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华文女作家严歌苓的作品中关于国外生活的影子很浓厚，但无论如何，早期在上海的生活，还是她创作的最深厚的源泉。个人认为，照她具备的人性深度继续在东西方文化的背景下自如穿行持续写作，完全可以企及诺贝尔文学大师的水准。

本书收入了包括康正果、王德威、李敬泽、陈思和等的“名家点评”、青年学者陈瑞琳、朱立立等的“作品研究”、女作家严歌苓自己写的“作家自叙”以及报刊杂志编辑记者等写的“作家侧记”和“作家访谈”。它是国内首部对旅居海外的重要女作家严歌苓进行多方面解读的书稿，既有学术深度，也注重阅读的快感。

这部论文集约19万字，分为5部分。收入了包括康正果、王德威、李敬泽、陈思和等的“名家点评”、青年学者陈瑞琳、朱立立等的“作品研究”、女作家严歌苓自己写的“作家自叙”以及报刊杂志编辑记者等写的“作家侧记”和“作家访谈”。它是国内首部对旅居海外的重要女作家严歌苓进行多方面解读的书稿，既有学术深度，也注重阅读的快感。

第一编 名家点评

红旗下的情感教育

——说《人寰》

短评《扶桑》

二十一世纪的“雷雨”

血腥与柔情的结合

——读《谁家有女初长成》

严歌苓从精致走向大气

人性透视下的东方伦理

——读严歌苓的两部长篇小说

严歌苓的人与文

第二编 作品研究

冷静的忧伤

——从严歌苓的创作看海外新移民文学的特质

从“土生族”到“新移民”

——由严歌苓的作品看在美华人的文化认同

文化边缘的言说与抉择

 ——严歌苓小说论

心灵有负的证明

——严歌苓小说的美感结构

异域生活的女性言说

——严歌苓创作品格论

雌性的魅惑

——试析严歌苓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独特内涵

拖着长辫的中国男人

——试论严歌苓的《橙血》

怀想中国的方式

——试析严歌苓旅美后小说创作

海外华人作家书写中国形象的叙事模式

一——以严歌苓和谭恩美为例

解构、重构、再解构

——《扶桑》反思华人移民史的三部曲

一个故事两种读法

——关于《扶桑》与《乌鸦》的比较阅读

民族寓言与复调叙述

——《扶桑》与《她名叫蝴蝶》比较谈

边缘人生和历史症结

——简评严歌苓《海那迦)和《人寰》

另一种海洋

——略论美华女作家严歌苓的三篇小说

历史记忆与文化身份

——论严歌苓的“穗子”书写

文化错位与人性迷失

——评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花儿与少年》

第三编 作家自叙

十年一觉美国梦

——复旦大学讲座的演讲词

主流与边缘

错位归属

从雌性出发

《少女小渔》台湾版后记

《海那边》台湾版后记

写稿佬手记

一个美国外交官和内地女子的婚姻

第四编 作家侧记

此身·彼岸

——严歌苓复旦讲座侧记

父亲眼中的严歌苓

严歌苓：从舞蹈演员到作家

女作家对女作家

第五编 作家访谈

严歌苓：最有影响力的华人作家

严歌苓：我对自己很法西斯

严歌苓：我到河南种麦子

严歌苓：低调而骄傲

严歌苓：性感也没了是彻底失败

严歌苓“解析”严歌苓

严歌苓创作年表

严歌苓获奖项目

严歌苓VS庄园(代后记)

《人寰》的写作及其叙事形式，据作者自己在一篇短文中所说，最初是在她接受心理分析治疗时受到启示的。大约就是基于这个契机，小说的女主角从一开始即置身同她的心理分析医生谈话的现场，她的讲述一边穿插上当前在美国的事件，一边断断续续返回她早年在中国的经历。讲述的现场和频繁的闪回层层错乱，像条码一样变换着的语调跨越了个人生命的时间限度，为不断反复的叙事拓展了回旋自如的余地。这样的叙事结构当然不是严歌苓的首创，其价值也绝不限于那种搞先锋小说实验的纯形式探索。在我的印象中，已经有个别作者做过类似的尝试，只是阅读的效果都不怎么理想。他们的操作不但留有把叙事连贯人为打断的斧痕，而且还流露出一副从国际舞台的了望点上回眸中国那个尘寰的姿态。结果，每一次回到讲述现场的中断就像一连串冷场的幕间休息，全部搞成了夹在叙事主线间的楔子，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常常生出吃鱼肉碰到了刺的感觉。

