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着重在当下文化热点的分析、阐释和批评，关键词集中在身体、欲望、资本、消费、商业化、权利。作者从中国文化经验出发，对男权文化中心以及男权文化的权力结构，做了深入细致地阐释，充分展现了一个女性主义批评家锐利、准确、有力的批评风度。

本书着重在当下文化热点的分析、阐释和批评，关键词集中在身体、欲望、资本、消费、商业化、权利。女性主义批评是本书的重点部分，作者从中国文化经验出发，对男权文化中心以及男权文化的权力结构，做了深入细致地阐释，充分展现了一个女性主义批评家锐利、准确、有力的批评风度。同时作者还将眼光投向大众文化领域，挟裹具体、零散、混乱、感性的文化经验向思想的深度挺进。

整部作品呈现为先锋理论和经验表达的和谐织体，将本土经验作为理论分析的对象，或者将先锋理论还原成我们紧张的现实感，冷峻而富有激情，希望这本主题性很鲜明的批评文集，给你带来不一般的阅读体验。

第一辑 身体、权力与性别

性别视角中的身体

身体政治与女性公民

身体写作的前世今生

持不同性见者

临近身体临近存在l

女阉人或者女人不存在

有关身体欲望的三个切面

记忆(罗兰·巴特)

漫游(纳博科夫)

喊叫(玛格丽特·杜拉斯)

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痛

个人担当下的身体话语

悲喜乳房

欲望之都与“圣洁”霸权

身体开始说话

绯闻里的身体政治

性别迷津与身体抉择

麦当娜的身体诗学

性骚扰、微观权力和性别政治

从身体出发的抵抗策略

消费社会的女幽灵

第二辑 流行谱系里的本土经验

物质、身份及其幻觉

物质生活——以广州为例

星巴克来了，左岸来了

拒绝叙述的广州经验

大众文化里的悲剧因子

谁在雕刻真实

日常经验里的政治态度

这个不宜公开的秘密

过剩的真相

被绑架的经验

面具货币

想像西方

东方宝贝

谁在争夺美的话语权

五月青春痘

都市、媒体以及话语的反叛l

话筒工厂及其神话

时髦主义和个人主张

纸上蜘蛛网

只要思维就够了

向虚假的城市经验投掷燃烧弹

第三辑 被书写的世界

他们的书写与抵抗

 在絮语中沉默

 一场令人惊愕的笨拙战斗

 神赐的疯狂

 虚无的力量是如此强大

他知道他是多么的没有道理

一种乖张的修辞风度

当一切都成为障碍

她们的书写与编织

 镜像之谜

 不是女人是魂灵

 银湖女神

 一个批评家的重点所在

女性主义是一种知识维度(代跋)

先来看一首诗，名叫《一把好乳》，出自70后新锐男诗人沈浩波。

她一上车／我就盯住她了／胸脯高耸／真是让人／垂涎欲滴／我盯住她的胸／死死盯住／那鼓胀的胸啊／我要把它看穿就好了／她终于被我看得不自在了／将身边的小女孩／一把抱在胸前／正好挡住我的视线／嗨，我说女人／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收回目光／我仍然死死盯着／这回盯住的是她的女儿／那张俏俏的小脸／嗨。我说女人／别看你的女儿／现在一脸的天真无邪／长大之后／肯定也是／一把好乳。

从母亲到女儿，这就是女人的历史，她们被看，被男人的眼光死死地盯住。女人的含义，女人的身体，乳房的含义，是被男人们的眼光和视角固定了的。什么是性感，他们说，丰乳肥臀呀。于是，很多明星，那些性感的典范，就去隆胸，把胶质化学物，身体的异物埋进自己的乳房，男人的眼睛在放光，在喷火，女人必须咽下这耻辱和恐惧。

当男人们仅仅从生物学的色情基础，来看待乳房的时候，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才提出了烧毁胸罩，解放乳房的口号。她们力图从耻辱和恐惧中逃离出来，想在被践踏的地方，重新找回属于女人的自由的生机。还原到自身，认清自己的身体，身体的变化，不要在男人的眼光中扭曲自己的天然属性。如今，西方很多现代知识女性，真的放弃了胸罩，已成为一种潮流。除了赤裸裸的色情妄想之外，还有那些对乳房的赞美，都是杀人的谎言。在西方文化史上，很多浪漫主义诗歌，充斥着过度的美丽的谎言，男人们一相情愿地把华丽的辞藻，献给年轻的女人和她们年轻的乳房。女人们很容易就掉进这谎言的陷阱，这粘着蜜汁的毒箭，会让幻觉膨胀，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美丽的幻觉。当乳房不再圆润，不再坚挺的时候，不再被男人的痴迷所珍爱的时候，做女人的信心和良好感觉怎么体现，靠什么支撑?

