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精神遗产的宝贵的宗教精神，在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文学艺术创作得以体现、发挥和延续的。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宗教现象本是历史的构成部分，研究宗教与文学关系诸课题，有助于认识历史，总结历史规律，特别是涉及宗教和意识形态诸领域发展的规律。本书作者就佛、道二教影响于文人及其创作这一个侧面进行了论述。

绪论：神仙幻想、神仙信仰、神仙术／(1)

西王母——女神、女仙及其文学意象／(16)

从《列仙传》到《神仙传》／(48)

骚人的神仙幻想和仙界巡游／(86)

游仙诗与步虚词／(124)

曹植的神仙幻想和游仙诗／(155)

嵇康的养生术和游仙诗／(175)

郭璞和他的《游仙诗》／(203)

愧悔与忧惧——沈约的宗教世界／(230)

走上茅山——唐代诗人与茅山道教／(266)

唐代的女冠与文人／(319)

后记／(345)

     唐代的女冠与文人

女冠即女道士的大量出现并活跃于社会，是唐代道教发展中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当时在两京和通都大邑，建立起许多专门的女冠观。女道士们不只在道观里从事精修、养炼等宗教活动，往往更广泛活跃在社会各个层面，特别是在文人中间。她们多方面的活动在当时道教里和社会上形成一段特殊风景。从文学发展角度看，在一定意义上，她们成为文人与道教相接触、相交流的一个特殊津梁。她们的活动给文人创作充实以独特的内容，也给他们的写作艺术平添了特殊的光彩。而另一方面，从道教自身发展看，女道士的活动则显示了道教发展中日趋严重的“世俗化”趋势。这些活动反映出道教一方面向更广泛的文化领域渗透，另一方面却不可避免地引起信仰的蜕化和教团的分化。所以探讨这一现象，对于道教史和文学史以至整个文化史的研究都是有意义、有趣味的。

关于唐代女冠的情况，龚自珍曾评论说：

余平生不喜道书……独于六朝诸道家，若郭景纯、葛稚川、陶隐居一流，及北朝之郑道昭，则又心喜之，以其有飘遥放旷之乐，远师庄周、列御寇，近亦不失王辅嗣一辈遗意也，岂得与五斗米弟子并论而并轻之耶?至唐而又一变：唐之道家，最近刘向所录房中家。唐世武墨、杨玉环皆为女道士，而玉真公主奉张真人为尊师。一代妃主，凡为女道士，可考于传记者四十余人；其无考者，杂见于诗人风刺之作；鱼玄机、李冶辈应之于下。韩愈所谓“云窗雾阁事窈窕”，李商隐又有“绛节飘摇空国来”一首，尤为妖冶，皆有唐一代道家支流之不可问者也。这里指出了唐代作为“道家支流”的众多女道士的活跃及其所造成的“妖冶”之风，确是当时道教发展中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但龚自珍完全是从否定立场立论的。至于笼统地说唐代道教近“房中家”则更显得片面。

作为宗教现象，拿唐代道教里的女道士和佛教里的比丘尼相比较，二者无论是教团内部的地位还是社会上的活动，都明显表现出重大差异。这方面是有着历史的和宗教自身的渊源的。

道教自其产生时期起，即对女性表现出相对敬重的姿态。如果对比佛教的女性观念，道教这一特点就显得更为清楚。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作为道教渊源之一的中国古代原始信仰中，已经包含有丰富的女神信仰的内容。闻一多曾作出推测：“我常疑心这哲学或玄学的道家思想必有一个前身，而这个前身很可能是某种富有神秘思想的原始宗教，或更具体点讲，一种巫教。”_现已有许多文献和考古实物证实了这一猜测。中国古代原始巫教里的女神崇拜，反映了氏族社会里女性占据主导地位的残余影响。据考后来被道教奉为“女仙”的西王母、九天玄女等等，实际都源自远古农耕社会的女神，而后来的道教更创造出麻姑等极富情趣的女仙形象。道教的另外一个源头是秦汉时期的方术，包括房中术。P319-320

