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从先秦到清末中国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就，对三千年间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等传统学术及其风气的流变进行了当的论述。本书在充分论述各个时期主要学术思潮的历史特征的同时，综合条贯地介绍其他领域的学术成就。全书文字简洁流畅，重点突出、通俗易懂，是一部具有极高学术品位的概论生学术专题史读物。

人文社会科学中有一些很宏大的概念，其内涵丰富得令人难以把握，例如文化、社会、学术之类。什么是文化?什么是社会?什么是学术?你不说还比较清楚，你若要给它们下定义的时候，就颇费斟酌了。而当要你写一部文化史、社会史或者学术史的时候，你就更会觉得简直无从下手。应该说，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文化史、社会史或者学术史的著作，能够完全与其定义相吻合。人们都只能从一个特定的层面或者特定的角度去叙述自己所理解的文化史、社会史或者学术史。

导论

第一章 中国传统学术源头的先秦时期

第一节 中国上古理性思维的曙光

一、“殷鉴”的思索

二、《易经》的思维水平

三、《易经》提供的思想启示

四、五行说、阴阳二气说以及“和同论”的出现

五、天人之辩的新思潮

第二节 孔子儒学的初创

一、孔子及其时代

二、仁学的思想体系

三、思想方法与处世哲学

四、认识论与教育学思想

五、孔子学说与治学活动的历史意义

第三节 战国时期的学术争鸣

一、诸子百家形成的社会条件

二、墨子及早期墨家学说

三、《老子》的睿智与道家的发展

四、思孟儒学与荀子儒学

五、法家思想及韩非的集成

六、名辩思潮与墨辩

七、阴阳家的视野

八、诸子争鸣的文化趋向

第二章 以经学为核心的汉代学术

第一节 汉初学术之状况

第二节 儒学经典化之历程

第三节 五经的阐释与传授

第四节 经学的今古文之争

第五节 阴阳五行与儒学的政治化谶纬化

第六节 封建正宗史学宗旨的确立

第七节 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及其学术价值

第三章 多向探索的魏晋南北朝学术

第一节 学术在乱世兴盛的原因和条件

第二节 名教与自然：魏晋玄学及其主题

一、玄学的萌发

二、正始玄学

三、竹林玄学

四、中朝玄学

第三节 儒家经学的更新和继续发展

一、魏晋时期的经学

二、南朝的经学

三、北朝的经学

第四节 佛学的兴盛及其与本土思想的冲突

一、佛经的译注与佛理的探索

二、佛教与儒、道的纷争与交融

第五节 史学的独立和兴盛

一、史学的独立

二、史学的繁荣

三、朝代(国别)史、人物家族史和地方史的突出发展

第六节 文艺理论探索及其他

一、曹丕《典论》

二、陆机《文赋》

三、刘勰《文心雕龙》

四、钟嵘《诗品》

第四章 三教合流的隋唐学术

第一节 学术发展概况

第二节 经学：统一南北与定于一尊

一、隋代经学

二、唐代经学的统一

三、中晚唐经学的更张

第三节 史学：总结与创新

一、繁盛的史学园地

二、史学注疏学——对《史记》、《汉书》等的研究

三、正史的编撰

四、唐代史学双擘——《史通》与《通典》

第四节 佛学：唐代学术史上的桂冠

一、佛典的翻译与研究

二、天台宗及其佛学要旨

三、华严宗及其佛学要旨

四、法相宗及其佛学要旨

五、禅宗及其佛学要旨

第五节 道教：皇家宗教及其哲理化

一、道家与道教及其发展

二、道教论著与道藏编纂

三、道佛之争与道教的哲理化l

第六节 儒学的异端与更新

一、王通的儒学异端

二、韩柳刘的天道观

三、韩李的心性论

第七节 文学与语言：时代学风的侧影

一、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研究

二、《文选》学的繁荣

三、类书的编纂

四、字书和韵书的编撰

五、汉语字母学的诞生

第八节 结语

第五章 探求义理的宋元学术l

第一节 治经方法的变革与宋学方法的形成

一、宋儒对汉学的改造和宋学的特征l

二、义理的偏重与宋学方法的成熟

第二节 宋学方法的治经实践

一、宋儒治“三经”