这样的难题只有女人自己面对，自己来改变。女人们变得明智和清醒，在西方，这些女性精英开始通过各种艺术媒介，来传达各种形态的乳房，打破单一的唯美的传统模式，败坏男人们肤浅的色情视觉，必须直面不同阶段的身体处境，没有完美，一成不变的，正如生命本身的脆弱和残缺一样。乳房也是，有美的，也有不美的；有年轻的，也有衰老的；有精致的，也有松弛的。它和世间万物一样，它甚至也会发生病变，它被切除了，只剩下胸膛。这会吓坏男人，也吓坏女人，真相是无法遏制的，从观念到行为，伸展到从未触及的边际，那些因为怯懦而不敢走入的生命迷宫，应该渐渐地成为常识。

P55-56

苏七七：我记得你的第一本书的书名是《不咬人的女权主义》，到这本《持不同性见者》，你一直是非常旗帜鲜明地以一个女权主义者来定位自己的?这种女权主义的思想及态度，是如何产生的?它意味着怎样的成长环境、思想背景以及现实语境的共同影响?你似乎不喜欢“女性主义”这个看上去更为宽泛的概念?

张念：“女权主义”或者“女性主义”都来自同一个英文单词“FEMINISM”，从字面翻译上看，女性主义更准确一些。正如你所说．女性主义也更宽泛。女性主义必然包括女权的内容，如果你说你是女性主义者，并不意味着你更温和或者更狡猾(比如怕得罪男人)，而是说一个女性主义者，她不会否定女权，比如女性的政治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同工同酬的权利，这些权利，在西方社会，是经过大量的女性运动，花了近一个世纪(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末)的时间争取来的。而中国的情况有些不同，女权的获得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额外奖励，女人们没有经过痛苦的斗争，就获得了投票权——选举人大代表。而在今天中国落后的农村地区，女童的失学率高于男童，这种在贫穷状况下的性别歧视，使这个问题显得更为复杂。作为一个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你来谈女人的政治权利，男人们会说这不是性别问题，而且社会问题，男人也同样面临政治权利多少的问题。而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出现，让更多的中国男性知识分子，认为女权问题是多么的不合时宜，这样，在公共空间的良心资源里，性别维度极其匮乏，这非常有意思。正是女权在中国所面临的复杂性，让一种历史逻辑相当清晰的理论或者思潮，看起来如此的模棱两可或者面目全非，这在知识层面刺激起我莫大的热情和兴趣，这就是你说的“现实语境”对我的重大影响。

苏七七：“在公共空间的良心资源里，性别维度极其匮乏”——这可以举个例子来具体谈谈吗?

张念：稍加注意，我们就会发现，公共言论平台一直保持着对权力的批判，但性别作为一种微观的权力场，往往受到忽略，就是说，当下的批评视角很少涉及性别问题。

苏七七：在复杂的女权主义发展与分化的流派中。你的女权主义观可以概括出它的简要核心吗?

张念：哦，没有什么核心，我反对所有的核心呢。而作为思潮的女性主义，的确众说纷纭，比如在生育、就业、专职主妇、色情等问题上，不同的流派回答是不同的。比如说，专职主妇，我的回答是首先要给女人主动选择的权利和机会，然后让女人自己去说“YES”或“NO”。贤妻良母是作为个体女人的性性选择，而非道德选择。在更加宽泛的道德谱系里，我们不能证明一个尽心尽力相夫教子的女人比一个单身女企业家更有道德。女企业家还解决了就业问题呢，这也是她的道德贡献呀，这没有价值的高下之分。反过来，一个按传统方式生活的女人，只要是她心甘情愿的，并在其中得到快乐，我们也不能指责她就是落后和愚蠢的。我反对用单一的标准逼迫人们去选择他们的行为方式。

苏七七：这么说，“女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女性自主选择权?

张念：就是自由感受的程度问题，那种强加于人的单一的通用的标准，就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女权最早的含义同女性人权相关，而女性主义的自由主义流派，更强调的是“女性自主选择的权利”，这是知情选择，就是当女人面临选择的时候，能够辨识每一种选择的利与弊，能够知道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最能够承担的是什么等等，并且有相当宽松的文化语境，来为这样的自主选择提供机会与可能。

苏七七：在我的阅读中，我看到解构主义对你的深刻影响，在将女性被赋予的“社会性别”进行相当锋利的解构时，你的对于“身体”的理解依然是相当本质主义的，它成为你感受与分析的一个基点，是这样的吗?在“身体”与“写作”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从性别政治的角度来说是不是有它的独特意义?