《人寰》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过去与现在的交错并不完全叫人觉得是一种生硬的外在形式，与心理分析医生交谈的语境从一开始就给复调的叙述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形式的别致就能改善一切，要使得叙事整个地活起来，毕竟还得凭文思的动力和语言的灵气。比如，小说开场时那自言自语式的对话，打从一开腔即营造了时光倒流回去的气氛，舞步一样踏出了回旋的节奏，接下来便波澜迤逦，如往而复，一直搜遍叙述者记忆中尘封的旮旯拐角，遂以故事讲述本身展现了一个女孩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情感教育。

我把“情感教育”这个旧时欧洲的典雅词汇移用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也许是有点不伦不类的，我是想由此引出从未有任何小说触及，而唯独在《人寰》一书中朦胧呈现出来的一种政治——审美情境。很多中国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都有过创伤的经历， “文革”之后，讲述此类苦难的故事一直是小说叙事的一个热点。由于是对任何讲述的问题缺乏独特的考虑，不少作者依然因循着固有的思维惯性，个人的记忆中无论多么生动的感性材料，一旦按照公众记忆的语法书写出来，往往就弄成了媚俗的东西。在提起某些中国人于海外所写的英文回忆录时，严歌苓就对其中的坏品味发过无奈的慨叹： “几十年的情感培养，腔调早就定好了，即使作者有求实的意愿，一开口音调就跑了。”集权社会的意识形态对人的内化竟如此之深，即使在事过境迁之日，一个人提起笔痛定思痛，都会不自觉地用那既定的表达方式去讲自己的苦难经历。比如在捷克共产党政府垮台后的一两年中，昆德拉就最受不了捷克人那种“可怕的四十年”云云的流行开场白。他把类似的说法称为“对个人生活在事后所做的奥威尔化回忆”。他批评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是伪装成小说的政治思想，该书尽管全面控诉了极权主义的罪恶，但它本身却与极权主义精神上有共同之处，因为它“把那个可憎的社会的生活缩小成了简单的罗列罪状”。《人寰》也写了那个社会，我以为它最值得称道的就是，没有把那几十年描绘成铁板一块的恐怖，而是向其中的生活打开了风景的窗口。

女孩的父亲与贺叔叔的交往构成心了叙事的主线或者明线，两个成人的关系以及贺叔叔本人在女孩身上引起的复杂反应则作为辅助的虚线穿来引去，在暗中扯出了政治与情欲奇特的纠结。像解放初期的很多单位领导一样，贺叔叔是从部队转业到父亲单位当书记的。他略有读写的能力，但肚里的墨水实在有限，大约类似高玉宝那样的情况，曾因写他平平的穷苦经历博得了一点文名。反右时这书记庇护过父亲，此后他就成了恩主，而受他保护的作家遂陷入了与他合作的关系：他出主意和素材，父亲为他捉刀；他以领导的权力给父亲提供了政治和生活的保障，父亲则在一边常年做文字苦力，把苦心经营的作品拱手让给他署名出版。父亲既怀着报恩的想法，又时时为不平和怨气所苦，一个类似商品社会中名家花钱请枪手写书的雇佣关系，如今因为是特定政治土壤中的产物，其默契、共谋中微妙的摩擦和恩怨便别有了它纯情节之外的深长意味。

