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翔实的历史材料出发，以雄浑的构思记录了中国明朝兴衰的历史过程。在洞察世态人情毫末的基础上，探索了明朝兴衰错综复杂的原因，散发着智慧的炽热光焰。

书中吸取历史学的观点和成果，避免枯燥繁冗的叙述方式；借鉴文学的叙述与神采，但没有虚构的情节。从而赋予历史以活力，在历史的花岗岩中融人道德的激情和审美的诗意，有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度和风范。

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于南京，建立明朝。同年元朝灭亡。明朝初期，帝国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鼓励垦荒，进行屯田，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力空前强盛。然而，自明朝中期以来，开创于帝国初期的那一套基本体制，已显得僵化、落后，难以适应新的现实。于是，各种危机纷至沓来，令朝廷疲于奔命，穷于应付。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席卷大半个中国，而建州女真的崛起又对明廷的军力予以致命的打击。帝国的权力、财力、人力处处捉襟见肘。

崇祯皇帝，大明帝国最后一位天子，他的一生比起前任儿位皇帝——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可算是励精图治，奋发向上，颇有中兴之志。但他一直生活在帝国无可奈何的衰朽和灰暗中，伤心地目睹着祖宗的基业被蚕食的全过程……

总序

引言

第一章 崩溃的前奏

正德皇帝

嘉靖皇帝

隆庆皇帝

张居正的时代

首辅身后凄凉事

万历帝亲政

三十年不出宫

辽东守战

加征

第二章 荒唐岁月荒唐事

国本之争

猝死的泰昌皇帝

移宫案与红丸案

沈阳失守

魏忠贤的时代

二十四大罪

血洗“东林”

登峰造极

第三章 中兴之梦的破灭

信王由检

崇祯登基

诛杀阉党

倪元璐出头

内阁大换血

大清洗

第四章 后金的挑战

宁锦大捷

袁崇焕复出

毛文龙被诛

大冤案

活剐袁崇焕

长山、大凌河之败

叛降

皇太极入侵

第五章 步入深渊的内乱

杨鹤抚陕

山西征剿

陈奇瑜之败

中原大乱

凤阳之变

擒杀高迎祥

第六章 罪已诏

空空荡荡的国库

竭泽而渔

颓靡的士风

凋敝的陕北

第七章 深谷寒风

李自成受挫

张献忠兴盛

熊文灿的抚局

卢象升战死疆场

杨嗣昌督师

东山再起

松锦大败

亡国之君

第八章 大崩溃

李自成占据襄阳

张献忠攻克武昌

孙传庭出关

关中失陷

京师告急

凄凉紫禁城

天绝大明

附录 明朝皇帝简表

后记

再版后记

辽东守战

尽管逼死崇祯帝的是李自咸，但最终建立起新王朝的是满族人，即女真人。

在明王朝相当长的时期内，外族的威胁主要来自蒙古。辽东的满族还基本上构不成威胁。出乎意料的是，恰恰是辽东的这一不起眼的民族，最终入主了中原，在明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强大的清帝国。

满族的兴起和强大，正是在万历朝。万历朝在辽东问题上的严重失策，以及万历朝中央政权的式微，是导致后来满族入主中原的直接原因。

洪武初期，明朝不断用兵东北，打击北元残余势力，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简称辽东都司)，以辽阳(今辽阳市)、广宁(今辽宁北镇县城)、开元(今开元县城北之老城镇)为中心，下辖卫所，建立起以军统政、军政合一的体制。永乐年间，明朝又在黑龙江西来支流亨滚河(今在俄罗斯境内，名阿姆贡河)口对面的奴尔干，设立奴尔干都司，以镇抚女真等少数民族各部，护送朝贡。但至宣德(1426—1435)以后，奴尔干都司已名存实亡。明朝在女真各部也广设羁縻卫所，授其头人、首领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职，由其各统其部，分而治之，互相牵制。

明廷在东北的做法，一方面是想借适度的军威保持对女真的弹压之势，另一方面又通过授以官衔、给予贸易优惠(互市)等恩惠手段，来笼络住女真各部的首领，并由此间接控制住其所属各部。这一统治模式的关键，在于能否控制住女真首领。每年的冬天，明朝官军往往借“烧荒”的名义，深入女真各部，接见各部首领，赏赐各种物品，让他们在感受浩荡皇恩的同时，诚心诚意地替天朝出力，护边安疆。不难看出，明朝对女真各部的统治，能否有效维持，一方面取决于朝廷派驻东北的长官能否熟练而有效地行使这套驾驭之术，另一方面，也要取决于女真部落能否长期安于现状，有没有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因此，其基础是十分脆弱的。

