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烟云飘散处，代代英雄逐逝波。他们站着是一座山，躺下是一道岭，无论生与死，都是一道壮丽而永不褪色的风景线。书中这些名将们生存于不同的时代，发展于不同的空间，但他们的命运却有许多惊人的相同、相类或相似之处，追根溯源，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惯性之力使然。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而纷繁、复杂、矛盾的人心与人性并不与之同步，按时髦的话说就是发展滞后；先秦时代的人心人性与我们现代人的人心人性，谁能说已有天壤之别了呢?所以，五千年的历史老人、文化老人反复讲述、着重描绘的，不过是人类真假、善恶、美丑的永恒故事。

历史即戏剧，不同时代的社会运作形态即是这戏剧的舞台。英雄们既是他们所处时代造就的，是应运而生的，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选择自己在历史舞台上恰如其分的角色。我们是多么希望他们个个都能善始善终，全身而退呀。可希望毕竟是希望，历史还是历史。历史常常很荒诞，往往不按戏剧规律去演绎，其结果常出意料之外。这可能正是历史的规律。不管怎么说吧，真实的荒诞远胜于完美的虚构，已知的邪恶总比未知的邪恶好，这大概就是历史记忆的意义吧!

自序

伍子胥奔吴

吴起杀妻

廉颇老矣

白起杀降

李牧今不在

韩信钻裤裆

周亚夫绝食

李广难封

马援择主

邓艾改名

谢玄问计

郭子仪为人

岳飞论马

于谦入京

袁崇焕出关

每年中秋之际，人们便风涌云集于钱塘江边，看江起潮立，听马奔雷滚，感受天赐的壮观与奇妙。据民间传说，那并非自然之景观，而是伍子胥死不瞑目的呐喊，是吴人为其呜冤叫屈的咆哮!

伍子胥之死，从表面上看，原因是与吴王夫差意见不合，三谏吴王而不从，实则死于政治阴谋。他一生几乎都生活于阴谋的漩涡之中，一半为报楚国之仇，一半为报吴国之恩。生性刚烈暴躁，行为乖戾偏激的他，是缺乏转环之智，还是其个性决定的呢?

《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伍子胥，名员，春秋末期楚国人，家族显赫。其父伍奢，为楚平王太子建太傅，其兄伍尚为棠(今江苏六合县北)尹。伍子胥自幼即受到良好的贵族教育，文武兼修。其父伍奢对此颇为得意，说：“胥为人少好于文，长习于武，文治邦国，武定天下。”(《吴越春秋》)后来的事实证明，此言不虚。伍子胥堪称一代人杰。

人的命运真如天空中的浮云，变幻莫测。伍子胥在楚国一展其志建功立业应是顺理成章之事，仅仅一件出于偶然的小事，便永远地改变了他生命的轨迹。公元前527年，楚平王命太子的少傅费无忌到秦国去，为太子建相亲、娶妇，一向对太子建怀有二心的费无忌见秦女姣好，美艳非常，即驰报楚平王：“秦女绝美，王可自取，而更为太子娶妇。”平王遂自娶秦女，并宠幸有加，另为太子建娶齐女为妻。

费无忌以此谄媚之举，得宠于平王。但又时刻担心平王一旦弃世，太子建继位，自己将难逃杀身之祸，于是日夜在平王面前诋毁太子，说：“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无怨望，愿王少白备也。”平王遂疏远了太子，命其守城父(今河南平顶山北)，名义上以备边防，实际上就是放逐。即使如此，费无忌依然认为后患仍在，必欲置太子于死地才可以全身安命，于是又向平王诬陷太子：“自太子居城父，将兵，外交诸侯，且欲入为乱矣。”平王听信谗言，乃召太子太傅伍奢严刑拷问，并将其囚禁，同时派城父司马奋扬率兵捕杀太子。奋扬于心不忍，便派人先向太子传话，太子即逃亡宋国。

费无忌仍心有不甘，欲将他认为的所有隐患消除殆尽，又给平王说：“伍奢有两个儿子，皆贤，不把他们杀了，就会成为楚国的忧患。不妨以其父做人质，将他们召来，以斩草除根!”平王就给伍奢说：“你若把你的两个儿子召来就放了你，否则就杀了你。”看来不可一世的君王有时也真是可怜，常常被弄臣当枪使或玩于股掌之中。伍奢深知两个儿子的品性，伍尚肯定一召即来，而伍子胥肯定不会来。不出伍奢所料，平王使者一到，伍尚即老老实实就范，而伍子胥则“贯弓执矢向使者，使者不敢进”，伍子胥遂逃亡。伍奢听说伍子胥逃脱，即仰天长叹日： “楚国君臣且苦兵矣。”而平王将伍尚与其父伍奢一并杀害，同时发出悬赏通缉令：“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