张念：“社会性别”(GENDER)是文化构建的结果，社会性别的基础是生理性别(SEX)，我们往往根据这生理器官的差异来塑造人的后天性别。当我们谈论“身体”的时候，并不意味着用“身体本质主义”来替换“器官本质主义”，而是说，身体现场的信息更加丰富和复杂，比如，也只有在身体的现场，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同性恋、性倒错等边缘文化。从身体的角度切入性别，我们就会发现性别符号是多么的有限，一个人，怎么可能只归属于一种性别呢，这是件多么单调和乏味的事情。当然，你所说的“身体本质主义”，我想用“身体的本真主义”来表述，身体在文化中一直是被陈述的对象，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往往被身份、阶层、阶级、性别、种族、国籍等所标示。如果没有这些，难道我们就无法辩识身体了吗?举个明显的例子，为什么我们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能够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认同感，这是本真的身体在说话，是你身体的反应，尽管作品中的人物标识和自己有出入，但在阅读的过程中，这些标识就不那么重要了。这个时候，“身体”和写作的关系依然是暧昧不清的，“身体”依然是难以捉摸的，它和偶然、变化、死亡相关，是非连续性的，它是连续的整体的逻辑的父权文化符号的零余者，这套符号体系是强势的主流的，甚至隐藏在传统和积习之中，那么，女性主义的立场，或者女性主义的思想，就和已经被约定俗成的事物形成了对抗，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身体政治。

苏七七：在对《阴道独白》、黄静案等具体事件的关注中，你是如何理解中国的性别现状的?一个女权主义者在当下的实践方向与实践态度可以是怎样的?

张念：《阴道独白》在中国的命运非常耐人寻味，一方面此剧在某些城市被禁演，这是城市性格所导致的，而另一方面，看过的人，反应也不同。有的人觉得过火了，这个我就有些不明白，过火在哪里?仅仅是因为“阴道”这个词汇让人受不了啊，我们不能望文主义，一听见“阴道”就过敏呀，而《阴道独白》恰恰是针对这样的文化过敏症，“阴道”作为女性命运和遭遇的词根，女人的自白从这里开始，并且回到这里。“阴道”叙事因此也有别于男根叙事、历史叙事、宏大叙事、社会叙事，因为我们无法将这样的叙事模式纳入任何一种我们所熟悉的范畴中，而女性主义恰恰就提供了这样一种新鲜的叙事维度，将战争(女人作为战利品)、性暴力、遗弃女婴、婚姻、性交易等等，进行女性化的陈述或表白，这些陈述能否被“听见”，取决于一个社会对于陌生的、不合规矩的知识的包容能力，并且我们可以进一步质疑，这是谁的知识?规矩是为谁服务的?是谁规定的?有何种正当性等等。黄静案的争议焦点也在这里，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强奸罪，这有待法庭的最后判决。但让此案判决一直延拖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恋爱关系中，强奸一说是否成立，这样的疑虑忽略了在性行为中女人的意愿，尽管这样的行为是在某种关系的前提之下，比如婚姻关系、恋爱关系、熟人关系、只要是违背了女人意愿强行发生的性行为，就是人身侵犯。女人的性尊严，不能因为某种关系的存在，就被抹杀。而更多的伤害，恰恰是在关系的掩盖下，因为其隐秘性和私人性，被我们所忽略，比如家庭暴力。而私人性的、日常性的罪恶，以习俗和传统的名义，与道德和法律合谋，就是前面我所提到的“规矩”是在纵容谁，同时“规矩”又对哪些群体构成了伤害。在中国，性别问题往往牵涉面非常广，除了文化原因，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在我们本土的文化资源里，是相当匮乏的，我们对自由和责任的分裂认识还很强烈。另外，在社会组织建构、经济发展的平衡状况、社会福利制度、婚育制度等等方面，还没有为女人的自由和独立做好相应的硬件支持。作为一种知识的女性主义，其社会实践有运动型的，比如成立女性组织，影响国家的立法，为女性权益做合法性的支撑。而女性主义的实践还可以在观念层面，促成某种社会共识。作为每一个具体的男人和女人，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态度里，能否让女性主义成为某种“支援意识”，在目前来说显得更加重要，所以，在政治哲学层面，女性主义何尝不是在思考一种关于幸福的理论呢。