至万历年间，这两个方面恰恰都出现了问题。长期经营东北的辽东总兵李成梁，举措屡屡失当。而此时的女真族，也正好出了个野心勃勃、才华出众的努尔哈赤。

李成梁，长期任辽东总兵一职，替朝廷经营东北。他是个名副其实的“东北王”。辽东的财政，他几乎完全垄断。军赀、马价、盐课、市赏之类，也由他一人说了算。其中到底有多少入了私囊，更是无人说得清。全辽东的商民之利，他也尽笼入己。由于经济实力雄厚，他就有条件用重金结交朝廷要人权臣，礼送得重，交情自然就深。那些要人权臣，便个个夸他好。就连万历皇帝，也对他另眼相待。他的儿子个个得以封官，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桢、李如樟、李如梅，都是总兵官，其他如李如梓、李如桂、李如梧、李如楠也官封参将，可谓是一门虎将。他的部将，也多是私人亲信。

在辽东，李成梁几乎建起了一个独立王国。辽东总兵这个职位，好像就是专为他设置的。一旦换了别人，就难以胜任。如在万历十九年(1591)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李成梁一度被调离此职，但其影响力仍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致于他的继任者根本无法真正行使职权。十年之中，辽东换了八帅。无奈之中，朝廷大概也看出了辽东问题的症结，认识到了李成梁在东北的法力，加上其子李如松当时又是朝鲜战场上的主帅之一，便不得不又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干脆重新任命他为辽东总兵。当时的李成梁，已是76岁的高龄了。现在看来，明廷在辽东的这种体制，不可避免地使辽东的局面过分依赖于一人。万历时的辽东，可以说是成也李成梁，败也李成梁。’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嘉靖三十八年(1559)出生在建州女真苏克素护部的宁古塔穆昆。其祖父名叫场(或译觉昌安)、父亲名他失(或译作塔失、塔克世)，虽不是显赫的氏族贵族，但也大概是指挥使一级的头目。努尔哈赤十岁丧母，因受继母虐待，十九岁那年(万历五年，1577)就分居另过，自立门户。

万历十一年(1583)，李成梁带兵进剿建州右卫阿台部时，竞误杀了当时与朝廷关系不错的叫场和他失父子两人。一下子失去了祖父、父亲两位亲人的努尔哈赤，自然是悲痛欲绝。或许是出于内疚，李成梁父子此后一直比较偏袒努尔哈赤。在善后处理中，努尔哈赤得到了明朝的敕书二十道、马二十匹，同时世袭其祖父的头衔，被承认是建州左卫的头目之一。

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努尔哈赤起兵，开始了统一建州女真的战争。到万历十七年(1589)，努尔哈赤最终完成了对建州女真各部的统一，并一跃成为东北最为强大的女真领袖之一。

对努尔哈赤的崛起及其威胁，明朝并没有清楚的认识。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有两点尤为重要。一是朝廷明显受到辽东前线官员的误导。对努尔哈赤，李成梁先是扶持、纵容。当其崛起后，李成梁又产生畏惧之感，不敢采取断然措施，甚至还梦想借其力量安定女真，以致坐失良机。二是努尔哈赤也对朝廷极表“忠顺”，决不得罪朝廷，骗得了信任。到万历十七年(1589)，朝廷竟授予努尔哈赤建州左卫都督佥事一职。万历十八年(1590)，努尔哈赤第一次进京朝贡。万历二十三年(1595)，朝廷加爵努尔哈赤，授龙虎将军。万历二十五年(1597)，努尔哈赤第三次到北京朝贡。

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女真后，开始了对其他女真各部的吞并战争。当时的形势也对其十分有利。

P18-19

关注历史、研究历史的目的何在?西方史学家一直推崇公元前两世纪时的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的话：“倘若对过去的重大事件逐一寻根究底，过去的一切会使我们特别注意到将来。”而考古学证明，至少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商代，中国人就明白了这个道理。那时的史官们不仅要记录发生了的事件，还要预测将要发生的事件。他们选择龟甲来刻写卜辞，因为龟具有长久的寿命，见证过历史的沧桑，所以能够暗示未来的吉凶。中国是一个历史大国，也是文明延续性最强的民族国家，很大的原因在于这个民族强烈的历史意识，使他们一旦遇到重要的选择，便首先去翻阅史书。中国的文化传统认为，某个王朝一旦出现衰亡的征兆，上天和民众马上会抛弃它，将它变成新兴王朝的历史收藏，以供取资。《吕氏春秋。先识览》中记载夏桀迷惑暴乱，太史令终古便出奔投商。而当商纣王迷惑暴乱之际，内史向挚也“载其图法，出亡之周”。中国历朝历代的史官似乎有着一种自觉的意识：让历史永远服务于未来。

什么是重大事件?古代史书中记录的重大事件大多是政治事件，政治事件中最大的又莫过于改朝换代，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兴亡”。而中国人讨论“亡”似乎更有甚于“兴”。古代中国在战国秦汉之际发生过最为重大的转折。此前的夏、商、周三代都是享国超过五六百年甚至达八百年的氏族王国，但这样的国家毕竟是联盟式的松散政体。而经过战国秦汉的历史实践过程完成、确立的郡县制国家，才是统一的领土国家和全民国家。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样的国家体制如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2年起算，至清帝逊位的1911年，延续了2133年。其间有过二十多个统一或分裂；汉族或少数民族的王朝，但都奉行了郡县制度，因此我们不妨将他们视作一个中华帝国的不同届次的政府。只是这些政府的任期与更换方式与近现代国家不同而已。而他们开辟的国土、抟成的民族，创造的文化、锻造的性格大都被近现代的中国人继承了下来。