伍子胥一路逃亡，先至宋，后至郑，过昭关，一夜头白。在他心中翻江倒海的也许只有两个字：“报仇”!再加中途不幸又生疾病，穷困潦倒，狼狈至极，弄箫诉怨，沿路乞讨，因而其复仇的烈火越烧越旺，最终逃到与楚国有世仇的吴国。

伍子胥为阴谋所陷，侥幸逃脱，可一到吴国，却成了阴谋的参与者，与公子光合谋，刺杀了吴王僚。

复仇之念几乎攫取了他整个心灵，所以一到吴国，伍子胥便怂恿吴王僚兴兵伐楚。吴王僚亦早有此意，但却遭到公子光的强烈反对，使伍子胥的目的受挫。慢慢地，他察觉公子光原来怀有内志，不甘久居人下，欲杀王而自立，便将与自己结交甚深的吴国敢死之士专诸引荐给公子光，然后退而耕于野，暂时忍下强烈的感情煎熬，等待时机。

公元前516年，楚平王病死，太子轸立，是为楚昭王。吴王僚乘楚国处于国丧之期，发兵袭击楚国，企图乱中取胜。没想到楚军突然切断吴军退路，使奔袭楚国的吴军一时难以回撤，造成国内空虚。公子光和伍子胥认为机会来了，时不我待，便利用王僚爱吃鱼的嗜好，公子光在家里宴请吴王僚吃鱼，令专诸将一把类似鱼肠的短剑藏于烹调好的鱼腹之中，晋献给王僚。专诸在接近王僚的一刹那，迅速从鱼腹中抽出鱼肠剑，冲向王僚，连刺数剑，王僚即时毕命。

公子光阴谋得逞，自立为王，即吴王阖庐，并随之任命伍子胥为“行人”，参与谋划国事。阖庐一门心思想做春秋末期最后一位霸主，便问伍子胥成就霸业之术。伍子胥说：“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从近治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斯则其术也。”(《吴越春秋》)阖庐采纳伍子胥的建议，并命其主持修筑国都姑苏城，同时修建粮仓、兵库、打造兵器、编练军队、教士卒练习骑射及驾驭战车、战船等战术技术。同时号令国中“无贵贱长少，有不听子胥之教者，犹不听寡人也，罪至死，不赦!”(《越绝书》)

公元前512年，伍子胥又向阖庐“七荐孙子”。阖庐任命孙武为将军。从此伍、孙二人戮力同心，共襄国事，整治军备，富国强兵，终于使吴王阖庐西破强楚，人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P1-4

尽管在电脑中种字收果早已成为众多为文者的常态，而我依然喜欢用笔作文，尤其喜欢用铅笔，HB型，不软不硬，边为文边欣赏自己还算漂亮的字，似额外收获了一份儿愉悦，虽天天握笔不辍，倒也不觉得疲劳。

这里收录的一组内容相类的文章，我是把它当作散文来写的，但到底是不是，我也说不好。实话实说，我对究竟什么是散文，界线清晰的雷池在哪儿，的确没有准谱，总觉得它像谁都可以进入的露天广场，既然没有栅栏，干吗不进去逛一逛!于是就进来了。可毕竟不懂绳墨规矩，不过是看人咋着咱咋着，力求“像不像，三分样”罢了。

由于工作关系，不时接触一些中国军事历史，因而有幸认识了许多历代名将，尽管迷信和崇拜英雄的时代似乎已渐行渐远，但他们在历史长空中叱咤风云的伟岸身影，在时代波涛中升降沉浮的高贵仪容，总是在眼前时隐时现，挥之不去。这里记述的都是他们令人着迷的故事。

我无意亦无力企求准确无误的史识，也没有“资治”、“教化”的奢望，只是想通过遥远的镜子尽可能清晰地看看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做了一些什么事，以及他们如何做人，怎样做事，如何做官，怎样为将，他们与我们今人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相同，其生命遗存在现代社会中还有多大价值，其所作所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意义几何，仅此而已。

我们常常不厌其烦地大谈理想、梦想，而“理想”与“梦想”并非现代人的专利，我们的祖先们对理想与梦想的执著追求丝毫不亚于今人，有时表现得似乎更激烈，比如这些名将。他们多是生为人杰、死亦鬼雄的热血男儿，铮铮铁汉，是自认亦被公认的“国家安危之主”(《孙子兵法》)，是名副其实的龙的传人。他们生死均系于一念一一为国效命，为民捐躯。拼其一生，为理想而战，为志向而战，为荣誉而战，为卫国安民而战。其梦寐以求的荣耀归宿是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更有甚者，连死后的尸体都不屑于理会，而高唱“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中国男子汉的血性、气概，真是被他们身体力行得淋漓尽致，其生命的力与美不时激荡着我们的热血。由此，我们也很容易明白，理想也好，梦想也罢，其实都是行，而不是言。

