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个壮举。它比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早半个多世纪，比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早了将近一个世纪。郑和是一个友好使者，他所率领的船队虽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但却忠实地奉行睦邻友好政策，是一支典型的和平之师。然而，历史上的官方文献对这一旷古未有的航海活动的记录却寥寥无几。只是因为有明代罗懋登所著《三宝太监下西洋演义》在民间的流传，才使得郑和事迹不至于湮没无闻。即使如此，其事迹也从未像张骞、班超的故事那样被传颂得激动人心。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高度重视经济商贸活动，也已十分重视海洋，但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所致，海洋文化在中国文化中仍未居于显著的地位。今天，在举国上下纪念郑和航海活动之际，把众多权威专家、著名学者的观点汇集成书，希望唤起和增强更多中国人的海洋意识，让中国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海洋大国!

2005年，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与中国工程院农业、轻纺与环境学部联合举办“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回顾与思考”研讨会，本书汇集了与会专家的精彩文章。书中主要论述了四个方面的问题：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和评价，中国历史上的海洋文明，中国近代史上的海洋意识以及海洋在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地位。

前言

刘东生：致辞一

陈述彭：致辞二

张序三：致辞三

第一篇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和评价

张信刚：郑和下西洋时期的世界态势

郑永常：郑和下西洋前后东南亚国际政治及贸易形势的转变

范金民：郑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地位

廖大珂：郑和下西洋与《罗兹地图》

第二篇 中国历史上的海洋文明

孙光圻王莉：从航海史角度透视中国古代海洋意识

周振鹤：以农为本与以海为田的矛盾——中国古代主流大陆意识与非主流海洋意识的冲突

郑一钧：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及思考

第三篇 中国近代史上的海洋意识

朱鉴秋：郑和下西洋与中国古代对海洋的认识

李金明：郑和下西洋迄今中国海洋文明的发展

汪品先：中西海洋文化的比较——从郑和下西洋说起

第四篇 海洋在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地位

韩增林刘桂春：海洋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王颖马劲松：南海海底特征、疆域与数字南海

冯士各李凤岐：中国海洋科学教育刍议

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及思考

郑一钧

郑和下西洋时期，在中国海洋发展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来自海洋的挑战，促使封建统治者不得不重视海洋问题，不得不努力去向海洋发展，这既使中国的海洋事业在当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又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研究郑和下西洋时期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及其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更好地开发利用海洋，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代以前，外族大规模入侵，都是从内陆西北、东北边境而来。中国的海岸线虽然很长，海岸以内的腹地却极其广阔；中国的东、南两面，都有海洋像屏障一样环绕着中原。历代以来，中国周边沿海国家均比中国落后，综合国力较中国相差甚远，又为造船水平和航海技术所限，无力从海上对中国进行大规模和持久的侵略。大海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所以明代以前，历代有海而无防，导致历代统治者“重陆轻海”，从不担忧海外国家会对国家安全和封建统治造成什么威胁。

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吴、越等海上强国，发展海洋事业，主要是发展海军，兴鱼盐之利，增强国家的军事、经济实力，以谋取霸权。秦始皇统一中国后，5次沿海巡视，又派遣徐福人海寻觅“三神山”，虽带有海上探险的色彩，目的却是求“长生不老”之药。汉朝时，中国的海洋事业有了历史性的突破，开始由近海向远洋发展。汉武帝曾7次沿海巡视，贯通了北起辽宁丹东，南起广西北仑河口的海上航路。在此基础上，汉武帝更派遣使节沿海岸远航南亚及东南亚，访问了中南半岛、马来半岛、斯里兰卡和印度沿岸地区等。在汉代，随着航海事业向外海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开辟。可见汉代经略海洋，是外交与外贸同时并举。汉代所实行的这一海洋发展方略，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秦代以政治目的为主，汉代和三国时期则外交与外贸并重，东晋、宋、齐、梁、陈各朝，则以海上通商为主。

唐、宋、元三朝，以海上通商为主的海洋发展方略虽然没有改变，但又各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唐代贯通了亚非两洲的远洋航线，大大加强了海上丝绸之路东西两端的商贸往来，利于素善海上贸易的阿拉伯商人来华经商，丝绸之路以海路为主的新格局开始出现。宋代比以前各代都更重视海外贸易，把重要的对外贸易项目收归政府垄断，“市舶之利，颇助国用”，①海外贸易收入成为国家主要财政来源之一。元代对海外贸易更为重视，元世祖攻占浙、闽，初定江南后，次年即命福建省中书左丞唆都奉玺书“招谕南夷诸国”②。元代又实行了比宋代自由的海外贸易政策，允许官商合办海外贸易，促进了海外贸易的繁盛，通商范围远至波斯湾、阿拉伯海、北非和东非沿海地区著名的贸易港。元代海洋事业的发展，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海外地理知识，在此基础之上，明洪武时期绘制出包括非洲在内的“大明混一图”③。(图一)

