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一生走过的独特崎岖的心路历程和人生轨迹，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本书着力刻画其一九四五年后的人生历程，许多新鲜清洁，会令您掩卷深思。

引子 末日到来的征兆/1

第一章 乙酉年的惶恐/4

第二章 “日暮途穷剧可哀”/33

第三章 老虎桥监狱的囚徒/86

第四章 “菰蒲零落满溪间”/124

第五章 阳光下的劳作/149

第六章 “粘泥絮”与“未摘花”/201

尾声 “香泥成篆复成灰”/244

附录一 周作人著译作目录/260

附录二 周作人生平年表/265

附录三 周作人研究资料索引辑要/292

后记/296

20世纪的中国一方面多灾多难，一方面又充满了变数和希望：这两者都绝好地汇聚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知识分子是20世纪中国的标本， 解剖知识分子就是解剖20世纪的中国；分析知识分子，就是分析中国的20世纪。这就是我们这套丛书能够得以存在的最大理由；也正是这个理由，能保证读者通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认真地审视中国的20世纪和20世纪的中国。

在这些知识分子群落中，有作家、诗人、历史学家、翻译家、哲学家、思想家；有革命斗士、自由主义者、新儒家的代表，也有汉奸文人。他们的命运折射了中国的命运。他们都有过属于自己的辉煌历史，也有过属于自己的耻辱和充满变数的命运。但无论是辉煌历史、耻辱还是充满太多变数的命运，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入口处回望前尘和来路时，我们就会发现，一切都不再单属于个人，一切都将、都已永久性地属于20世纪的中国，属于中国的20世纪。

审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他们的心路历程，不是为了向历史撒娇，更不是为了向历史索赔，甚至不是为了简单地证明谁对谁错，而是为了保证今天和明天的我们活得更理智、更聪明、更幸福、更踏实。先人的错误或光荣如果不能被我们清楚地分辨，我们就是不合格的子孙；20世纪的遗产如果不能被有效地清点，21世纪就有可能是变了形的20世纪，时间就有可能在流动中处于静止的状态。我们再也不需要这样的悖论，而我们曾经确实受制于这样的悖论。事实上，我们今天之所以还拥有晴朗的天空，我们还没有全方位地愧对先人，靠的就是我们对遗产的清点，对错误的洗涤，对光荣的分辨。

我们并不是注定热爱遗忘的民族，只是有些事情我们羞于提及，宁愿将它埋在内心的最深处；实际上，我们是热爱在内心深处进行考古研究的民族，因为那些深埋内心的事情总是被我们一次次地咀嚼，无论是午夜梦回还是其他一些独处的时刻。尽管发掘过去从逻辑上并不必然指向光辉的前程，但这也同样不能从逻辑上证明我们的内心考古学毫无意义，也没有能力宣布内心考古学完全失效。这套丛书不过是内心考古学偶尔的文字表述而已。它仅仅是冰山理论的一个小例证罢了，因为还有更多的东西来不及出土。任何一个公正而心怀善意的读者都将不难看出，这里边没有哀悼，没有凭吊，没有唁电，也没有其他任何不良爱好；反抗遗忘、指向未来、歌颂美德和力求聪明，才是内心考古学的本意。我不敢说这本意已经得到了完美的实现，但本意被表达出来却是这套丛书追求的首要目标。其他的一切都是后置性的东西。事实上，不带偏见的读者肯定会发现，这套丛书中的每一本的最后一页，遗忘都被击倒在地，内心考古学和它的本意却悄然站立了。

反思成了内心考古学的第一要务；但反思必须建立在事实之上：它需要反思者具有侦探一样的能力。西谚说，上帝也大不过一个细节。因为只有细节才能证明上帝。同样，反思的正确与否必须要征得无数细节的认同和首肯。因此，所谓的内心考古学，不过是发掘细节。在此，细节的意义要么是不重要的，要．么就是意义早已溶解在了至高无上的细节之中。但不能因此认为这套丛书只是细节的罗列和堆砌。鉴于上面说过的原因，它也提供意义。但那是融细节和意义于一体的意义。在这里，所谓意义，是充满细节的意义；所谓细节，是充满意义的细节。 这保证了内心考古学的实现，也保证了反思的有效、诚恳和善意，当然还有深度。

感伤是没有用的，悲观主义是一条绝路，积极和乐观才是我们的必须品。反思意味着乐观，内心考古学则指称着积极。没有这样的品质，反思和内心考古学将共同归于失败。这套丛书的作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各自表达了自己的积极和乐观。他们努力将20世纪的一些蛛丝马迹摆在了我们面前，努力将过去了的中国的某些角落摆放在了我们眼前。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指向今天和未来，所以他们的忧患已经不再是忧患，而是特殊形式的乐观。他们辩证地将忧患和乐观融在了一起。在这套丛书中，忧患是乐观的忧患，乐观则是忧患着的乐观。因此，这套丛书有效地将矫情给最大限度的抑制住了，也将任何性质的抱怨踢出门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套丛书正好接续和推演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传统。愿以此与读者诸君共勉。

2005年5月2日

本书的目的，是想深入理解和认识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上被称做“巨石重镇”的周作人。本书从1945年“抗战”结束落笔，到1967年周作人去世收束，力图写出周作人最后22年的命运、遭际、生活与著述，力图剖析晚年周作人的思想、心理、情感世界，力图揭示周作人作为现代思想、文化、文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物与其时代的遇合与龃龉；力图在一种更开阔、更复杂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分析晚年周作人身上呈现出的历史、文化角度上呈现出的悲剧意味。

