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绣是我国独有民间艺术文化，本文运用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对苏州镇湖绣女及刺绣活动进行的微观考察。带你走近镇湖，去倾听绣女们讲述自己亲身的故事，了解改革开放后镇湖八千绣女中从土地上走出来的这群人的创业历程，展示她们的生产和社会生活，追踪她们思想和行动变化的轨迹，以记录这段奋斗和创业的历史。解读镇湖刺绣文化，保护传统艺术。

独坐纱窗刺绣迟，  紫荆花下啭黄鹂。  欲知无限伤春意，  尽在停针不语时。  这是唐代诗人朱绛在《春女怨》中刻 画的大家闺秀在绣楼上绣花的情景：花针穿梭，彩线缤纷，纤手凝脂，春意绵绵，一幅浓郁的诗情画卷。在今天的苏州西郊、太湖之滨有座不起眼的小镇  “镇湖”，两万人口中约有八千绣女，用她仃J的纤纤细手造就了著名的刺绣艺术之乡。“闰阁家家架绣绷，妇姑人人习针巧”是这里农家的真实写照。  本书带你走近镇湖，去倾听绣女们讲述自己亲身的故事，了解改革开放后镇湖八千绣女中从土地上走出来的这群人的创业历程，展示她们的生产和社会生活，追踪她们思想和行动变化的轨迹，以记录这段奋斗和创业的历史。  绣女及相关群体的刺绣活动是展现生机勃发的刺绣文化的载体，绣女围绕刺绣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一方面体现了其自主性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这些活动展现了一种生生不息的刺绣文化，是传统民间文化的一种再生。

《苏南历史与社会》丛书序(1)

前 言(1)

第一章绪论(1)

 第一节选题的由来和意义(1)

 第二节文献综述和已有研究的局限(5)

 第三节思考路径和分析框架(14)

 第四节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22)

第二章苏绣的历史与象征(32)

 第一节苏绣的历史渊源(32)

 第二节历史上的民间绣和闺阁绣(38)

 第三节苏绣的宫货生产和绣工的命运(58)

 第四节建国前后苏绣业的发展(67)

 第五节苏绣作为一种文化的象征(84)

第三章绣女与镇湖刺绣业的兴起(88)

 第一节镇湖刺绣的社会文化背景(88)

 第二节从土地上走出来(99)

 第三节拜师学艺和专业化培训(104)

 第四节到镇上开店(122)

第四章绣品的生产、交易和市场扩张(131)

 第一节绣店(131)

 第二节辅助业(144)

 第三节绣品的交易方式和条件(171)

 第四节绣女与市场的扩张(193)

第五章刺绣市场的组织和管理(208)

 第一节从行会到协会(208)

 第二节镇湖刺绣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222)

 第三节刺绣市场的治理和管理思路(232)

第六章绣女的角色转换和社会分层(244)

 第一节社会学的“角色”理论(244)

 第二节绣女的角色转换与政府引导(249)

 第三节乡土文化与经商绣女的文化适应性(253)

 第四节绣女的角色分化和社会分层(266)

第七章绣女的生活世界(291)

 第一节家庭生活(291)

 第二节社会活动和交往(301)

 第三节性别角色与社会地位(307)

 第四节思想观念的变化(320)

结语：苏绣的未来命运和文化再生的条件(329)

 第一节 “草根工业”的力量(329)

 第二节政府的保护和对绣女劳动的重视(333)

 第三节从原生态走向市场态的挑战(335)

 第四节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337)

 第五节与现代科技和外来文化的结合(339)

参考文献(343)

附录一：镇湖绣店一览表(357)

附录二：访谈提纲和调查问卷(365)

后记(383)

在镇湖，刺绣是和女性联系在一起的，一提到刺绣就会联想到江南女子绣花的情景。因此，刺绣带有强烈的性别意识。与性别(sex)不同，社会性别(gender)不是指生理上的、自然的性别差异，而是指心理上的和社会文化上的性别差异。人类行为的性别差异主要是由社会环境和生活经验造成的，性别角色是人们在社会中习得的因性别不同而产生的符合一定社会期待的品质特征和社会行为模式。不同的社会文化塑造了属于男性或女性的不同的品质特征。一般来说，女性的特征总是感性的、柔弱的、细腻的。相反男性则是理性的、勇敢的和粗心的。如果女性的行为举止像个男性，则被称之为“女强人”，而男性的行为举止和思想表现为女性特征，则被贬为“女人气”。这种看法由来已久，帕森斯分析了分化的社会角色，认为在工业社会中家庭产生了鲜明的男性和女性角色，男人承担了为家庭提供物质生活保障的工具性角色(instrumentalrole)，女性承担了维护家庭内部成员间感情联系的情感性角色(socioemotional。role)。通过这一性别分工保持了家庭的稳定和发展，进而一个国家或社会也得以通过稳定的家庭而延续和发展。因此从本质上讲，社会性别是社会结构和关系的构成要素和权力关系的一种体现。

