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我们不仅可以从转型过程的研究中得出对经济学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而且还可能揭示出一些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但对中国经济学建立具有意义的理论逻辑。

前言 (1)

第1章 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 (1)

 1.1 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会被选择 (1)

 1.2 政治化产权体系与经济发展 (19)

第2章 经济转型中的两个特征向量 (39)

 2.1 制度管制 (39)

 2.2 制度竞争 (44)

第3章 经济转型的模式研究 (54)

 3.1 全面制度管制的形成 (54)

 3.2 经济转型方式的三种表述 (60)

 3.3 经济转型的模式 (64)

第4章 经济转型中的利益行为和制度状态 (90)

 4.1 利益行为状态：合作均衡和非合作均衡 (90)

 4.2 分离制度和共同制度 (97)

第5章 预期利益一致性原理 (108)

 5.1 概念界定 (108)

 5.2 经济学的本质：预期利益一致性原理 (109)

 5.3 预期利益一致性原理的基本内容 (114)

 5.4 结论 (124)

第6章 预期利益一致性模型 (126)

 6.1 政府和公众博弈模型 (126)

 6.2 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过程的一种诠释：进化博弈模型 (132)

第7章 经济转型中集体行动的逻辑 (145)

 7.1 集体行动为什么会发生 (145)

 7.2 集体主义的经济学分析 (155)

 7.3 经济发展和整体(集体)市场经济 (159)

第8章 政治和经济相互作用 (166)

 8.1 为什么政治会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变量 (166)

 8.2 政治对经济的扼制和反扼制 (171)

 8.3 政治的临界状态 (175)

 8.4 政治视点和经济视野——观察中国经济问题的方法 (178)

第9章 经济转型中的政府行为 (186)

 9.1 中国经济转型中政府行为规则的演变逻辑 (186)

 9.2 政府为什么不相信市场 (198)

第10章 经济转型中的“规则失灵” (214)

 10.1 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累积过程 (214)

 10.2 第三种失灵 (229)

第11章 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显规则和潜规则 (248)

 11.1 解释中国经济的难点 (248)

 11.2 隐性制度规则的基本特征 (252)

 11.3 两种制度规则的作用机理 (255)

 11.4 中国经济学的回归 (259)

第12章 经济转型与“变法规则” (266)

 12.1 为什么变法起源于危机 (266)

 12.2 变法中集团博弈和可能的路径 (269)

 12.3 一个历史经验 (273)

 12.4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变法” (278)

第13章 经济转型中的财产所有权 (285)

 13.1 转型期中国财产制度演变的逻辑 (285)

 13.2 经济转型期私有财产制度中的“原罪” (298)

第14章 经济转型中的意识形态 (308)

 14.1 市场经济改造价值观念还是价值观念改造市场经济 (308)

 14.2 中国如何崇尚市场经济 (328)

第15章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几个问题研究 (349)

 15.1 绎济转型的动力学 (349)

 15.2 经济转型成本的动态分析 (360)

 15.3 利益集团研究 (370)

 15.4 制度扩散 (379)

 15.5 经济转型绩效分析 (387)

第16章 经济转型的运行轨迹 (401)

 16.1 经济转型的逻辑起点 (401)

 16.2 生产力和利益集团 (405)

 16.3 经济转型的一般趋势 (413)

第17章 经济行为、非经济行为与制度环境、制度安排 (419)

 17.1 供求均衡分析框架下的外部效应 (419)

 17.2 一个环保案例的研究 (420)

 17.3 经济人、均衡分析和新古典模型的边界 (426)

 17.4 两种制度环境和两种制度安排 (430)

 17.5 结论 (437)

第18章 开放社会和经济转型 (440)

 18.1 经济转型中的政府能力 (440)

 18.2 开放条件下的经济转型 (453)

参考文献 (464)

后记 (478)

