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动用大量史料、毫不隐讳地描写了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人民和盟军俘虏犯下的种种罪行。书中如实讲述了我方谍报人员和抗日志士与日军英勇斗争的感人事迹，作者还用日本人的眼光着意刻画了当时生活在我国社会底层的众生相，并传递了日军的下级军官、士兵和日本的平民百姓对这场战争的不同认识和看法。

最后，作者终于醒悟：在天皇、国家和军队的眼里，像自己这类的普通百姓和士兵始终不过是草丛中的虫豸。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翻读本书，有助于中日两国人民对过去的历史更好的反思。

六十年前，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的后期，正在洗衣店学徒的“我”，婚后不久便应征入伍。他网罗汉奸，参与缉捕、拷问和杀害敌方谍报人员的行动。战后，日本国内的联合国驻军四外追捕在逃战犯。终于有一天，东窗事发，警察将“我”逮捕。狱中的“我”不断地反思自己短暂的宪兵生活，总算明白了自己不过是那场侵略战争的牺牲品。在天皇、国家和军队的眼里，像自己这类的普通百姓和士兵始终不过是草丛中的虫豸。

“你说非逃跑不可，有这个必要吗?”

听出我有反对的意思，田中军曹摇了摇头。

“昨天我见到了我的密探。你可能不认识，是我雇的四个密探当中的一个。听他说，香港搜捕宪兵和密探的行动好像已经开始了。他本人也想回连江口去。一个普通的流浪汉回到老家，谁也看不出来。让我感激的是，他说战败以后也继续照顾我。这是他亲口说的，没错。”

田中军曹瞪着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说道。

“可我们在香港做的一切都是一个宪兵应当完成的任务，并没有干那些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情。”我说。

“这个任务本身就糟透了。在战场上杀人也够不成战犯。但是，在战场以外的地方虐待敌国平民就是一种犯罪，我说的是打了败仗以后。这个道理你也明白。”

“香港也是战场?”我问。

香港的确没有坦克，也没有地雷。但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战场。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些宪兵才驻扎在那里。

“是啊，从某个方面也可以这么看，对于我们宪兵来说就是战场。可话又说回来了，守田，我们面对的那些人是士兵吗?不都是香港政府的官吏，歌舞厅的老板，还有当过警察的那些人吗?”田中军曹压低了声音，扫了周围一眼。

宪兵教导队狭窄的操场上没有别人，如果有人透过楼房的窗户，庄外看，也只能看到有两个宪兵在无精打采地修理铁丝网。一种自嘲的感觉从我的脑中掠过。身为宪兵军曹，手里却拿着一把钳子修补铁丝网，这光景本身就是一幅活生生的战败图。

“还有英军的士兵呢。”我辩解道。

“可他们都是俘虏啊。俘虏不是士兵，粗暴地对待他们等于虐待俘虏。啊，小心点!”

我的指尖一阵刺痛，渗出了血。被修理的铁丝网好像一束束带刺儿的玫瑰，容不得半点马虎。我用嘴吮了一下，血还是没有止住。只好把缠在腰间的三角巾解下来撕成布条，把食指包起来，田中军曹帮我系了一个扣儿。

“这个三角巾别要了，过去都是隔一天洗一回，可现在一用就是一个礼拜。哎，我们说到哪儿了?”他问。

“虐待俘虏。”我回答说。

“对了，对了。怎么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好像都成了别人的事了。”田中军曹皱起了眉头，“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对手不是士兵。”

“他们表面上不是当兵的，可都是重庆政府和八路军的间谍，有的人还是大校呢。”我坚持说。

“可他们没穿军装，一身平民打扮。既然如此，我们等于在杀害平民!”