作为现代思想、文学、文化领域内有过重大影响且毁誉不一的历史人物，周作人的内心世界是相当复杂的。细致入微地探究周作人内心深处的坚持与摇摆、傲慢与惶恐、 淡漠与趋时、睿识与浅薄、优雅与庸俗，对于理解人和时代的复杂性很有必要。影响周作人晚年生活的最大事件，莫过于他在抗战时期的“附逆”。“附逆”使他成为被国民政府公审的汉奸，被判刑14年。后从宽改判为1O年。这对年过六旬的周作人来说，仍然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惩罚。对于他的“附逆”，文化界的反应，当然是谴责和抨击；但在谴责和抨击之外，一些故交旧友也表现出了深深的惋惜。郑振铎就说过：“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

本传记写的是晚年周作人的人生历程。笔者决定从1945年写起，也就是选择周作人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从学者、名流、伪政府高官，到为身幽缧绁的“文化汉奸”、“阶下囚”——写起。1945年之后的周作人，可以说跌入了人生的低谷虽然他侥幸从国民党监狱中走出，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空之下，他也始终是一个被剥夺了公民权的罪人。

周作人在其后的20多年里，以戴罪之身，仍力所能及地从事写作和翻译，而且成果颇丰，其勤勉和努力不是一般人可与之相比的。他从1949年11月到1952年3月，在上海《亦报》和《大报》上共发表了951篇文章，总计有70多万字。文章发表受阻后，又将主要精力转向翻译，译制了古希腊、日本等国的大量文学作品。1956年11月到1959年12月，又借“双百方针”和纪念鲁迅的东风，在报纸上发表了100多篇文章。1960 年12月到1962年11月，又写出了《知堂回想录》，在海外报纸连载。这其中自然不无周作人迫于经济上的压力，但也如其所说，这是一种“自利利人”的行为，为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做了他力所能及的贡献。

周作人生命中的最后22年，正值中国发生天翻地覆、海立山飞、动荡不安的22年，富有吊诡意义的是，周作人，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新文学的开路者、“人的时代”的呼唤者，在其“新文化”的理想接近实现之时，却已名登“另册”，成为“刑余之人”，丧失了公民资格。

这种尴尬处境是周作人所不甘心的，他的自我评价与社会对他的评价之间，有一个不小的反差，虽然他故作矜持，声言“一说就俗”，但他还是在寻找一切机会来做自我辩白，希望能为新时代、新社会所接纳。

他在建国后的写作，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自谓“无益于民国，而亦未尝有害”甚或更积极一点的态度，去给时代去敲边鼓，做伴奏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当“人民的吹鼓手”，虽然他在新时代刚刚拉开大幕时，就已被一位代表时代的诗人宣告为：虽然“活着”，但已“死去”。他在新时代虽然勤勉努力，但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稻粱谋”的考虑，所以从创作的内在价值来看是无法与他以前相比的。他极力去满足时代的需要，但他未必真正明白时代究竟需要什么?所以有时会故态复萌，会发出一些与时代不协调的音响，虽然微弱但也颇有点不识时务。他在建国后的写作活动时续时断，端赖外部环境的宽松与否。

他也深深地感到自己的落伍和无用，且认为自己的生存只能带给儿孙们麻烦和屈辱。临终前数年，他一再说“寿则多辱”，希望得到鲁迅所说的那么一个“使无聊生者不生，也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不错”的结局。当然，“文革”中的红卫兵们还不希望他“速死”，因为那意味着失去了一个批判对象，但周作人确已是“死老虎”，将斗争矛头专对他已有点“胜之不武”，所以晚年的周作人作为矛盾的对立面的价值——“反面教员”的作用，也已非常有限。

但周作人的价值，并不会因为时代的否定而全然消失，随着时代的推进周作人再次浮出海面，并成为新的热门话题。我们希望这个热门话题能够继续下去、深入下去，在对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回顾、反思之中，多角度地评估周作人的价值和意义。

关于本书的写作，首先应该感谢的是，众多周作人研究者所做的艰辛的拓荒工作，特别是《周作人年谱》的编撰，为全面了解周作人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年谱的编撰者之一张铁荣先生是我的同事和朋友，我也曾在此书的写作过程向他借阅过有关书籍，这里要向他表示感谢。钱理群先生的 《周作人传》、倪墨炎先生的《中国的隐士和叛徒——周作人》等众多的专著和论文，也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参考，恕不能一一列出。在本书中，我自己努力去做的工作主要有两点，一是尽量扩展周作人研究的语境，将一些看似与周作人的文学活动无关但实则有关的一切纳入考察视野，力求考察一个处于复杂社会历史网络中的周作人二是周作人的全部写作特别是他的旧体诗写作以及他的译著，是前此研究比较薄弱的，在我，则是重点探讨的对象。周作人的旧体诗多用来自中外古今的典故，特别是佛典，索解不易，我在这方面之所以下了比较大的功夫，主要是因为我将它视为是揭示周作人内心世界很重要的一个资源。再就是他的译著特别是古希腊文学的译著，与周作人一生的志业和信念有关，本书也尽可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说明。在该书中，我较多地引用了一些原文资料，是因为本书并不只是面对专家的，而是要更多地面对普通读者，力求让人们可以通过此书得到对周作人的一个来自多方面的感性的认知。鉴于本书的性质，也限制了我把一些学术性的见解过多地放置在书中，希望以后能有机会畅所欲言，以求就正于周作人研究的大方之家。

最后，也是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同学、朋友敬文东兄，没有他的艰苦工作，本书就很难差强人意地与读者见面。

本书的疏漏和错谬之处一定存在，尚请读者和专家提出批评和指正。

耿传明

 2004年1O月15日写毕于天津兴南小区

11月27日改毕于南开大学范孙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