汉、唐、宋、明是中华帝国任期最长的四大王朝，这些国祚久长，创造过盛世的王朝，其衰亡更加具有历史意味。我们发现。尽管它们的灭亡各有原因，但有两个方面是相同的，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其一是这四个王朝的灭亡形式囊括了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两种形式：来自内部的分裂与来自外部的入侵。汉、唐亡于内；宋、明亡于外。当然，他们的灭亡都是内忧加外患，销磨积弊多年，才导致一个最终解决的方式。其二是这四个王朝由于制度的优越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成就，没有一个王朝是毁于一旦的。他们的代替者或是受其抚育的臣民，或是受其影响的地方民族政权。这些代替者无一不以他们的继任者自居，进行政治改革并修撰前任王朝的国史。这一点，与夏、商、周、秦、汉之间的推翻暴政，解民于水火式的革命很不一样。因此，汉、唐、宋、明留给我们的历史经验是最为丰富的，而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也是最为深刻的。它们是历史遗产最富有的王朝。

最后要说明的是：这套讨论兴亡的丛书只是历史通俗读物而不是学术著作，是三个大学文史专业教师不务正业的少作，代表着他们当时肤浅的文字趣味与历史见识，这次再版作了少许的修订。他们的目的只是用现代散文话语营构一个历史阅读场景，其中只有情节、人物、议论而不是规律、分析和理论。但他们相信，在这个全球风云变幻、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会有更多的国人想要了解我们的过去，关注我们的未来。正如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所言：“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历史，因为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惟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如果这套文字通俗但又不是戏说的丛书能够感发人们对国史的兴趣，便满足了他们再版的心愿。

徐兴无

199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余江涛先生约我撰写本书，我没有多想便应承了下来。当时心存侥幸，总认为以自己的所学来应付这样一本书，大概不会有太大问题。没想到提笔一写，竟断断续续用了3年，拖到1998年1月才得以付梓，大大出乎意料。

依原来的设想，本书应是一本以史实为基础，以深入浅出的笔法来描绘大明帝国衰亡过程并揭示其原因的史学读物。换句话说，本书应是一本由专业工作者撰写的却又要让一般读者读得下去同时又要喜欢读下去的作品。到具体写作后，方知这对专业工作者而言，也并不是一件轻松事，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挑战。道理很简单：一是因为专业人员长期以来已形成了一套所谓专业化的写作风格——其最大的特点似乎就是让非专业的读者既读不懂同时也没有兴趣去读，而且这种文风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二是因为许多历史问题确有较高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要把它们讲析到一看就明白的程度，也有很大的难度。因此，我在撰写本书时，虽力图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但多年以来养成的“八股”文风仍在时时作祟，并也肯定会在本书中的不少具体内容上有所体现。正因为这点，我很担心本书的写作手法会受到这样的指责，即专业工作者认为已经走得太远，而读者却仍觉得放得不开。不过，我始终认为在今天这样的大氛围下，历史工作者在这方面作些尝试是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迫切的。史学普及也应该是史学工作者的基本责任之一，如果做得好，不仅不会影响学术研究的水准，反而会赋予学术研究更大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对史学而言，人人都会讲历史固然是悲剧，但如果人人或绝大部分人都不读历史，则又是另一种甚至是更大的悲剧。

晚明史不仅内容丰富、头绪众多，而且争论也很大，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更多，因此也很难把握。在学术界，对如何评价晚明社会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而且至今仍未有定论。涉及到具体问题时，则分歧更多，众说纷纭。因此，本书中的许多观点甚至一些史实，仅是一家之说，绝非定论，但由于本书体例所限，无法在撰写时列出那些不同观点。同时，本书的篇幅虽有洋洋30余万言，但仍无法做到事无巨细、样样罗列而不遗丝毫，事实上至今也没有人能做到。因此，本书紧扣晚明史中的几个主题，侧重晚明史中的若干主线，力求全面详细地勾勒出晚明历史画卷中的主要内容。具体地说，就是围绕着晚明的两大忧患即外患和内乱来展开叙述。

历史之所以是历史，其首要条件是具有真实性。“是什么”和“为什么”是历史研究追求的永恒目标。要描述“是什么”并在此基础上解释“为什么”，则首先要依据真实的历史材料，而非其他。本书的史料来源，主要是《明史》、《崇祯长编》、《国榷》等正统史书，以及像《明纪北略》之类的笔记。另外，本书也参考了大量已有的明史研究成果，如李文治《晚明民变》、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袁良义《明末农民战争》、张德信和谭天星《崇祯皇帝大传》、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等等。限于篇幅和体例，本书无法在正文中一一详细注出，在此特作说明并致谢意。

夏维中

1997年11月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