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嫌疑犯帕基特是当地一个庞大家族的成员，他们不惜出重金收买律师、证人，还有陪审员。新上任的《福特县时报》主编威利顽强地挑起与帕基特家族抗争的舆论大梁。杀人犯最终被认定有罪，被判终生监禁。九年以后，杀人犯被顺利假释出狱。他当时在法庭上威胁陪审团的话犹然在耳……随着一位又一位当年的陪审员惨遭不幸，小城再一次沸腾起来。大家不禁想知道，谁是凶手?当年的审判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下一位受害者又是谁……

20世纪70年代，一桩强奸杀人案让美国密西西比河畔的福特县沸腾起来。杀人嫌疑犯帕基特是当地一个庞大家族的成员，他们不惜出重金收买律师、证人，还有陪审员。

新上任的《福特县时报》主编威利顽强地挑起与帕基特家族抗争的舆论大梁。杀人犯最终被认定有罪。但在刑罚的设定上，陪审团内部发生了激烈分歧，致使本应被处以极刑的人被判终生监禁。

九年以后，杀人犯被顺利假释出狱。他当时在法庭上威胁陪审团的话犹然在耳……随着一位又一位当年的陪审员惨遭不幸，小城再一次沸腾起来。大家不禁想知道，谁是凶手?当年的审判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下一位受害者又是谁……

精神在心灵上的回声（代译序）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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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后记

经过几十年来耐心的管理不善和悉心的玩忽职守，《福特县时报》终于在1970年破产了。该报的老板和发行人艾玛·科豆小姐已经到了九十三岁的高龄，整日待在图珀洛市的养老院里卧床不起。该报的主编、她的儿子威尔逊·科豆也已年高七十有余，脑袋里还嵌着一块一战留下的弹片，在斜长的额头顶部用一块浑圆的暗黑色植皮遮盖着，于是在整个成年生活阶段他都一直忍受着“疤瘌”这个绰号：疤瘌干这个，疤瘌干那个；过来，疤瘌，过去，疤瘌。

年轻些的时候，他的报道涵盖了福特县里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镇民大会、橄榄球比赛、选举、审判、教友联谊会等等。他是个优秀的记者，感觉敏锐，细致人微，头部的创伤那会儿显然还没有影响他的写作能力。但在二战后不久，那块弹片突然明显移位，结果科豆先生除了讣告之外什么都不写了。他酷爱讣告，可以连着好几个小时不停地编写，哪怕是福特县里最没地位的人，死后都享受到了他那洋洋洒洒、无微不至的生平报道，而那些达官贵人则更是托了科豆先生的福，与世长辞的时候还能上个头条新闻。科豆先生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守灵之夜或者葬礼之时，从不说任何一个人的任何坏话。所有的亡魂都带上了美丽的光环。福特县真是一块辞别人世的风水宝地，“疤瘌”也是人见人爱，尽管他如此古怪。

在他的报业生涯中只有过一次真正的危机，那是在1967年，大概就是民权运动终于波及到了福特县的那段时间。他的报纸以

县是美国州以下的行政区，下辖若干个城镇，相当于我国的地区。前从未表露过丝毫的种族宽容意识：版面上绝对不会出现黑人的面孔，除非是那些报道黑人罪犯或者黑人疑犯的版面；他绝对不会刊登黑人的结婚启事，绝对不会报道黑人的优等生或者棒球队。可是到了1967年，科豆先生突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那天早上他一觉醒来，猛然意识到福特县也有黑人在咽气，可他们的死讯居然还没有合适的报道。这可是一大片等着你去开发的肥沃的讣告处女地呀。于是，科豆先生一脚踏上了这片未知的险地：1967年3月8日，星期三，《福特县时报》成为密西西比州第一份刊登黑人讣告的白人周报。可惜这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  ．．