二、“十三经”的组成与朱熹注“四书”

三、元儒对宋学治经方法的修正

第三节 用宋学方法探求“理”的历程

一、北宋时期各学派对“理”的提出和初步解释

二、南宋时期朱熹、陆九渊对“理”的不同认识

三、宋末元朝理学家“和会”朱陆的努力

四、宋元学者对理学学术史的初步研究

第四节 对前代历史的义理性评说

一、苏氏父子对上古三代及前四史的评价

二、《唐鉴》对唐代历史的批评

三、《新五代史》对五代历史的看法

四、《资治通鉴》对战国至唐五代历史时段的

总认识

五、《通志》和《文献通考》的“会通”主张

六、元代史臣对宋代及辽金历史的态度

第五节 与义理之学并存的考辨方法

一、校勘学的成熟

二、司马光创行的长编考异法

三、金石学的兴起

四、杂史的增多及其学术意义

第六节 理学家对文学的评判和倡导

一、对文学史的评判

二、推崇经义与轻视文学

三、对俗文学疏离义理倾向的态度

第六章 心学撞击下的明代学术

第一节 强劲的义理官学

一、刘基、宋濂、方孝孺学宗义理、以身证学

二、三《大全》的颁布与义理强劲之风

三、曹端、吴与弼等维护朱学、辨义明理

第二节 心性主体理念的崛起与传统义理之学的抗争

一、从梵琦心禅到陈、湛江门心学

二、阳明心性之论铸造主体理念之学

三、从罗钦顺、王廷相到吕坤对义理学的修正继承

四、王门后学由论心性走向言心情

五、由义理走向心性的逻辑必然

第三节 义理、心性之外，务实求用之中

一、明代医药学——李时珍对生命个体的珍惜

二、徐光启、宋应星——求真致用之学

三、徐霞客——野外考察地理学的先驱

四、明代学术的另一股力量——实学

第七章 清前期的学术发展

第一节 动荡岁月中的学术分野

一、实学思潮中理学三流派的分化

(一)黄宗羲的批判史学观

(二)顾炎武的经学新证法

(三)王夫之对义理、心性的思辨

(四)经世守身并重的李颐

(五)陆世仪、孙奇逢对理学的精要阐释

二、既不“皓首穷经”，也不坐论心性

(一)傅山以“经子齐观”向权威挑战

(二)方以智以“质测”、“通几”开辟求知新路

第二节 清朝初期学术发展的文化背景

一、清初学人群体的社会结构

二、对明代文化遗风的因革扬弃

三、私家讲学传统的继续

四、学术宗派之争的渐次淡化

第三节 颜李学派的论点及其学术影响

一、对程朱理学的抨击

二、主张“习行”的人生价值观

三、颜李学派在学术史上的影响

第四节 考据学风的前驱

一、书籍辨伪与文献考证

二、历史地理考证的兴起

三、耙梳资料，撰著史书的务实务博趋向

第五节 乾嘉考据学的兴盛及其影响

一、乾嘉时期的著名考据学者及其著述

二、乾嘉考据学者的治学主张

三、乾嘉考据学的地位和影响

第六节 乾嘉时期学术的另一侧面

一、戴震的学术思想

二、章学诚的学术思想

第七节 官方的学术活动

一、康雍年间的官方修书事业

二、乾隆朝官方的学术活动

三、清代官修书的学术地位

第八章 在传统中挣扎的晚清学术

第一节 清代后期学术成果总论

第二节 考据余风：清学殿军的集成与创新

第三节 今文经学派：经世传统的复兴与学术的变异

第四节 古文与理学：儒学正统派的走向

第五节 汉宋折衷：传统学术发展的新思路

第六节 西潮初起：西方学术概念与内容的初步

引进

第七节 学术转型：近代学术的萌芽

附录清朝后期学术成果总汇

后记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学摆脱了儒家经学而卓然独立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取得了最为显著的发展，史学人才辈出，史书门类多样、数量众多，史著水平也甚为后世称赞，现今传世的二十四史之中，《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等，皆是此一时代的作品；而当时学者在史学体裁、理论与方法上的诸多创新，在中国史学史上更具有突出的地位。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学兴旺发展，不仅超越两汉，抑且睨视隋唐，此下惟宋代差堪相拟，明清亦瞠乎其后。

