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焦波和他爹娘的人已经不少了,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感想和认识,作为作者和读者的中介,我们不要求所有儿女都像焦波这样认识爹娘、记述爹娘和怀念爹娘,但我们希望更多一些的儿女在百忙中,在白驹过隙般的人生旅途中,能用心的眼睛哪怕多注视父母一分钟,这对父母而言就是爱了。古语有可怜天下父母心之说,人之孝行,根于诚笃。虽繁文末节不至,亦可以动天地、感鬼神。其实示爱父母竟是如此简单。如果,有谁能像焦波这样发现父母在生活中令人忍俊不禁又令人百感交集的种种细节,那简直就是一种幸福了。
焦波用30年时问观察父母,关怀父母,书写父母,但与爹娘给予他的爱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这个道理适用于绝大多数父母子女关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对焦波这个人心存感念,他以一个孝子心用镜头和文字留住了父母,为天下儿女做出榜样,使得中华民族崇尚孝弟的传统美德得以承传和光大,让父母儿女之爱永存世间。焦波之于父母,正如孔子所说:“生事尽力,死事尽思者也。”
如果《俺爹俺娘》中的情愫延展至兄弟姐妹之间,朋友之间,人人之间,和谐吐会和世间博爱的愿景将为期不远矣。
孝顺爹娘,尊敬父母,这种优秀的传统品德本应在当代中国大力提倡,但焦波的行动显然已经超越了一般门庭之内的孝顺和尊敬。他把自己的爹娘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图像呈现给社会,有血有肉地告诉人们何谓中国伦理,何谓东方亲情,何谓华夏子民。
天下的爹娘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焦波的爹娘生活在农村,因此更具有一种紧贴大地的典型性。华夏民族的主体立足农耕,世世代代繁衍在竹篱泥途河沟边。后人的种种城市行迹,大多也是由农村起步。因此,即使并非出生在农村的读者,看到这些摄影作品也会有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感动。
——余秋雨
爹在世的时候,我称他为活家谱。
上至十祖八世,下至三辈五代,我们家族里的事情,爹理得清清楚楚。
太爷爷的上几辈兄弟几个,每个人叫什么名字,活了多大岁数,妻室姓氏,生有几男几女,各叫什么名字,包括谁无嗣,谁续弦,爹都说得明明白白。
我们村焦姓是大户。我的家族原有一本家谱,爹说他曾看过好几遍。这本家谱在“文革”中被焚毁,从此纸上的东西变为老人口中的言传。爹从小喜欢别人讲这个,喜欢记这个。看了,听了,记下了,又喜欢讲给别人听。就这样“学而时习之”,爹把家谱记得非常完整。
我不太理会这个,所以从小听爹不知讲了多少遍的东西一点都没记住。
“唉,”爹叹一口气,“光给你们讲不行啊,你们记不住,咋能传给下一辈呢?”爹对“家族史”的后继是否有人的问题开始担忧了。
“趁我还不糊涂,是不是得给后辈留下一本家谱了。”有一次,爹征求我意见。
“你愿意干这事你就干吧。”我有些不以为然。
爹说这话的时间是1992年初。当我一个月后再回去探望爹娘时,爹看见我,第一件事就是从柜子里拿出(准确地应该说是“捧出”)一本用黄色的纸粗装的一本“书”,封面是歪歪扭扭的四个字“焦氏家谱”。当这本家谱放到我面前的时候,爹的两眼直盯盯地看着我,似乎在看我的反应,看得出,他的眼神里有一种满足感和成就感。
我顺手翻了几页,顺口说了一句:“挺好!”便又放到了爹的手里。对于我的反应,爹显然有些失望,但没完全失去兴致。他告诉我为修这本家谱,他请了写毛笔字最好的堂孙焦裕国代笔,人家忙活了十几天都没在咱家吃一顿饭;又说,远在60里外住的本家听说修家谱,特地选了三辈人代表来看望他。人家还带来了一条烟,一瓶酒,那可是一块五毛钱一盒的好烟,两块八一瓶的好酒。人家图什么,就图家谱修成以后,复印一下,送给人家一本就成。
爹说完了这些话后又看看我。
爹的这番话打动了我,我整天在外为报纸采访,拍照,写稿,目的是为了发表出来得到社会认可。爹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见诸于纸上的“作品”,他也是希望得到认可,传播后世啊。