历史即戏剧，不同时代的社会运作形态即是这戏剧的舞台。英雄们既是他们所处时代造就的，是应运而生的，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选择自己在历史舞台上恰如其分的角色。我们是多么希望他们个个都能善始善终，全身而退呀。可希望毕竟是希望，历史还是历史。历史常常很荒诞，往往不按戏剧规律去演绎，其结果常出意料之外。这可能正是历史的规律。不管怎么说吧，真实的荒诞远胜于完美的虚构，已知的邪恶总比未知的邪恶好，这大概就是历史记忆的意义吧!

历史也是文化，即不同时代人们生存与发展方式的异同。这些名将们生存于不同的时代，发展于不同的空间，但他们的命运却有许多惊人的相同、相类或相似之处，追根溯源，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惯性之力使然。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而纷繁、复杂、矛盾的人心与人性并不与之同步，按时髦的话说就是发展滞后；先秦时代的人心人性与我们现代人的人心人性，谁能说已有天壤之别了呢?所以，五千年的历史老人、文化老人反复讲述、着重描绘的，不过是人类真假、善恶、美丑的永恒故事。

文学是人学，其实史学也是人学，因为它毕竟是以研究人类历史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学问，是“以人为本”的。它无论研究历史事件还是文化心理，都离不开人，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深刻理解历史的前提——参透人心、人性。否则，我们在历史的迷宫中真是找不着北。

在某些时期，史学家在论及正面人物时往往圣贤化，而论及负面人物时又往往妖魔化，几成定式。其实这不光违背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尽管秉笔直书也是大打折扣的)，亦严重背离历史的真实。本书所涉及的历代名将，可以说都是旷世英才，他们既立功于当时，又泽被于后人，是值得我们永远崇敬的楷模。但他们并非完人，各有各的弱点、缺点、错误，甚至极卑鄙的行径及罪行。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亦是我们无法拒认的祖先。将人刻意地塑造成神，那他已不是人，既是自欺，又是欺人。人群的多样性与单个人的多面性是同质而不同量的同一事实。人的面孔永远多于实际存在的人。无疑，我们应着力赞美祖先们的伟大创造与超凡智慧，赞美他们许多令现代人都望尘莫及的美德，同时也应经常看看他们心灵中的污渍，他们的罪恶与丑陋，因为这都是遗产，都是财富。尽管忘却历史的阴暗是人类普遍而自然的情感，但缺陷自有缺陷的价值，缺陷中蕴含着独特的优势，从美学角度看，它是砍掉胳膊的维纳斯雕像；从社会学角度看，它是警世的黄钟大吕，醒世的方剂良药。

人固有一死，人只有在死神面前才是最平等的。杜牧说：“公道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范成大说：“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人们所追求的不过是“死得其所”，只要如此，便会自安而安人。但英雄们好像天生就是创造悲剧的主角，他们大多死非其所，一个个价值无限的头颅与身躯，在欲望与理性的冲突之间，在社会暗面的角落处，在“争名者相轧，争利者相残”的生死场中，在“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政治气候里，在“功高盖主者必危”的皇权家规中，被无情地毁灭了。当然，他们死亡的原因，并非我所说的这么简单，其复杂因素比文字记载的历史还要复杂，甚至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还要复杂。但复杂过了头，仍复归于简单，无非是人性中的真假、善恶、美丑。这些名将们并非草莽英雄，他们个个都是人精，在其所追求的事业中真是智慧如潮，挥洒自如，但面对复杂的社会、人心的险恶却时显低能，正所谓“料敌如神而谋己乏术”。仔细想想，并不是他们的智力所不能及，而是他们独特的个性使然。他们大多都是一根筋，坦然、率真、直白，凡认为正确的便不顾一切，为成功，为胜利，生亦真言，死亦真言。他们深知大话、假话误国、害民，即使死到临头也不为。“丈夫意气本自然”。可是，在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讲真话、说实话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常常是无价的生命。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一个畏首畏尾下软蛋，而是坦然面对死亡，用鲜活的生命求真、求实、求直、求正。死亡对他们来说是流芳千古、光照千秋的荣耀，从这一角度看，他们亦是“死得其所”的，这绝对是他们生命的真正意义!

历史烟云飘散处，代代英雄逐逝波。他们站着是一座山，躺下是一道岭，无论生与死，都是一道壮丽而永不褪色的风景线。

二○○六年六月

于北京大慧寺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