第二周他刊登了三条黑人讣告，于是人们开始议论纷纷。到了第四周的时候，人们开始动用常规的抵制手段，取消订阅，终止广告。对于事态的发展，科豆先生是心知肚明的，可他完全投入到废除种族隔离这项崭新的事业中去了，哪还顾得上操心什么销量和利润之类的小事呀。在那条历史性的讣告问世六周之后，他在头版用粗黑的印刷字体宣布了自己的新政策。他向公众解释说，他想出版什么就出版什么，要是白人同胞看着不顺眼，他就只能削减他们的讣告了。

对密西西比的白人和黑人来说，死得风光现在已经成了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一想到下葬时会没有“疤瘌”的美言相送，大多数白人都是无法忍受的。而且他们很清楚这个疯子不是在吓唬人，他真会这么干的。

随后的那期报纸登满了各种各样的讣告，白人和黑人的都有，姓名一律按字母顺序排列，彻底废除了种族隔离的做法。这期报纸销售一空，短暂的繁荣也接踵而来。P3-4

约翰·格里森姆1955年2月8日出生在美国阿肯色州的琼斯保罗市。这是美国南方一座美丽的小城。绿色田野、温和气候、醇厚民风以及文化氛围都在他的故事中留下了踪影。

约翰·格里森姆是一位颇受读者欢迎的多产司法题材小说家，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卖出的小说总数就达六千万册，创造了小说销售的奇迹。然而，格里森姆的创作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他推出处女作小说《杀戮时刻》的时候，没有得到出版商的广泛认同，遭到了三十家出版商的拒绝。虽然一家小出版商勉强同意出版他的《杀戮时刻》，但是他本人还要代为销售，可见他当时的困难和阻力该有多大。但是随着他第二部小说《律师事务所》(又译《陷阱》)的问世，格里森姆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还没有等到这部小说来得及出版，好莱坞制片业巨头派拉蒙以六十万美元的高价买走了它的电影版权。原来，好莱坞在纽约的一个电影文学“探子”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打探到了这部手稿，读了之后大为赞赏，并把手稿复印了二十五份送给好莱坞的主要电影制片厂。据说，这时格里森姆对此事还毫不知情。但无论如何，他的命运得到了彻底的改变。

格里森姆原本是律师，从法学院毕业后，在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律师事务所任职。他做了不少法庭指定的辩护工作，辩护对象往往是那些穷得请不起律师的被告。他曾经对有影响的大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很羡幕，颇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但是他为什么最终放弃了律师生涯而选择了文学创造的道路，我们不得而知。也许他的一些委托人现在才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他们的文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原来他们的律师在写小说。

约翰·格里森姆没有机会像那些从名牌大学毕业的法学博士一样顺利地迈进很有声望的大律师事务所，但他同样有机会把握自己的命运，他看准了自己在斯坦贝克影响下的文学才华以及他所熟悉的法律专业背景，用司法题材小说敲开了通往精神殿堂——文学世界的大门。《律师事务所》大获成功之后，他进入到一个创作的高峰期，陆续写出了一些十分畅销的作品，如《鹈鹕案卷》、《贫民律师》、《合伙人》、《失控的陪审团》、《遗嘱》、《油漆的房子》、《传唤》以及《最后的陪审员》等。大概是格里森姆当过律师的缘故，他不仅能够把司法界的内幕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还在情节的穿插、人物的安排以及心理描写上都游刃有余，让人感觉到了一种精神在心灵上的颤动。

《最后的陪审员》就是一部可以引起读者心灵颤动的小说。

一

格里森姆在《最后的陪审员》里以第一人称的叙述形式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司法界的腐败与公正之间残酷斗争的故事。

由于长期的管理和经营不善，《福特县时报》终于在1970年宣告破产。在孟菲斯长大，然后在锡拉丘兹学了五年新闻专业的威廉·特瑞纳当时在《福特县时报》任见习记者，他看准时机，向外婆毕比借了五万元买下了《福特县时报》，成了该报的新主人。

在福特县克兰敦镇的毕曲高地社区住着一个寡妇，叫罗达·卡塞洛，其丈夫在得克萨斯州被大货车撞死。当时，罗达只有二十八岁，守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没有再嫁人。她独守空房，面带忧郁，偶尔去去教堂，毕曲高地的那些老妇人把她封为模范寡妇。然而，苦苦地守寡三年之后，罗达终于开始忍耐不住寂寞了，她毕竟是妩媚迷人的美丽少妇，不能老呆在家里，要出去找点刺激。