以下分别就有关隋况，略作述评。一、史学的独立

在两汉时期，史学仍是经学的附庸。《汉书·艺文志》无史部，司马迁《史记》等及其他史学著作，都附骥于《春秋类》之下，史学尚未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且东汉时期除班固《汉书》之外，史学著作亦不多。及汉末以降，随着儒家经学独尊地位的丧失，史学逐渐摆脱经学的羁绊而独立，史学与经学走向分途发展。

经史分途和史学独立，反映在当时社会观念中“史”的概念的变化。“在东汉中期以前，对史字的解释，仍保持其原始意义，偏重在文书应用方面，并不具有后世历史的意义与概念”①。及汉魏以后，这种概念逐渐发生了改变。其表现之一是，自《西京杂记》开始，司马迁的《太史公书》被改称为《史记》，史记原先只是对太史记录的普遍称谓，但此时则成为司马迁个人史学著作的专称。这似乎反映，当时史的概念开始超越过去纪录之史的内涵；其表现之二，是魏晋以后学术领域中出现了与“六经”相对应的“三史”这一新名词，“经史”开始并称，史学逐渐上升到与经学并驾齐驱的地位，《史记》、《汉书》的讲授与传习与六经一样成为专家之学，而“经史”也似乎魏晋之际学术的代名词；及东晋以后，“史”又与“文”对称或者合称“文史”，史的概念已不再局限于文吏记言记事。

及至南朝刘宋文帝元嘉时期，朝廷迎雷次宗入京师，设儒学馆，旋即又设立玄学馆、文学馆和史学馆，分别集徒教授，形成当时的官学规模，这实际上是将儒、玄、文、史分别作为四种独立的学术门类，而史学至此也卓然独立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

这种经史分途的变化，在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目录学著作中更有突出的反映。西晋时期，苟勖著《新簿》，首次划出甲乙丙丁四部范畴，其中甲部实为经部、乙部为子部、丙部实即史部，丁部则为集部，丙部所载典籍包括《皇览簿》、《史记》、旧传等内容，将史学著作从《春秋类》中析出，形成后来“史部”的雏形，反映出当时史学逐渐独立而与经学分途发展的趋势。至东晋时期，李充又将荀勖《新簿》加以调整，将子部与史学的次序换，确立了后来经、史、子集四部排列秩序。而梁代阮孝绪著《七录》，其中的《纪传录》即为史部，列有国史部、注历部、旧事部、职官部、仪典部、法制部、伪史部、杂传部、鬼神部、地部、谱状部、簿录部等十二个史书部类，是为《隋书·经籍志》史部分类的基础。这些变化，正是当时史学不断走向独立、并日益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

P256-257

人文社会科学中有一些很宏大的概念，其内涵丰富得令人难以把握，例如文化、社会、学术之类。什么是文化?什么是社会?什么是学术?你不说还比较清楚，你若要给它们下定义的时候，就颇费斟酌了。而当要你写一部文化史、社会史或者学术史的时候，你就更会觉得简直无从下手。应该说，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文化史、社会史或者学术史的著作，能够完全与其定义相吻合。人们都只能从一个特定的层面或者特定的角度去叙述自己所理解的文化史、社会史或者学术史。一、学术研究及其基本属性

“学术”这一概念有极大的涵括性。由于“学术”的内容类别众多、范围广大，许多有关著述在谈到“学术”这个概念时，语多含混。惟梁启超曾十分明确地为“学术”定义：“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而至于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则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物，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器官之机能，此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病，则医术也。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①在这里，“学术”略等于今日的“科学”与“技术”。其中将“术”解释为“学”的应用。

