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作为古代最杰出的历史演义小说,不仅以“七实三虚”的创作原则,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三国时期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播历史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小说通过演绎这段历史,深刻地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与观念,汇集了汉族人民的智慧与力量,成为积淀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大书。谭邦和说:“《三国演义》属于那种集中表现了民族历史文化总体成就和总体特色的作品,继之又参与了民族性格的塑造、民族心理的建构、民族文化的定型,并持续作用于民族文化发展演变的过程。因此,不读《三国演义》,意味着失去一次形象生动地了解中国历史、品味传统文化、欣赏乱世英雄、获得古代智慧的宝贵机会。”
全书分为“观念篇”、“事件篇”、“人物篇”。“观念篇”旨在从宏观的角度去阐释《三国演义》全书所蕴含的、能反映出中国古代文化带有本质性的东西,诸如历史观、政治观、道德观、战争观、人才观、宗教观、妇女观,、英雄观之类。“事件篇”、“人物篇”则采用聚焦的方式,从中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角度去具体解读、分析小说中最为重要的事件和人物,试图从中读出一些渗透着中国古代文化的东西来,但愿能对《三国演义》的爱好者有所启示。
因此,这里的“忠”主要是指忠于炎刘天下、刘氏江山,具体说是指忠于汉献帝以及后来的蜀汉政权。凡是忠于刘氏宗室,维护炎刘宗社,就是忠臣义士;反之,就是国贼、逆臣。董卓、曹操、曹丕等,其所以被视为奸臣、逆贼,就因为他们无视皇权,擅行废立,将君王玩弄于股掌之上,挟天子以令诸侯。像董卓一旦把持朝政,就不顾大臣反对,废少帝而立陈留王,后来还杀死少帝与皇后;又擅作主张,将都城由洛阳迁往长安,曹操虽未擅行废立,却挟天子以令诸侯,以臣压君,作威作福,杀国舅董承、国丈伏完,鸩杀皇子,又逼献帝封自己为魏公、魏王,并公开表示自己只做周文王,示意让儿子曹丕篡夺炎刘天下,改朝换代。曹丕在以臣逼君、擅作威福方面比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刚刚即王位一年就迫不及待地篡汉自立,贬献帝为山阳公。表面上是你情我愿的尧舜禅让,实际上是乱臣贼子的篡逆之举。董卓、曹操、曹丕的所作所为完全违背了封建时代的为臣之道,是欺主、弑君的叛逆之行,不仅要遭到人民的唾弃,还要受到上天的谴责。于是小说就写了董卓下葬时上天震怒,连续三次都是雷电交加,让董卓尸骨无存;曹操则终身被头风病折磨,死前还被冤魂索命;曹丕则现时现报,受禅之时遭到天谴,被一阵怪风、骤雨惊到于地,在位仅七年即得病身亡,年仅四十岁。这些在作者看来都是天道好还,都是上天在惩罚不忠之人。
有奸臣逆贼,就必有忠臣义士。为反对董卓、曹操、曹丕的不臣之举,多少忠臣义士为维护汉室、延续汉祀,不顾身家性命,前赴后继地进行斗争,表现了对汉室的忠贞。尚书丁管为反对董卓的废立之举,敢以象简击打董卓,虽然被杀,却“骂声不绝口,至死神色不变”(第四回)。越骑校尉伍孚见董卓弑杀帝妃,不禁义愤填膺,于是怀揣短刀行刺董卓,事虽不成,却气贯长虹。
P23
小说是一种文化载体,历史小说尤其如此。《三国演义》作为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和代表作,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非一般小说可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在反映古代社会生活、时代风貌,在反映古代中国人的历史观、政治观、道德观、战争观、人才观,在反映古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等等方面,它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是一般古典长篇小说难以企及的。不能否认,一些古典文学名著也从某些方面反映了古代文化,如《水浒》反映了古代的绿林文化,《西游记》反映了古代的宗教文化,《金瓶梅》反映了古代的市井文化,《红楼梦》反映了古代的贵族文化,《儒林外史》反映了古代的士林文化。但也必须看到,这些古典文学名著反映古代社会生活往往有所偏重,或许在深度上超过了《三国演义》,如《红楼梦》对封建大家族的描绘与揭露,《儒林外史》对士林人物的描绘与讽刺,然而就整体而言,这些名著的文化信息含量却远不及《三国演义》,人们要藉小说来认识、了解封建社会,《三国演义》所具备的价值无疑要强于其他作品。
说到古典长篇小说对后来社会生活、对人们思想、行为的影响,《三国演义》更非其他作品可比。随着《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明、清以来的社会生活几乎处处可见它的身影:三国题材的戏剧风靡于杂剧、传奇和各种地方戏的舞台,尤其是京剧舞台,并塑造出一个个“活曹操”、“活关羽”、“活孔明”、“活张飞”、“活鲁肃”,在说书、评弹、鼓词、评书、快板书等民间文艺、曲艺形式中,“说三分”以及三国题材的段子,可谓比比皆是。从人关前的满清贵族以及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都视《三国演义》为军帐秘本,从中吸取用兵智慧和作战方略。随着明清两代统治者对关羽的层层赠封所形成的“关羽崇拜”,更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关帝庙的香火甚至比文庙还盛。随着小说情节的故事化,三国人物与故事更成为旧时广大农村农闲时节永远讲不完的话题。由于三国人物与故事的广泛流传以及深入人心,使得与之相关的成语、谚语、歇后语大量进入人们的生活语言中,成为汉语史上的一种独特现象。