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一对日本夫妇用俳句和随笔触摸中国的佳作。作品以风趣、深情的笔触记录了作者在中国生活、游历的观感，以及他们与中国人民结下的深厚友谊。

代序：俳句与汉俳的交流——林林先生访谈录 5

自序／酩酊散人 13

酩酊散人之部 19

晴雨之部 129

后记一：回国那天／晴雨 182

后记二：回国以后／酩酊散人 185

译者跋／田建国 189

附录一：日本俳句与翻译散谈——写在翻译日本平民俳人

酩酊散人和晴雨夫妇俳句随笔集《大陆逍遥》之时／田建国  192

附录二：作品索引 214

"欢迎您到北京来!"这是到北京后市内随处可见的标语。可是，这种标语在日本的首都东京可就稀罕喽。

记得1987年初次踏上北京的土地时这幅标语上的文字给我留下了完全异样的印象。因为是与政治家同行，我们降落在了当时的旧机场。1972年田中角荣首相也曾走过那里的贵宾专用大厅。那座航站楼是一幢俄罗斯风格的建筑，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气氛。而映入眼帘的惟一具有中国色彩的就是"欢迎"二字。也正是这两个字在整个建筑里令人感到很不协调。

当时，在开道车的引导下，我们在机场路上狂奔，几乎见不到行人，市内也没有商业广告。在这样的氛围中，就连大街上看到的欢迎横幅都像是政治标语。

在欢迎宴会和答谢宴会上，我接触到了几位中国人，虽然人数很少，但我当时惟一能与他们交流的中国话却更少得只有"你好"一个词。充其量还知道"你好"的最郑重其事和比较古板的说法叫做"您好"。这，就是我学习中文的第一步。P20

1991年7月，我领命来到北京上任，成为一名常驻记者。那时，从东京乘飞机到北京需要四个多小时，因为飞行路线不像现在可以飞越朝鲜半岛上空，而要绕道上海。飞机穿越云层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啊，终于来到大陆了!我是这样吟咏当时的心情的：

产生这种心境不光是因为飞行时间这一物理上的原因，更有一些别的理由。

此次踏上中国大陆前的十三年间，我作为一名日本的电视记者马不停蹄地跟踪采访过各式各样的题材。不论是作为社会部的记者还是政治部的记者，也不论是作为外信部的记者还是报道节目的编导，只要在采访现场，所到之处我都能隐约感到中国的存在。

特别是在政治部的那些年里，我先后有过三次访华经历第一次是1987年随白民党干事长竹下登访华：第二次是1988年随首相竹下登访华第三次是1989年随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访华。除此之外，我到中国出差的机会可谓不多。而且，既然是政治家的随行记者，就得在有限的日程里连续采访各种会谈、会见，活动范围极其狭小。所以，要说"去过中国"，也只能停留在十分淡薄而短暂的体验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对我而言总是既亲切又遥远。惟其如此，一直以来我也就更加盼望能够好好地亲眼看看中国。

下飞机后，我们走进了现今正在 装修并准备改建成国内线专用的旧航站楼。当时，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到市 内还没有高速公路，得走"机场路"。实际上，我们一路尽钻马车缝了，汽车咣当山响，走得却很慢。来接我的前任在车里告诉我："现在我们正在通过"泪桥"。听说不少常驻北京的日本人，在离任回国经过这里的时候，都会心绪万千、潸然泪下的。"

弥漫在首都机场的消毒液的独特 气味、拥挤堵塞的机场路、架在潮白河上的"泪桥"，这些便是我对中国切身体会中最原始的风景线。啊，亲切而遥远、令我心向往之的中国已经展现在我的面前!一种实在感从我踏在大地的脚底传遍了我的全身。我默默无语，伫立良久……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短小的定型诗。它的基本形式由上五、中七、下五三联十七个文字(音节)构成，俗称"五七五"。诗中要有表现季节的"季语"(以及表示语气或断句的"切字")。此外几乎没有其他特别的规矩。因为诗很短，没有余地生加虚饰，写起来尤尚素直。有"俳圣"之称的日本江户时代俳人松尾芭蕉甚至说："宁让三岁童子吟咏俳句!"这种吟咏瞬间所见所感的创作过程或许与照相的操作有相似之处。生性急躁的我很是喜爱这种作业，但实际开始创作，却只是出于看见妻子写俳句后 所产生的好胜心。

