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上海，裹挟着繁华旧梦的香风迷雾，于新世纪里何去何从？

生长于上海的文学评论家陈惠芬，以女性特有的敏感意识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学上海中所蕴含的城市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在想象上海的N种方法的条分缕析中，完成了文本分析到文化研究的顺利过渡。逻辑清晰的理论阐述辅以情感浓烈的文学表达，堪称上海文化研究中一次成功的书写。

本书通过一系列“文学上海”的文化表现，探讨了有关上海城市文化身份建构问题，使其在近你年来的上海(文学、文化)研究格局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突出的位置。内容分为两篇，上篇“想象上海的N种方法”建构起20世纪90年代文学想象上海的四种代表性模式，既是对文学现象的有力概括与文学经验的恰当总结，也是概念清晰、理论性强的逻辑分类。下篇“认同的吊诡和复杂”，是对上篇的深入思考和合理的逻辑演进，由想象上海的方法归纳分析追寻到想象主体即作家本人的身份分析，由“文学上海”的题材聚焦推进到“城市文化身份”的内涵阐释。其逻辑思路清晰地循着从文本到作家、从文本表层到文本深层、从侧重文学到侧重文化这一路数深化。20世纪90年代“文学上海”的文化想象，不仅具有文学审美的价值，而且富含文化研究的意义；不仅反映了作者个人的上海体验和认知，而且投射着社会群体心理的脉动与变迁；不仅认知着历史的和现实的上海，而且还影响和开创着上海可塑性的未来。

序一 方克强

序二 吴俊

导论：20世纪90年代“文学上海”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

上篇：想象上海的N种方法

一、纪实与虚构：想象上海的方法之一

二、日常和传奇：想象上海的方法之二

三、N城记/自我与他（她）者：想象上海的方法之三

四、“离去”和“归来”：想象上海的方法之四

下篇：阶层/差异：认同的中央电视台诡和复杂

五、“外来”身份和“精英”叙事

六、“老上海后裔”的历史建构

七、“新人类”的上海书写与认同

八、“城市地图”、《上海遭遇》：个人记忆和集体想象

附录：“到底是上海人”与上海认同

参考文献

有关上海描写作品要目

后记

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上海城市的转型和经济起飞，文坛和市场上出现了多部以上海为描写对象并引起广泛反响的作品，形成了一个可以称作“文学上海”的文化现象。令人瞩目的是，这些产生于“变动”时期的作品却大都不是从当下写起，而是‘‘时光倒流”式的追念。对某一消失的历史、某种失去的繁华的追寻占据了其中大部分的篇幅：

这个长故事要从旧上海开始说起。繁华如星河灿烂的上海，迷沉如鸦片香的上海，被太平洋战争的滚滚烈焰逼进着的上海，对酒当歌、醉生梦死的上海。那个乱世中的上海，到了现在人的心中，已经包含了许多意义，抱着英雄梦，想象自己一生的人，在那里面看到了壮怀激烈的革命；生活化的人，在里面看到了盛宣怀华丽的大客厅和阳光灿烂的大浴室；向往西方的人，在里面看到了美国丝袜，法国香水，外国学堂，俄国芭蕾舞；就是街头小混混，也在里面找到了黄金荣金桂飘香的q-国式大园子……

一个新音乐制作人，曾在淮海路街口摇着他那一头长发说“上海的三十年代好啊，那时候，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去做。”