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三国人物与故事在社会生活中的不断积淀,它已成为一种文化基因深植于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文化情结,人们往往把三国人物当作一种观念化、道德化的表征:曹操是奸臣的象征,诸葛亮是智慧的象征,关羽是义气的象征,刘备是仁君的象征,鲁肃是忠厚长者的象征,司马懿是阴谋家的象征,阿斗是无能的象征,蒋干是自作聪明者的象征,等等。一部小说能为后人留下如此众多、积淀着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的艺术形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奇迹,至少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此,要论《三国演义》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无疑是任何一部古典名著所无法比拟的。
令人遗憾的是,近一二十年来与《红楼梦》、《金瓶梅》研究始终方兴未艾的状况相比,《三国演义》研究显得要冷清得多,研究人员少,学术刊物少,研究格局小,无论是单篇文章,还是专门著作,都远远赶不上《红楼梦》、《金瓶梅》。在当今文学研究泛文化化的热潮中,作为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响的《三国演义》,反而被研究者冷落,这的确有点让人不解,唯一的解释可能是《三国演义》所反映的是原汁原味的历史生活,所描绘的是那些远离今人的古代帝王将相,从而缺少现代感吧。
我自幼酷爱《三国演义》,小学时看《三国演义》的连环画,中学时读绣像本的《三国演义》,大学毕业后在高校担任古典文学教学工作,少不了要讲《三国演义》,同时我还给本科生开设《中国文化概论》。这就免不了带着文化的眼光去读《三国演义》,久而久之也就萌生了试图从文化的角度去解读《三国演义》的念头,希望从小说中读出一些新东西来。于是不避浅陋,写了这本不算太薄的《(三国演义)的文化解读》。
全书分为“观念篇”、“事件篇”、“人物篇”。“观念篇”旨在从宏观的角度去阐释《三国演义》全书所蕴含的、能反映出中国古代文化带有本质性的东西,诸如历史观、政治观、道德观、战争观、人才观、宗教观、妇女观,、英雄观之类。“事件篇”、“人物篇”则采用聚焦的方式,从中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角度去具体解读、分析小说中最为重要的事件和人物,试图从中读出一些渗透着中国古代文化的东西来,但愿能对《三国演义》的爱好者有所启示。
我既不长于文学评论,也不甚熟谙中国古代文化,写《(三国演义)的文化解读》不免有些吃力,权且把它当作引玉之砖吧。
作者
2006年3月21日于寓所
我是一个有三国癖的人,儿时读的第一部小说就是《三国演义》。记得读到精彩之处,往往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然而看过之后,只记得其中的情节和人物,至于别的一概记不起来了,更不会去想什么,多读一遍也无非多记点情节和人物,好在别人面前讲点故事。后来进了大学,又有幸留校任教,得以在中文系教古代文学,接触四大古典名著的机会更多了。从1997年开始转到元明清段,每年都少不了要讲《三国演义》,这才开始用历史的眼光、文学的眼光和审美的眼光去认识它、分析它。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逐渐用文化的眼光来研究古代小说,并出现一种泛文化化的倾向,我也免不了受某些新视角、新观点的影响。2002年,我又接手《中国文化概论》这门课,开始与中国文化打交道,于是渐渐滋生了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去认识、解读这部名著的兴趣,而且越读越觉得它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实在太丰富、太广泛、太深刻了,联系明、清两代的社会生活乃至今日的社会生活,越发觉得《三国演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对中国人的政治理念、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乃至于对汉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性格的影响都无处不在。感到仅仅把它当作一部小说来读未免眼光太狭窄,也太低估了它的价值,觉得自己有责任从文化的角度去解读它,以重新认识和挖掘它的价值,使它在今日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新时期的先进文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于是从去年10月起着手写这本《三国演义的文化解读》。期间,又重新阅读了《三国演义》、《三国志》以及大量有关《三国演义》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对不少问题也重新作了思考,一边看书,一边写作,历经六个月的伏案工作,总算基本就绪。只是由于我担负的教学任务太重,又有别的事情拖累,无法潜下心来作更为深入、更为成熟的思考,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作进一步的修改、加工和润色。这样,书稿中难免有不成熟、不稳妥、不准确之处,只好请读者多多原谅,请方家多多指正了。
前辈陶敏先生在百忙中为我审阅书稿,提出修改意见,并为之作序,费心不少,在此谨致诚挚的谢意。
此书得以问世,还得感谢我省重点学科——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古典文学学科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学科负责人王友胜博士不仅为全书的构架出谋划策,还热情地予以资助,在此特致谢意。
2006年6月2日于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