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王逸舟认为这是一本有助于消除误解的好书。该书不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而且由小见大、细微处见精神。相信不管是日本还是中国的读者，若都能认真阅读此书，好好想想里面的道理，定能不辜负作者谋求改善两国关系、加深民众理解的一番苦心。

作者在书中讲述有严肃含义的问题时，始终采取一种娓娓道来、引人入胜的叙说方式，比如作者从与杭州小商贩讨价还价的遭遇里看中日两国对待交易的不同方式，从日本旅行团成员的集体行动逻辑分析中日本不同的个体性与整体意识，从公众给陌生人的指路方式探讨不同的社会文化氛围，从中国东北一位老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惨痛记忆和上海个别年轻人对日本歌星的着迷观察不同代际的心理变化……可以说，这是一本同类作品中最好的一本著作。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王逸舟认为《日本人眼里的中国》是迄今为止他所见到的同类作品里最好的一本。不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而且由小见大、细微处见精神。希望读者秉持“兼听则明”的精神，不管是日本还是中国的读者，都能以开放纳谏的态度阅读此书。天儿惠教授认为：“日中间的最大问题是相互误解”。他的书通篇主题就是如何减少这种误解。但愿我们中国的读者能给自己提出同样的要求。

引言

第一章 21世纪中日关系与日本的展望

 一 如何认识现阶段混乱的中日关系

 二 中日关系的主要文件是怎样描述热点问题的

 三 中日双方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相互误解

 四 日本对“台湾问题”的态度

 五 对华经济援助的现实与问题

 六 如何思考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保障及中日美关系

 七 如何突破感情论和战略论的夹缝

 八 从中国的对外战略展望日本外交

第二章 日本与中国的人际关系

 一 互相理解的艰难——我的体验(自言自语)

信息障碍、政治障碍

对既得权益的执着

机会主义的人际关系

“历史问题”的重荷

中日学生会议的挑战

互相理解的障碍

 二 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国人——中国人的行动方式使然

似是而非的存在：日本人与中国人

感情表达方式的“不同”

以“个”生存的中国人与以“群” 生存的日本人

 三 他人眼中的日本人——“不可信赖”与“深情厚谊”

从数据看对日本人的印象

由现实的交流经验形成的日本人印象

中国人的纠葛

由于相处而变坏的日本人印象

第三章 中国的大国化与对日政策的演变

 一 怎样理解“中国的崛起”

中国变成综合“大国”

“软性国家”化的烦恼

作为“一党多元型体制”的国家形态

中国经济钠腾飞

伴随疼痛而发展的现实

中国强化经济依存与地区协调

入世与国际经济的接轨

市民的崛起

如何看待军事膨胀

中国是威胁吗？

 二 中国的“东亚共同体”构想

为了实现富强中国的现代化的优先战略

大国意识与大国外交战略

外交和发展战略中的日本

“对台战略”与日本

东亚共同体地区合作构想中的日本

北京奥运战略

第四章 超越威胁论与历史认识问题

国境障碍减少

开始超越国家控制的人与信息的动向

超越国家框架的外交

开始进入日常生活的“日本”

日常生活中的“中国”

日中人？

第五章 新时代的来临

 一 我对中国的未来怎样看

开始自信并重视权威关系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及今后的走向

邓小平型“领导政治”和“秘密决议”的界限

走出爱国主义、大国主义，走向国际化国家

 二 我对中日关系怎么看

从战略的角度观察国际关系中的中日关系

日本的亚太和平发展战略

超过“狭隘国家观”的尝试

形成人生观、价值观的是社会，而国家应该保护

这个社会

能否摆脫“历史问题” 的束缚呢

从两雄不并立到构筑双赢关系

尾声

中日间最大的问题是“互相误解”

不说好听的，不惧怕争论

中日“相处三原则”

后记

    中国人的纠葛

苦于“历史的重荷”的并不仅仅是日本人。如前所述，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印象占压倒多数的是与“战争”有关系的。住在东京的中国作家靳飞展望21世纪两国关系时，一边忧虑日本人对中国印象变坏的现象，一边主要强调了中国人的对日认识。他说：“中国人对日本与日本人的认识至今尚停留在以‘抗日’为主题的舆论工作的水平。因此，日本成为罪深恶极的敌国，日本人的印象被加工成为丑陋的东西。这种舆论宣传也成为中国人反日感情的导火线。因此为了21世纪两国的和平与发展，为了构筑友好的合作关系，中国人对日本与日本人的认识必须从根本上进行变革”。