妻子当初搞天气预报节目时参加了俳句结社"童子吟社"，受到恩师过桃子的指点。因为是做天气预报的，就起了个"晴雨"做俳号。稍晚些时我也决定参加这个结社，给自己取了个俳号叫做"酩酊散人"，表示自己好酒、公差多，不知天高地厚地自比中国大诗人李白。当然，这个俳号对我自己而言，至今也还只是停留在讽刺的意味上。

我的俳句创作一开始就动机不纯，怎么看也没逃出个人爱好的范围，根本不值得在人前卖弄，可不知怎的，在北京生活的时候曾引起过几位中国朋友的注意。也许是因为俳句本身给人的感觉不是文学的凝重，而是像快照一样简单、任人都能轻松诌上几句的新鲜吧。

至于妻子，则果真堂而皇之地在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公司的日语圈子里办起了俳句讲座!事实上，这样一来，原本时断时续的作业倒让我们夫妇给坚持了下来，最终使创作经历得以延续至今。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位一直以来不断呵斥我们夫妇的人物--田建国先生。他是我1991年到1995年在任期间我们支局的重要一员。在世纪交替的2000年春天，我公出再访北京时见到了久违的田君和他的妻子董燕女士。见面后田君开口第一句问到我的就是："把你们夫妇的俳句翻译成中文怎么样?"理由是："你们夫妇的俳句最素直地表现了当时的中国。"  的确，日本做了许多工作来介绍当代的中国，但那更多地是以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分析论文为主的，鲜有用散文、诗歌等文学形式表现和反映普通中国人的际遇和生活的作品。进而言之，用最素直的散文尤其是俳句手法反映普通日本人生活在中国的所见所感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的，更是凤毛麟角，少得令人难以想象。

我们对自己所写的东西是否切合这种题材是有保留意见的。但是，愿与我们合作的田先生和董女士夫妇则不仅活跃在中国对外经贸最前沿，而且是对日语、日本文学和翻译有独到研究的英才!如能借得此二人之力，我们夫妇一试蛮勇又有何妨呢?况且，在诗的领地里，中国是历史最为古远的国度。日本的汉诗就是从中国传来的，而俳句又是从日本汉诗派生出来的世界上最短小的定型诗。把世界上最短小的诗译成世界上最古老诗国的语言，这个操作充满了激情和挑战，令人感到巨大魅力。这也是我的另一个动机。

尤其有幸的是，我们都曾有机会向这个领域的先贤和泰斗林林先生讨教。与林林先生会晤的情况已经反映在本书的代序里了，这里我想说的是，我与田君的共同合作事业从那时起就已经开始了。

如果说，本书的内容尤其是俳句打动了你，那都是林林先生教诲的结果和田先生、董女士夫妇的翻译编纂之功，书中应予叱责之处，则均是由原著者感性不足等造成的，愿引其咎。

酩酊散人岩城浩幸

2004年熏风之际于日本千叶县豪兴寓居

1995年3月10日半夜，腹痛开始袭击我的丈夫，直到早晨也没有好转的迹象，于是拜托前来教我们中文的杨士琳老师陪同急奔协和医院。经过反复检查和众多医生会诊，下午3点前后被确诊为重症急性胰腺炎。虽然开腹手术可免，但以后的病情却不容大意。

根据从头到尾一直在场的杨老师的翻译和应突然之请而火速赶来的日本大使馆医务官安藤先生的建议，支局的员工立刻牵头组成了住院联络组，成员有支局员工、丈夫的后任、特地赶来增援的总部驻香港特派员和丈夫的那些棒球球友--中医学院的日本留学生。至于白阿姨，就直接住进了我们家，照顾我们的女儿。而且，还有许多朋友为了我们不惜时间通宵守候在医院。

六天后，一个重大抉择摆在了我的面前。

每天都在百忙中拨冗来到医院帮助我们与协和医院的大夫们进行沟通的安藤先生，由于本职工作的原因要临时回日本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我向协和医院的医生们打听了一下丈夫的病情，并问有没有可能用飞机把丈夫送回日本，得到的回答是："病情虽然没有进一步恶化，但对飞机上的气压变化会给这种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没有经验，如果要回日本，须要从日本派医生来全程陪护。"

于是，我决定："明天就带丈夫回日本!"