罗达雇了一个黑人姑娘来家里照看孩子，然后独自驱车去田纳西州界地段的酒吧和舞厅里喝酒、跳舞，成了州界地段上那些酒吧舞厅的关注目标。一天，她从酒吧回家，被一个蒙面男子跟踪。男子藏在罗达的衣柜里，等她脱掉身上的薄棉裙拉开柜门找衣服换时，把她按倒在床上，进行强奸。  铁架床发出的响声吵醒了罗达的一对儿女，他们打开母亲的房门，见一个陌生男子正在对母亲施暴，于是吓得惊叫起来。蒙面男子猛地一愣，罗达趁机用力扯下他的蒙面布，发现原来这个蒙面男子就是在酒吧里请她喝过饮料，在舞厅里请她跳过舞的丹尼·帕基特。帕基特意识到罗达认出了自己，感觉到无路可走，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把罗达杀了。罗达在咽气之前，告诉前来救她的邻居笛斯说，是丹尼·帕基特杀害了她。

丹尼·帕基特是当地名门望族帕基特家族的一员。这个家族家规严明、行事诡秘、深居简出、从不张扬;他们偷运武器、盗窃车辆、制造假币、开办妓院、种植大麻、买卖毒品，无恶不作。但家族中没有一个人进过监狱，因为他们基本上用金钱收买掌控了福特县的历任治安署长和其他的重要官员。现在终于出事了:丹尼·帕基特因为奸杀罗达·卡塞洛而遭到警方逮捕。

二

丹尼·帕基特作为奸杀罗达的嫌疑犯遭到逮捕并不意味着故事的结束，恰恰相反，它是故事的开始。约翰·格里森姆被誉为“悬念大师”，也就是说他的小说情节充满了悬念因素，让悬念去吸引和占有读者，把他们置于一个富有想像的离奇境地。格里森姆在《最后的陪审员》这部小说里运用了大量的曲折情节，引导出一个个悬念，在读者心理上形成一种神秘的张力，让他们迫不及待地读下去，以松弛这种张力所造成的焦虑和期盼。这个心理放松过程实际上就是张力消解的过程，也是读者从小说的阅读过程中所获得的愉悦的过程。放松的速度越快，他们从中得到的愉悦就越大。

《最后的陪审员》想要为读者揭示的是法律精神，即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在公正层面上的善的体现。在公正层面后面往往都隐藏着邪恶的强权政治与善良的社会公民之间的暗中较量，笔者称之为“大卫与歌利亚现象”。《圣经·旧约》里记载，被认为年轻弱小的大卫用石头打死了巨人歌利亚，大卫与歌利亚相比虽然弱小，但他代表着正义，所以是注定要取得胜利的。“大卫与歌利亚现象”表明了普通人与巨大力量的较量，并最后取得了胜利。大卫是普通人的代表，有法律的公正之神在后面撑腰，而邪恶的强权政治像歌利亚一样凭借权力和财富的刀枪和铜戟，企图扼杀法律的公正精神。“大卫与歌利亚现象”似乎成为了格里森姆司法题材小说的恒定模式，他在这个模式中构造了丰富的离奇情节，让普通的小人物能够有力量战胜大人物和邪恶的强权政治。格里森姆的悬念技巧也正是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的。

丹尼·帕基特因奸杀罗达·卡塞洛而遭警察逮捕就自然形成了一个悬念，因为读者这时一定要迫切地想知道有钱有势的帕基特到底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那种可能的惩罚是否与他们心里所期盼的相吻合。读者所期盼的惩罚结果应该是大同小异的，即判处帕基特死刑。但实际情况却让读者大失所望，在辩护律师威尔班克司的歪曲事实的辨护下，丹尼·帕基特差点在保释听证会上获得保释，只是帕基特家族不愿用全部地皮作抵押，保释的事情才作罢。