中国人自身的这种声音在纪念两国关系正常化三十周年的各种各样的研讨会上时有所闻，虽然持这种观点的人为数不多，但我觉得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下面介绍一位与日本人有关的中国人的故事。刘彤(女性)家住西安，她就自己过去抱有的日本人印象作了如下的阐述。“的确，一提日本人，就会笼罩在日本侵华战争的阴影中，这个事实不可能轻易地抹去。面目狰狞的日本兵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这种场面也经常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日本兵惨绝人寰，屠杀儿童与其他无辜者。我敢说在场的人没有不怒火中烧的，我看了这个节目也是气愤填膺。”

但是偶然一个机会她开始学习日语，据说通过认识的日本老师、相互通信的日方人员、旅行时遇到的叔叔等，她心理发生了某种变化。“不知不觉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变化。随着日语学习的深入，再看到关于中日战争的节目时逐渐看不下去了，而有了要更换频道的想法。因为电视上说‘混蛋’、‘杀死’等台词的日本兵与身边又说又笑的日本人之间没有一点相似之处。……虽然愿望相反，与极少数否认过去悲惨历史的日本人一样，我有时也产生了有消除这种不愉快事情的心理了。”

再介绍一位南京出身的同学的故事。“在故乡南京，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在去学校的路上，有一棵樱花树。这是为纪念中日关系正常化二十周年由姐妹都市名古屋赠送的。日本与中国有过战争的历史，南京则与这场战争密切相关。最初大家都对象征日本的这棵樱花树抱有反感。然而八年后樱花树茁壮成长，每年到了4月樱花盛开时，过往的人们都为美丽的樱花而陶醉。樱花已在南京扎了根，并努力溶入我们的心中，似乎稍微缓和了我们对日本人的印象。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去北京开始学习日语，在那里遇到了一位日本籍老师，他默默地寄钱给中国的“希望工程”(扶贫计划)。在参加老师家里举办的例行宴会时，我发现了来自贫困地区孩子们为老师写的感谢信，当时的情景令我至今不能忘怀。我感到在那里超越了国籍不同的障碍，体现出大家共同生活、相互信任的精神。……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扩大交流范围，开诚布公、以心交心。正是南京的樱花和与那位老师的相处才能打动人心，才真正称得上是‘以心交心’。

为培育这种人才而进行的地地道道的努力对于两国的将来是多么有意义！的确，正如靳飞指出的那样，进行“抗日”宣传的结果使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大大走样。但是，那么日本和日本的政治家们对这种变化的“现实”又是如何反应的呢？例如，尽管韩国、中国那么反对，却“毅然决然”地强行“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是不是让他们觉得“日本人仍然……”而再一次关闭了希望改善关系而打开的心扉呢？这至少是对“萌发的信赖感”泼了冷水。

    由于相处而变坏的日本人印象

孔子的直系后代孔健生活在日本，结识了很多日本人，他对日本人的印象很不好。他说：“中国人易于坦率地表示自己的态度和意见，日本人却相反。日本人什么事都是先观察对方的表情，了解对方的立场、观点，尽可能与对方和平相处，避免纠纷。一般而言，日本人不信任外国人，而其本身很虚伪。……尽管如此，日本人仍然追求人类与自然的调和，在优雅的环境中堂堂掩饰其虚伪性。另一方面，磨磨蹭蹭地不能当机立断，软弱、胆怯、无常、吹毛求疵，这些都是日本国民性的典型表现。”

这些观点很片面，但是的确也有一定的道理。有一个中国人在对外贸易公司工作，与日本人打交道，加深了对日本社会的了解，对日本的印象很好。但是据说后来有一次为商谈有关事宜访日，由于价格无法妥协，谈判没有成功。当时日方老板不置可否、态度暖昧，最后伪称不在家拒绝见面。这件事让他改变了对日本人的看法。他坦率地指出“日本人不能开诚布公、不信任对方，结果通过谈判反而产生了不信任和疏远的感觉。”