镇湖特定的环境条件造就出男子务农、女子刺绣的事实。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只能够归于社会文化传统和刺绣行业特点对从业者的特殊要求。刺绣是一种适合女性的工作，和针线打交道，需要细心和耐心，这些都是女性所具备的。在镇湖，很少有男子刺绣，这说明像刺绣这样精细活是一种与性别有关的职业，是女性的一种专利和女性角色的代称。通常，特定社会总是期望它的成员按照他的身份行事，社会成员也总是要求自己努力表现出符合这种期望的行为来，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角色期望。角色的性别特征不是天生注定的，而是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经过性别角色的社会化形成的。在传统中国的农业社会，男耕女织逐渐演变成为社会分工的一种固定模式，这既是一种自然选择的结果，又是社会生产实践的产物。男女两性在生产中各负其责，各履其职，所谓“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一个家庭中耕织一体，自给自足，则是传统农耕文明中幸福家庭的象征。在传统社会生产中，无论哪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女性均与纺织相依相伴，紧紧相连，以至纺织就等同于女性在生产中的性别认同。对女性来说，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和一种基本的生产、生活技能，纺织则是从小必须学习和掌握的。练就一身过硬的纺织本领是社会生活的需要，也是女性自我展示的需要，同时也是衡量女性心灵手巧的重要标准，所有这些迫使女性不甘示弱，勤于纺织(金少萍，2001)。因此，孩子很小的时候就通过家庭开始了性别角色的社会化过程，即通过学习群体文化、学习承担社会角色，把个体统一到群体中，把个体从自然人教化为社会人。从内容上看，社会化包括知识和技能的社会化、行为规范的社会化、价值观念的社会化等，其中就内在地包括了性别角色的社会化过程。

P(307-308)

传统手工艺是我国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市场化的进程，许多传统手工艺日渐衰落而面临生存困境，传统手工艺的命运自然引起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文化界正在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拯救和保护传统民间文化的行动，媒体和政府异乎寻常地快速响应，学术界对于民间文化研究的热情有增无减，全社会掀起了一股保护传统文化的热潮。在这一背景下我们选择作为民间文化形式之一的苏绣为考察的具体对象，以苏州镇湖作为考察的田野点(site)。总体上，把镇湖作为一个社区来对待，社区研究并不新鲜，但是对于镇湖来说是第一次。人类学把社区看作是一定地域的人文世界里经营共同生活的一群人，文化不仅存在于这群人的活动中，而且也存在于该群体的思想和情感中。人类学者通常采用田野工作(field work)方法，通过对这一群体的细致研究，从整体上探讨其生产、生活、交往、礼俗、价值观等，从而揭示某一小型社会文化的全貌，体现对一般社会过程的认识。因而这种研究可以达到“以小见大”的效果，也就是人类学者所说的“小传统，大问题”。本文即运用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对苏州镇湖绣女及刺绣活动进行的微观考察，试图回答当代繁荣的镇湖刺绣文化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