读者的神经紧张了一下，到这时总算松了一口气;但是，丹尼是否能被判死刑这一问题在他们的大脑里生成矛盾，神秘期盼和不安。弱小的大卫是否真的能够在耶和华那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持下打败巨大的歌利亚呢?在没有读到结果之前，他们会十分焦虑地等待着故事给出一个令他们自身伦理道德感到满意的答案。

然而，审判丹尼·帕基特的结果十分出人意料，丹尼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密西西比州，无期徒刑只有十年，如果获得减刑奖励还要不了十年，被判了无期徒刑的杀人犯就有资格获得假释了。这时候，在这个“大卫和歌利亚现象”模式里，以邪恶的强权政治为代表的歌利亚(在这里表现为帕基特家族)似乎左右了局面，暂时获得全胜，而以普通公民为代表的大卫(在这里表现为法律的公正精神)趋于弱势。读者心理上很难接受或根本不能接受这样违反社会伦理道德和公正原则的事情，他们不明白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步田地，因此小说产生了一种陌生化效果，让读者感到“心烦意乱”。这正是法律的精神与现实存在在他们心中产生矛盾，发生摩擦的结果，也是正义与邪恶搏斗后的具体情况的体现。这正是格里森姆司法主题小说的高明之处。格里森姆在《最后的陪审员》里设法延长读者的“痛苦”感觉过程，以使他们在“痛苦”感受过程中获得意想不到的快乐。

接踵而来的更加强烈的“痛苦”感受还在后面。丹尼·帕基特虽然被判无期徒刑，但他在监狱里仍然风光潇洒，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经常有说有笑地由狱警陪着在街上行走，出入“城市烤肉馆”，尽情享受生活。威廉·特瑞纳写过一篇题为“帕基特无须坐牢受罪——他在拘留营享乐”的报道，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迫使警方和丹尼·帕基特家族有所收敛。可是，正像特瑞纳和当地民众所担心的那样，丹尼·帕基特在监狱里关了八年后终于获得了假释。读者感到愤怒，感到不可思议。

可见，格里森姆在《最后的陪审员》里有意地运用一些违反常理的社会道德和法律精神的情节把读者“疏离”了。小说里的情节安排在这里似乎打破了“大卫与歌利亚现象”叙事模式，也就是说打破了高悬在人们心里的法律明镜，让读者从这片破碎的明镜里看不到法律的尊严。小说为他们制造了感觉上的“障碍”，以增加他们的解读兴趣。

这种感觉上的“障碍”实际上又成了后面一系列恐怖事件的悬念。丹尼·帕基特被定罪判处无期徒刑之前曾在法庭上恶狠狠地说过:“要是你们胆敢判我有罪，我就一个个收拾你们这帮狗东西。”他的假释在克兰敦这个小镇引起了一阵恐慌，虽然他们必须要接受和面对丹尼·帕基特最终被放出来的无奈现实。当然这一切都是帕基特家族的后台老板莫顿参议员指使的结果，他是州参议院罪犯改造委员会的副主席。

恐怖的报复事件终发生了。首先遇害的是陪审团里的那个瘸腿小家伙列尼·法伽森，他被一支步枪射死在自家屋前的游廊上。第二个遇害的是陪审员莫·蒂尔，当时他正在修理拖拉机，被子弹击中背部，穿过肺叶，然后从胸口钻出来。第三个遇害人玛克辛·鲁特虽然幸免于被寄来的包裹炸弹炸死，但也被炸得伤势严重。

这时，当地的人们，包括警察和官员都把三个陪审员的被害事件全部归在丹尼·帕基特的头上，认为是帕基特家族干的。即便陪审团里那个惟一的女黑人陪审员卡丽小姐说出了当时的实情:只有这三个被杀害的当年陪审员坚决反对判处丹尼·帕基特死刑。读者和克兰敦的居民一样，都认为:丹尼不会对他们三位的鼎力相助有任何感恩之情。九年来，他一直怀恨在心，因为那三个傀儡没有阻止陪审团判他有罪。假释出狱后他觉得必须先对他们三个下手，然后再去找其余那些陪审员算账。通常情况下，这样的推理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心怀疑虑，不禁要问:丹尼·帕基特到底为什么要杀害那些拒绝判他死刑的陪审员呢?