中华书局于2001年出版拙著《文坛佛影》，其中辑录十篇“关于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关系的文字。内容各自成篇，但论题也不是全无系统”。具体写法则注重史实的考辨和资料的分析，也阐述自己对相关问题的看法。本书题名《诗苑仙踪》，有做成前书姊妹篇的意思。书的格局、写法大体和前一本类似，不过是讲道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关系的。笔者曾一再表示过，自己专修古代文学，虽然研习佛教学术有年，但没有经过科班训练，没有深入的宗教理论和修证实践作基础，研究有关佛教与文学关系诸课题也就难以达到更高水平。只是因为有兴趣，也感到有需要，又因为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对薄弱，因此作出微薄努力，乐意发表一得之愚，以为或可引起更多人注意，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谈到道教，自觉功夫更是浅薄。但道教研究，包括道教与文学关系课题的研究，从事工作的人更少。所以仍抱着同样态度，把自己读书心得公诸于众，谨请方家指正。

笔者曾一再指出过，长久以来，佛教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是被低估了。道教的情况更是如此。而一般说来，我国宗教发展又表现出颇为特殊的形态，对于文学的发展也发挥着独特作用，显示出独特的意义，因而深入探讨和认识中国文学与宗教关系诸问题也就显得更为重要。

众所周知，我国先民的宗教思想和宗教信仰没有顺利地发展、形成为正规的“历史宗教”，在先秦时期已被特有的人文、理性的思想学术传统消融了。直到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汉代，才首先有外来佛教输入，然后在神仙家、道家、阴阳家和各种民间信仰、方术的基础上，形成分散的教派道教，再逐渐整合为“民族宗教”道教。宗教的产生和存在，本是适应人类的精神需要，解决“终极关怀”的诸问题。这就决定了它们的超凡、神圣的性质，从而宗教神权对于世俗政权就应当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但是生存在中国专制体制之下的佛、道二教，以及后来陆续形成和传人的各种民间宗教、外来宗教则必须屈从于、服务于世俗皇权。这就决定了中国宗教普遍的、严重的媚俗、御用性质。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历史上的两大宗教佛教和道教又必然在适应固有文化传统的条件下趋向合流，它们更必然与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体系相调和，三教并存与统合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与佛、道二教发生纠葛的环境和条件。

这样的环境与条件，对于宗教与文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多方面的。就文学角度说，中国宗教缺乏神圣性，更多世俗性，反而给作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创造空间，使得文学有可能更自由地利用宗教素材，表现宗教内容。结果尽管历代作家中真正的宗教信徒只占少数，但不同程度上亲近宗教、关心宗教的却占大多数。甚至那些反对宗教的人也阅读圣典，结交僧、道，写作关系宗教的作品。这样，虽然一般来说中国人对于宗教的态度普遍地比较淡漠和游移，但宗教对中国文学的渗透和影响却相当深入。翻阅历代作品集，会发现宗教题材作品占有很高比例，宗教语汇、掌故、意象等等比比皆是。结果实情是，与信仰的淡漠相对比，宗教与文学的关联倒是十分密切的。这也是研究中国文学必须重视其与宗教相关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在中国古代专制制度下，宗教神权对于现实体制及其统治思想根本没有相抗衡的能力，而文学与艺术则成为佛、道二教得以较自由、较灵活表现的领域。结果，就宗教自身发展讲，文学艺术就成为宗教实践的重要方面，其中往往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宗教的发展实态。例如在敦煌变文和壁画里表现的佛教内容，就其具体和生动来说，是众多文献资料所不可比拟的；又如道教的神仙传和游仙诗，更十分真切地反映了人们的神仙信仰的状况。而就文学创作角度讲，正是众多文学作品更真切、生动地反映了人们的宗教意识、宗教伦理、宗教情怀等，这一方面补充了中国古代宗教观念淡漠的缺陷，另一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文学创作的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作为人类精神遗产的宝贵的宗教精神，在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文学艺术创作得以体现、发挥和延续的。  正因此，宗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在今天具有突出的学术的和现实的意义。笔者所进行的研究，只是佛、道二教影响于文人及其创作这一个侧面。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宗教现象本是历史的构成部分，研究宗教与文学关系诸课题，必然有助于认识历史，总结历史规律，特别是涉及宗教和意识形态诸领域发展的规律。笔者的工作，归根结底也是想在这方面有所贡献。中国历史上的宗教现象有待深人和开拓的内容很多，期望有更多的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孙昌武

2004年4月于南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