苏绣产生于苏州地区，它既是一种民间手工艺，又是一种家庭手工业。历史上，这一地区的农民在人多地少和上层阶级盘剥之下仍然能够生存，不能不依靠刺绣家庭手工业，农家妇女的刺绣手艺成为了农业的有力补充。改革开放后，苏州镇湖农家绣女走出了家门，外出拜师学艺，然后到镇上开店，再往周边城市扩展，直至国外发展业务，短短时间内形成了红红火火的刺绣市场。镇湖刺绣业的发展还带动了当地相关行业，如电脑印花店、花线店、玻璃店、木工店等的发展，刺绣构成了当地的一大特色，也是当地经济的重要来源之一。在镇湖刺绣整个发展过程中，她们起了很关键的作用。“诚然，有过一种这样的职业，它具有最高的文化的意义，它在女性的本质里是完全原生的，而且现在也还部分存在着：家庭经济。家庭的经济领导及其对于整个生活所具有的根本无法估量的意义就是妇女的伟大的文化奉献，家完全具有妇女的文化奉献的特征；在这里，妇女的种种特殊的能力、兴趣、感觉方式和智慧、她的本质的整个节奏，创造了一种惟独她才有可能创造的形态。”(齐美尔，2002：215)绣女围绕刺绣的一系列活动和人生阅历，拓展了她们的生存空间和生活半径，使她们一步一步走出农村，继而给她们带来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最终促使其自主性的形成，使她们从传统人转变为了现代人。这是一个连续的、渐进的过程。绣女及相关群体的刺绣活动是展现生机勃发的刺绣文化的载体，绣女围绕刺绣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一方面体现了其自主性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这些活动展现了一种生生不息的刺绣文化，这也是改革开放后镇湖刺绣获得的一种再生。

本书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在以下几点形成自己的特色：

第一，视角的创新：对于苏绣的研究，学术界以往比较集中在苏绣的历史文化、家庭手工业、工艺文化以及刺绣技术等方面，而对于绣女及刺绣活动的研究相对缺乏，研究苏绣不能够脱离开对人的研究。本书的关注点是八千镇湖绣女中从土地上走出来的这部分人的成长历程及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转变过程。

第二，思路的创新：把刺绣分解成为刺绣主体“人”的活动和刺绣客体“物”的运动，从两个层面来贯穿全文，构成本文的整体架构，形成一个连续的因果链。镇湖绣女从土地上走出来，到拜师学艺、修炼本领，再到镇上开店、以绣为生，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是绣女行动的语言。就绣品本身而言，它有一套特定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的网络系统。市场的兴起在带给人们利益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问题，当地政府为了保证绣品市场的有序运行，进行了必要的组织和管理工作。总体上，绣女的活动和绣品的运动是刺绣一体的两面，对于从整体上认识镇湖刺绣缺一不可。

第三，跨学科交叉创新：本文在以人类学社区研究和田野工作为主的同时，辅以社会学的问卷方法；在运用社会学的角色和分层理论对于人的研究的同时，综合了经济人类学关于市场交易的成果，女性主义关于性别角色和社会地位的成果，以及民俗学关于文化象征的理论等学科领域成果。这种在不同学科领域间进行的跨学科研究的尝试，也许会在学科的碰撞中产生思想的“火花”。

从篇章结构上看，本书共分为七章。第一章绪论介绍了选题由来、意义和写作方法。第二章是对苏绣的历史考察。研究苏绣的历史是要看苏绣曾经走过的道路、今天正在走的以及未来可能走的路。第三章、第四章(一部分)、第六章、第七章都是关于镇湖绣女的描写。镇湖刺绣兴起与绣女不无关系，在面临生存压力和城市对农村产生巨大引力的作用下，绣女采取了自觉行动来到镇上开店，带动经济的发展(第三章)。来到镇上开店的绣女需要适应城镇的生活，完成由农民到商人的角色转换。在经商的过程中因能力大小、机遇把握等因素形成了角色分化和社会分层(第六章)。绣女在生产和销售之余，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或是社会活动家的角色，在日常生活领域充分展示了她们情感丰富的内心世界和自主性趋于成熟的思想世界(第七章)。第四章大部、第五章是围绕绣品的生产、运输、销售和市场管理而展开的。镇湖刺绣品的生产是通过前店后坊式的绣店来完成的，绣品通过专业的物流公司采用陆路运输的方式运往目的地，在交易方式上主要表现为批发、零售、订购、推销和展销等(第四章大部)。刺绣市场的组织和管理经历了从行会到协会的变迁，当前镇湖刺绣业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进行认真的市场组织和管理(第五章)。结语讨论了刺绣的未来命运和文化再生的条件。