梁启超对“学术”的上述解释，其实是用近代人们对人类知识成果的概念分类来诠释固有的传统语汇。而在传统意义上“学术”这一概念中的“学”与“术”应是同义语词的重叠，“学”为学识，“术”为道术，两者是并列的关系，所以古代典籍中有时亦写作“术学”。例如《史记·张丞相列传》中，太史公日：“申屠嘉可谓刚毅守节矣，然无术学”，《汉书·车千秋传》称车千秋“无他材能术学”，《后汉书·赵彦传》称其“少有术学”等等。不过“学识”与“道术”也分别包含有内容与方法论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梁启超的定义与之有相通之处；而《辞源》、《辞海》析“学术”为：有系统而较专门的学问，恐怕也包含有这两层意思在内。

学术实为知识活动的高层表现，它当然与任何知识活动一样是人类认识水平高度发展的产物。而在普通知识的基础上能够提炼出“学术”，则首先有赖于社会分工造就了一个专门从事文化和知识活动的阶层。知识活动的专门化使知识者的抽象思维水平日益提高，见解日益系统化，并通过思辨、传习和文字记载来表达或保存这种系统性的见解，这就形成早期的学术。因此，学术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的抽象思维、理性认识的发展及其产物，其主体是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类群体，它靠语言、文字传播来留存，特别是文字载体的出现，使学术这种精神活动的结果以物化的形式展现，呈现出一种类似产品的形态，因而社会地位与影响大为增强，如清人钱大昕所言：“书有一卷传，亦抵公卿贵。”①学术在其发展中，不仅最初因统治阶级夸大脑力劳动的作用而使之凌驾于实际生产、生活之上，而且由于具备逻辑思维的理性特征，更进一步“以附庸蔚为大国”，与它所服务的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分离开来，取得一定的相对独立性，甚至表现为建构在实际社会活动之上予以指导或者超脱于功利目的之上的姿态。

在学术的发展中，长期存在着社会功利性与认识真理性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总方向则是认识的真理性日益居于主要方面，其表现为：第一，试图把真理与功利统一起来，即将某种功利说成是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或者将社会共同利益寄托于一个现实的或虚构的代表者，如天意、君主、民众、祖国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学术带上了较强的政治、派别色彩，但思辨中往往更加强调认识的真理性，甚至发展为对“真理”的无限崇拜；第二，从道义上排斥学者的主张与其个人功利得失直接关联；第三，一部分学术探讨确实从研究对象、从结论上都脱离了直接功利性，只以获得正确认识为目标。

实际上，学术事业一经产生，即使某种学术与某种社会利益密切关联，其逻辑表现也是阐发其主张之确当性，显示为一种理性的自觉和自立精神，而不是盲从与附庸性地朝三暮四或随波逐流。自觉地追求和阐明理念的创新、正确与合理，尽力摆脱盲从与直接功利的桎梏，是学术精神中最具特色和最可贵的要素。在人类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中，上升到学术性的认识在总体上具有全面性、深入性、长远性、真理性的取向，这个突出的价值使之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呈现发展壮大的态势，无论是参与人群的社会比例还是所起到韵社会作用，总的趋势都是越来越有所增进。

这里说学术是人类的理性认识及其所得成果，并不否定社会实践对学术的决定性作用，学术产生的源头是社会实践，学术发展的最终动能也转化为社会实践，社会实践中的矛盾和提出的问题是学术发展最根本和最强劲的推动力。学术在其发展中，逐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运作系统，这个运作系统从整体上依赖于社会实践，并且最终联系于某种生产实践或政治实践。但作为一个系统，能以一种相对独立的方式进行内部运作，即表现为将一些具体的“实践”包容于认识活动之内，例如为形成学术认识而进行实验、调察等活动，而这些实践活动不仅服务于认识目的，其直接效能也表现为一种认识结论，而不是直接取得生活资料或政治利益。因此这些具体的实践行为就构成认识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某些决定认识是否正确的实践活动反而被认识过程所包容和覆盖。因此，学术不单单是认识的成果，也包括认识的过程，其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实践性因素。

