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19世纪后半叶欧洲最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铁血宰相”俾斯麦见证、参与并组织了这一时代的历次战争和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而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便是在战争的炮火中把四分五裂的德意志统一起来,成为欧洲的强国。《思考与回忆》是俾斯麦1890年去职后倾全力撰写的回忆录,不仅述往忆旧,亦是他的政治遗言。他纵横捭阖、波澜壮阔的一生,他的政治思想与外交战略及19世纪德国乃至欧洲复杂多变的历史均于焉毕现。这不仅是一个“伟大年代的英雄”的个人传记,也是“德意志民族的珍贵遗产”。俾斯麦把此书“献给子孙后代”,以理解过去,并教益未来。
《思考与回忆》是“铁血宰相”俾斯麦为德国人写出的回忆录,是他的政治遗言,总结了一生的经验教训,“写给儿孙后代,以了解过去,惕厉未来。”
关于1848年3月18日和19日事件的最初消息,我是在我庄园的邻居卡罗夫的冯·瓦滕斯累本伯爵家里得知的,已有几位太太从柏林逃到了他那里。对于这一事件的政治影响我最初的感受不如对于我们的士兵在街上惨遭屠杀使我愤怒那样强烈。我想,只要国王是自由的,他会很快地控制局势;我认为当前的任务是把必定处于暴动者的威胁之下的国王解救出来。
20日,舍恩豪森的农民向我报告说,离此四分之三里远的坦格明德城的代表来了,要求像城里那样,在钟楼上升起黑红金三色旗,还威胁说如果拒不照办,就要带增援队伍再来。我问这些农民他们是否愿意自卫,他们一致而激昂地回答“是”;我建议他们把城里人从乡村赶走,这件事在妇女们的热心参与下完成了。然后我让人把教堂里存放的一面有黑色铁十字图案的白旗升到钟楼上,并查问了村里有多少武器弹药,现有大约五十支农民用的猎枪。算上旧式武器,我自己大约有二十支。我还派人骑马去叶里霍夫和拉特诺夫取火药。
然后我和我的妻子到邻近各村去,看到农民们都热心地准备到柏林去营救国王。在纳伊尔马尔克,有一位名叫克劳泽的老年堤坝检察官,斗志尤为昂扬,他曾在我父亲的“枪骑兵”团里充当卫队长。只有我的近邻对柏林的运动表示同情,责备我在农村点燃战火,还宣称如果农民果真准备出发,那么他就要干预并加以镇压。我回答他:“您知道我是个不爱生事的人,不过如果您要那样干,我就要对您开枪。”他说:“您不会这样做。”我回答说:“我说的是老实话。您知道,我是守信用的,您还是不要这样干。”
接着我独自去了波茨坦,在火车站上见到在19日还是内务大臣的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他显然不希望让人看到自己曾同我这个“反动分子”谈过话,我向他致意时他用法语回答道:“不要和我说话。”我说:“我们那里农民起来了。”“为了国王吗?”“是的。”“这个踩钢丝的人”,他一面说,一面用双手按住热泪盈眶的双眼。在城里卫戍部队驻地教堂附近的种植区我看到了露营的近卫步兵。我和士兵们谈了话,发现他们对于撤退命令十分气愤,要求参加新战斗。在归途中沿着运河堤岸有几个密探模样的市民尾随着我,他们设法和士兵们搭话,并对我说些威胁性的话。我衣袋里有四颗子弹,不过我没有必要使用。我投宿在我的朋友罗昂家里,他是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顾问,在城堡中有几间房子。在“德意志之家”拜访了冯·默伦道夫将军,他在和暴动者谈判时遭到殴打,行动还困难;还拜访了在柏林当过指挥官的冯·普里特维茨将军。我向他们描述了农村居民的情绪,他们向我讲述了这次事件直至3月19日凌晨以前的详细情况。他们所说的一切和后来从柏林传来的消息都只能更使我相信,国王失去了自由。P18-19
奥托·冯·俾斯麦(1815一1898年)是十九世纪普鲁士一德意志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在他当政时期,德意志从分裂割据的邦联转变成统一的帝国,从遭受强邻欺压的从属地位转变为跻身于欧洲强国之林。在这期间,俾斯麦起了重要的作用。恩格斯称他是“一个头脑十分实际和非常狡猾的人”。列宁也说过:“俾斯麦依照自己的方式,依照容克的方式完成了历史上进步的事业。”