从这一刻起，我们天昏地暗地忙活了一整天：与航空公司联系、向东京申请派遣医生、安排救护车、由于不能走出入境的正常通道而与机场和大使馆联系……要做的事没完没了。幸亏了身边的人们一力相助，所有这些事都一得到了落实。而我昕做的只是跟幼儿园联系、准备向医院付费、在写有"在到达日本的医院前不论病情陷入什么样的状态均无异议"之类内容的保证书上签字。

在北京的最后一夜是在装箱打包中度过的。第二天清晨，我向宋师傅交代了一声 "做些三文治口巴"，就奔医院而去，去感谢那些帮助过我们的大夫，拜托友人们帮助我用救护车运送丈夫，然后到会计室去结账。我把一手提袋的纸币交过去，收银员马上用验钞机验数，然后递回两张一百元的票子说："这是假币!"我解释说："这是刚请人从中国银行兑换的，还没拆封呢……"于是收银员说："你可以拿到自由市场去用啊。"我不得地笑出了声："可惜啊，没有时间啦!"

走出医院大门，我回过头，深深地鞠了一躬："这里就是在北京最后离开的地方啊!"听说前任们离任回国时都会再访自己的最念之地，有的登上景山告别北京城，有的饕餮一番美味佳肴，不一而足。而对我来说，最念之地就是协和医院，也许，这也是命吧。

我回到家，一扫感伤的心情，向厨师告别后，便一路奔机场而去。阿姨说想最后送送我的女儿，也就跟来了。飞机场，各新闻机构的友人们已经聚齐，大家都一脸的深沉。同行各家媒体的特派员回国时习惯上都是要送的，然而，即便是一向饶舌多话的人，今天也都是一副默默无言的样子。

我和女儿在大使馆官员的陪伴下通过了出境检查。在会客室里透过窗帘的缝隙朝外望去，正好看见丈夫被大家用担架抬下救护车往飞机上送。救护车周围看得见支局的员工、留学生朋友、协和医院的大夫们的身影。我在心里向他们道谢。

登机广播传来，我牵着女儿的手，登上了已经坐惯了的全日空906次航班。这天正好是日本人学校的毕业仪式，回国的人比平时多，加上修学旅行的高中生回国，飞机几乎满座。就在这拥挤的空间里，硬是为丈夫安置了病床，而且还为从东京前来的陪护人员、医师、医务官、我和女儿腾出了座位。

病床四周坐满了修学旅行的高中生，好像是专门围着吊着点滴的丈夫似的。他们原本应该是与朋友们大谈特谈旅行中的种种乐事的，可是现在好像被医师严令"肃静"，一片鸦雀无声。

就要起飞了，北京的风景在圆圆的机窗外越来越小。"急切中要跟你说再见了。不过，没有好好地跟你道别，我心存遗憾。我一定还会来的，到时再好好地告别吧。再见!"

就这样，我回到了日本。然而，真正是"人离去兮，其后也未净"，甚至连协和医院的枕头也忘了还，至今还放在家里。我总想马上就会再去北京旅游的，可心愿一直未偿。

如今，女儿已经进了中学，汉语也彻底地忘却了。我自己恐怕也难以脱口而出地说出汉语了。北京的记忆似乎就要渐渐地淡去了。就在这时，我们最好的朋友田先生和小燕夫妇向我们提出了俳句集的话题。我觉得"就我这拙劣的俳句怎么能够示于人前呢"，可又想这可真是个难得的机会，于是有了这本小册子。给二位添的麻烦难以言表。设无二位，我们在中国的美好记忆怕会有相当部分付诸阙如了。真是感谢之至。

我们能有这个机会回顾在北京的生活，脑海里留下的尽是愉快的记忆。当初，因办事不顺发怒、生气的经历肯定是有的，但今天已经忘却了。也许，那些事原本就是不足道的。

非常感谢大家。下次如有机会再访中国，我一定会饱满精神，不负众望。让我们到时再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