苏七七：“我们对自由和责任的分裂认识还很强烈”——这个可以更详述一下吗?它对女性主义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念：自由如果是一枚硬币，权利与责任就是它的两面。女性解放是在社会担当与个人担当之下完成的，一方面是社会制度的保障，另一方面就是个人的独立。在男人与女人的社会机会对等的前提下，尤其都市的职业女性，自我的精神解放，在目前显得更为重要。

苏七七：你的文化批评的文章几乎都是从细致的感性体验出发(如广州系列)，再展开锐利的剖析，在你的“批评”中，“感受”(这也是与“身体”相联系的词语)有怎样的意义?

张念：文化批评的对象是丰富和庞杂的，除了文字文本之外，一种潮流，一种现象，一种趋势，一种我们身处其中的莫名氛围，甚至隐形的社会心理，都是文化批评所关注的。这几乎是万马齐喑的局面，非常有刺激性。一个感觉迟钝的人，一个套中人，一个身体僵硬的人是不适合从事文化批评的。文化批评对变化极其敏感，并在变化之中捕捉我们这个时代的印记，这几乎和新闻记者一样躁动的行当，使得文化批评的时间感就相当急促，需要具备相当的爆发力。这躁动出自深刻的好奇心，另一种天真，是深思熟虑的激进和原始人性的保守相撞击的结果。这时候的感性体验就是感性体验，没有古典抒情、道德教化以及所谓的人性培植匍匐在后，把感性做为幌子的媚俗表达就是大量败坏了我们阅读胃口的散文作品。那些被媚俗感性经验和文字喂养得白白胖胖的文化主教、牧师、布道家，在浮肿的文化面庞和硕大的灵魂头颅的监禁下，身体的速朽在所难免。而枯琐的身体让灵魂的物质基础全面溃败，灵魂的塑造就是空谈。身体的场阈，是人类学意义上的返回原点，这痛苦的“回乡”，是一个不断剔除“文化脂肪”的过程，让我们的感受力像原始人一样的敏锐，第一声尖叫，第一次快感降临时的喊叫是怎样的，为此文化批评的批判性，挟裹着“原初”的身体经验，其批判火力是可想而知的。这样的批判看起来激进，骨子里是保守的，就看你守的是什么。

苏七七：从文化批评的角度上说，给你影响较大的作家或批评家是谁?是怎样的影响你的理论、写作逻辑和风格的?

张念：我喜欢的，必然会影响我，前提是喜欢呀，与其说是影响，不如说我在回应他们呢。在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我展现了我的喜欢，我的思想库存和风格文档。我从这些优秀的作家、批评家那里寻找到了我的困惑、焦虑、抑郁，当然还有痛快以及说服自己的能力。风格是最重要的，我的星座、血型和生辰八字，这些生命密码在寻找语言的外衣，在寻找他们的精神伙伴，在寻找思想的亲密爱人，有点像笼子寻找鸟的荒诞偶遇，但并不像右派这一政治斗争的谋略在寻找右派肉身的社会运动，这是隐秘的个人戏剧。幸好我遭遇的这些家伙，个个都宽容，个个都是自由的守护者，他们不会怂恿我因为知识的偏狭，感受力的欠缺，而成为愚蠢的某某主义。当然，当然，我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因为我没有理由发明另外一个词来代替这种维度，我一直也认为这仅仅是知识的某一种维度而已，也只有在恰当的地方，才有恰当的作用。没有一种一统天下的超级理论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如果谁说有种理论是如何的光荣、正确、伟大，这只会增加我的不安和惊恐。

苏七七：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你认为“文化批评”有着怎样的意义?而对于一个“批评家”来说，立场与态度是重要的吗?