按照我们以上的阐释，“学术”应包括现今所有各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但却不应包括这些科学在生产斗争和政治斗争中的实际应用，即学术的应用已不在学术的范围之内。例如先秦法家学派的思想是一种学术思想，但运用这种思想的商鞅变法和秦始皇、李斯的“焚书坑儒”，已不再属于学术活动。同样，发现原子核裂变是一种学术探求过程，而将这项学术成果制成生产用的反应堆或杀人用的原子弹，都是学术之外的事情，尽管会有科学家参与建造反应堆、制造原子弹，尽管制造过程中会有不少新的学术发现，但整体上是一种生产活动而不是学术性活动，其实是在已有的学术成果提供了基本条件之后，学术向生产转化，只不过在转化中仍含有部分学术研究在内而已。将学术本身与学术成果的应用区分开来，丝毫不存在贬低学以致用的意味，事实上，某项优秀学术成果一旦被实际应用，其意义应当在更广大的社会层面上评价，而不必限于学术范围内衡量。不言而喻，正确的、科学的学术成果有时也可能被应用于危害人类总体利益的行为，将学术本身与其应用方式加以区分，才能使学术不为那种有害行为承担责任。因为学术活动不可能完全脱离一定社会的整体条件；常常会有为某种生产需要或政治需要进行的学术研究，这种情况下仍然应将学术研究成果与它的被使用区别看待，倘若为了某种需要连“研究”的结论也强为规定，那么则完全破坏了学术精神。在历史上，还往往出现某个政权强行推行某种学术见解的现象，这种靠强力实施的行为，已经是对学术见解的利用而失去了学术性质。在历史上也出现过打着“学术”旗号为某种政治举措服务的行为，这不过是仿冒了学术活动的表面形式，而背离了学术以追求理性、认识真理为目标的根本精神，破坏了学术运作应具备一定独立性的基本原则。这种以学术面目出现的现象，本质上是在某种利益驱动下的伪学术，伪学术与错误学术观点的主要区别在于主体动机完全不同，两者往往混在一处而难以判别。但因为伪学术带有类若学术的表面形式，就仍需要以学术的方式剖析其观点的错误性质，即以真的学术活动、学术成果揭露伪学术的面目，肃清其影响。

综上所述，学术乃是人们针对各种专门问题、以追求认识的正确性与深刻性为目标的研讨过程及其成果，它以较为系统的理性见解实现于社会，对事物的形式、内容、性质、意义、发展趋向以及事物间的深层内在联系等问题进行思辨并作出解答，有着摆脱利益制约的趋势和不苟同于众的相对独立性，并且在社会上形成相对独立的运作系统，而逐步扩大着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占的份额。  学术的根本精神是摈弃盲从、迷信和狭隘短视的趋利欲念，追求理性认识的真理性，因而成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精粹部分，学术活动具有最稳固和最能获得公认的正义性质。人类所有重要行为的是非、得失以及人们的价值观，或早或迟地都将在学术研讨中被审视和判断，这种审视和判断包含着对社会实践的总结；学术要审视的对象在原则上没有限制，人为的学术禁区总会被打破，学术要审视的对象也没有空间与时效的限制；学术性审断自身是发展的、不容易最终定论，而对比于其他非学术性审断则带有终极审断的价值。

学术认识可分为认识自然、认识社会、总括自然和社会的抽象认识，包吞千万，巨细兼容。仅就认识社会而言，凡人类的一切行为活动，舍弃琐屑枝节问题之后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而且孰为琐细枝节问题也由学术研究所确定。因此，学术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人类活动的一切问题以及面对的一切问题，终将转化为学术问题而进入最终审断，学术的理性精神从而逐步带动了人类理智的进步，对社会文明的发展起到深层次和久远的持衡作用，这种作用有时似乎是潜在的，有时似乎是间接的，但具有稳固、持久的力量。学术性认识之中也常常出现错误，纠正错误见解要靠整个社会的学术运作，即充分的学术辩论与研讨，即使一时难成定论，而带动人类理智进步的进程仍在其中。学术运作系统的成熟程度和规模、相对独立性机制的强弱，在一定意义上可表现出社会的文明程度，预示着社会的发展前途与潜力。二、学术史的内容与对象