我们的这个长故事，就是开始在如今是如此时髦的年代里。

这是陈丹燕《上海的风花雪月》①中《张可女士》一文的开头，她似乎希望通过这样的表述而显示出故事中人物所具有的历史感，以及作品本身和写作中的自己对于如今这个变得“如此时髦”的年代的某种“疏离”。而事实上，当她在《上海的风花雪月》中从“上海法国城”一路追溯到“1931’S咖啡馆”、外滩的三轮车、张爱玲的公寓、上海的狐步舞、有普希金铜像的街角……，几乎“复活”和“囊括”了这个年代一切“有意味”而令人想象的“场景”时，本身即已构成了关于这个“时髦年代”的重要部分。在有关“老上海”的书写中，《上海的风花雪月》并非是开风气之先者，却是最具时代效应的。媒体评介说：“陈丹燕多年生活在上海，不仅对上海了若指掌，而且对上海怀有极浓烈的感情。当这些感情融合着文字流淌在纸上时，它传达出比文字叙述本身更多的意蕴”，她“雅致、灵动的文字和老上海优雅、从容的风格也极为适宜”。②出版方则将它的畅销归结为“幽雅的外表，略带感伤、怀旧的内容和轻松流畅的笔调”。③陈丹燕对上海的了解是否称得上“了如指掌”，她的文字和老上海的风格是否真的“适宜”，包括老上海是否可以“优雅从容”而概括，都颇可讨论，但她对上海的“深厚”感情确使她传达出了“比文字叙述本身”更多的“意蕴”。尤其是她“将上海分切出许多小的‘点’，如咖啡馆、酒吧、舞厅、美容院、弄堂、街角、旧屋，以及抓住这一地域里一些有历史意味的人物进行浓墨重彩的描写”④的做法，对于她来说，或许并非仅是出于对“时髦”的追随，而确然有着某种“生命感”的投入。

陈丹燕曾多次说到时代“匮乏”和“断裂”对个人成长的影响，在晚近的《木已成舟》中，她这样说道：“在我成长的时代，中国的门和窗全都被关死”，“有时候我想，就是因为我这样长大，才会……如此热衷吧”，说的是如何把漫长岁月中接触到的有关欧洲的碎片，“一点一点修补成了精神的故乡”，①移来说明她对昔日上海的热情也同样是合适的。作为城市的“外来户”，②陈丹燕对上海曾有着双重的匮乏感，一是她“荒凉”的青春岁月同时也正是上海处于封闭的年代，二是因为她“外来”的“革命家庭”，虽然是城市的“征服者”，却不能不感到某种和既定“社区”的隔膜。杨东平曾比较“大军入城”的不同：1949年后进入北京的军队干部或其他新移民大都以“大院”为聚集地，而上海的南下干部则分散在传统的居民社区里。③有意思的是，南下上海的干部分散地进入的社区，大都是有着某种昔日繁华的痕迹和“既定”规则的“优雅”社区。在这样的区域里，“本土”与“外来”、不同阶层、文化乃至阶级间的“较量”往往表现得复杂而暖昧。“外来”的“革命者”无疑有着政治乃至物质上的优势，而“既定的社区”却也秉持有一份“与身俱来”的“优越”。“悠久”的历史、“繁华”的底蕴，虽并不形成与革命的“外来”者的“对抗”，却足以构成“距离”，给初来乍到者以“文化之根悬浮”的感觉和“好奇心”的刺激。“对于那种上海的‘高等华人’的居住区，对于那种‘贵族化，的生活，陈丹燕也确实有兴趣。她的父母是城市知识分子出身的‘延安干部，，她家庭的文化物质环境都是比较好的……因为旧时高级住宅区和贵族式的生活对她有一种神秘感，使她充满探究的乐趣，而她从小生活的氛围既隐约地接近、而实际上又缺乏这一切(她毕竟是在‘火红的年代’中长大)，于是就更加好奇。”①

但陈丹燕的“兴趣”和反应并非只具个人成长史的意味，毋宁说她的敏感将一代人在匮乏时代的感受和新时代的愿望突出地“呈现”出来了。在对上海一个个“点”的追寻中，在咖啡的幽香、老房子残留的豪华气息和弄堂的春光里，陈丹燕“修补”了童年的“创伤”，“重识”了成长的城市，而藉着她的描述，人们似乎也找回了那曾经“失落”的城市历史。《上海的风花雪月》之后，陈丹燕又不失时机、欲罢不能地推出了《上海的金枝玉叶》和《上海的红颜遗事》，至此，文坛和市场上有关上海的描写顿然高涨、蔚然成风。与此同时，昔日上海作为“繁华”的代名词也已是“不争”的事实。

