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三部曲”是曼纽尔·卡斯特毕15年之功、集各家之长撰写的对于信息时代的思考，已经被翻译成20种文字。《认同的力量》是其“信息时代三部曲”的第二部，是对全球化与网络化背景下，国家、民族、社区与个人身份认同的阐述。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个中文第二版，是卡斯特2004年修订的。与第一版相比，第二版补充了许多重要的内容，如有关基地组织、美国“9·11”之后的国际政策走向、21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趋势等，是研究了解信息时代新动向的一部不可多得的专著。

提示当代文明系统之逻辑，理清信息化社会之意义，全方位展示了信息时代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及解决方法。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全面论述全球性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变迁理论，诠释当代新技术与新经济发展的力作：曼纽尔·卡斯特的三卷本《信息时代三部曲》。这是一套既深刻又浅显易懂的原创性重要著作。本书一经出版即在全世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到目前已经翻译成12种语言，发行量超过100万册。卡斯特因此被欧盟聘为经济顾问。英国著名社会学家，英国首相布莱尔的顾问安东尼·吉登斯如此评价此书：“此书堪与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相媲美。亚当·斯密为古典资本主义命名，卡尔·马克思为垄断资本主义命名，曼纽尔·卡斯特为信息时代命名。”曼纽尔·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古根海默（Guggenheim）会员，欧盟执委会委员。曾获得莱特·米尔斯奖和海伦·林德奖。适宜阅读人群 政治、经济、信息产业从业人员，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

2003年版序言与致谢/1

1996年版致谢/1

导言 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1

共同体的天堂：网络社会中的认同与意义/4

认同的建构/5

神的天堂：宗教原教旨主义与文化认同/11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想象的共同体还是共同体的想象/29

种族解放：网络社会中的种族、阶级与认同/56

地域认同：地方共同体/64

小结：信息时代的文化共同体/69

地球的另一面——反对新全球秩序的社会运动/73

全球化、信息化与社会运动/73

墨西哥萨帕塔：第一场信息化的游击运动/77

拿起武器反抗全球新秩序：美国民兵与爱国者运动/90

天启的喇嘛：日本奥姆真理教/106

基地组织、“9?11”及其他：假借真主名义的全球恐怖活动/113

“没有发言权就不要全球化!”：反全球化运动 /148

反叛全球新秩序的意义/164

小结：全球化的挑战/169

自我的绿化：环境运动/171

环境主义原创的多声部：一种分类法/172

绿化的意义：社会性议题与生态主义者的挑战/182

行动中的环境主义：碰触心灵、驯化资本、讨好国家、与媒体共舞/189

环境正义：生态主义者的新战线/192

父权制的终结：信息时代的社会运动、家庭与性/195

父权家庭的危机/198

职业妇女/215

深具影响力的姐妹情谊：女权运动/234

爱的力量：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的解放运动/259

父权制危机下的家庭、性与人格/276

父权制的终结? /295

全球化、认同与国家：无权力的国家还是网络化的国家？/297

全球化与国家/298

多边主义时代的民族国家/315

全球治理与民族国家的网络/320

认同、地方政府与民族国家的瓦解/324

国家的认同化/329

国家的回归/332

民族国家的危机、网络国家与国家理论/347

小结：宇宙之王、孙子兵法与民主危机/355

信息政治与民主危机/358

导 论 社会的政治学/358

信息化时代作为政治空间的媒体/362

行动中的信息化政治：丑闻政治/383

民主的危机/394

小结：重建民主？/407

结 论 网络社会的社会变迁/411

方法论附录/420

参考文献/441

译后记/487

图目录

图2-1 依据每个州的爱国者团体数量和准军事训练基地数量绘制的爱国者团体地理分布图，1996年/96

图4-1 意大利、联邦德国和瑞典的婚姻维持曲线：1934～1938年和1949～1953年出生的母亲的人数/202

图4-2 1960年以来欧盟国家中初次结婚比例的变化 /204

图4-3 部分国家经粗略估算的结婚率 /205

图4-4 按种族和人种划分的美国1960～1989年未婚生子妇女的比例 /208

图4-5 1960年以来欧盟国家中的生育综合指数 /212

图4-6 美国1920～1990年总生育率和出生人数 /213

图4-7 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增长和女性劳动人口的增长，1980～1990年 /223