一些资产阶级作家把德意志的统一完全归功于俾斯麦,颂扬他是“伟大年代的英雄”、“百年一遇的伟人”,这自然是不科学的溢美之词。因为德意志的统一是由当时德意志内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发展所要求和决定的,不是由某个英雄、伟人的意志或行动所决定的。梅林说过,俾斯麦的历史性行动只是使君主和贵族地主懂得:“他们最聪明的行动是同资产阶级一道,以牺牲无产阶级为代价,订立契约。”压制工人阶级和人民革命贯穿俾斯麦的一生。而且上述这条通过封建贵族阶级同资产阶级妥协而实现统一的道路,同样更多地是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条件,而不是取决于个人的意志或行动。
俾斯麦的《思考与回忆》曾被一些人赞颂为“天才智慧的无穷源泉”、“德意志民族可以从中满足它对于百年来的知识的渴求”。在本书德文版出版者霍·科尔为德文版第一版所写的序言中,也可以看到这种不符合实际的赞颂之词。显然,这种对俾斯麦的回忆录的过分的评价同对俾斯麦的业绩的过分的赞美是有关系的。我们不能同意对这部书的这种不符合实际的评价,然而,俾斯麦的这部回忆录作为他一生的政治思想和活动的记录,对于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德国史和俾斯麦的生平事业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因为在这部书中,除了个别地方外,整体说来,俾斯麦忠实地复述了他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和他个人的主观见解。当然,对于他的言论和行动,我们都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和分析。
梅林在1898年11月写的《俾斯麦的回忆录》一文,对这部书作了中肯的评论,我们把这篇文章译出附入本书。因为当时俾斯麦的回忆录只出版了前两卷,所以梅林的评论没有涉及第三卷的内容。我们从第三卷中看到俾斯麦以相当的篇幅谈到了社会民主党、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等等。可以看出,这方面的叙述表明了他对“使他多么痛苦和烦恼的工人运动”的仇视态度。但是,他对于他同拉萨尔的暗中勾搭仍然缄口不谈。总的说来,梅林评论的精神是适用于全书的。
阿·叶鲁萨里姆斯基为本书俄译本写的序论:《外交家俾斯麦》,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俾斯麦的外交活动,有参考价值,所以也译出附入书中。文章一再声称同俄国的良好关系、俄国的立场,对实现德意志统一的重要性,但是文章没有揭示俄国在实现德意志统一时期的中立,是由它同奥地利、法国存在着的矛盾所决定的。其实,长期以来沙皇俄国的对德政策的目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是“在德国建立鞭子的绝对统治”。它有时支持奥地利,有时支持普鲁士,只是为了“使德国的分裂状态永久化和极端化”。叶鲁萨里姆斯基的文章对沙俄政府的对外政策多少有些美化。
书后的注释译自俄译本。俄译本的注释比较详细,但是其中也有个别错误之处,例如把沙俄并吞比萨拉比亚说成是俄国收回比萨拉比亚,请读者阅读时注意。德文版和英译本只有少量脚注,本书选译其中一部分(重复的注释省略),仍作脚注处理。 人名索引也译自俄译本,因俄译本的人名索引要比德文版的详细。俄译本还有大事索引和地名索引,本书略去。本书边码为俄译本页码,可供检索人名及全书内容参见之用。
德文原书共三卷,前两卷出版于1898年,第三卷出版于1922年。1924年出新版。中译本是由山西大学外语系《思考与回忆》翻译组翻译的,依据的是苏联国家社会经济出版社莫斯科1940年出版的俄译本,和德国科塔图书公司斯图加特和柏林1924年出版的德文新版,又参考了英国伦敦哈特尔和斯托赫顿公司出版的英译本。第一卷译自德文版,参照了俄译本和英译本,由杨德友翻译;第二、第三卷译自俄译本,参照了德文版和英译本,由(以姓氏笔画为序)弋成隆、王明华、白素蓉、同鸿印、巩象巽、吴长福、吴增和、陈怀义、陈志濂、陈贻谋、杨继舜、杨德友、张文郁、张安琪、林明榕、武树元、郑海石、姚应芳、梁立生、常文嫣、景瑞雪、薛高保等翻译。一至三卷译出后,由武树元、陈贻谋进行统校。全书最后由陆世澄依据德文版作了校订,并译出梅林的评论《俾斯麦的回忆录》供读者参考。
因为本书行文晦涩,尽管译者和校者作了努力,恐怕难免还有错误或疏漏之处,希望专家和读者指正。
198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