这一状况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和批评，认为历史上的上海是一个多面体，将目光只是定格于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以及繁华的大马路、老洋房、咖啡馆，不免将上海片面化了。而在我看来，值得注意的或许主要的还不在于在这样的“定格”中，上海的历史是否被简化或片面地处理了，而是它刻意制造出的那种“历史感”及其“寄寓”。咖啡馆、老洋房式的上海摩登，在上海纷繁的历史中虽然只是一个“侧面”，而作为一种存在，和历史其他的“剖面”一样，也自有其被重提、怀念的“权利”。问题在于，今天我们能够怎样“回溯”?“重现”历史，如何“可能”?P31-34

自从萨义德将西方的“东方学”界定为“想象的东方”之后，似乎任何人文学科或学问都可以加上“想象’’的前缀，以示与本质主义的客观性相区别。这是因为，这些人文学科要处理的研究对象太巨大了，而且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塞着内在的异质性；另一方面，研究者又难以避免主观性与局限性，甚至出现主体与对象的自我缠绕。于是，想象的成分在所难免，客观本质不可把握“上海”，作为一个巨大而又复杂的都市空间与历史实体，同样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上海就是想象上海，尤其是需要对“上海”作出整体性与同质性的理论概括之时。

然而，文学与标榜客观性知识的学术不同，它是公然申明自己的想象性与虚构性的。当文学与上海交织成“文学上海”时，它事实上表现了不同作者对“上海同一性”的不同认知和认同。这些作者“想象上海”的方式以及“想象中的上海”的作品成果，将难以企及的“上海性”转化为人们所熟悉的感性实体，将不可界定的“上海城市文化身份”凝结为可把握的描述模式。因此，20世纪90年代“文学上海”的文化想象，不仅具有文学审美的价值，而且富含文化研究的意义；不仅反映了作者个人的上海体验和认知，而且投射着社会群体心理的脉动与变迁；不仅认知着历史的和现实的上海，而且还影响和开创着上海可塑性的未来。

因此，本书在论题的选择与研究理路的设计方面是新颖而独到的。它是“上海学”研究与上海文化、上海文学创作研究的有机结合，在两者富有现代感的张力中，提出了“文学上海”这一独特的视角与簇新的概念。“文学上海”作为研究与阐释对象的创意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想象的空间，同时又是整体性的文化象征符号，既具有文学分析内在的凝聚力，又是活力四射、内蕴丰富多元的意义生产之源。而且，当“文学上海”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在论题上组合成相关性后，它又将论题的价值层面拓展向意识形态批评内涵与城市文化特征重构的现实性意义。可以说，这是一个前沿性、开拓性的创新论题。

从研究方法来说，本书恰到好处地做到了文学批评方法与文化研究方法这两者之间的互动与互补。文化研究方法向文学的挪移以及文学研究向文化领域的拓展，是当下学术界的世界性潮流。但文化与文学如何在研究对象以及分析方法等层面上有机融合，这几年一直是理论探索的课题和实践努力的方向。本书在这方面的孜孜以求与具体操作是成功的。作者注重文学文本的细读与分析，将文学批评的固有方法与文学专业的训练技能发挥到最大程度，同时，作者又圆熟地掌握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分析手段，致力于发掘文学文本内在的深层的文化心理蕴涵，揭示出作家身份与其想象上海方式的勾联，以及投射其中的社会文化语境与意识形态方面的思考价值。这是对文学文本进行文化研究的成功范例。

本书的框架结构与分析模式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内在的合理性。上篇“想象上海的N种方法”建构起20世纪90年代文学想象上海的四种代表性模式，既是对文学现象的有力概括与文学经验的恰当总结，也是概念清晰、理论性强的逻辑分类。下篇“认同的吊诡和复杂”，是对上篇的深入思考和合理的逻辑演进，由想象上海的方法归纳分析追寻到想象主体即作家本人的身份分析，由“文学上海”的题材聚焦推进到“城市文化身份”的内涵阐释。其逻辑思路清晰地循着从文本到作家、从文本表层到文本深层、从侧重文学到侧重文化这一路数深化。