我把家谱带到城里,复印了十几份,给爹带回去。爹很高兴,他列了一个名单,让外甥女桂花代表他一家一家地送。爹把原底本留在了家里,让娘用一块家织的蓝印花布包了起来,压在老柜子里面的最底层。
一晃10年过去了。
2002年12月,爹去世了。桂花从柜子底翻出这本家谱,交给我说:“二舅,把俺姥爷留下的这个‘宝贝’给你吧,这是他生前多次交代的。”
我拿着(准确地说应该是“捧着”)凝结了爹的一生心血的“著作”,心潮难平。
我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爹修的家谱。这本家谱,编写得极为认真:有序言,有注释,书写得也极为工整。用我们编辑的眼光来看,“书”做得很到位。更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谱序竟是爹写的(准确地说,是爹口述本意,堂孙焦裕国执笔整理的)。文后工工整整地落着爹的名字:文崇。谱序写得结构严谨,古文语言运用得当,读起来十分流畅。也算是爹的作品吧,全文抄录如下:
族之有谱,所以详世序明支派也。吾族自明朝由冀州枣强迁居以来,计今约五百有余岁矣。其间经历史转折,沧桑之变,不无迁徙流亡,过嗣分居。前因无谱可考,以致世序不明,亲疏难辨,族众鉴此而兴叹,于一九四九年爰议修谱。遍诣章丘、莱芜、临朐、沂源,联合吾同姓亲族,究本追源,历经年余,谱整告善,按地区支系编册合集,付梓六部,各地分存保管,何其幸哉!所憾吾村存谱因动乱而失焉,至今杳无音迹,亦与无谱有何异耶!然前固无谱而兴叹,今为失谱而所感,是此再修家谱以补失欠。本欲照原谱重整,但无本参考,而且吾人能力有限,是以此谱仅自十四世。
永常祖始,详载本支系,同将十至十六世吾村祖先及传世文字,著于篇首,供传继参考,世序相续不紊,以利吾族兴旺发展。是为志。
公历一九九二年壬申,修谱人:文崇(二十一世)
爹不但修了家谱,还用文字记录下了他的爷爷的儿子们(我爷爷和他的兄弟)的生活故事。故事还蛮生动。这里,我整理一段给读者欣赏,故事的意思没变,只是由爹的口气变成了我的口气来讲:
我的太爷爷(爹的爷爷)叫焦纯名,与太奶奶赵氏没生女儿,只生了5个儿子。叫算命先生给孩子们起名字,先生琢磨了半晌,对太爷爷说:“若让你纯名在后世有名,必占‘五行’,那就让五个孩子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分别带‘金木水火土’5个偏旁部首吧。”
于是,爷爷的五个兄弟便以长次为序分别取名为焦心铨、焦心标、焦心温、焦心炎、焦心培。
太爷爷兄弟五个,他是老三,惟有他学了木工,所以成了我家第一代木匠。木匠,在农村是“百匠之首”,是吃得开的人。他的大儿子焦心铨(我爷爷)出生时家境还好些,还读了两年书,以后4个儿子相继出世,家里增添了4张吃饭的嘴,家境便一年不如一年,爷爷的4个弟弟一天学校门都没进。所以爷爷常说,比起他4个弟弟来,他占了肚子里多两打字的便宜。
其实,比起他的4个弟弟来,爷爷还占了一个便宜,那就是完完整整地从太爷爷那里继承下来木匠手艺。其他几个弟弟都不上心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只学会拉个大锯。木匠业内有句行话:“百日斧子千日锛,大锯只需一早晨。”大锯一早晨就能学会,可见达到“三年学徒五年匠”的功夫,他们还相差得很远。太爷爷过世得早,4个弟弟都不大,就仗着是老大,就仗着读了两年书,就仗着比其他兄弟多买了几亩地,不但吃了上顿还能有下顿,而且手中还不断有几个铜子儿,爷爷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兄长”、“家长”两副重担。
爷爷找过两个媳妇,第一个张氏结婚一年后,因为生孩子难产,大人孩子都没命了。爷爷和第二个媳妇翟氏(即我奶奶)结婚后,借了几吊钱,办了一个木匠铺子,来做打棺材的生意,因为这种活不需要太精的手艺,几个弟弟都能跟着干,爷爷省却了许多不放心。在工钱分配上,爷爷按出力大小发放,五弟年幼,调皮又贪玩,心思不在木匠活上,爷爷总是苦口婆心地教导他:“心培呀,你要自立呀,大哥也会老的,你这样下去,我不放心呀。”
然而,五弟还是不争气,得到的工钱最少。但当他真到了揭不开锅的时候,爷爷便沉不住气了,他当着其他兄弟的面“宣布”:“五弟有难,这个月我多给他俩钱,你们也别眼红。”几个弟弟想不通,爷爷又说:“咱们是一母同胞,你们是我的弟弟,他是你们的弟弟。只要我锅里有的,弟兄们碗里也会有,不为了弟兄们,我开这个木匠铺子干啥?”