说到“杀害”两个字的时候，田中军曹的脸有些走形。他嘴上没有出声，可投过来的眼神却分明在说：你和我犯的是一样的罪。

“总而言之，你说来说去，香港就是战场，和我们打仗的敌人也是士兵。我要是否定，说我们的敌人不是士兵，那咱们俩就没话可说了。”

田中军曹一边说，一边用铁刺儿将两根铁丝连接在一起，然后用钳子灵巧地拧结实。

“你是不是觉得如今打了败仗，修好了也没用。”田中军曹来回寻找着该修补的地方，问我。这话再明白不过了，所以我没有吭声。

“这条铁丝网是用来保护咱们的，如果支那人从缺口里爬进来抢东西，该怎么办?可不能开枪，把他们打死了等于犯了杀人罪。如果你大喊大叫，有人抢劫喽!可这里本来就是人家中国的地盘儿。咱们只好坐以待毙。就这么点儿道理，宪兵队的头头们硬是不懂。不光是当官的，咱们这些当兵的又有几个人明白呢?”

说着，他又发现了一处破绽，猫下腰来把残缺的铁刺儿补上。当宪兵以前他在工兵连呆过，干这种活儿游刃有余。他继续说道：

“八月十五日以后，从军官、下士、一直到士兵，都成了阳光下的雪人，不知道这一天天该怎么过，没着没落的。最近这四五天，连我也没有抓挠了。对待我负责管理的那些学员，还要一本正经地教育他们不能轻举妄动。可究竟应该怎么办，连我也说不清楚。当时上边传来一道命令，要求宪兵队全面负责维持军队秩序。其实这项任务平时也是由宪兵队执行的。再次下达，无非要我们按兵不动，维持秩序，直到军方撤走最后的一兵一卒。”

宣布战败的同时，宪兵队马上采取行动，烧毁一切文件。把所有带字的纸张统统搬到了操场上，扔进了熊熊燃烧的火堆里。仓库管理的记录、出纳和会计的账簿自不待言，区队的名单和奖惩人员的名单都付之一炬。烈火浓烟一直持续到十五日的后半夜。P.1-3

两年前，深秋的一个夜晚，我匆匆赶到东京的惠比寿车站，与一位日本老人见面。寒暄几句后，这位五十年如一日，与丈夫一起献身于日中民间友好运动的老人把这本厚厚的、精装版的《逃亡》递给了我，轻轻地对我说：这本书我看了两遍，很感动。书里的内容也许能够帮助你进一步认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日本、日本人，还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但愿两国民众之间能够多一些理解。

我望着她的满头银发和那略带忧郁而又不失希冀的目光，我似乎感觉到了这本书的分量。回国不久便赶上“非典”，民间对外交往一时中断，我闭门在家，把全书看了一遍，深深地为这位日本作家描述的“战争与生活”所感动。于是，我决意在纪念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将这部长篇巨著介绍给中国读者，让他们通过日本作家的笔触再次了解那场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同时，我也想尽微薄之力，帮助这位日本老人或多或少地实现“两国民众之间能够多一些理解”的愿望。

六十年前，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的后期，正在洗衣店学徒的“我”，婚后不久便应征入伍，随部队驻扎在中国南部的珠江一带。在野战部队，“我”亲历并且不满日军的野蛮行径。在连长的推荐下报考宪兵。在北京经过严格的培训后，“我”以优秀的成绩被派驻香港、广州。其间，“我”渐渐习惯了做一个侵略者、一名宪兵，恪守军人的天职。网罗汉奸，参与缉捕、拷问和杀害敌方谍报人员的行动，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1945年日本投降后，日军的普通士兵被遣散回国，而将校军官和宪兵则以战犯论处，将被继续关押在中国境内听候审判。鉴此，就在宪兵队即将受降时，“我”在战友的怂恿下离队出走，隐姓埋名，潜入设在广州的日本人收容所，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逃亡生活。终于，“我”混在日本平民中乘船回国。

当时，日本国内的联合国驻军在日本警察的协助下四处追捕在逃战犯。辗转回到家乡的“我”举家寄人篱下，整天犹如惊弓之鸟，不敢抛头露面。终于有一天东窗事发，警察将“我”逮捕。在带往警察署的途中“我”奋力逃脱，在日本国内继续“我”的逃亡生活。

逃亡途中，令“我”和同伙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当年他们响应政府的号召，在村人们敲锣打鼓的欢送下走上战场，九死一生，回到祖国后却遭到本国警察的缉捕，屡遭亲朋邻里的白眼。最后沦落到有家不能归的地步，连年迈的母亲和怀孕的妻子也受到牵连，隔三差五地被传讯到警察署接受盘问。