这个悬念把故事引到了另一个高潮。第三个受害陪审员的事件发生了几个月后，地方法院又一次审判丹尼·帕基特。虽说是审判，其实那只不过是一次保释听证会罢了。突然，刺耳的枪声撕裂了法庭上凝重的空气，大家吓得目瞪口呆，眼睁睁地看着丹尼·帕基特被子弹射穿了脑袋躺在血泊里。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杀死丹尼·帕基特的竟然是那个曾被关进精神病院里的原法庭兼职公诉人汉克·胡顿。那三个陪审员也是他谋害的。原来胡顿有精神分裂症的家族病史，爱慕女性，离过几次婚。他迷上了罗达·卡塞洛，曾多次恳求对方嫁给他。罗达的遇害本来就已经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创伤，加上陪审团的法伽森先生、蒂尔先生和鲁特太太当时坚决拒绝对丹尼动用死刑，于是他的精神错乱了，才发生了后来一系列的悲剧事件。

到此为此，邪恶的丹尼·帕基特受到了惩罚，读者心里那块破碎的法律明镜似乎得以重圆，但从这块“重圆的破镜”中，读者看到的是法律精神的扭曲。“大卫与歌利亚现象”的故事结构模式似乎又完整地显现了出来:胡顿这个小人物最终击败了丹尼这个大人物，但他却付出了血的代价。不管怎么说，《最后的审判员》里那起伏跌宕的悬念大大激发了读者的想像力、理解创造力和解读兴趣，使他们心灵深处产生一种游戏般的快乐。

三

胡顿这个小人物最终以暴力的手段消灭了丹尼·帕基特，似乎圆满地实现了“大卫歌利亚现象”的小说叙事结构;但实质上这个叙事结构是有缺陷的。作者在构造这个叙事结构的同时也为读者展示出一种普遍存在于人们身上的道德法律意识的“暂时位缺”。这里所说的道德法律意识的“暂时位缺”不是指小说中的人物没有基本的社会道德和法律意识，而是指那些原本就可能拥有很强社会道德和法律意识的人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受到特殊舆论、意见、思想、传言等的影响而显示出来的道德麻痹和法律精神的弱化现象。在《最后的陪审员》里，几乎所有人物都具有道德法律意识“暂时位缺”的特点，而这个特点正是约翰·格里森姆小说人物的致命缺点。奇怪的是，正是这个缺点使他的小说情节及悬念得到了最大展开的可能。他曾说过:

我的作品开始于有缺点的人物，其中的某些人比另外一些人缺点更严重。我这么做是因为我们都有缺点，我们当中没有人真正能够身处诱惑之上，不去动心。我还使他们处于更大的麻烦中，让他们做出选择，他们要么使自己陷入绝境，要么解放自己，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就带领读者去领略其中的悬念和阅读乐趣……我努力不去说教;相反，我愿意探索或者展示这些主题。

可见，格里森姆的笔下人物个个都是有缺点的，只是缺点的严重程度有所不同罢了。这些人物身上普遍存在的缺点在《最后的陪审员》里表现为道德法律意识的暂时位缺，如:丹尼·帕基特对罗达·卡塞洛的奸杀、丹尼·帕基特的首席辩护律师卢西恩·威尔班司的歪曲事实的辩护、陪审团拒绝判处丹尼死刑以及人们对以后系列谋杀事件制造者的错误推断等，都是一种道德法律意识暂时位缺的具体表现。他们之所以会产出道德法律意识的暂时位缺是由他们身上天生就存在的“隐痛”所决定的。