图4-8a 按照就业类型计算的女性劳动力比例/224

图4-8b 美国1960～1990年已婚家庭中妻子参加工作的情况/224

图4-9 欧共体成员国中按照家庭状况划分的兼职妇女人数 /233

图4-10 同性性关系的不同方面之间的内在联系/263

图4-11 旧金山男同性恋者居住的地区/271

图4-12a 美国1960～1990年的家庭构成状况 /278

图4-12b 美国1970～1995年的家庭构成状况 /279

图4-13 按照是否在父母身边统计的美国1960～1990年18岁以下孩子的生活安排/280

图4-14 一生中发生口交的比例，依据性别分组/292

图5-1 一般的政府财政总负债（占GDP的百分比）/305

图5-2 制造业中的劳动成本，1994（美元／小时） /306

图6-1 美国新闻来源渠道的可信度，1959～1991年 /363

图6-2 美国不同时期发生腐败案的平均次数，1890～1992年 /386

图6-3 样本国家公民表示对政府很少有或完全没有信心的百分比 /397

图6-4 样本国家公民表示对政党很少有或完全没有信心的百分比 /398

图6-5 样本国家民众表示他们的国家由一小撮只顾自己的大利益集团所掌管的百分比 /399

图6-6 60个国家的公民对政府的印象（1999年） /400

图6-7 47个国家的公民表示他们的国家由民众的意愿所支配的百分比（2002年） /401

图6-8 对按照社会最大利益行事的机构的信任（2002年） /402

图6-9 全国大选中对主流政党的支持度，1980～2002年 /404

表目录

表4-1 1971～1990年各国粗略估算的离婚率的变动率 /200

表4-2 发达国家每百对婚姻中离婚率的演变 /201

表4-3 欠发达国家40～49岁妇女因为分居、离婚、死亡而结束第一次婚姻的比率 /203

表4-4 20～24岁从未结婚的女性人数百分比 /206

表4-5 各地区非婚生子女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率（各国平均率） /207

表4-6 发达国家中单亲家庭占（有未成年儿童和至少一位家长具有公民身份的）全部家庭的比例趋势/208

表4-7 由妇女当家的家庭的比例趋势 /209

表4-8 部分西欧国家1975～1990年家庭与家庭构成的近期变化指数 /210

表4-9 样本国家1990～1993年单身家庭占所有家庭的百分比 /211

表4-10 世界各主要地区的总生育率/214

表4-11 按照性别划分的参加工作比例/217

表4-12 按照性别划分的总就业人数/219

表4-13 1970～1990年经济活动率/221

表4-14 1970～1990年妇女经济活动率的增长率/223

表4-15 依据活动与信息密集程度排序的妇女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之比，1973～1993年/225

表4-16 各类别妇女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女性就业人数之比的增长率，1973～1993年/226