学术的发展有着明显的持续性，这是由于学术系统内充满理性认识因素，因而使积极的学术继承与认识的革新有机地结合起来。学术在持续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遗产，清理和评析这一人类文化财富最为睿智的组成部分，是学术史研究的任务。

顾名思义，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应是学术在以往发展历程中的事件、成果以及与其他有关历史状况组成的连续性轨迹。然而学术史的研究范围不仅有其理论性的规定，更有着习惯性的规定，因为“学术”包含极其广泛的内容，其中自然科学的发展具有直接实验性能并且大部分与生产技术相连接，被人们越来越作为一种独特的学术门类看待，科学史或科学技术史是将作为学术的自然科学与科学的具体应用合于一体的，这符合科学发展中的客观史实。由于科学在现代的重要地位，_由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不同的认识特点，不将科技史置于整体学术史之内考察的学术习惯，具备有利于学科发展的合理性。因此，学术史的研讨范围基本上限于人文科学之内，即纳入学术史的内容实际上已不同于一定时期内“学术”的内容。

现代人文科学已经形成许多分支，各个分支皆有对本学科、本专业发展史的考察，业已出现如“哲学史”、“史学史”、“文学史”、“经济学史”等等，甚至更有带综合性的“思想史”的专业研究。那么，“学术”已经被分割成各个专业之后，是否还有必要进行整体性的学术史的研究考察呢?回答是肯定的，正因为学术史的各个专业分支取得了充分的发展，才使学术史的总体性研究更为必要。事实上，许多专门史研究本身属于学术性质，但其研究对象并不完全为学术，例如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多为属于形象思维的文艺现象，思想史的研究对象除学术思想之外还包括政治思想、法制思想、宗教思想、军事思想等等，虽然都与研究历代学术现象的学术史有内容上的交叉，而研究方法、考察重点、探讨视角、立论架构均有区别，不能彼此替代。

学术上细致的分科别类，是近现代才形成的，然而人们往往以现代的专业类别眼光分析古代的学术；哲学史的研究追溯到上古，思想史、文学史、美学史、史学史等等也都追溯到上古；其实，人们依据的资料大多是重合的。在上古“学术”滥觞之时，不会分化出一门门的专业，后来虽然有了学问的门类之分，但与现代的学科分类也不尽相同。这样，各专门史的研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局限性，例如在中国古代，经学的发展存在着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对立和彼此消长，两者在学术上是有机联系的，现今哲学史的研究大量取材于今文经学，却很难将注重阐释名物、考订典章的古文经学纳入其中。然而割裂开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联系，势必影响对今文经学中所表现的哲学思想进行中肯的分析，这种偏颇应以学术史的研究来补救。