几句话说得弟弟们都不吱声了,他们心里明白,他们的大哥办起这个木匠铺子实际上就是给全家支起了一口锅,一口天天都冒热气的锅。
就在爷爷的木匠铺子办得最红火的时候,太奶奶死了。爷爷操持着把丧事办得排排场场,放鞭放炮,七天大殡,席棚从位于村中心的家一直扎到北门外。在送葬的路上,爷爷打头,4个弟弟依次排后,三步一作揖,五步一磕头。爷爷一边哭一边喊:“娘呀,我要让您放心,您的大儿子能把几个弟弟带好,能把这个家养好啊。”
然而,好景不长,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天下闹饥荒,死的人倒不少,但家家置不起棺木,草席一卷埋了就拉倒了。爷爷的木匠铺子再也办不下去了。没有了糊口的钱,几个弟弟也都不听爷爷的管教了,都要出去逃荒。爷爷嘴上不说,心里却非常难受。他跑到太奶奶的坟上跪了半天,喃喃地说:“娘,儿子无能,看顾不好几个弟弟,我对不起您和爹呀,对不住呀!”
几天后,爷爷的4个弟弟三个下了关东,一个去了江苏。每个弟弟走,爷爷都给他们凑足盘缠。爷爷对4个弟弟说:“哥哥对不住你们,把咱家的饭锅砸了。我们五兄弟要在一起才能有造化,如今分开了,造化也就没了。我当大哥的最后再立一个规矩:无论到了天南海北,咱们的儿子们的名字都要带一个山字,希望孩子们都能像山一样独立地站在地上。”4个弟弟离家的时候,爷爷都用大青驴把他们送了一程又一程。
解放后,爷爷的4个弟弟都回到了家乡,还真的带回了名字带山的8个后辈兄弟,连同我爹共9个。他们是爷爷的儿子焦文崇(我爹),爷爷二弟的儿子焦文峰,三弟的儿子焦文岚、焦文岩,四弟的儿子焦文峻、焦文岱(后改名焦文枫)、焦文岳,五弟的儿子焦文嵩、焦文岐。尽管有了这么多的“山”,但爷爷的4个弟弟晚境都不太好,活的年纪也都不太大,最长的四弟也只有69岁。我爷爷活的年纪最长,76岁那年安卧在自己的堂屋里。临终前,他说:“俺兄弟中,我又是长兄,活得又最长,也算是‘金命’了,值了。”
读了我爹的作品,亲爱的读者,您大概了解我爹的家世了吧!真的,从爹的“作品”里我才明明白白地知道了我的根,我的家史,了解了我的前辈人。并且,从爹修的家谱里,从爷爷和爹两代人身上,看到了我们家族里优良的传统品德,意识到肩上承载的辈分和品德承上启下的责任。
只有在这时,我才意识到爹修家谱是多么有价值的一件事。P22-26
焦波这个人,我没有见过,他的爹娘,我却很熟悉。
——说这话,好像在故意跨越辈分讨便宜,但很多读者都会像我这样说。这个至孝男儿,就像中国自古以来乡村间的许多本分男子一样,恭敬地当众喊一声“俺爹俺娘”,就把自己的身子躲到了老人背后。人们见到的,只是两位老人的身姿,而且,大家都见到了。
作为著名摄影家的焦波,当他刚刚摆弄照相机的时候,一定是立志向越来越开阔的陌生世界捕捉镜头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也这样做了。但是,他终于发现,阅尽大千世界,自己最有必要、最有责任向广大读者介绍的,竟是那个养育了自己生命的温暖小天地。爹娘疲惫的笑容,是他万里行脚的归宿,爹娘满脸的皱纹,是他永远的“国家地理杂志”。
孝顺爹娘,尊敬父母,这种优秀的传统品德本应在当代中国大力提倡,但焦波的行动显然已经超越了一般门庭之内的孝顺和尊敬。他把自己的爹娘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图像呈现给社会,有血有肉地告诉人们何谓中国伦理,何谓东方亲情,何谓华夏子民。本来,这一些大概念已有诸多学术论定,但是一个民族的集体生态和心态是具体可感的,远比学术概念丰富。这一点连古人也懂,因此留下了《二十四孝图》之类的阐释例证。这种例证的弊病仍然是过于概念化,并由此走向了极端化和非人性化。焦波是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孝子,早已从陈旧概念走出,仅凭生命的感性,来传达天地间的亲情,因此,为了读解我们民族的精神结构提供了一份感性素材。