表4-17 1980年和1989年女性就业的职业分布情况/226

表4-18 1973～1994年兼职工作者的数量与构成/230

表4-19 依据性别与活动划分的自由职业占总就业人口之比/232

表5-1 经济与公共财政的国际化：1980～1993年的变动比率（以1993年的比例显示，其他年份则另外加注）/301

表5-2 经济与公共财政中的政府角色：1980～1992年的变动比率（以1992年的比例显示，其他年份则另外加注）/302

表6-1 美国的新闻来源渠道，1993～2002年 /362

表6-2 玻利维亚科卡邦巴居民的政治信息来源渠道，1996年 /363

表6-3 玻利维亚公民对于哪种机构代表他们的利益的看法 /382

表6-4 国内选举的投票率：近期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比较 /403

图表目录

图表2-1 反全球化运动的价值观和信念结构 /166

图表3-1 环境运动的类型 /174

图表4-1 女权运动的类型分析/252

抬起你的头，赶紧，

明亮的晨曦即将为你降临。

历史，有着无尽的痛苦，

但你不能不活下去，假如

勇敢面对，生活就不必如此继续。

抬起你的双眼，

天将为你破晓。

梦想

就要重生。

——玛雅·安杰洛(Maya Angelou)《早晨的脉动》①

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正在被全球化和认同的对立趋势所塑造。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重构，已经诱发了一种新的社会形式——网络社会。它的典型特征是战略决策性经济活动的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工作的弹性与不稳定性、劳动的个体化、由一种无处不在的纵横交错的变化多端的媒体系统所构筑的现实虚拟的文化(culture of real virtuality)，以及通过形成一种由占主导地位的活动和占支配地位的精英所表达出来的流动的空间(space of flows)和无时间的时间(timeless time)，而造成的生活、时间和空间的物质基础的转变。这个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其普遍的全球性，扩散到了全世界，一如工业资本主义及其孪生敌人——工业国家主义(industrial statism)在20世纪所做的那样，它撼动了各种制度，转变了各种文化，创造了财富又引发了贫穷，激发出了贪婪、创新和希望，同时又强加了苦难，输入了绝望。不管你是否有勇气面对，它的确是一个新世界。

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伴随着技术革命、资本主义转型、国家主义让位，我们在过去的25年里经历了集体认同强烈表达的漫天烽火。这些集体认同为了捍卫文化的特殊性，为了保证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和环境加以控制，而对全球化和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提出了挑战。它们的表达是多元的、高度分化的，因每一种文化的轮廓和每一种认同形成的历史根源不同而不同。它们包括了各种主动式的(13roacitve)、意欲在最根本的层面上转变人类关系的运动，如女权主义和环境主义。但它们也包括了一大批反应性的(reactive)、意欲构筑堡垒来保卫基础概念的运动，这些基础概念包括神、民族、种族、家庭和地域等，它们在千禧年仍然存在，但受到了技术经济力量和变革性的社会运动的联合夹攻。处于这两种对立趋势夹缝当中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同时也把以主权性的、代议制的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建构为基础的政治民主观念拖入了危机。更甚的是，新的、强大的技术媒体，例如全球性的、互动性的电信网络，开始被各种各样的反叛者所采用，从而增强和加剧了他们的抗争。例如，为了应对金融市场和信息流动的计算机化和全球化，国际环境主义者、墨西哥萨帕塔主义者、美国民兵(American militia)，均把互联网用作了一种工具。

而这正是本书所要探索的世界。本卷首先关注的是各种社会运动和政治，因为它们均起因于技术诱导的全球化、认同(性别、宗教、民族、种族、地域、社会一生物等方面的认同)的力量与国家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了引领读者踏上这趟饱览当代社会斗争和政治冲突景观的旅程，我先从一些可能有助于这次旅程的评论开始。

这不是一本关于著作的著作。因此，我不会讨论有关每一主题的所有理论，也不会引述本书所涉及的问题的所有出处。事实上，试图从学术上记录下，哪怕是表面上记录下，本书所涵盖的所有主题领域，都是一种矫揉造作之举。我在每一个论题中所用到的文献材料及其作者，我认为都与我在每一个主题下所论证的假设具有密切关系，也与有关一种更广泛的网络社会变迁理论的分析具有密切关系。对参考文献感兴趣的读者，以及对这些参考文献的批判性评论感兴趣的读者，可参看有关每一个问题的高质量教科书。  我所遵循的方法旨在通过连续不断地观察不同文化和制度背景下的社会运动，从分析实践中揭示出理论。因此，经验的分析主要被用来作为揭示事实的手段，也用来作为规范我的理论话语的方法，使我很难说出，甚至不可能说出，一些与观察到的集体行动实践相抵触的话。不过，我也尝试着在本卷有限的篇幅内提供一些经验要素，以便让我的解释更加合理，也便于读者自己做出判断。

本书刻意执著于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执著于浏览全世界社会和政治的万千变相。这种立场来自于我的这个看法，即塑造着我们的世界的技术经济全球化过程正在面临挑战，并最终会从不同的源头开始按照不同的文化、历史与地理条件进行转变。因此，在本卷中，我将把主题在美国、西欧、俄罗斯、墨西哥、玻利维亚、伊斯兰世界、中国和日本之间移来移去，这样做的目的，是想采用同一个分析框架来理解截然不同的社会变化过程，尽管它们在本质上也有着内在的联系。我还乐意在我的知识和经验的明显范围内，破除那种如今仍然统治着大多数社会科学的种族中心主义，因为我们的社会如今已变得在全球相互依赖、在文化上相互联系了。