从严歌苓已经发表的几篇散文中可以看出，她父亲确系一从事专业创作却一直没写出什么名堂的作家，有幸挺过了那个险恶的年代，但活得颇为窝囊。因此可以说小说中父亲这个人物自有其一定的自传色彩。但严歌苓并没有搞那种把剪辑的事实和胡编乱造杂凑起来的做法，她挥洒的是富有寓意的笔墨，为印象中的那个模特，朦胧中便有了几分象征意味。从某一角度来看，父亲身上的确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可悲而又可笑的一个侧影。“文革”以后，在很多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的政治失足就像浮士德把灵魂抵押了靡非斯特，父亲一再为贺叔叔卖命，在一度与其决裂后又负疚地重修旧好，又去接着干从前那营生，就是因为他抹不下脸，还相信虚假的意义，甘愿发着牢骚怀抱他的光荣的幻想。父亲的碌碌终生和他那自虐的努力，岂不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某一族群命运的写照!只要你还在政党国家的权力控制之下，只要你做的事情必须以官方的名义进行，你写作也好，无论做其他什么也好，你的努力和成绩都少不了那种为人捉刀的性质。对于一个长期陷入合作关系的文字苦力，知道如何独立行动。我们可以在中国内地大量的老教授、老学者和老作家身上看到父亲那衰颓的背影，他们已经在长期的合作中变成了那个体制的寄生虫，独立反而会要他们的命。P7-10

课堂教学是大学教育的肌体，科学研究则是大学教育的灵魂。

游离于课堂教学的科学研究就像游离于肌体的灵魂，无法为大学教育注入新的生命，也无法成为整个大学教育的一个有机构成成分，而脱离开科学研究的课堂教学则像没有灵魂的肌体，缺乏新鲜的生命，缺乏创造的活力，只能是照本宣科，人云亦云，吃别人嚼过的馍，炒别人吃剩的冷饭，教师感觉不到创造的乐趣，学生也得不到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

课堂教学是大学教育的根，它扎在地下；科学研究则是大学教育抽出的叶、开出的花，它长在树冠、开在枝头。根深蒂固才能叶茂花盛，叶茂花盛才看得出它的根深蒂固。

所以，一所大学不能忽视平时的课堂教学，但也不能忽视教师的科学研究。

我们汕头大学是一所年轻的学校，但正因为年轻，才应当有活力，有朝气。向外，我们应当向国内外名牌大学学习；向内，我们则应当充分开发自己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尽快出成果，尽多出成果。学术重积累，但更重创造。只有勇于创造，才能有所积累，才能迅速积累。我们除拥有国内其它大学共同具有的有利条件，还有李嘉诚基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我们没有理由跟在别人面前亦步亦趋地爬行，我们应当发展得更快些，做得更多些，更好些。

汕头大学学术丛书是在汕头大学学校领导和李嘉诚基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出版、发行的，准备每年出版10～20种，凡是汕头大学教师的科研学术著作(暂时仅限于文科各系)，都在资助出版之列。它是我们汕头大学教师科学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我们参与民族的和世界的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希望汕头大学文科各系的教师更加焕发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热情，施展自己的创造才能，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撰写更多更好的科研学术著作，使我们这套丛书出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严歌苓是我最欣赏和期待的当代华文女作家。我个人认为，照她具备的人性深度继续在东西方文化的背景下自如穿行持续写作，完全可以企及诺贝尔文学大师的水准。研读她的作品将近一年后，我决定主编一本关于她的作品评论集。当事情进行得七七八八后，我犹豫着是不是自己也写一篇万字论文品评严歌苓。正为选取哪个评论视角暗费思量时，突然想起自己擅长的老本行——新闻人物访谈。

于是赶紧给歌苓姐姐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约好“纸上访谈”。严歌苓爽快就答应了，只是因为她之前已安排了出差与旅行，说回来后就会回信给我。我将采访提纲发给她后就翘首盼望，终于等来了她的回答。这些文字像我所熟悉的她的小说世界的意境——简洁、平易、朴素、直指人心，真是我所喜欢的那个她哟!

庄园：《扶桑》的拍摄进行得怎样了?除了写剧本，你还亲自参与该电影其他事宜吗?

严歌苓：《扶桑》现在还在筹款阶段。电影常常是“事不以人为”。因为拍《扶桑》，我都快成宿命论者了。

庄园：你怎么看文学与影视之间的关系?