张念：在一个长期有政治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传统的社会，文化批评当然含有前两者的意味，但文化批评的进入角度不同，文化批评更加“务实”，更加形而下，也就更加“肉身化”。文化批评是从世俗生活的层面切入，然后才带入社会学、哲学、历史、精神分析、符号学和人类学的眼光。如今的生活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生活(狭义的)已经不是生活的全部主题。尤其互联网的出现，比如那些在论坛上进行民主言论和意见表达的网民，你说这是乐观还是悲观的，文化角度说，虚拟的民主空间既乐观又悲观，是一种悲喜剧呢。是绝望和希望，冲动和耐心的复杂织体。而“马甲”一词的出现，必然会让精神分析学家兴奋，人格内涵就有了新的业务单。文化批评方法，依然来自西方，是在看起来“历史已经终结”的社会，那里的人们把批评的眼光转向个人、转向生活方式、转向消费社会、转向物质世界，但并不意味着文化批评在中国就水土不服。个人生活(女性主义尤其重要)的民主操练，对我们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准备，这准备是指向“历史并未终结”的将来，也许就是不久的将来。这样，文化批评家的立场就显得软弱和狡猾(这难道不是我们的斗争策略吗)，因为他们没有和最根本的社会矛盾针锋相对，但文化批评家做的依然是基础性的工作，制度大厦的地基是什么，依然来自我们对最亲近的经验的理性认识，大众文化里隐含民主活性因子，是身体严肃性的在场。只不过一个中国的文化批评家，他(她)更迂回一些而已。

苏七七：说到马甲，你对网络实名制是怎么看的?在中国的语境下，文化批评与言论民主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张念：实名制好像行不通咧。实名制违背了“在网络空间生而平等”(比尔·盖茨语)的精神。实名制能遏止谎言或者谣言的散布吗，这好像不太可能，更何况在现实社会，以机构或者真实个人的名义散布的谎言，我看，并不比网络更多，或者更少。那么堵上人的嘴，就没有谎言了吗?谎言像空气一样，遍布在我们的周围，和网络空间的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谎言本身是挟裹着某种不安全感，说谎者本身是权力压制的牺牲品，一个控制型的社会，是谎言滋生的根基，而不应该把这笔账转嫁到自由言论头上。如果非要把文化批评与言论自由弄成辩证关系，这似乎很俗套。而当下中国的文化批评，和言论民主一样，需要的是激情和真诚的品质，需要的是对真问题的阐释和回答，文化批评本身也是言论民主的一部分。

苏七七：在你的符号分析中，有许多感性因素搀糅其中，这可以视为是一种“女性的”文化批评吗?

张念：符号分析方法中的感性元素，不是因为我刻意地“女性化”更何况一个男性符号学家。比如罗兰·巴特，他感性起来，让女人都望尘莫及呢。符号分析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在加密和解密之间游荡。这个是女性比较擅长的嘛，这样，正如你说的，符号分析是“女性的”文化批评。比如，玫瑰就是玫瑰，但有人可不这样认为，玫瑰是浪漫、玫瑰是爱情，玫瑰是战争(英国)，玫瑰还可以是老电影上地下党人的接头暗号呢。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符号分析就是去发现文化的各种符号建制，去揭示这些符号系统的配制秘方，从而，以玫瑰就是玫瑰的“原始蛮力”，去破除神秘，解除权威，规避权力对生命的钳制。而在文化研究导论性的教材中，女性主义是基本的章节，或者可以这样说，女性主义是文化批评的重要方法，而相应的，女性主义思想从来也没有放弃过文化批评。尤其女性主义中的精神分析流派，包括整个后现代精神分析，都受到符号学的影响，而整个后现代的第一块基石，是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

苏七七：在我看来，你的符号分析，不只是在“解密”，而是通过感受的时间维度，在加密与解密之间，添加进个人的、身体的因素，也正是在这个维度上，“回避权力对生命的钳制”吧。

张念：对，这是哲学家福科对知识的巨大贡献。福科曾说，写作可以改变自我，同样我们可以说是知识在改变人类。这看起来比较专业的智力活动，实际上是为每一个人的具体的日常生活寻找解放之路。福科还说，自由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而自由同时也是在丈量绳索的长度，在更加微观或者不易觉察的地方，去“回避权力对生命的钳制”。只要有权力等级，就有政治。因此，文化批评从来也没有放弃对政治批判的努力。

苏七七：在书中的最后一个部分，你提供的可以说是一份私人阅读笔记?从知识谱系上说，能够看到你受到的从存在主义到解构主义的西方当代文论的影响，而你对他们的阅读与理解，则是不那么理论的，而有着更多的“体验”在里面，你说杜拉斯是个“体验型”的作家，从这个角度看，你是不是也是个“体验型”的阅读者?