除摄影外,焦波还写下了不少文字。这些文字也是感性的,保持住了生活和感情的原生状态,与摄影相得益彰。应该说,它们离不开摄影,但如果离开了,也是上好的亲情散文。
天下的爹娘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焦波的爹娘生活在农村,因此更具有一种紧贴大地的典型性。华夏民族的主体立足农耕,世世代代繁衍在竹篱泥途河沟边。后人的种种城市行迹,大多也是由农村起步。因此,即使并非出生在农村的读者,看到这些摄影作品也会有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感动,就像很多年前我们看到画家罗中立先生的作品《父亲》一样。
我是焦波作品的忠实读者,其中有一个特殊原因是,我也从农村走出。我的父母亲与他的父母亲属于另一种类型,但我非常熟悉焦波父母亲的那一种类型,也深知这种类型与我父母亲这种类型的关系。为此,我要对焦波深表感谢:是你的镜头,使我一次次更深切地怀念父母。我想,要向你表示这种感谢的,远不仅仅是我。
能为焦波先生的这部图文集写序,是我的荣幸。
爹去世14个月了,娘去世才20多天。
忙起来,还觉不出什么,一闲下来,爹娘的影子就直往我脑海里撞。撞一下,心痛一下,再撞一下,再痛一下。
在娘走后的第五天,杨晋峰和贾克两位挚友分别从太原和石家庄结伴来京看我。谈 及爹娘双双离去,我长叹了一口气,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总算没有牵挂了。”
贾克说:“大哥,说实在的,没了这份牵挂,反倒不如有这份牵挂好。过几天你就知道了。”
晋峰点头称是。贾克一年前失去了父亲,晋峰双亲健在。
也真是。如今,朋友的话,我真真切切体味到了。一天到晚心神不定,一天到晚坐立不安,一天到晚心里的那份空空落落和空空落落带来的那无数份悲凄,让人实在难以承受。
爹娘在的时候,我怕家里来电话,来电话大都是爹娘生病的消息,平时,爹娘是不让家里人给我打电话的,说怕吓我一跳;我怕接家里电话,但我又24小时开着手机,怕万一家里有事找不到我;我想出差又不敢出远差,怕家里万一有事赶不回来。
爹娘在的时候,我每天打一个电话回去问安,听听爹娘说上一两句话,我就判定他们身体好不好。听到他们的身体有毛病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挂上愁云,坐不住,站不下;听到他们的身体硬硬朗朗的时候,我就欢愉得像个孩子,又想蹦,又想跳。
爹娘在的时候,我个把月就回去一次,这已成了多年的习惯。到回家的前几天,我就开始准备行程:哪天走,坐什么车,提醒自己别忘了带好相机回家给爹娘照相,和妻子上街忙忙活活给爹娘买他们喜欢吃的东西。那种企盼回家的心情不亚于一个孩子。
我牵挂爹娘,爹娘也牵挂着我。
快到我回家的日子了,爹娘就催外甥女桂花打电话给我,问我哪一天到家。我嘱咐桂花:“先别告诉你姥爷姥娘我到家的具体时间,只和他们说,我就要回去了,免得他俩整天在家数日子,整天在大门外等。”
每次回到家,我总是轻手轻脚进门,想捕捉爹娘第一眼看见我的那份惊喜。爹娘俩人都聋,听不到我进屋门的脚步声,往往是我举着照相机或者摄像机已走到他们跟前,他们还觉察不到,我已端详他们好长时间了,他们才猛地一下看见我,两张老脸上爆发出来的那份惊,那份喜,那份嗔怪,都让我感动,都让我感到无比幸福。
看见我,爹娘第一句话往往是:
“哎哟,俺儿回来了!”