一年后，饱尝了生活艰辛的“我”，终于忍受不住精神上的巨大折磨，在被警察误作蟊贼抓去审问时，彻底崩溃，主动交待了自己的战犯身份。于是，“我”在警方的同情下进了巢鸭监狱，随时准备押回香港，诉诸法庭。只是由于香港军事法庭的关闭，“我”才得以获释。狱中的“我”不断地反思自己短暂的宪兵生活，总算明白了自己不过是那场侵略战争的牺牲品。自己曾经深信不疑的“国家之忠民”、“天皇之赤子”的宣传徒有虚名，在天皇、国家和军队的眼里，像自己这类的普通百姓和士兵始终不过是草丛中的虫豸。

作家动用大量史料、毫不隐讳地描写了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人民和盟军俘虏犯下的种种罪行。他们灭绝人性把刺杀被捕的乡村抗日游击队员当做提高新兵“心理素质”的教材；他们惨无人道地强迫全村男女裸体巡游，取乐后用机枪疯狂扫射，鲜血染红了村边的小河；他们刑讯逼供，将竹签钉进我特工人员的指甲里，在战俘脸上蒙上毛巾，往上浇水，将人活活憋死的场面，令人发指；老人颤颤巍巍，婴儿嗷嗷待哺，祖孙四代站在街门口接受日本宪兵的人口普查时所受的屈辱，催人泪下……

书中还如实讲述了我方谍报人员和抗日志士与日军英勇斗争的感人事迹，正是由于他们的准确情报，使得敌舰出港后屡遭重创。他们在不幸落入敌人手中以后，威武不屈，慷慨就义。一位英军战俘死不开口，最后竞用撕开的罐头盒割断了自己的舌头。从日本作家的笔下冷静道出的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更为真实，更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作者还用日本人的眼光着意刻画了当时生活在我国社会底层的众生相。尤其是通过作者的客观描述，让我们看到了国难当头一些中国人贪图享乐、卖国求荣、甘当敌人奸细和情妇的卑鄙嘴脸。作者还披露了“八·一五”日本投降后，滞留在收容所内的日本人的艰苦生活，中国人民在欢庆抗战胜利时个别中国人对在当地经商的日本平民所实施的报复行为。这些描写在我们国内的作品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本书还以大量的笔墨叙述了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国内生活物资短缺，普通百姓过着贫困生活以及人们萎靡不振的精神面貌。帮助我们认识到，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广大的日本人民也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

书中借主人公及其家属、参战的其他宪兵之口，向我们传递了日军的下级军官、士兵和日本的平民百姓对这场战争的不同认识和看法。他们中间，认为这是一场为国为民的“圣战”，结果不过是“胜者王侯败者贼”者，有之；责怪天皇在战后软弱无能，不该对战胜国俯首称臣者，有之；本身罪大恶极却在喋喋不休地为自己狡辩，鸣冤叫屈者有之；崇拜中国地大物博，认为日本统治不了中国者，亦有之……书中描写的许多日本人对这场战争存在着模糊或者极端错误的认识，令我们遗憾。反之，也为我们揭示了当前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势力占居上风，国民中民族主义情绪尚存的社会根源和思想基础。

小说的主人公是“我”。可是纵观全书，日语中的第一人称——“私”，作者仅仅使用了一次，而且出现在全书的最后一句里。作者将日本语言中微妙的无主句的表达方式利用得淋漓尽致，叹为观止。同时，作者之所以竭力避免直接使用这个“私”字，或许有着他更加深刻的寓意，耐人寻味。鉴于两国语言在语法和表达方式上存在着这种难以弥合的差异，为方便中国读者阅读，译文没有如实反映原著语言的这一重要特色，特此说明。

在本书翻译和出版过程中，译者得到了东京都涩谷区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坂田和子女士、日本全印刷工会中央执行委员长长谷川和就先生、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日本处刘玉青同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的王淼同志、群众出版社的白玉生同志、孟向荣同志的鼓励和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译者

二零零五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