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里尼虽然不是当前电影创作中思想最深刻的电影制作者,但无疑是最迷人的电影制作者之一。虽然他的影片有时未能击中要害,但是从来都能使人眼花缭乱:它们在内容上的欠缺,往往由于纯视觉的美和光彩而得到了补偿,并有过之而无不及。
费里尼以轻逸、迅速、确切、可视性、多义性的艺术风格而闻名。费里尼很少用长镜头,因此他的电影节奏很快,但是充满了象征和隐喻。在一些现实主义影片,可以看到导演对于人物的关怀和深厚的感情。他的电影主要都是在摄影棚中完成,虽然道具和布景看上去欠缺真实感,但是却有一种超现实的魔幻感觉。
在书里可以目睹费里尼的电影制作过程,目睹他们个人经验的形成,更清晰地看到他们如何抓住一闪而过的想法,把这些想法一点点充实,发展成后来我们接触到的影片,并对他的艺术风格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费里尼那儿,我们能找到一切,又能找到一切的反面,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对节日和爱的感觉、圣宠和诅咒、阴和阳、男女之间分离、纠缠和融合——总之银幕上的生活永远都指向让人迷惑和发慌的面具、倒影……共时性让我们的道路在想象中交叉,而且只有它不会说谎。
费德里柯·费里尼曾说是好奇心驱使他每天早晨醒来。同样也是好奇心让我对他产生了爱戴,我要讲述的就是自己对他这种近乎绝望的探寻。现在,这个唯一把生命、创作和禀赋的神秘力量集于一身并发挥到极致的人,长眠在里米尼的地下。天空已经对他关闭,但我们的目光和心灵依旧向他敞开。所有向大师告别的那些话语、文章和头条报道,似乎都想挽回他那逃跑一般的早逝。似乎费德里柯·费里尼宁愿长眠也不想继续创作了,面对长期委靡的意大利电影、电视上播放的粗俗影片和人造传媒的自娱自乐,他无能为力。
我的面前是一张费里尼在拍摄现场的照片,他端坐在摄像机后面,头上一成不变地戴着帽子,面露微笑,看上去很轻松。他透过摄像机这个庞然大物的镜头看着电影画面。在这幅照片里有某种符合职业精神的东西,甚至和手工制造业差不多。就像埃皮纳勒的面包师或细木工一样,照片上的费里尼表现得像一个梦的制造者,一个平凡的制图手工匠。制造电影是一个职业,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朱丽叶塔·玛西娜(Giulietta Masina)希望他在电影城第五摄影棚接受罗马人民最后的致敬的要求,那里有为《访谈录》绘制的蓝色背景。这幅画面在电视上的出现让人难以接受,因为它使我们以一种直接的方式看到了诗人的死去,同时也意识到一个绚丽壮阔而又严肃审慎的电影时代的终结。
人们在很多地方拍过费里尼的照片——弗雷格尼海滩、卡尔卡拉公共浴室、奥斯蒂亚遗址等等,这些都是工作照,因为费里尼就像那些时刻准备出发的人一样,总是在拍摄。但他在罗马电影城的照片是最具表现力和说服力的。我想到他逝世时《新观察家》杂志的封面:费里尼坐在椅子上,面对着著名的第五摄影棚赭色的墙,当时正在拍摄《阿玛珂德》。他就在那里以这样的方式永存着:电影浸透、激活、占据了他的一切。 、
费里尼从事的电影事业是一柄双刃剑:它赋予艺术家权力,但又比其他艺术更使人受制于成功的法则。电影应该竭力去取悦人,而现在越来越明显的要求则是把自己卖出去。一部好的电影要用卖座率来证明自己。费里尼之所以成为费里尼,是因为《大路》和他的诸多影片一样,市场“一路畅通”。而当他的作品变得难懂甚至深奥晦涩时,公众开始不乐意了,电影公司也要他再三请求才肯投资。长期以来,人们都以为费里尼凭借才华和威望逃避了某种市场规则的束缚,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杜里奥·凯兹写的传记中经常会描述到他同制片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没人知道完美的影像需要付出多少劳动。人们说起过这样一件事:一天,费里尼对他的助理们大发雷霆,因为午餐休息后,在拍摄《卡萨诺瓦》的现场,没人注意到接下来的拍摄场景与之前的并不衔接——原来留在桌布上的葡萄酒污渍已干,却只有费里尼留意到了这一点。他亲自下场,专心致志地将布景重新复原。创作,再创作,像达那伊德的水桶一样永不停息!