严歌苓：原本应该关系不大。文学和电影的关系密切起来是这二十年的事。现在中国很多小说家，包括我自己，都是靠影视做广告，这是可悲的，但是媒体时代的必然现象。如今又似乎是“有欲则刚”的时代，影视财大气粗，文学向影视靠拢，也是经济社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达尔文法则的又一次证实。

庄园：你的写作，不管是作品出版的数量，还是在国际上拥有的地位，在华人或华裔这个范畴来看，应该用“令人侧目”来形容。你自己是从什么时候真正拥有了写作的自信的?

严歌苓：我到今天也没有什么自信。我只知道我写作不费力气，写得很快，现在写英文就更没有自信了，尽管也写得相当快。

庄园：目前中国内地的海外女作家中，知名度较高一个是你，另一个是虹影。你怎样评价虹影的写作?你会关注哪些作家的创作呢?

严歌苓：虹影是个有才华，又刻苦的作家，很有力度。国内的作家我喜欢的很多，每次回国来都读一批国内的小说，是种享受。

庄园：作家的作品经常会被评论者进行女性主义方面的解读，你如何看待这种解读?你自己的“女性观”是怎样的呢?

严歌苓：我只觉得女人比男人有写头，因为她们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性情化。女性主义究竟是什么我自己并不清楚，清楚了大概就没法创作了。文学祖先为我们留下一大群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比如安纳卡列尼娜，苔丝，等等。这都是男性作家手下的女性形象；男性作家都如此关照女性人物，何况女性作家。

庄园：对比在大陆爆得大名，应该是台湾文坛更早关注到你的写作天才，你如何看待这两地的文学环境的异同?

严歌苓：相同之处是两岸都是读书人越来越少，文学越来越难坚持自身价值，文学成了个小圈子，圈内人的成败都很干扰你。不同的是，台湾因为没有十年文革造成的文化和教育的断裂，对文学语言的要求和欣赏力都略微高一些。另一点是大陆的文学资源(故事，生活)比台湾丰富，大陆的文学作品在取材和思考上要胜过台湾。

庄园：海外的华文创作其实很寂寞，你也有这种感觉吗?

严歌苓：文学本来就是寂寞的职业，在哪里都一样。我天性不怕寂寞。对不怕寂寞的人来说，当小说家就有了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我常常觉得自己幸运，能够有着一种符合我个性的生活方式。

庄园：写一部长篇小说你需要什么具体的筹备?

严歌苓：写一部长篇小说我总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资料准备，就是写当代生活，我也希望能观察到足够的人物，采集到足够的细节。我刚刚完成的长篇就是我二十年前听的故事，为写它我两次到河南农村去生活。动笔写《扶桑》之前，我读了三年的史料。

庄园：你的长篇《花儿与少年》可读性和画面感很强，你是否把它当作一个电影的长度来创作的?这部小说对比你早期的作品《雌性的土地》那种语言浓度厚重和阅读的阻滞感，感觉你现在的语言风格改变很大，对此你怎么看?

严歌苓：应该说我的每一篇作品都企图创造一种语言风格，至少是一种语气。英文写作中强调的“voice”，对我至关重要。假如一个作家只用一个语气到老，首先是不可能，其次是他真的是会很寂寞的。看看毕加索一生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一刻不停地在变。

庄园：似乎从《扶桑》开始，大陆文坛才开始瞩目你的写作天才。而关于你作品的评论中，《扶桑》的提及率也是最高的。你如何定位这部小说在你写作中的价值?对《扶桑》的写作，你有什么遗憾吗?

严歌苓：资料准备还可以再充足一些。

庄园：其实我很喜欢《雌性的土地》，虽然读起来很辛苦。我认为该长篇包括了你之后很多写作主题，比如“永恒女性”、“大地圣母”、“男女性爱”、“精神与物质”、“复仇与宽宥”等，除了海外游历及文化冲突的话题外。你个人怎么看这部作品以及你的写作主题?