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人们已有切身的感受，但是对于为什么要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人们往往将其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进一步的解释是，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和人们在主观上急于求成的心理。然而，这些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首先，在这里涉及到两个较抽象的问题：计划经济经济体制是自然演进的结果，还是人们理性构建的结果?为了避免对这个问题进行哲学思辨上的纠缠，我们假定体制的形成是“演进”和“构建”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考虑到基本相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并未能导向计划经济体制的道路，我们进一步假定“计划经济体制主要是人类理性构建的产物”是合理的。其次，谁有能力构建计划经济体制?一种制度的构建当然离不开自然演进力量，但制度的自然演进力量是相同的，所以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走计划经济道路，应该存在着一种巨大的理性构建力量的主体，这种主体就是当时在中国社会中取得绝对权威和主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一种集中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恰恰为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证。由于政治团体的成熟、社会知识结构的不完善、信息的不充分，使得中国形成了一种中心力量，即足以构建某种政治经济制度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最后，选择计划经济体制的动机究竟是出于推动经济发展，还是出于维护居于支配地位的政府的自身利益?这是作者将要讨论的问题。在这里还涉及到一个对于选择制度主体的人性假定问题，有以下几种假定可供选择：①假定居于支配地位的政府出于公心而力主推进经济的发展。②假定居于支配地位的政府出于自利而不得不推进经济发展。③假定居于支配地位的政府出于公心而选择计划经济制度。④假定居于支配地位的政府出于自利而选择计划经济制度。由于没有更多理由认为居于支配地位的政治利益集团就比普通人更有公心，或者说没有更多理由假定政治利益集团就一定不是经济人，那么接下来，一个可供选择的假定就是：居于支配地位的政府是出于自利(维护自身统治)而不得不选择计划经济制度，以促进经济发展；或者由于信息的不完备，政治利益集团认为计划经济体制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由于不能假定政治利益出于公心，所以，一个合理的假定就是：政府出于自身利益需要而不得不选择计划经济制度，换句话说，居于支配地位的政府选择计划经济制度可获得最大化的收益。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居于支配地位的政府出于自身需要选择计划经济制度的约束条件是什么，政府选择计划经济制度是否可能。一般地说，一个统治利益集团不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某种经济制度，但在某些特定历史条件下，计划经济体制则处于政府可供选择的区间内。那么接下来需要论述的两个中心问题是，计划经济体制如何最有利于居于支配地位的政府的利益，以及政府选择计划经济制度如何成为可能。

P1-2

中国的经济转型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一转型过程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契机。随着转型经济理论出现，学术界随之提出创建中国经济学的问题，起初，对这一转型过程的分析被称之为改革经济学。后来随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介入，这一过程的分析又被冠之以“转轨经济学”、“过渡经济学”或“转型经济学”等名称。在这里，我们将“中国经济转型”界定为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本书将有关这一过程研究统一称之为“转型经济学”(因为这一过程的核心内容无非是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并将这一过程理解为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对中国经济转型进行分析并试图提出一个一般性理论框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不仅因为转型过程的分析往往被视作一个临时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基于以下两点理由：一是中国经济转型是一个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等综合领域的问题，单纯地将中国经济转型看作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转换或仅仅是经济制度的变革，显然是一种有害的狭隘理解，所以，单纯作为自身的领域，转型研究是难以成功地发展的，“转型研究必须在与经济学其他领域的相互作用中发展，从不同的专业领域提供的不同视角中受益”。二是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业已被纳入多元分析范式，马克思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演进主义、市场社会主义以及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等都对这一过程作出自己的解释。所以，用统一的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经济转型，或者说，中国经济转型理论的综合是一项艰苦复杂的工作，甚至目前只能是一种初期的探索。然而，科学的探索总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我们不仅可以从转型过程的研究中得出对经济学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而且还可能揭示出一些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但对中国经济学建立具有意义的理论逻辑。对于中国经济转型这一涉及诸多领域问题的分析，显然，适合采用综合方法论，一种流行的观点似乎认为只有经济学的革命才能推动经济学发展，而经济学的综合则无助于经济学发展。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经济学综合恰恰从不同的视角以相互补充的方式推动了经济学发展，穆勒的综合、马歇尔的综合和萨缪尔森的综合不仅未损害经济学的逻辑一致性，反而让经济学在人们面前展开另一番全新的情景，在某种意义上，一部经济思想史可以被视作是一部经济学综合的历史。本书的研究不属于现存的某一分析范式，如果非要将它纳入一种分析范式的话，那它属于经济学综合范式。它的假设前提是综合的，即它并非始终如一地假定个人或一群个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有关章节通过对人类行为、预期效用函数等的研究讨论了在不同制度环境下人们行为方式的不同变化，作者认为这种假设前提更符合中国经济转型过程的现实；它的研究内容是综合的，经济转型的研究不同于对市场机制的研究，而更类似于市场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如果只单纯研究经济领域，则不仅理论上流于形式化，在政策实践中也是有害的，“盛华顿共识”的失败即是一个例证，中国经济转型这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不仅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也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社会文化制度的整体改革。本书的研究方法是综合的，中国经济转型不仅被看作是一种人为的建构过程，也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过程，推动这种制度变迁的动力不仅是经济主体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比较，也是生产力的扩张能力和生产关系的适应能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转型过程中利益关系和利益集团的研究，作者既采用整体研究方法，也采用个体方法论，分析工具的综合使用服从于是否能够更好地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内在、本质联系，使其能够更接近中国经济转型的真实过程，而不是仅仅追求逻辑的完美和形式化。