创作主宰着费里尼的整个人生。我们可以说他马不停蹄地工作,并且像其他伟大的导演一样,似乎在自己的艺术里寻觅着某种东西。是母亲,还是父亲的领地?这个理想而安全的地方是他的童年所不能给予的,因为孩提时代他的家庭迁徙无定。这个梦想之地,他亦从未在自己的电影中寻得,仿佛他自己也深深地感觉到了不可能。
我想谨以此书略表敬意。费德里柯·费里尼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长久以来,我试图去读懂他。透过他的所有作品和留下来的照片,我重新认识了他。最后的这些照片刊登在他去世时的《巴黎竞赛报》上:费里尼的手,和毕加索的手惊人地相似,而他也热爱这位画家,梦想之一就是能和他一起去游泳;费里尼的微笑,生动但已露病容,拍摄于他去世的前一年;还有在家中的费里尼,1992年10月25日他和朱丽叶塔度过的一个秋日的星期天。他尽管忧虑,却面带微笑,和蔼地与我交谈。
游泳、飞翔和各种元素融合在一起。费里尼的影像总是围绕着两个地方:大海和城市。而庆幸的是城市依然被大海环抱,如同里米尼,或是奥斯蒂亚河口围绕的罗马。大海是幽灵和怪物的出没之地,它们和神秘的爱情一样令人焦虑。因此,需要建造一座更加安全、像贝壳般坚固的庇护之所,一座女人的城市,男人不是被放逐到那里,而是像陌生人一样置身其中。这座城市没有了其他城市里常见的规则,也不会再有男人和女人之间那奇怪而永不停歇的战争。P1-3
我知道台湾远流电影馆丛书和万象电影丛书很是受到内地一些朋友的喜爱,每次碰到内地一些热爱电影文化的读者以及电影界的专业人士,他们总会和我谈起这两套丛书,一方面抱怨其定价如何高昂,让一般人感觉负担太重,另一方面又多么以收藏全套图书为荣。
这两套丛书我都打头阵出了第一本,同时担任其编辑委员和顾问。虽然我觉得一些书的内容水平参差不齐,但仍然为其总体能在内地造成如是回响感到高兴和鼓舞。事实上,这些书的确曾为风起云涌的台湾地区精致电影文化提供坚实的年轻观众后盾。每个电影运动,都有强大的评论和学术力量在支撑它,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到法国新浪潮到德国新电影,以及中国台湾新电影,无一例外。
电影评论的青黄不接、电影运动的陨落,似乎也和电影文化的渐趋式微息息相关。当年我们策划电影丛书,就是有感于台湾地区电影文化的荒芜,年青一代在时代的洪流下,芜杂地鲸吞外来消费信息,什么都是现下、快速的经济行为,连娱乐和文化也不例外。整个社会在现代化和外贸的脚步下轰隆轰隆前进,文化、历史、教养、礼仪敬陪末座。年轻人勇于接受西方思潮及炫目的发达国家的文化和习惯,对传统不屑一顾,对美学、文化等历史积累没空消化。膜拜速成、快捷方式、抄袭、剽窃成了新的英雄成功哲学。当时我曾撰文说:“股票市场,通俗文化,每天每日上演着斯文扫地、尊严丧尽的通俗连续剧。知识分子带着受伤的心情,羞辱又无尽地复习失落感……我们真的要活得如此猥琐蹇促吗?”
所幸曾有那么一批知识分子,真诚而互相鼓励地对抗沉沦的文化倾向。在那个年代,它是一股清流,一种异数。台湾地区电影文化的深耕曾经影响了许多青年投入这个行业。那时的电影人不以谈美学不谈电影市场为耻,愿意真诚地为电影文化付出;那时的导演不忙着高标自己世界大导演的位置,肯虚心而真心地面对理想。于是远流的电影馆丛书从电影技术到电影历史到电影美学,一本一本地出,而万象除了电影史丛书外,也不畏厚重地端出塔尔科夫斯基、基耶斯洛夫斯基、文德斯这些看似不易消化的艺术大师译作。
台湾地区电影于是有那么一段黄金岁月,出了几部至今看来仍经得起考验的作品,而在文字领域及电影文化的积累上也不曾缺席。然而,历经台湾地区的经济风暴,万象停摆,远流也关了它的电影馆,虽然我在城邦的麦田又重新开启电影馆,但台湾地区新电影已濒于死亡。
令人惊喜的是江苏教育出版社愿意接下这个棒子,继续出版电影馆丛书。这使我非常有信心。除了详尽地规划我们未来在创作者、电影史、电影美学乃至专业技术等方面拓展电影馆丛书广度外,我也为之联系国外最好的作者及译者以进行深度耕耘。我们着重以美学的基本功打底,也会提供大跨度的历史研究,此外,各种在当代电影及电影史上发光发热的个别著作(auteur——导演、编剧、摄影等)我们也将陆续成书。
中国电影文化源远流长,2005年是中国电影100年庆,仅以此系列丛书,献给曾在这条百年路上耕耘过的所有人,期待中国电影进入另一个辉煌的年代。
200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