本书所呈现出来的作者的问题意识、批判意识与建构意识也是值得称道的。研究“文学上海”并非简单描述现象或者满足于理性归类，而是为了发现问题、思考症结并着眼未来。只有这样，聚焦于20世纪90年代“文学上海”的学术研究才能“透视”出当下的现实意义和新世纪的前瞻性。本书作者在阐述其研究宗旨时说：“我认为，从文学角度来探讨城市认同问题，可以为城市的文化认同和身份建构拓展出新的途径；而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也将为文学的发展和创新找到新的契机。”这表明，作为文学研究者，作者具有以“专业”推动文学进程和文化建设的强烈参与感和责任心。正因为如此，作者提出的对“老上海”的“迷思”阻隔了人们的想象力的批评，“真正具有现实敏感的书写难以见到”的“瓶颈”，以及“时尚化”的症候问题，“寻找新的出路和可能性”的当下思考等等，都是富有批判精神、创新意识和建设性的见解。

“文学上海”是个开放的概念，具有阔大的思想容量、观念张力和阐释弹性。希望本书的出版，开其研究的新路，并延伸出N双脚印，从而无愧于“上海”这个只能凭藉想象力才可把握的巨型象征符号。

方克强

2006年4月3日

本书的写作念头萌生于2002年前后，其时有关上海的描写正借着新世纪的来临再掀热浪，《上海文学》开设了“城市地图”等等的栏目，引起了新的关注；连远在英国的石黑一雄(1989年布克奖得主)也“赶”着出版了他的新作《上海孤儿》：主人公班克斯是大名鼎鼎的探案高手，内心里却有着一件难以释怀的离奇悬案，他出生于20世纪初的上海，却因父母的突然失踪成了孤儿，被迫回到了英国，却始终怀着一个梦想：有朝一日重回上海，以破解父母的失踪之谜……

一直以来，我都以为自己是个“根系”清楚的上海人，从需要填表格起，籍贯一栏里填的便是上海南汇，似乎是上海“土著”了。直到写作本书，涉及“外来”身份和“移民”等等的问题，才想起母亲是粤籍女子，她虽少女时代已来到上海，而至今在个别字音上仍带有广东口音。

母亲19岁那年和我的父亲在上海结婚，不久生下我的哥哥，6年后又一次怀胎十月时到我父亲的老家上海浦东的南汇去生我。母亲说那是一个寒冷的春天，洗尿布时须要敲开河面上的薄冰。我成年后倒查过日历，那年的四月初一(我的生日)阳历是五月初。等到她坐满月子能亲自去河边洗尿布时，差不多快要人夏了，应该不至于还有薄冰了。但她几十年来坚持这么说。或许是人生地不熟，“融入”的困难加深以至“扰乱”了她对于寒冷的记忆。妯娌们对她的南国风采充满了好奇，同时又暗含了“排斥”。母亲不习惯乡间的生活，每日里的烧灶做饭都要一一从头学起，根生土长的婶婶们对母亲的困窘却吝于援手。但母亲一直记得一个她称作“药店里嫂嫂”的年长妇女对她的关照，手把手地教她在深秋的田野边种蚕豆。“文革”后期我曾随母亲一起去老家处理事务，母亲第一家去看的就是这位“药店里嫂嫂”，而我这时才知道，这位“药店里嫂嫂”在当时说起来应该算是个“地主婆”，属于管制对象，但可能因为她一向的为人，似乎没有吃太多的苦头。

小时候，浦东老家和上海的我家也还有较多的来往，常来的倒不是本家亲戚，而是乡邻，他们时而送一只兔子来，过年时是磨好的糯米粉，夏季则提一捆甜芦粟。住过一两晚之后，母亲便找出几件六七成或七八成新的旧衣服，或一点上海糕饼给他们带回去。他们称母亲为上海广东婶婶，把我们家当作来上海的落脚点，一个待字中的“囊囊”还托母亲在上海给她找对象。后来她在理发店烫头发时能干地为自己找到了未婚夫，是一个丧偶的有一个小男孩的机关干部。她告诉母亲说：本来没有想嫁一个二婚的，但他说家里的老人不在上海，进门后由她当家，就答应了。尔后的两三个月里，她隔三岔五地到上海来，白天上街买结婚用品，晚上向母亲学毛衣的花样，并打听在上海打理一个小家庭的大概开支和种种诀窍。母亲因为自己曾有的那段短暂而“落寞”的浦东生活，对她的询求有问必答有求必应。