谈到理论，我只想说：贯穿在本书中的社会学理论已经为了读者的方便被糅到了每一章的主题讨论当中。它同样被尽可能地与经验的分析融合到了一起。只有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才会给读者提供一份简要的理论补充，因为在我看来，社会理论是理解世界的手段，而不是知识自娱的目的。在本卷的结论部分，我将以一种更加正规系统的方式归纳我的分析，把每一章的不同线条编织到一起。然而，由于本书着重关注社会运动，且由于学术界在这一概念的含义上存在着普遍的分歧，因此，我给自己的社会运动概念所下的定义是：一种有意识的集体行动，它的结果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会转变社会的价值和制度。由于除了我们感受到的历史之外别无什么历史感，因此从分析的角度来说，社会运动也没有“好”与“坏”、进步与倒退之分。它们全都是“我们是谁”的征候，也都是我们的社会转型的路途，因为转型可能通往天堂，可能通往地狱，也可能通往天堂般的地狱。这并不是一种偶发之感，因为在我们的世界里，社会变迁的过程往往采取了各种狂热与暴力的形式，使得我们很难把它们与积极的社会变迁联系到一起。不过，这毕竟是我们的世界，是矛盾重重、千差万别的我们，是我们必须要去理解的事物，也是我们必然要面对、必须要征服的事物。关于这个世界是什么，我们是什么，请诸位鼓起勇气读下去。P1-3

2003年版序言与致谢

这是《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第二卷。本丛书提出的分析主题是新的全球社会结构——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与人们对这一社会结构所暗含的统治形式的反抗之间的矛盾关系。根据我对20世纪90年代社会趋势的观察，表现形式各异的文化认同（culture identity）是反对那些曾经编排过财富、信息和权力的全球网络程序的价值和利益的一个主要支柱。在全球网络和文化认同之间、社会制度，尤其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其基础受到了削弱，其合法性（legitimacy）受到了挑战。

我尽量避免做出任何预测，因为这超出了一名研究者的任务范围。不过，从2003年所处的观察优势来看，似乎在这个信息时代的黎明用来理解我们的世界的理论框架，对于搞清楚我们当前上演的一幕幕戏剧来说也有用处：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和全球恐怖网络（global terror networks）的兴起；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在全球化世界中支撑社会方面所起的作用；在一场维护全球公正的多维运动中抗拒无拘束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浪潮；在多元主义时代朝着一种新的制度形式即网络国家（network state）演变的、管理全球乱象的国家重建；一些国家尽管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但仍然把自己说成是主权实体的企图。

《认同的力量》完稿于1996年11月，出版于1997年10月。新版本完成于2003年4月，它更新和完善了早些年提出的分析，但基本的论断依然未变。然而，在写作第一版的时候，技术经济方面的社会转型趋势——我把它界定为网络社会的崛起——比反抗这种特殊形式的全球网络社会的举措更加引人注目。因为，按照我的理论方法，社会总是在它们的矛盾的、冲突性的变化中被我们所理解，我也确实觉察到了另类社会运动的各种萌芽，以及民族国家危机的各种征兆。不过，在我的作品中同样重要的是我的方法论原则，它反对任意推测和社会预言，力求在我的知识和能力范围内依据观察来建构理论。因此，尽管我分析过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种族动员、反全球化运动（例如墨西哥萨帕塔主义［zapatistas］）等各种反对新的全球无序状态的运动，但要完整地描画出这些社会运动的轮廓，并勾勒出国家制度在新的国际公共空间中转型的后果，则为时尚早。