还有一个从事日语教育的中国老师感叹，日本人表面上说得好，要帮忙，但事实上，请他帮忙时却说自己“很忙”等等，找各种借口推脱。对于日本人的这种态度心里感到无比的寂寞和悲伤，十分清楚日本人在表面亲切的背后隐藏着虚伪。……‘日本人的真实想法’，其他人是不得而知的，其中隐葳着只考虑自己的利己主义。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时，我完全失望了。……在经济高度成长的背后，日本人潜伏着精神危机，虚伪、利己、空虚导致了人们精神的崩溃”。这些指摘听起来非常刺耳。

孔健本人不断往来于中日两国之间，他对日本的评价也相当辛辣。“在日本，钱就是一切。因为人的心理无法解决社会问题，如果公司倒闭、得病、入院，大家就完全被社会抛弃了。这种神经质的恐怖多感症随着日本经济的发达而日趋尖锐，人们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激烈的生存竞争使日本人的心胸变得狭窄了，疑神疑鬼，对什么都不信任。在日本，猜疑助人为乐的人别有用心，不信任人沦为一种高尚的情操。……首相怀疑大臣，上司怀疑部下，妻子怀疑丈夫，左邻右舍相互怀疑，国家(内幕)宛如可疑的团体，我们外国人简直无法理解。怀疑的结果是人人伪装，出门则要带假面具，不诚实，内心世界也不向人诉说。因此中国人称日本人为‘鬼子’是有道理的。

正如我在前一章讲述自己经历时所说的那样，基于“为了生存的竞争”、“政治的压力”，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中也充满了疑心和相互不信，导致一切“向钱看”。因此，我认为孔健对日本人的看法有偏见，是走极端。但的确与我的青少年时期相比，当今的日本社会变得更令人不安，生活也失去了宽容，人们的互信越来越少了。

如果双方相互了解，却仍然“不可信赖”、“讨厌”，那么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例如“最起码的相处”、“构筑使摩擦降低至最低程度的机制”，等等。因为中日关系至少在各个领域的交流都得到了扩大。最糟的莫过于基于“偏见”和“误解”批判对方，持续“相互憎恨”、“相互对立”的状况。当然我不是消极地而是积极地理解他的观点，那就是他的动机是解决问题，是如何使“日本成为有魅力的国家”，“如何建立中曰之间的互信关系”。

           P112-P117

    序言——一本有助于消除误解的好书

日本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天儿慧教授的著作《日本人眼里的中国》，即将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发行。不夸张地讲，此书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同类作品里最好的一本，它不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而且由小见大、细微处见精神。我希望，不管是日本还是中国的读者，都能认真阅读此书，好好想想里面的道理，不辜负作者谋求改善两国关系、加深民众理解的一番苦心。

现为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的天儿慧博士，是一位优秀的中国问题专家，长期以来一直为两国的学术交流和相互理解奔波努力。20世纪70年代初攻读博士学位的他，已对日中之间的交往和中国本身的情况发生了兴趣。1976年第一次访华时，年轻的天儿慧便为耳闻目睹的一切与他原先想象之间的反差感到吃惊，从那时起他下决心把自己的前途与中国问题的探索联系在一起。1980年代后期他还在日本驻华使馆做过两年的研究工作，从政治、社会到语言、心理等各方面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1990年代以来，天儿慧一直在大学任教，先后出任了好几所大学有关中国问题的专任教授。这十几年间，他开设了多种课程、讲座和研讨班，全力培养日本和中国的年轻学子，用各种办法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他还利用自己与日本外务省和企业界多年形成的良好关系，争取到有关中日学术交流的好几项课题和经费；他与毛里和子(早稻田大学中国问题著名教授)等人合作，牵头搞了亚洲学术合作和地区一体化研究项目，邀请中国、韩国及东盟一些国家的学者参与，倡导“亚洲意识”的学术自觉。几十年间，在研究领域，天儿慧教授有多部有影响的著作问世，是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界的高产作者之一，单看书名就知道他的兴趣所在和成就之丰：《中日交流25年》、《中国的21世纪》、《中国：改变社会主义的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实事求是看中国》和《日本人眼里的中国》。尤其厉害的是，他与中国的国际问题学界也有很好的交情，特别是这边的中青年学者，几乎没有他不认识、没有交往过的人；不久前聊天时，我还跟天儿慧开玩笑，说他比我们圈内的人还要熟悉中国的情况。