虽然如此，本书并非只对中国经济转型进行简单的复合研究，它始终紧扣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转换来展开分析，这是本书分析的主线索。第一，作者提出并阐述了“预期一致性原理”。围绕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来分析中国经济转型，可以揭示出这种大规模制度变迁为什么采用渐进式过渡方式而不采用激进式方式，因为这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只能承担渐进式改革的成本，在这种改革或转型中，作者提出，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均衡、协调或利益一致性是关键。第二，中国经济转型是社会文化、制度传统环境的转变，资源配置方式转变和政府权力行为方式转变这三种主变量变化的统一，从这三个维度去考察中国经济转型，作者发现，这三个主变量的相互作用方式、演进的方向以及它们推动转型的动力皆与不同利益主体预期利益是否一致有关，即不同利益关系的调整是理解经济转型三个维度变换的轴心。再次，经济转型中的三个关键问题：国家(政府)、产权和意识形态在本书也给予了较充分的讨论。第三，政府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因为这个转型基本上被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所以，对于政府的预期收益的分析、政府预期收益与公众预期收益一致性的分析以及政府何以要改变其行为规则的分析，也成为本书的焦点。第四，如果将经济转型看作是一种利益格局的转换过程，那么，反映和支配这种利益格局转换的制度、规则和秩序的形成、确立和变迁过程，就不仅仅是一种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自然博弈过程，也是政府在既定约束条件下的理性构建过程。经济转型过程是不同利益主体博弈进化过程和国家理性构建过程的统一。

经济转型以来，中国经济学研究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包围和冲击，显然，这种不同经济学流派的竞争，既存在有利的一面，又存在负面影响。不可忘记，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西方文明的基础之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只不过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一个变种。作者深信，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背后存在着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国逻辑”。那种过于强调西方研究范式和设置西式研究标准的做法，是否存在因循守旧和缺乏民族自信心之嫌。中国数千年传统文明和近来经济增长的奇迹无疑是创建中国经济学的土壤，中国经济学形成的重点不在于批判而在于创新。这种创新既包括对以往经济学范式的继承、改造、革命和综合，又包括如何摆脱西方文化单一中心主义和线性历史观，从而在现代经济学中确立一种“中国精神”。

本书是以作者的博士论文为基础修改而成的，它不仅是作者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苦苦思考的产物，也是随后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工作和研究期间进一步探索的结果。

对中国经济转型研究的兴趣源于作者对正在发生剧变的中国现实经济、社会的关注，这是一个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富于挑战性的研究领域。作者不揣冒昧进入这一研究领域，除了兴趣之外，确实也出于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一个中国学者不可能漠视身边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因为它是如此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以及大多数中国人的命运。

科学研究是艰苦的，而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则更为艰苦，也许选择某一个具体的经济研究领域开展研究更容易出具体的研究成果，但作者更喜欢富于挑战性和创新精神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经济基础理论的研究应该与现实保持距离，这样才能使经济理论摆脱现实枝节和具象的纠缠，从而使其真实逻辑力量能够更持久、更深刻地影响和支配经济转型过程。本书可以看作是作者近年来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总结，不论结果如何，我总是很高兴的。

特别需要感谢我的导师张薰华教授的指导，是他将我引入经济学之门，张先生的做人准则、学者风范和科学研究精神一直鞭策着我在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不断前行。同样需要感谢的还有我的家人、同事、朋友对我的关怀和鼓励。

伍装于上海鲁迅公园林阴道咖啡馆

2004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