如今，我们已经可以拿出证据来表明这一点，即出现了各种反对一元化逻辑的社会运动和政治挑战，而这种一元化逻辑在网络社会的初建阶段一直处于支配地位。这个新的版本有它自己的用处：更加完整地整合各种有关冲突性的反抗过程的分析，以及有关社会组织的替代方案的分析，而这种整合所依据的基础，则是对这些过程在世纪之交的发展所作的翔实观察。由于这个原因，我并没有全部更新本卷的资料和参考文献。写作这个三部曲以及本卷的目的，是提出分析，而不是堆积文献。因此，在我花费了15年的光阴来研究和写作这个三部曲的内容之后，我并无意在我的余生里继续追踪这些事件。有鉴于此，我没有给有关父权制危机（the crisis of patriachalism）的分析和有关环境运动（environmental movement）兴起的分析增加什么新的内容，而是让这两章保持原封不动。但我在那些既能够确凿无疑地证实以前提出的分析又能够获得对关键论点加以修正的领域，确实也进行了新的研究，做出了进一步的分析。首先属于这么做的领域，就是对反全球化社会运动的分析，以及对信息政治（informational politics）条件下的民主危机（the crisis of democracy）的研究。因此，我特意增加了对基地组织（al-Qaeda）的分析，它是一场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社会运动；还增加了对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运动的分析，它把不同的反抗潮流汇聚到一起，意欲倡导各种另类的社会组织方案（用它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因此是一种集体性的社会运动。事实上，网络社会并没有脱离开贯穿人类历史的普遍的社会规律：哪里有统治，哪里就有反抗，哪里也就有关于如何组织社会生活的各种竞争性主张和方案。我还进一步修改了我对政治合法性危机的讨论，这种危机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在全世界所有的地区都有所加深，并且往往是沿着我所分析过的路线逐步恶化的，这条路线就是：这场危机是和媒体政治（media politics）、丑闻政治（scandal politics）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和有待管理的议题的全球性与负责管理的制度的国家边界特征之间的日益尖锐的矛盾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个我做了新的工作——也就是说，需要对已经提出来的分析框架加以重新思考——的领域，就是在网络社会中研究国家问题。在我的三部曲的第一版中，我提出了网络国家的概念，用它来指代政治机构为应对全球化挑战而采取的变通形式。有一点已经很清楚，即民族国家并没有趋于消失，而国家的角色在我们的世界中也和在人类历史上一样，依然处于核心地位。不过，如今的国家和现代时期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并不属于同一类型，同样的，这种国家也区别于以往历史时期发展起来的其他国家类型。我把这种新型的（政治机构意义上的）国家从理论上归纳为网络国家，它由一系列互动主体的复杂网络所构成，这些互动主体包括民族国家、各种“多国家的”（conational）和“超国家的”（supranational）机构、区域的（regional）或地方的（local）政府，甚至也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NGOs），因为地方的和全球的公民社会很快变成了民族国家的挑战者，同时也很快变成了民族国家的合作者。在本卷中，我将进一步分析政治管理、政治统治和政治表达之间的全球相互依赖，也将尝试着提出用于思考新的国家现状的理论解释。

像所有的知识产品一样，本卷的第二版也打上了写作时的社会背景烙印。这个背景就是基于认同的挑战与不可阻挡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各类机构之间的公开冲突，前者的例子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全球恐怖网络，而后者则以近来惟一的超级大国的军事实力为靠山。这个背景还包括：尽管从全球网络社会当中产生出来的各种议题，均带有客观的多边特征，但惟一相对自主的民族国家即美国，却决心向着单边世界统治做最后一次奔跑。可惜的是，这种单边世界统治已经被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争端所包围，尽管有了英国人的携手相助，但一旦面对一个真正危险的、从来没有被全球统治精英当中的战略家和思想家玩弄过的新世界，统治者们就会坐立不安，犹如惊弓之鸟。

美国不去理解这个新世界，也不去寻找解决其问题的新途径，却决心利用它的以技术优越性为基础、从而以它在技术革命上的先行一步为基础的军事优势，来使这个世界适应于它本身，适应于它的利益要求，适应于它的思维方式、存在方式。这一点，我在第一版的分析当中并没有提到（但这点并不同于来自原教旨主义恐怖网络的粗暴挑衅，这种挑衅与我在1996年提出的看法完全吻合，尽管我不想预测任何东西）。从理论上说来，我研究了新社会结构的形成与扩展，但对各种主体的自主性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不过，我们知道，在社会理论当中，任何分析都必须把社会实践形成过程当中的结构逻辑（the logic of structure）和主体逻辑（the logic of agency）归纳到一起。我把这一原则放在了我的理论的突出位置，并且试图把这一原则贯穿于有关网络与自我之间、资本主义网络的力量与认同的力量之间、公司全球化与另类的全球运动之间的矛盾逻辑的讨论当中。但我也低估了国家的能力，尤其是最近的主权民族国家的能力，它们确实能够无视历史信号，重新垄断作为其存在根基的暴力工具，并且依靠扮演其国民和附庸国的保护者角色来获取国内的合法性，牺牲国际的合法性。一种单边的逻辑如何能够在一个多边的世界里继续存在下去，确实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但它的答案只有经验以及对经验的观察和分析才能在未来年份里告诉我们。但是，为了帮助引导这样一种分析，我在本卷中将会提出一些理论的反思，而引发这些反思的，则是对结构逻辑和主体逻辑在建构我们的世界的过程中发生这种基本矛盾的第一阶段所做的观察。