笫二句话往往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多大年纪了,还像个孩子一样跟俺撒娇!”
我听了往往哈哈一笑,然后拉着爹娘的手抚摸着,还不时用头拱一拱爹娘的前胸。此时的我,可不就是个孩子,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幸福的孩子。
每次离家,爹娘都要送我。近几年,爹摔折了胯骨,出不了门,只能隔着窗户看我出门;娘是90的人了,都走不动了,还是让人架着,一步一喘地送出大门,送到胡同口,送到我的车前。我上车了,她还扶着车门,不住地唠叨:“天黑能到家吗?别老往家跑,常打个电话来就行。”
每次离开家,那份淡淡的离愁里交融着的暖暖的母爱,总让我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每次从家里回来,朋友们都会问我:“爹娘咋样?”
“很不错,我回去了,两老每天多吃两张煎饼。走时,娘还为我包饺子呢。”
说这话时,我底气很足,总带着几分自豪,有时还带有几分炫耀:
看!我有爹娘!我有硬朗朗的爹娘! ……
如今,爹和娘一个也没有了。我一下子觉得我是没爹没娘的孩子了,是没有人疼爱的孩子了,就跟大街上那些没爹没娘的流浪儿一个样了。
每天早上,我还是下意识地去摸电话,要给爹娘请安,但手指刚触动话机,又像触了电一样缩了回来。此时,心里的那份空,那份痛,那种流血的感觉,真是难以形容。
又到离家一个月的时候了,我又该回家了。然而,这一次回家是要给娘上五七坟(人死后35天的一种祭祀)。这是头一回见不到爹娘的回家。我没有了以往的那种企盼,却增生了难以扼制的惧怕:我不敢踏上归程,不敢走进那个山村,不敢面对那个小院、那幢老屋,不敢面对爹娘长眠的那堆黄土。
甚至,我怕从家里归来后,不知情的朋友再问:“咱爹咱娘还好吗?”我将用怎样的言语回答;甚至,我觉得没了爹娘,一下子比别人矮了许多,甚至觉得丢人、觉得委屈:别人有爹有娘,我一个也没有了。
世上别的东西失去了可能还会再有,而亲爹亲娘失去了便再也没有了。
如今,我不怕家里来电话了,晚上也可以关上手机放心地睡觉了,我也可以放心地出远门而不用担心家里会出什么事了,然而,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轻松。失去即为空,表空实则重,心里的空空落落所带来的负担,比原来的牵挂所形成的所谓负担更大了。
世上有什么东西能填补失去爹娘的空落感?没有。任何东西都不能够填补。虽说,30年来,我给爹娘拍了12000多张照片和600多个小时的录像,留住了活生生的爹娘,可是如今,爹娘的照片和录像我一眼都不敢看,我不敢去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我尝试着去回忆,想用美好的回忆来慰藉空空落落的心,然而,回忆是美好的,伴之而来的凄苦却同样是残酷;我每天期望做一个与爹娘团圆的梦,结果,梦来了,梦走了,冰凉的枕头上只留下清冷的泪。
我欣慰我曾拥有那份牵挂!
有牵挂真好!
牵挂是一种拥有!牵挂是一种充实!牵挂是一种幸福!
没了啥,也别没了牵挂!
五年前,在一次探望爹娘回京的火车上,我写过一首歌词:
有爹好,有娘好,
有爹有娘有依靠。
爹是儿的主心骨,
娘是儿的连心桥。
家里只要有爹娘在,
儿到八十也撒娇。
有儿好,有女好,
有儿有女有依靠。
儿是爹的铁拐杖,
女是娘的小棉袄。
家里只要有儿女在,
爹娘百岁不觉老。
爹娘好,儿女好,
爹娘儿女相依靠。
爹娘是儿女的根下土,
儿女是土上长出的苗。
爹娘儿女情长在,
千家万户乐陶陶。
写这首歌词的时候,车窗外正是春风拂拂。绿绿的柳,红红的花,伴着我畅畅的心绪,让我的真情畅畅地流到了笔端上。写下这首歌词后,总想找一位作曲家谱上曲,我亲口唱给爹娘听。终因三忙两忙,没能实现这个想法,成了永远的遗憾。
如今,春天又来了,花儿又开了,俺爹俺娘却都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