将各类专门史所包含的学术史内容相加也并不等于完整的学术史，学术史的研究将从社会文化总体结构中探讨各门学术的内在联系，因而必然研讨到各门专门史皆未涉及的内容。对于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学术史的研究将避免专门史在视野、视角方面的局限，因而更准确、更全面地揭示问题的实质。例如关于东晋学者孙盛，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者认为他是个无神论思想家，在现今《辞海》条目上即据此评断①；而某些文学史著述则因孙盛“善言名理”，不免将其归于玄谈家之列。实际上，孙盛的主要学术活动是在史学方面，他的史著虽皆佚失，然而尚存辑本，采取学术史的整体研究方法即可发现：孙盛虽然在《与罗君章书》②中反驳“神不灭论”，提出“形既粉散，知亦如之”，但在《魏氏春秋》、《晋阳秋》等史著中写入大量天人感应、灾祥符瑞和鬼神显现之事，说明孙盛反对的只是佛教的灵魂不灭之说，而笃信汉代以来的中国正宗神学③。史称孙盛“善言名理”，曾与当时善玄谈者殷浩激烈辩论④，辩论的内容史书失载，但是在孙盛的史著中充斥着批判玄谈的记述与评论，主张儒学的“忠孝伦理”道义，而且今存他的两篇论文《老聃非大圣论》、《老子疑问反讯》⑤，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玄学的理论根基。因此，孙盛与殷浩的辩论很可能是其儒学立场与玄学的交锋。这里不惜笔墨地举出此例，乃是为了说明：即使在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上，有时也需要从整个学术史的角度全面考察，方能作出确切的评析，至于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现象，就更是如此，所以在各种专门史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体学术史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学术史研究与各类专门史相比较，具有关注各种专业发展中相互联系的整体性，关注学术事业和成果的形成及发展过程等特点，从这种视角与方法中即可体现出学术史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第一，研究学术形成、发展的社会机制以及学术认识赓续的社会纽带，不仅探索学术最初产生的社会原因，而且研究各个时期学术现象的社会条件；第二，不仅关注个案研究，而且更关注团体的、社会性的学术现象，例如学术派系的发生、发展、盛衰，学术风气的形成和变化等等；第三，探讨学术各门类的相互影响和内在联系，特别是由其内在联系促成的学术总体发展趋势；第四，不仅注重一定时期主导的学术倾向，而且关注潜在着的、预示发展前途的理性认识因素；第五，研究以往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的活动、学术著述与学术思想，三者并重，使学术史的研究从这三个基点上构成三维的考察角度，得出全面、如实的分析判断；第六，考察学术发展对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其他文化事业所起到的作用。

研究学术人物的活动、学术著述、学术思想三者，既是一个内容问题，也是一个方法问题。学术人物的活动牵连社会的各个层面，从中可以透视出学术发展的社会条件、学术风气与学术流派的状况，可以条理有关学术著述的产生时间和经过，可以显示有关学术思想的前后变化或发展；学术著述是学术成果具备物化特征的载体，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发挥较大的影响，研究学术著述的内容、形式、撰写过程、流传状况，可以完整地将学者或学派的各方面主张均加以清理，一定程度上显现学术成果的价值。学术思想的研究是学术史研究深化的表现，因而可以作为学术史研究的重点内容，但必须在学术人物活动研究和学术著述研究的有机联系内予以整体性考察，避免以单一框架(如哲学史的研究框架)提取资料而造成对学术思想的支解，避免对具体研究对象进行单纯的逻辑分析，而注意包含时间先后因素的过程研究。

对学术史进行整体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兼收并蓄、主次不分，而只能将历代学者、学术著述、学术思想中典型的、具有较大影响以及见解独树一帜的事例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所谓“典型”，是指同一流派中首发的、集大成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著述；所谓“具有较大影响”，包括当时形成风气、波及较大社会层面，和当时未显但对后世影响颇大的学术著述与思想。不同学术见解、不同学派之间的切磋、辩论与斗争，是学术发展的动力之一，即使一种学风正在盛行，往往也会出现与之不同的学说，这种不盲从一时风气的见解，在学术史的研究中不应忽略。三、学术史体系的探索

中国学术的发展源远流长，但系统的中国学术发展史研究尚属薄弱，迄今为止，已经出现的几种中国学术史著述，所展示的学术史体系各有不同。

梁启超是近代身体力行开展学术史研究的第一人。他1902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论列的主要是哲学与思想领域，相当于一部简明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同年他还草就了《论希腊古代学术》，在第一章“总论希腊学术”中注明：“本论范围专在哲学，其他不具。读者亮之。”①说明梁启超并不认为学术史就是哲学史，但是哲学与思想史显然是他理解的学术史的核心部分。梁氏的两部名著《清代学术概论》(1920)、《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6)，给我们展示了其更为清晰的学术史路径。《清代学术概论》讨论的主要是清代经史之学，兼及其他。在这部书的《序言》里，作者提出有志于撰写五卷本《中国学术史》的宏愿：“其一，先秦学术；其二，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其三，隋唐佛学；其四，宋明理学；其五，则清学也。”从这样的分卷中，可以看出梁启超理解的中国学术史有突出的中心主题，但不见得是包罗各个时代的全部学术内容。但是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则是以学科为中心讨论理学、史学、经学、小学、音韵学、考据学及科学方面的学者及其成就。钱穆也有一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则完全以人物为中心，类似于黄梨洲的《明儒学案》的体例，内容当然是经史子集的范围。