在对本卷进行修订的过程中，我继续得益于我的学生、同事和多家学术机构的支持。我必须承认他们所作的贡献，而我对他们所有人的感谢也应该采取公开方式。首先，我的感谢之情给予我的研究助手们，他们帮助我收集和分析了新的数据。他们都是我的博士生：杰夫·朱丽丝（Jeff Juris）、拉纳·托马纳（Rana Tomaira），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伊斯特万·欧利奥（Esteve Ollé），就读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远程大学（Universitat Oberta de Catalunya）。

我的许多同事也以他们关于本卷所涵盖的主题的评论、信息和建议帮助了我，尤其是：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费尔南多·考尔德伦（Fernando Calderon），鲁斯·卡多索（Ruth Cardoso），威尔马·法里亚（Vilmar Faria），埃米利奥·德艾波拉（Emilio de Ipola），尼可·克罗特（Nico Cloete），约翰·穆勒（Johan Muller），马丁·卡诺伊（Martin Carnoy），孙友琴（Youtien Hsing），费尔南多·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玛丽·卡尔多（Mary Kaldor），伊马·图比纳（Imma Tubella），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哈利·夏肯（Harley Shaiken），尼扎·阿萨伊德（Nezar alSayyad），罗纳德·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盖伊·本维尼斯特（Guy Benveniste），瓦伊尼·巴科（Wayne Baker），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皮卡·西蒙尼（Pekka Himanen），马加里·桑切斯（Magaly Sanchez），比什·桑纳尔（Bish Sanyal），威廉·米切尔（William Mitchell），道格拉斯·马瑟（Douglas Massey），埃尔基·托米奥亚（Erkki Tuomioja），欧夫瑟·坎拉坦（Ovsey Shkaratan），纳西斯·塞尔拉（Narcis Serra）。

我同样感谢下面这些大学、机构和基金会，依靠它们的邀请，我得以有机会在修订本卷期间就本卷所提出的观点进行深入讨论。它们是：

南非高等教育转型研究中心（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South Africa）；

联合国玻利维亚发展项目（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in Bolivia）；

联合国智利发展项目（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in Chile）；

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

伦敦当代艺术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rts，London）；

哥德堡和斯德哥尔摩《艺术和建筑》期刊（Ord&Bild Journal，Goteborg and Stockholm）；

阿姆斯特丹巴里文化研究中心（Balie Cultural Center，Amsterdam）；

马德里马塞利诺·博丁基金会（Fundacion Marcelino Botin，Madrid）；

巴塞罗那企业管理高等学校（Escuela Superior de Administracion de Empresas［ESADE］，Barcelona）；

巴塞罗那地中海欧洲学院（Institut Europeu de la Mediterrania，Barcelona）；

柏林洪堡大学（University Humboldt，Berlin）；

慕尼黑大学（University of Munich）；

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University of Frankfurt）；

米兰伯克利大学（University Bocconi，Milan）；  莫斯科经济高等学校（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Moscow）；

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安大略皇家大学（Queens University，Ontario）；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

洛杉矶南加利福尼亚大学阿隆伯格通讯学院（Annenber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Los Angeles）。

我将同样愿意强调我的新学术环境对我的研究所作的贡献。这个新环境就是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远程大学（UOC）。我是2001年来到这里的，一到这里，我就寻到了我自己的认同之根。这给我推进我对网络社会的文化和政治维度的分析，送来了个人的激励和十分好的优势位置。我尤其要感谢副校长伊马·图比纳（Imma Tubella）和校长加布里尔·斐拉特（Gabriel Ferrate），他们给我本阶段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智力、物力和人力条件。