那是上世纪的60年代初，我将入学而尚未入学，每晚被母亲早早地安顿到了床上，眼睛却盯牢了灯下的她们，直起耳朵听母亲说“加针、并针、收针……”。第二天一早起来，便快快地付诸实践，找出母亲用剩的毛线和闲置的竹针，像模像样地缠绕起来。等到这位囊囊给她的夫婿织好了新式花样的背心，我也给我的“洋囡囡”织就了一条“大披肩”。

也许是身上同时流淌着上海和上海以外的血液，所以有时在别地会被人说是不像上海人。知道没有坏意，或者也是因为“自信”与上海的“深厚”关系，所以并没有《吉庆里》小雨那样的“失落”。但小时候兄妹怄气，被特别指出“是生在浦东的”却会着恼，仿佛真有什么“软肋”似的。记忆中小学三年级开始，逛马路就和“造房子”、跳橡皮筋一样是每天的“必修课”。每每在下午放学后，和同伴勾肩搭背、跳跳蹦蹦一逛就逛到了永安公司、第一食品商店、帐子公司——走得稍远一点就是中百一店了，再从六合路、宁波路或天津路穿近路回家，正赶上大人们把晚饭摆上桌。

初中毕业后去了崇明农场，虽然艰苦，倒没有特别想家。只是第一次和同宿舍的“战友”一起回上海休假，在吴淞码头坐了51路公交车后再各自换车回家时，已经上车的她突然转过身来对还在等车的我大声地说了一句：明天到上海来找你!让我一时觉得好生奇怪：不是已经回上海了吗?次日午饭时她来邀我一起去逛中百一店，她说她是吃了早中饭出来的，从普陀区的宜川新村换车过来要一小时。我告诉她可以走近路从六合路穿过去，她却说宁愿走南京路。结果我们在中百一店里上上下下地转了一圈，买了一些处理的有机玻璃纽扣和绣花线后就分道扬镳了。在余下的日子里，我又多次重逛了这条从小走惯的马路。以后每次回上海也都如此，当下午三四点钟弄堂里开始发出“动静”时(学生放学了)，一抬脚就来到了南京路上，永安公司、食品一店、国华陶瓷店、协大祥绸布店、花鸟商店、新华书店都会进去兜一圈。等到有一日在南京路东头的朵云轩里将“雄鸡一唱天下白”、“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字画看了个遍，再俯身将柜台里的笔墨纸砚一一看遍，掏钱买下一叠毛边纸准备带回农场去练毛笔字时，此次的休假就算结束了。

大学时代，无意中发现住在学校一村、二村里的教职工和他们的子女们似乎也把去市中心叫做“到上海去”，而我则留恋上了丽娃河的流水和河畔的浓荫。周末的校园有一种令人心醉的清静，引得我常常宁愿放弃回家，不觉疏远了从小熟悉的街区。而有次周末回家，晚饭后信步一走就走到了时装公司，一眼瞄上一件新上市的薄呢春装，身上却没有足够的钱，和营业员说好了回去取钱，再回时商店已要打烊，收银员在空空的店堂里等我，不慌不忙地收好她当日的最后一笔账，一无怨言，而我似乎也没有想到要格外道谢。

上海在我的生活中正是这样的“润物无声”，是生命最初的孕育，童年和少女时代任意的“疯玩”，短暂告别又回来的故土，一些欣悦的瞬间和更多惊喜未觉的日子……是否正是因此，让我对它多了几许麻木而少了一些敏感，从来都没有特意地去留意过它的什么——直到上世纪90年代城市转型的发生。