《日本人眼里的中国》的一大优点是叙事简明，很会讲故事，大道理多半是由具体事例引出来的。比如作者从与杭州小商贩讨价还价的遭遇里看中日两国对待交易的不同方式，从日本旅行团成员的集体行动逻辑分析中日本不同的个体性与整体意识，从公众给陌生人的指路方式探讨不同的社会文化氛围，从中国东北一位老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惨痛记忆和上海个别年轻人对日本歌星的着迷观察不同代际的心理变化，从日韩合办世界杯带来的国家间政治气氛变化讨论体育外交、民间外交的重要性，从日台民众和政客处置对方事务的具体做法讨论两者之间“特殊政治关系”的形成原因，从他率团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各种细节、到关于这场大屠杀死难人数的不同统计数字，再来分析有关战争记忆的各种符号及利害关系。书中对于流行于两国的很多说法也有不少独到的批评；例如，对中国人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日本人的“耻感文化”，作者有保留地赞同了多数专家的分析看法，提醒人们不要做简单化的结论。篇幅关系，我不打算一一细数书中的精彩章节和发人深省之处，只想强调，作者在讲这些有严肃含义的问题时，采取的始终是一种娓娓道来、引人入胜的叙说方式，仿佛与你面对面做平心静气的探讨。我以为，这才是高人论道，有它独特的美感与渗透力；不论是否完全同意作者的判断，你不能不为他的细致耐心和说理方式所佩服。对比之下，我们的很多著述和宣传过于死板，只是会说与官方尺度一样的大道理，很难让人有生动的印象。我希望年青一代的中国研究者不要再犯这种毛病，希望我们的学术理论作品看上去有“人的面空”。这方面，《日本人眼里的中国》是一个好的参照读物。

阅读天儿慧教授的著作，回忆与他的交往和听到的各种传闻，最让我感动和深思的是他外表的乐观从容和他内心偶生的悲观意识。天儿算是几十年如一日始终致力于中日友好的思想者，是一个愿意讲真话、不屈就任何一方偏见的学者，他平日给人的印象总是豁达大度、乐观处世。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教授，在日本和中国两边都有让人扼腕叹息的遭遇和不被公众及官员理解的时候。他虽尽全力找出中日相互误解形成的原因，努力改进这种状况，却经常感到无可奈何、倍感乏力，书里也多次流露出惆怅迷茫的“悲观主义”。近一时期对他的这种悲观我也有同感。从1990年代初首次去日本，至今我已到过日本不下三十次，多的时候一年有五、六次。可去得越多，越觉得自己捉摸不透现在的中日僵局，越是不知如何超越这种令人困扰的局面。想说的话大都说过了，我也看到中日两国那么多的有识之士做过高瞻远瞩且辟析人理的探讨。然而，严酷的现实并不以良好的愿望为转移，某些顽固不化但影响巨大的因素依旧张狂，政治主宰的、权力对抗的、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的逻辑，远比学术提示的、思想教育的、合作依存的、全球主义的命题强大得多。我可以想象天儿慧先生的难处。面对这种形势，一个做事认真、恪守真理的学者，可能是最无奈又最痛苦的人。无独有偶。不久前，我读到自己十分尊敬的陈乐民先生的一篇短文，也是讲对中日关系现状的困惑，里面回忆了他在1980年代与日本同仁的愉快交往与思想共鸣，谈到他对当下困境的不解。从陈先生和天儿的笔下，我能感受到一颗真诚之心。

最后想说的是，《日本人眼里的中国》毕竟是外国专家的著作，里面的视角和结论不一定完全为在中国的政治环境和文化传统下生长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尤其是那些带有批评意味的看法(例如作者对中国的军费问题、环保问题、诚信问题、腐败问题和台湾问题的见解)未必都站得住脚。但正如书的标题所提示，这些看法反映的是日本普通民众的认知；我想，它们也是中国处理对日关系时需要面对的现状，是国家关系的某种社会基础。我们没有理由不予重视。中国古代圣贤教诲道：“兼听则明”。我们的读者不妨秉持这种精神，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开放纳谏的态度坦然对待批评。天儿慧教授认为：“日中间的最大问题是相互误解”。他的书通篇主题就是如何减少这种误解。但愿我们中国的读者能给自己提出同样的要求。