严歌苓：我觉得它最大程度地展示了我的才华。也让我自己认识了自己，比如想像力，心胸，对自然界和动物的酷爱，等等。

庄园：《谁家有女初长成》也是我看重的一篇作品，你这样处理小说的两部分十分奇特，上半部那种具有强烈冲击力的残酷一下子被下半部的温情脉脉所疏解。你的艺术观就是这样的吗?总希望用“优雅和完整”补缀“破碎和残忍”，化解“不平和悲愤”，让冲突归于和谐宁静。那其实是古典的世界和梦想，不是吗?

严歌苓：你看得远比我全面，透彻，所以我没什么可以补充了。我的创作过程都是很混沌的，写作只靠一鼓作气，听别人分析我的作品时，常常很惊讶，也深受启发。但当别人问我是否意味这个或那个，我只能说“可能是”。

庄园：你如何为自己的写作划分阶段?

严歌苓：我想该分为出国前和出国后。当然还有一个启蒙阶段，其实是玩票阶段，那是在写作初期，还没有认真把写作当成毕生的谋生手段。

庄园：华裔艺术家中，我最推崇的是你和李安。你们的作品有个共同点，都有一种超越文化冲突的坚韧的诗意。对李安的作品和成就，你怎样评价?

严歌苓：李安的电影除了一部之外，我都非常喜爱。他是一个最懂人性的艺术家，因此才能抓住超越文化种族的人性基本点，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他都能略去其表，关照其内，创造出东、西方人都感到真实的各个种族的人物形象。这和他的平常心也很有关系，称得上宠辱不惊。

庄园：有评论者认为你突破了华文文学创作的许多局限，比如对国家、民族主义、乡愁等主题的狂热迷恋，从而代表了一种崭新的写作方向并具备深长的写作远景。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你有怎样的思考?

严歌苓：大概我没有那么自觉地寻找主题。我只对人物和故事感兴趣。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就想把它好好讲出来，找一个好的形式来讲，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有趣的故事说到底，都是能最深地体现人性的故事。或许正是因为它揭示人性，我才认为它是个有趣的故事。一个表面上体现文化冲突的故事，也许根底还在人性上。不把握这一点，写文化冲突的故事往往会把其他种族写得平面。过去好莱坞的电影里都妖魔化东方人，正如今天我们有不少作品把西方人当猴来展现。

庄园：你现在经常回国吗?一般是回来处理什么事情呢?

严歌苓：是的，我常回国，主要是因为父亲在国内，也有一些资料研究需要在国内做。还有就是情感上的原因，中国人的乡土观念是最强的。所以我必须每年有几个月生活在国内。

庄园：你对写作的环境和条件有特别的要求吗?

严歌苓：没有特别要求，就是需要充足的睡眠。所以我是不过夜生活的人，每天晚上早早就躺在床上读书。偶然熬夜，就是作品完成了，可以少睡了。

庄园：现在的双语写作进行得如何?

严歌苓：我的第一本直接用英文创作的长篇小说明年春天在美国出版。觉得很受鼓励，接下去要写第二本，规模将要大一些。

庄园：文学小说与电影剧本之间的写作，能穿行自如吗?

严歌苓：我现在很少写电影剧本。我觉得我的才华主要在语言上，电影剧本用不上。并且写出来的剧本不一定能拍，这就更减少我的积极性。

庄园：具体描述一下你的日常生活，好吗?

严歌苓：我有两种生活，一种是写作状态的，一种是休息状态的。处于写作状态我的日常生活比较单调，我也很自律，常常要牺牲很多好玩的活动，唯一的调剂是烹饪和运动，晚上睡觉前读读书。

一旦一个作品完成，我就会放任自己一个阶段，作息时间也自由了，哪里有热闹就往哪里凑。看电影一看好几部，喝酒聊天也可以到深夜。好在我写什么都很快，《扶桑》写了两个月，英文小说也只写了两个半月。最近完成的长篇《第九个寡妇》篇幅较长，我写了两个月也就完成了。我喜欢苦乐对比悬殊，干什么都尽兴。

200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