以苏绣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在于，作为一种民间手工艺，苏绣属于民间文化范畴。民间文化相对于上层文化而言是一种底层文化，是劳动人民用心灵和双手创造的、用于满足自己需要并在人民群众间广为流传的一种生活文化。因此，本文力图以苏绣的研究来探讨传统文化，特别是底层文化在当今时代面临一个生存和发展的问题，需要唤起我国民间文化的觉醒，恢复民间艺术文化应有的地位，这一研究无疑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从理论上看，通过不同形式的民间艺术研究可以从大量的一手资料中抽象出一些在艺术上带有原理性的东西，这是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从应用上看，本课题通过对绣女群体和绣品运动两方面的完整研究，可以揭示出作为传统文化的苏绣在当代兴起和发展的原因，进而探讨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存空间，以及拯救传统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需要采取的主要举措，在实践中也应该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绣女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同时也是难度较大的课题。一是田野调查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深入到绣女及其家人中去，了解绣女的生产和生活，观察她们的言行举止。笔者力所能及地接触更多的研究对象，收集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时间所限，还有很多绣女没有访问到，这是不足之处。二是，文章对于镇湖绣女的社会交往以及绣品消费者对刺绣市场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还显得不够，这些对于从整体上了解和认识绣女群体都是必要的，有待进一步的后续研究。

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回想起四年之前我刚刚拿到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直到今天的成书，总算给了自己一个交代。四年求学的时间漫长而又短暂，其间发生了很多事，至今历历在目。2001年5月我的母亲因病离世，同年9月我的孩子降生，人世间的生死仿佛就在一瞬间，我真正体验了什么是生离死别。在母亲临终之时，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无助和痛苦。我的家在农村，父母亲都是地道纯朴的庄稼人。在他们看来，只要我们认真读书，他们承受任何的苦和累都无所谓，任何的困难都阻挡不了二老支持我们读书的决心。当我们小弟兄俩先后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最高兴的是两位老人家，我们也打心眼里高兴，因为在农村给他们争了面子，但是他们得到了什么呢?依然是繁重的体力活，只有少许的心理安慰。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了我的母校安徽省长丰县下塘中学，一座普通的农村中学，在那里度过了我四年的中学执教生涯。

1995年8月，我背起行囊告别母校奔赴福州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在这之前，我因为经济窘迫，两次放弃了进入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的机会，第二年转入福州大学。我清楚地记得，当我拿到福州大学的复试通知赶往福州时，是一路的兴奋，这也是我这个乡下人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经过两天的奔波．车到福州，一派南国的风光，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心情也是格外舒畅。我不顾疲倦，赶到了福州大学，联系上了福州大学软科学研究所所长雷德森教授。令我非常激动的是，当晚，雷教授和另外一位后来成为我导师的陈紫明教授一道来到我住宿的地方，亲切地和我交谈，询问情况。第二天即对我举行了复试，后来被录取在福州大学软科学研究所科学学与科学管理专业，成为该专业的首批学生。在我研究生阶段，上述两位恩师给了我深深的教诲，陈老师时任校党委书记，行政事务繁忙，却丝毫没有放松对我的教导。他不仅在学习上，而且在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由于我刚到福州，水土不服加上学习的压力，致使身体不适，陈老师帮我联系医生，论文阶段经常到宿舍来指导，令我十分感动。毕业以后，我虽然来到了苏州大学社会学系工作，但两位恩师继续关心我的成长，我和他们的交流一直没有中断，特别是雷老师在学术上的关心和支持，我深知没有他们给予的教诲就不会有我今天的成长。

在苏州我组织了我的家庭，两年后我在职来到南开大学跟随刘珺珺教授攻读科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刘先生一向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术造诣而备受学界的尊敬和弟子们的爱戴，能够得到她的指点是我的一种奢望，同时也有惶惶不安之感，生怕有负先生的教导。因此，惟有埋头苦读、做好学问。在南开，刘老师给我们系统地讲授了科学社会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技术人类学等课程，将我们带入了该领域的学术最前沿。在刘老师的指导下我初步确立了博士论文的选题，即对于苏绣的科技人类学考察。从最初的定题到最后论文的完稿，论文中的每个字都凝结了刘老师的心血，70高龄的她在电脑中将我的论文批阅了一遍又一篇。此前，在刘老师组织下，众师兄弟们在seminar中展开自由的讨论，相互启发，受益良多，我的课题的每一次进展同时也是研讨的结果。南开的学习使我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更是领略了名校的风采：自由的学术氛围、牢靠的学问和诚实的生活。刘先生的谆谆教诲时刻鞭策和激励着我的成长，我会铭记在心，终身不忘。