中国在海洋上平安无事的局面，在元朝时开始受到冲击，但总的来说，沿海地区还算是安宁的。明初洪武、建文时期及永乐初年，中国沿海地区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多事之秋”，中国与周边海外国家的关系一度相当紧张。在西南沿海，安南黎氏政权对占城和中国西南边疆进行侵略扩张，造成了中印半岛以及中国西南沿海地区严重的紧张局势。在东南沿海及南海诸岛屿，当时各种反明势力活动十分猖獗，经常以沿海岛屿为据点，渡海攻城劫掠；或联络海外国家及倭寇，串通一气，共同与明朝政府相抗衡。为了解除种种来自海上的威胁，明太祖朱元璋厉行海禁。但唐宋以来，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以及部分当地守军，纷纷靠贩海经商赢得厚利，有的从中牟取暴利成为一方富豪霸主，而海外诸国商贾与他们进行贸易，盈利也很可观。一旦实行海禁政策，遂断部分海民衣食之源，又绝豪富海商发财之机，因而激起他们强烈的反明情绪。其中有些与倭寇相勾结，或联合武装走私，参与劫掠，为患浙、闽、粤沿海地区；有些如陈祖义逃亡到旧港(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东南部巨港)，成为海盗集团的首领等等，他们不仅抢劫商旅，阻断中外贸易，而且劫掠西洋诸国来华使节，使各国不敢来华通好。同时，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案发生，受其影响，洪武三十年(1397)三佛齐(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其都城在今苏门答腊岛巨港一带)对中国顿生异心。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始终未通过积极的外交努力来改善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关系，到洪武末年时，中国与东南亚及南亚沿海30国之间，商贸和外交关系处于瘫痪状态。

1402年明成祖朱棣(图二)登基之际，中国在海洋上面临这样严峻的形势，是历代帝王所不曾遇到的。同时，社会上又沸沸扬扬地传言建文帝已逃亡到海外，这不能不使朱棣虑及若建文帝果真在海外，有可能会借助这帮海寇的力量，联络建文帝的余党，并利用建文帝在一部分人心目中的正统影响和号召力，进一步扩张，在海外建立复辟基地。这种形势促使朱棣不能不应对来自海洋上的挑战，以不同于历代帝王的视角，把视线转向海洋。为稳固自己的皇权统治计，朱棣既不能允许一切异己势力在海外有立足之地，也不能听任海外贸易的巨大经济利益落入敌对分子之手，同时还要使由他当政的明王朝在海外享有较高的声望，以抵消他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取帝位而产生的不良影响。事实已经证明，像其父朱元璋那样只是消极地实行“海禁”政策，不仅无济于事，而且有负面影响。朱棣在继续其父的“海禁”政策外，像他在国内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皇权统治那样，更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军事各个方面全方位地迎接来自海上的各种挑战，实现海内外大一统的太平盛世。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郑和(图三)奉朱棣的旨意出使海外，就实施了海陆一体化的海洋发展方略。

P106-110

郑和下西洋，不但是我国历史上，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个壮举，它比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早半个多世纪，比麦哲伦作环球航行早了将近一个世纪。郑和是一个友好使者，他所率领的船队虽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但却忠实地奉行睦邻友好政策，是一支典型的和平之师。在高度重视历史编纂学的中国，这样重要并且规模宏大的国家行为理应详细载入史册、彪炳千秋。然而，官方文献对这一旷古未有的航海活动的记录却寥寥无几。只是由于有明代万历年间罗懋登所著《三宝太监下西洋演义》在民间的流传，方才使郑和事迹不至于湮没无闻，即使如此，其事迹也从未像张骞、班超那样激动人心。

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唤起我国学者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宗旨及其在历史上的意义等问题的探讨。梁启超的这篇文章使中国人民普遍对这位伟大的航海先驱、优秀的外交家、和平使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学者们还进一步探究郑和航海活动何以在中国成为绝响，深入对比随后不久呈鲜明对比的西方轰轰烈烈的各种地理大发现航海活动，并进而探讨中西文明的差异。到了20世纪80年代，郑和航海活动的研究更加深入，学术界更是直接地表达了对我国缺少海洋文化的深深遗憾。同时，国人的海洋意识也被激起，树立起开发海洋、利用海洋的信心。

2005年是郑和首次下西洋600周年，从2004年起国内外都陆续有不少纪念活动。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与中国工程院农业、轻纺与环境学部联合，于3月21—22日在深圳举行了“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回顾与思考”研讨会。与会学者较为深入地研讨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和评价、中国历史上的海洋文明、我国近代史上的海洋意识、海洋在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地位。参加会议的学者来自各个领域，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有历史学者，有海洋学者，有地理学家，有郑和研究专家，他们提供给本会议的论文在会后经修改定稿，最后形成这本书。

伴随喜马拉雅高原隆起形成的亚洲季风，导致我国大陆东部成为世界上最适于农业生产的一片幅员广大的土地，相对优越的地理条件使中国成为世界四大古老文明发源地之一，而且是唯一一个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国不但疆域辽阔，而且还有漫长的海岸线。从本书中可以看出，历史上的中国除了有高度发达的中原大陆文化外，沿海地区的海洋文化也长期在世界上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但毋庸讳言，在秦统一中国以后，中原大陆文化从此在我国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海洋意识则相对处于非主流地位。

从历史的长河看，大陆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持续进步发展起到了主要、积极的作用，直到15世纪这一文化的不足才逐渐突显出来。研讨会的报告一致认为郑和下西洋时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造船等技术，但中原大陆文化所形成的政治经济思维和世界观却使郑和航海未能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经济跳跃发展的契机。这大概是中国历代帝王重陆轻海、无视海洋的利用与发展所致，这显然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也值得我们今天进行深人的反思。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高度重视经济商贸活动，也已十分重视海洋，但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所致，海洋文化在中国文化中仍未居于显著的地位。海洋文化富有进取性与创新性，但它并不等同于侵略性的文化。中国的“和平崛起”尤其需要有丰富的海洋文化内涵，在纪念郑和航海活动之际，希望本论文集能为增强海洋意识、将我国建成一个海洋大国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

编委会

200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