是为序。

            王逸舟

           2006年7月15日

           记于京西紫竹院寓所

2003年夏，我又遇到了几件考虑中日关系时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一件是8月15日至18日的4天时间里，100多名中日学生(中方34名)欢聚一堂召开了“东京论坛”。另一件是8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关于“朝鲜问题”的中美日俄朝韩的北京“六方会谈”。前者的中日“东京论坛”是在正文中多次提及的中日学生会议，今年召开的第八届日方会议改变了原来的宗旨，特别是中方的参加者除了过去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这些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以外，还加入了北京理工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几所大学的10多名本科生。日方的参加者也由过去的中日学生会议执行委员扩大到参加论坛的普通学生。因此与过去相比，中日间学生交流的范围扩大了。

随着会议的深入，总会有矛盾出现，这次发生在会议第一天的晚上。预定在开幕式、基调报告结束后，晚上召开欢迎招待会，但中方在此之前召开“会议”，决定“不参加招待会”。其真正的理由我们是不得而知的，但当时正值日本战败纪念日，日本的几名大臣“参拜靖国神社”可能是原因之一吧？！此外，原计划在招待会上让中方女生会员身着日本和服，但中方却有人提出：“8月15日让我们身着日本传统服装，一定是有什么政治意图吧？！”我切身体会到，即使是日方主持的会议，中方也是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毫不妥协的。

从日方执行委员会来说，当时正是“盂篮盆会”季节，身着和服对确保代代木奥林匹克中心会场有利。另外，“和服计划”就好像日本人身着旗袍那样，让很少有机会身着和服的中国人穿和服不过是从好心出发临时想起的建议罢了。这里不便进行详细的说明，实际上中方的“行动也并非有条不紊”。“和服计划”的当天早晨，中方女生会员都高兴地说想穿和服，关于是否参加招待会，中方内部也出现了各种意见。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连已经持续15年以上的中日学生会议都未能与中方之间建立“信赖关系”，中日之间“相互误解”的障碍还很多。

尽管如此，我仍确信，与以前相比这次会议的收获是很大的。我参加了令人困惑的开幕式与闭幕式，反复强调了“大家可能是代表国家、代表大学来日的，但在这里我希望大家抛弃这种想法，每个人都代表个人、代表自己与身边的日本青年交流，说实话、交朋友”。正如本文叙述的那样，这个主意并非我自己的发明创造，但我确信这是迄今为止对于中日交流最欠缺、今后必须要加强的重要建议，虽然这建议提得有些晚了。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在日中国留学生说：“中国学生中间对先生强调的这一点评价很高”，这也许可以说是中国人中的对日意识开始发生重要变化的表现。

这个留学生还说：“会议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尽管如此，积极地考虑中日关系的学生仍然占了多数。刚来日本，对什么情况都不了解的中方学生立刻进入角色、展开讨论，容易使他们在无意识之中拥有‘中日谈判’的气氛与印象。当然在相互之间还不十分了解的情况下，谈心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交朋友却极端重要。因此，我们与同一分题会的日方代表积极地筹办了餐会，同学们有说有笑，女生们相互手拉着各自介绍自己的情况，男生们则互以哥们相称，加深了相互了解，大家一直喝到第二天早晨。我确信这种在上课以外的时间得到的友情、信赖非常深厚，而且是无可替换的。对此我非常高兴”。听了这一番话，我预感到中日青年交流正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另一件事是围绕北京“六方会谈”，感到中国的外交方式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邓小平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的时候，认识到中国自身在综合国力方面还不是一个“强国”，而强烈呼吁“以守为攻”、“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之后，经济发展、综合国力增强的同时，江泽民开始主张“大国意识”、“大国外交”了。这在正文中业已作了阐述。但这是还是将“发达国家首脑会议”揶揄为“有钱人俱乐部”，或者不积极参加维和行动等谋求“国际贡献”的行动，对参与世界事务的态度也不十分积极。  但是自从胡锦涛上台以来，中国对世界事务变得积极了。2003年6月，胡锦涛作为国家元首首次出席了在法国埃维昂召开的“西方国家首脑会议”。与此同时，从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后，围绕“朝鲜问题”中方开始展开了非公式活动，战争结束后即敦促实现了“中美朝三方会谈”，8月末，又实现了“六方会谈”。非常明显，中国在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问题上开始起主导作用了。以这次会谈为契机，40多岁的年轻的外交官、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开始崭露头角。展望“六方会谈”，有评论说将来期待着建立“同地区综合性安全保障协商组织”(China Daily，2003年8月30日)。由此可知，中国正是通过推动多方会谈以实现其“东亚共同体构想”的长期战略的。