回顾选题的经过，我由衷地感到是一种思想提炼和升华的过程。最初的选题是《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对苏南中小企业的社会学考察》，讨论中大家感觉其中的经济学和科学学的味道很浓，缺乏社会学的视角，再说学术界对于创新的研究之多，我的研究很难说会有什么“创新”，于是推翻。这时刘老师建议我从科技人类学的视角来研究苏州民间的科技文化，于是我选择了苏绣作为考察对象。经过一番准备，第二次我汇报的题目是《手工业的传统与现代变迁：以苏绣为例》，在讨论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我的方向是选对了，但觉得其中历史的味道很浓，没有突出社会学的特色，再者传统与变迁研究需要一定的史学功底，而这是我所不具备的。刘老师启发我能不能选择一个田野点，以这个点上的人的活动作为考察对象，我茅塞顿开，于是再次修改。第三次汇报的题目是《镇湖刺绣，一枝独秀》，副标题是对镇湖农家绣女的社会学考察，在讨论会上拿出来，大家感觉很好，像是社会学的研究了。直到最后定名为《传统技艺与文化再生：对苏州镇湖绣女及刺绣活动的社会学考察》。从2002年初，我第一次来到镇湖后，就断断续续在镇湖进行为期两年多的田野调查。期间主要是对镇湖绣女及相关人群进行深入访谈，积累了一定的田野资料后，我开始对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拟定了写作大纲并着手写作。2004年4月论文完稿，5月顺利通过论文答辩。现在回过头来看选题和写作的过程，当初的确体验到了思想的一种煎熬，在确定合适选题和搭建合理框架的那些时日，冥思苦想，寝食难安，直落得“为伊消得人憔悴”。也许没有这样的过程，就不会有思想的升华。论文答辩之后，马上又投入到修改成书的工作中。除了对原章节进行扩充外，又增加了第五章《刺绣市场的组织和管理》。

我要感谢博士论文写作及成书过程中给予我指导和帮助的每一个人。论文在送审和答辩的过程中，童星教授、张彦教授、沈关宝教授、黄平教授、任定成教授、乐国安教授、侯均生教授、王处辉教授、赵万里教授都给予指导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使论文得以不断地修正和提高。感谢苏州大学艺术学院的李明老师，最初我对于苏绣的了解得益于李老师的帮助和指导，没有她的牵线搭桥我很难人题。在李老师的推荐下，我知道了镇湖刺绣，也认识了冷坚老师和李锦霞老师，两位都是在其忠爱的苏绣领域工作了一辈子的专家，冷坚老师还是《苏州刺绣杂志》的编纂者，他们多次接受我的访谈、给予指导并提供了宝贵资料。感谢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的张明教授和池子华教授，两位教授都阅读了我的书稿，并提出一些中肯意见，特别是池子华教授从社会史的角度做了认真批注和指导。没有两位教授的指导，就不会有书稿的进一步提高。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的领导，在我论文定稿和答辩之时，也给予了工作上的一些照顾，使我感受到了组织上的亲切关怀。感谢在我读博期间给予帮助的学友李承宏、周小兵、王丽、王汉林、王来华、朱凌飞、顾文、任德魁等以及因刺绣之缘而认识的新朋友孙映辉、夏春丽、王小红等。

在为期两年多的镇湖调查中，为了节省开支每次都是早出晚归，早晨基本上是在六点起床赶到汽车站上车，路上颠簸一个半小时到达目的地，完成当天预定的任务，下午在五点之前赶上回程的末班车。现在苏州到镇湖开通了城市公交线路，来去也方便多了。在镇湖的调查中，我结识了很多绣女及其家人，他们中很多人非常配合，使得访谈和问卷顺利进行，有的绣女还提供了一些文字资料。问卷调查还得到镇湖镇政府和刺绣协会部分领导的支持。我的两名学生倪黎祥和姚娟经常随我一起下去调查，充当了我的“翻译”和助手，同时也负责整理了部分录音资料。我的妻子在我攻读博士学位的几年里，一方面忙里忙外，一方面也在攻读学位，还要照顾年幼的儿子“豆豆”，后来干脆就把儿子托付阿姨照看，以使我们的学习免受干扰。在我后期的田野调查和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还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2003年初，我以《走出土地的农家绣女》为题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获准立项，使得各项计划得以顺利完成。苏州大学“2ll工程”基金的资助和群言出版社的及时付印，使得本书有了面世的机会。

最后还要歉意地指出，镇湖访谈的对象全部用了化名，他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不过镇湖人一眼就可以认出，这样做只是研究的方便并无他意。

作者：叶继红

2004年10月于苏州东街花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