1993年，结合地铁一号线的建设，上海开始了宣布浦东开发开放后的第一轮城市改建，外资引入和土地批租等等也同时实行。其实，早在1992年，上海市政府已决定进行土地批租，那年2月，时任上海市长的黄菊亲临先行利用土地级差效益进行旧区改造的现场视察，之后发表了半小时的电视讲话解释土地批租的好处，说：“拿人家的钱可以拆棚户建新楼，建了新楼可以繁荣商业，可以改善市民住宅条件，可以实实在在地改造城市面貌。”与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相适应，旧房拆迁在1993年前后成了上海最为引人注目的景观之一，而和地铁一号线的建设同时进行的淮海路的改建，由于每周两次的上班都要经过，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那时淮海路上大部分的商店处于关门或半营业状态，地面被开膛破肚，路变得不好走，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一些建筑和人们熟悉的景观消失了，如思南路口26路车站后的红砖房子，对面的益民商场改了样，沿街的梧桐树也因修路而移走，而玻璃幕墙的华亭伊势丹则还是在这时入主了淮海路。老上海的历史似乎也在这个时候被“翻”了出来，由“法国梧桐”而至法国公园、法国城……

几乎同时，供职多年的《上海文论》改刊为《上海文化》。在这份与原先的刊物一字之差的新刊物上，刊载了《广重塑上海城市形象》等上海研究的重要文章，进行了“重振海派”等等的讨论。记得曾有论者指出，说到海派，今日的海派可说是在北京……，其时，《渴望》、《编辑部的故事》、《过把瘾》等正在热播，上海民众和全国人民一道每晚守在电视机前看葛优们开涮?王沪生”……；却不知，《长恨歌》等一些描写上海的作品已在酝酿和书写中。

意料之外还是情理之中，等到《长恨歌》、《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探戈》等诸多风行一时的作品，与城市日新月异的天际线、经济的快速增长等等一起，“合力”将包括上海描写在内的“上海热”推到如火如荼，曾经为“重振海派雄风”和上海复兴“呐喊”、助威的《上海文化》，却成了一本由广告商主导的刊登饮食男女酷哥辣妹的时尚刊物……

或许，正是以上种种，使我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一种写作潮流、文化现象的上海描写有了一份关切。出于“专业”的“偏向”，我还以为，从文学角度来探讨城市认同的问题，可以为城市的文化认同和身份建构拓展出新的空间；而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也将为文学的发展和创新找到新的契机。上海描写是一个至今尚未“歇息”的潮流，本书的写作虽然对它的“背景”、90年代以来上海城市的氛围，在感性的把握上不无“得天独厚”之处，却也因此而少了观察的距离。如何使分析更具理性和洞察力，从而成为一个并非虚言的挑战。本书的写作得到了董之林、王中忱、王恩重、杨剑龙、方克强、王光东、吴俊、邱明正、陈青生、陈思和、周立民等诸位师友的各种帮助指正，深为感谢!这里还要感谢《文学评论》编辑部，本课题的前期研究成果《“文学上海”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得到了“《文学评论》2003年度学术论文提名”的鼓励，此文还曾获得上海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奖掖，这些都增加了我写作本书的信心。应当感谢的还有王安忆、陈丹燕、殷慧芬、唐颖、程乃珊等诸位作家，本都是相熟的同学或朋友，是她们出色的写作首先提供了本课题开展的可能，并容忍我的未能免于个人偏见的批评和“质疑”。

本书的出版中，胡小静先生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相关领导给予了重要的帮助，责任编辑孙瑜、张翼为本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感谢他们以精心的审读工作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免除了本书不少的失误。

最后要感谢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基金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及匿名评审的专家们，使本书有机会得以面世。

我院科研处曹敏小姐和吴扬女士在课题申请和管理的具体事宜方面给予了帮助，韩玉荣先生、廖宁先生、楼耀福先生帮助作了书影扫描，俞海宜先生帮助查询了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无疑有诸多不足之处，敬候各位的批评。

2006年10月12日于上海西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