我还想重申我对埃玛·基谢廖娃-卡斯特（Emma Kiselyova-Castells）的个人歉意，她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一再容忍了我对这三部曲所做的无休无止的工作。我向她保证：再也不会有三部曲了！

最后，我的医生，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医学中心的彼得·卡罗尔（Peter Carroll）和詹姆斯·戴维斯（James Davis），值得我再表达一次谢意。他们替我赶走了我们都在与之战斗的病魔。

我特别希望这个实实在在修订过的版本所提出的分析，能够帮助读者理解这个十分麻烦的世界。

曼纽尔·卡斯特

2003年4月

于西班牙巴塞罗那

卡斯特的《认同的力量》是其“信息时代三部曲”的第二部。中文译本早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但当时引进的是台湾的版本。仔细对照英文原文，可以发现许多地方存在翻译错误、遗漏、表述不清晰等缺点，尤其是台湾的语言风格、专业术语的译法和大陆之间差别比较大，因此，大陆读者读起来十分艰难。利用卡斯特修订原书、出版第二版的机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决定重译此书。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个中文第二版，不仅补充了许多重要的内容，如有关基地组织、美国“9·11”之后的国际政策走向、21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趋势等，而且完全抛开台湾版的译文，重新按照大陆读者的习惯和学术规范，翻译了所有的内容。

本书的内容涉及面十分广泛。人名、地名、专业术语繁杂而分散，涉及到的国家及其语种也多种多样，因此翻译工作遇到了极大的难度。尤其是有关理论讨论的部分，行文十分晦涩，哲学色彩非常浓厚。在牵涉到的学科方面则更加多样，如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人口学、文化理论、军事理论，等等。几乎可以这么说，凡是社会科学，本书都有所涉及。在翻译时，要想完全符合专业的要求，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尽管译者的知识面有一定的哲学基础和经济学基础，而且尽量做出了一定的弥补，如附加译注、保留原词、请教专家、阅读相关文献等，但由于水平所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方家指正。在此，需要感谢顾锦屏研究员、李其庆译审、俞可平教授、杨金海研究员、边彦耀译审、蒋仁祥编审、李惠斌研究员、孙宽平编审、柴方国译审、鲁永学译审等在学术上和翻译上的指导，也要感谢杨雪冬博士、冯雷博士、赖海榕博士、刘元祺博士、陈家刚博士、丁开杰博士等好友的帮助。

本书基本上由我翻译，陈志刚博士帮助翻译了第四章，曹剑波博士帮助翻译了第二章第四节部分内容、第五章第六和第七节。对于他们的辛勤劳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全书均由我统稿和校对。

此外，翻译工作还得到了我的家人的大力帮助。尤其是我的爱人罗雪群，在我翻译期间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劳动，在此表示歉意和谢意。

曹荣湘

2006年5月于北京

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凡是读到某本社会学著作的人，都将眼前一亮、获益匪浅。本三部曲更加雄心勃勃、耀眼夺目，它教给了我们许多有关我们这个世界的事情。这一工程的始创者就是才华横溢的曼纽尔·卡斯特。如今，很少再有别的著作敢于把当前发生的如此之多的变化，纳入到一张全景图里头来考察了。这是一个不仅讲述全球经济，而且讲述文化剧变的故事。它是一个传说，不仅叙说了主权国家的衰落，而且叙说了新的权力基础的莅临。再者，它还是一场叙事，不仅关乎计算机技术和媒体，而且关乎这些力量在其中起作用的所有方式。

——安东尼·奥鲁姆(Anthony M.Orum)

《当代社会学》(Contemporary Sociology)

一部不可多得的巨著。在我看来，它对于当代社会的分析，至少对于一代人来说是最杰出的。

——弗朗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

《英国社会学刊》(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一个让人真正眼前一亮的成就。一位具有超凡把握能力的学者，耗费了毕生的心血，把纷繁复杂的资料归纳到一起，措建起了一座让人心悦诚服的理论大厦，对正在转变我们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的各种关系，例如进步与反动之间、全球化和分化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全面的描述。

——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

《洛杉矶时报》“星期日书评”专栏

(The Los Angeles Times Sunday Book Revi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