对此，我国代表外务省亚洲太平洋局长薮中的表现又如何呢？他开口闭口都是“绑架问题”，而关于核疑惑等其他悬案或者将来地区安全保障应有的姿态问题，则一概没有“日本自身的积极的建议”。考虑到国内的情况与外务省将受到的严重抨击，无论如何对“绑架问题”都要全力以赴，以取得某些成果。我理解这对日本政府非常重要，但是尽管如此，对日本而言，“六方会谈”是围绕东北亚地区安全保障问题进行的第一次最重要的多方会谈，不能从大局阐述我国的战略目标总觉得非常凄凉。不过，这种多方会谈才刚刚起步，以后还要举办很多次，只要认真推敲有关方案，今后还是有机会可以慢慢实现日本自身构想的。

另外，9月上旬，我第一次“请了暑假”，去东北的花卷、盛冈、十和田湖旅行了三天。我深受高村光太郎的诗的影响，最近一次参观光太郎山莊(花卷)、乙女像(十和田湖)还是高中时期的最后一次春假，一晃38年的岁月已经过去了。映人眼帘的绿葱葱的田园风景与当时白雪皑皑的景色真是格格不入。这次不仅重温了光太郎，而且还游览了宫泽贤治、石川啄木的故里，观赏了文学碑，他们的诗、歌、童话直到今天都很有生气，最重要的是我对他们的“人生观”产生了共鸣。光太郎是以支持战争而留名于世的，而战后他却声称自己是“愚蠢的典型”，创作了诗“典型”以自诫，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扎根于当地农民之中，献身于农村改革的宫泽贤治则奔驰于宇宙、童话与理想的世界。而从对时代与自然的破坏不断发出警告的“啄木鸟”取名的石川啄木一直希望写作的主题是“明天”，抑制破坏、期待“明天”的石川的轨迹是极不平凡的。

虽然三人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各不相同，但是在热爱自然、热爱人类，与时俱进的同时，在为实现“理想”而奋斗不息这一点上他们却是殊途同归的，而我觉得这正是他们的伟大之处。旅行中突然想到的也是正文多次提到的“将日本改造为有魅力的国家”一事。实际上这就是在热爱自然、热爱人类的精神支柱下，时刻关心社会，在实现自己“理想”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社会形式。这次光太郎、贤治、啄木之旅让我想起了现代人往往容易忘却却非常重要的事。

本书的出版得到日本广播(NHK)出版社辻一三主编的大力支持。2002年7月，未尝见过面的辻先生打过来一个电话后就出现在我的研究室，他突然请我写一本关于“中日关系”的书。他说：“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与日本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关心如何认识与展望两国关系的读者很多，所以一定请先生写一本有关方面的书”。他这句话着实使我为难，因为当时我正在撰写别的文章，抽不出时间。在焦躁不安中，今年5月黄金周过后才终于脱稿。辻先生读了原稿后提了很多意见，我又按照要求进行补充修订。因为提出的要求涉及结构的本质部分，所以补充修订工作相当费时费力，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编辑结束。这令我想起了自己在40岁出头的时候，与某出版社编辑之间曾有过的同样经历。当时我就觉得书实际上是编辑与著者齐心协力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辻先生就没有本书。其次，进入印刷出版阶段以后，还承蒙同编辑部五十岚宏美的关照。此外，执笔过程中很多人为我提供数据、制作图表，提出坦率的意见，特别是阿古智子与前田圣子，小松俊介对我的幫助非常之大。在此对上述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关心中日关系的诸位特别是年轻人若能一读此书并给予批判、展开讨论的话，那对笔者将是无上的荣幸。

             2003年秋初稿

             2006年春校正

          于东京千川上水傍寓所 天儿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