’s World；The Transformation of Ctdnese CalliKraphy in theSeventeenth Century)；杨晓能的《另一种古史：青铜器上的纹饰、徽识与图形刻划解读》(Reflections of Early China：Decor，Pictographs，and Pictorial Inscriptions)等都是2000年以来出版的著作。中国大陆地区和港澳台地区的中国学者的重要著作也会陆续选编到这套丛书中。

除此之外，作为我个人的兴趣，对中国艺术史的现代知识系统生成的途径和条件以及知识生成的合法性也必须予以关注。那些艺术史的重要著述无疑都是研究这一领域的最好范本，从中可以比较和借鉴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方式所产生的极其出色的艺术史写作，反思我们共同的知识成果。

视觉文化与图像文化的重要性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多次显示出来。这一现象也显著地反映在西方文化史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是以文字为核心的，而缺少同样理念的图像与视觉的新文化与之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套丛书不完全是提供给那些倾心于中国艺术史的人们去阅读的，同时也是提供给热爱文化史的人们备览的。

我唯一希望我们的编辑和译介工作具有最朴素的意义。  2005年4月17日于花家地西里书室

本书是对佛教碑刻流行于中国之前一处最重要石刻画像遗存的全面分析和描述，该遗存极大地融合了汉代的历史和文化。1989年亚洲学年会最佳著作奖(约瑟夫·李文森奖)得主。

……一本权威性著作。它涵盖全面，学术严谨，图文并茂，制作考究……举凡汉代墓葬习俗、政治观念、图像学、出资人以及许多学术界长久以来所关心的问题，作者都能以明晰而令人信服的阐释给读者提供线索。在今后许多年里，本书都将是武梁祠研究这一领域中的一本重要专著。

——0rientation杂志

本书以山东嘉祥武梁祠的石刻画像为典型，通过深入剖析汉代祠堂画像艺术的共性和个性，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汉代的丧葬艺术的本质和演变规律，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汉代社会鬼神信仰的扑朔迷离的画卷。全书资料翔实，逻辑严密，图文并茂，是研究汉代画像艺术的经典之作。

——信立祥(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