“隐痛”可以同时是生理的和心理的。无论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隐痛”都具有保护生命的意义，它在人的灵魂深处引发自我生存保护意识，使人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呈现出“自私”的残忍面目。当丹尼·帕基特跟踪罗达·卡塞洛并强奸她时，他没有想到要杀死罗达。只是当他完全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感到走投无路之后才抽出刀子杀了罗达。陪审团本该按照法律判处丹尼·帕基特死刑的，但陪审团的三名成员由于各自的“生存保护意识”而坚决拒绝对丹尼处以死刑。胡顿因暗恋的情人罗达被奸杀而生“隐痛”，而生仇恨，最终同丹尼·帕基特一样做出了违反法律的可恶的事情。这样一来，“隐痛”便具备了一个人处在危险境况下可能呈现出的“自我生存保护意识”的价值。

“价值”一词与“善的”或“值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实际上几乎被用作“善”这个词的哲学意义上的等同词。一般来说，价值意味着那种使某个事物值得追求的、有用的或成为兴趣的目标的性质。价值也通常被看作是主体的主观欣赏或者是主体意识在客观事物上的反映;因此，不同的主体对同一对象有不同的价值观。这就是为什么在《最后的陪审员》的小说人物身上存在着不同的“隐痛”和由这些“隐痛”所引发的不同的道德法律意识的暂时位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各自的社会领域生活，都有自己的行为道德规范和标准;但是作为社会当中的一员，我们还必须追求和遵守一个客观的行为道德规范，这便是法律精神的体现。当小说中人物的各自行为道德与客观的行为道德规范发生冲突时，读者的“隐痛”就会激发出心中的“生存保护意识”，就会感觉到法律精神在受到破坏，就会感觉到自身是不安全的;因此，他们便会滑入到一个小说的“失真”世界。这时，一种追求法律精神的集体无意识在他们的内心世界引起极大的震撼，形成一种心理和感觉上的张力，这正是激动和困惑读者的地方。他们在阅读过程中尽力地消解这种张力，从而得到心理上的宽慰和解脱。

由此可见，《最后的陪审员》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思想和情感都十分丰富的意义世界。但是，在不同的读者那里，它在他们心里所产生的震动和回声各不相同，因为这时它的意义诞生于两个世界的交融中，一个是作者赋予它的意义世界，另一个是读者赋予它的意义世界;小说在某个读者那里所产生的意义一定是两种视域的沟通、对话、交流和融合后的生成物。因此，通过对《最后的陪审员》的阅读，读者进入了格里森姆的司法题材小说的崭新视域;同时，小说也为读者展示了一个可能被解读的意义世界，并不断暗示它在意义上的广度和深度。读者的社会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以及追求“善”的愿望与《最后的陪审员》里的人物及情节形成了一种很深远的视域融合，他们在这个视域融合中不但读出了小说的“情”、“意”、“味”，而且还看到了满足他们心理要求的，具有终极意义的法律精神。

法律精神是具有崇高感的，它能够在读者身上产生强烈的感染力、诱导力和征服力，从而使他们身心愉悦、极大欢喜。这种崇高感像爬墙虎一样紧紧抓住读者的心灵，在他们心中留下永不磨灭的记忆。

《最后的陪审员》就是这样留存在读者的心里的。

天下鲜有一成不变的法律。法律一经实施，就会被研究、被修改，然后往往被统统废除。立法者和司法者这样没完没了的瞎忙活倒也算不上是什么坏事：糟糕的法律得以剔除，虚弱的法律得以完善，良好的法律得以微调。

对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密西西比州实行的一些法律，本人是不敢恭维的。我在本书中嘲弄的那些法律现在已经得到了修改和完善。我随意摘取那些法律条文是为了展开我的故事。这是我的一贯做法，而且从未有过犯罪感，因为我总是可以写上这么一纸声明来摆脱干系。

如果你发现了这些错误，请不要给我写信。我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我是有意这么做的。

感谢密西西比州牛津市的格莱迪·托里森和埃德·佩里，他们为我回忆了昔日的法律条文和司法程序；感谢《牛津鹰报》的堂·惠顿和杰西-菲力浦先生；感谢盖力·格林的技术指导。

真实、睿智、扣人心弦且谐谑幽默。

——《出版家周刊》

作者最为大气的小说之一。

——《今日美国》

为格里森姆开创了新的神话。

——《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