张念：在这份私人阅读笔记中，不仅仅是体验式的，因为体验必然挟裹着情感，尤其克尔凯郭尔的绝望(他习惯在舒适的环境让自己更加的不舒服)，穆齐尔的纯粹(他要创造伟大的小说)，杜拉斯的岩溶激情(她是爱情女超人)，茨维塔耶娃(她复杂得如此清澈)都曾激荡起我们内心的风暴，而德里达，我知道自己永远无法接近他，我们对他的爱，近乎一张写错地址的明信片(POSTCARD，POST同时也是英文单词后现代的前缀)，我感到只能这样，才不至于被他讪笑。哈，不说了，我不仅误读、误写、还误投呢。

苏七七：在误读、误写与误投中，新的文本成长与加入到“上下文”(context)中去了，真实与文字的世界，都因此而更加丰富了。

张念：罗兰·巴特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作者死了”。德里达甚至说，正是翻译，或者翻译的不可控制，构成了他作品的一部分。一个具有中国经验的批评家，不仅参照这些西方学术的成果资源，而且必然也会丰富这些知识的内涵，重新理论，或者一种准确的生存感受的重新表述，在这边和那边构成知识共享受的局面，都是对这些大师们的一种严肃回应。而那种创建本土理论资源的说辞，就变得如此的空洞和狭隘。

苏七七：在关于女作家、女诗人、女批评家的系列文章中，你是有着感情的投射在里面的，同样作为一个写作者，你自已是如何在性别、写作与生活中，找到平衡，或者说，放弃平衡?

张念：我没有不平衡呢，我每天做饭给自己吃，热爱我的两个弟弟，与我爱的人聊天，和朋友逛街，涂指甲油，满大街寻找我喜欢的银饰、一星期换一次床单、电路跳闸自己搞掂、寻思怎么让我的学生学会快乐地思维，我每天都活着，这就是生活。如果有不平衡的时候，作为女人，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放在整个文化背景之下，是女人共同的问题，这样想心里就好过一些，并且激发了我改善局面的热情，而写作不就是改变我们的一种方式吗。写作和生活没有冲突，写作是生活的重要部分。当然写作是摧毁与重建并行不悖的生涯，一个大部分时间对着电视，和一个大部分时间对着电脑的女人，她们的快乐指数没有差别。正是性别的麻烦——我是30岁以后才体会到的，但我18岁的时候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仅仅观念)，让我天然地亲近女性主义思想，只不过现在的麻烦更加宏大一点，更整体一些。

苏七七：说到这里，我想到我们在广州头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穿着背心和七分裤，颜色鲜艳，还有画得很鲜明的眼线，我当时想：在生活与理论之间，你好像走在一条奇妙的平衡木上。理论没有影响一种活泼世俗的生命力与生活态度，而写作则没有让生活因为足够自足而沾沾自喜，去损害可能有的宽度与深度。

张念：或者说是理论带来的理性力量，这和世俗生活没有什么冲突。长期以来，社会对于学者的刻板印象，不仅强化了知识和实践(生活)的脱节，而且对学者本身也造成某种暗示，或者不自觉的自我分裂，我们不可想像一个大谈自由主义的学者，却在现实中，培育学术特权，大搞山头和派系斗争，这本身就是思想破产。人类从来不是为了思想而思想，思想从来就是为了更好地回馈于生活。最近看到陈丹青的一篇文章，拿现在的知识分子跟民国时候的知识分子相比较，说，不谈学问，我们在相貌上就输给了他们。这种容貌的意识形态分析很有意思，因为民国知识分子“身”与“心”的分裂，没有我们那么严重而已。  苏七七：在读第一部分的时候，特别是几篇关于现实女性生存状态的文章中，我看到的是一种“义愤”，而在最后一个部分，我看到的是一个学习者的理解力，这种理解是善意的，以感情的体认为基础，同时力求在思想上能进行平等的对话的。如果说对于文化批评中，也可以将“真诚”这样的词作为评语的话，那么我觉得一种宽大的真诚是不容易的，因为真诚也常常固步自封。

张念：对。这个问题我也在思考中。“真诚”是否就淡化了冷峻和审慎。文化批评的对象千变万化，尤其大众文化，自己也深陷其中，一个参与者和一个评判者的双重角色，应该适当的剥离。文化批评的工作，常常要学习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在粘连组织和血管之间，游刃有余。这是一项艰苦的操练，在智力和知识层面，尤其女性主义批评，对自己下手是需要勇气的。关于女性主义批评，我正在试图填补“义愤”的沟壑，我想在自己的思考路径上有所改变，重新建立起“女性话语”，在差异性的框架里，来考量女性主义的思想活力，比如在《消费社会的女幽灵》文章中，我正在进行着这样的尝试，让“女性话语”在长久的哲学沉默中，发出她的声音。

                2005年8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