当代学者研究学术史的著作也不少，有学派学术史如《中国儒家学术史》、学科学术史如《近代中国史学学术史》、综合性学术史如《中国传统学术史》等方面的著作问世。学术史专家卢钟锋先生《中国传统学术史》①叙述的内容主要限于历代学术总结性作品，如目录学、学案史之类的内容，不包括各个时期各学科研究的具体内容，可以说相当于“学术史”之“史”，或历代学术总结之“史”，成一家之言。著名的《学人》杂志创刊号有一组“学术史研究笔谈”，发表了来自文学、哲学、语言、宗教、历史、法律等学科的新锐学者对于学术史的不同看法②。刘梦溪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有长篇序言，讨论学术史的学科源流及其理论问题。

我们理解的中国学术史乃是中国学者探索自然与社会之奥秘的研究史，它既包括过程、组织、活动等历史形态的东西，也包括结论、成果、思想等观念形态的东西。它是分析的，具体如传统学术类的经史子集等各个方面；它又是综合的，涵纳了一个时代的学术风气、学术思想等。但是要把我们理解的学术史变成《学术史》，则还有一个内容取舍、材料切割、观点提炼的过程，如此才有可能形成一个严谨的研究体系。现在写出来的这部书稿涉及的内容既不全面，讨论探索亦未细致，尚有很广阔的待开拓的课题领域。但是，我们力图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笔法在建设中国学术发展史研究体系上作一初步的探讨，其中不完善和舛漏之处，尚赖学术界同仁互助互补、讨论切磋，以求共同进步。

1998年春，我从德国归来。东方出版中心的李渡博士通过冯尔康先生约我撰写一本《中国学术史》。“大约四十万字，面向中等偏上文化程度读者、深入浅出的学术通史读物”，李博士后来又在电话和来信中补充说。我于学术史心仪虽久，却素无心得。在李博士一而再、再而三的坚持下，我勉强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当时，我正商请我的朋友、史学史专家乔治忠教授为历史系开设中国学术史课程。我约请乔兄合作，他倒是在我的劝导下应承下来了。但是，由于穷忙，我们的工作进度极慢。其间我又去了一回欧洲，乔兄去了一趟日本。但是李渡博士热情的电话每次都使我如芒刺在背。无奈之下，我只好求助于我的同事和朋友们帮忙。目前参加这部书稿写作的，除了我和乔兄外，我在南开大学的同事刘敏教授、王利华副教授、邢铁教授、王俊才副教授及博士研究生吴莉苇君也各参加了一章的写作。武占江、马亮宽教授曾提供了部分初稿。

我与作者们讨论了各章节的写作，通读了全稿，对原稿进行了一些增补和删改。我们理解的学术史主要还是经史子集方面的传统学问，对秦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各个时代的主流学术着墨较多，但是也在适当的地方将此等之外的内容略加介绍。中国历史上的学术研究虽然已经永远定格，但是学术史的研究则会随着新资料的发掘和研究者解释系统的变化，而会有永不衰竭的发展潜力与动力。如1998年发表的郭店楚简，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巨大轰动，其中关于《老子》的原本及思想体系问题、早期儒道关系问题、子思的思想、五行思想、古文尚书的真伪等中国学术史上的重大问题，都会因此而有必要重新探讨，甚至改写中国学术史。但是，因为这个问题还在讨论之中，本书只是在有关章节略为提及，许多问题要从学者的“一家之言”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本书是我与上述学者共同的成果。但如果书中有错，我作为主事者和作者之一不能辞其咎。学术史专家陈祖武先生前不久来南开大学作学术报告时说，中国传统学术史研究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加盟。希望本书能够为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简明的读本，诸多疏漏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张国刚

                 2000年12月6日于南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