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三国何时休？读史还看本书。一个人尽其才的风云时代，人性与政治狂热交锋，识英雄、重英雄，本书为您正解用人实战中的三国英雄智慧。

刘备在关键的时候往往技高一筹，能发掘出人的内在驱动力以掌握之，这种征人心的独到方式有三个步骤……

曹操乐观自信的精神直到晚年未尝稍变，他一生战功卓著，威震天下。法家政治思想是为统治人物提供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统治术，正因为如此，曹操才公开宣扬“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心理。

孔明有意安排让关羽放走曹操，是要平衡本集团外部和内部两种关系：对外，他要平衡孙权与曹操两大军事集团的关系；对内，他要防止宗派倾向的形成。

就当时的政治背景言，司马懿处于劣势，但他取柔性待下、欲取先予的策略，大智佯愚，等待时机，终于后发制人。道家的思想熏陶出了这样一位政治斗争的高手。

魏延的人生结局合有悲剧色彩，这种悲剧是由他个人性格和时代精神的碰撞造成的，古老的国度还没有开放型的民族意识时，历史莽然造就了一个另类的魏延。

　　三国，是中国历史上群雄蜂起、战乱纷争的最著名的社会大变动时期，政权并立、纵横角逐。用人、决策、择主、自我实现，成为三国英雄的时代主题。智谋纷呈，诡道异彩，道德和功利纠葛重重。风云际会的年代，民族心理和文化结构中最为复杂神秘的部分是被精彩地呈现。本书分析的对象是《三国演义》，而不是《三国志》。

《三国演义》情节生动、故事完整、人物心理刻画细致入微，彻底抛开《三国志》是为了避免历史与小说不相一致时的无所适从。本书没有叙述、有分析，叙述也是为了分析，对人物的道德评判谨慎态度。

本书依据的蓝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的《三国演义》所引用的文字和情节均忠实于原文，只是对其中的标点有部分改动。考虑到读者手中《三国演义》版本的不同，本书所引原文只注回数，不注页码。

上篇：风云人物　青梅煮酒论英雄

　以儒家精神决定成败——刘备

　　进取一生

　　仁义是一把双刃剑

　　征服人心的三个步骤

　　城府有多深

　　识人的境界

　凭什么一身领袖之气——曹操

　　法治亦有情

　　平等，用成绩说话

　　惟才是举

　　诡、诈、邪

　　应变大师

　　非凡人格

　显贵出身掩盖下的昏庸无能——袁绍

　　无义

　　无断

　　无情

　　无智

　　官渡败绩

　无德安得天下——董卓

　骁将·叛徒·小人——吕布

　江东可以安睡矣——孙权

　　务实的大局观

　　明智的人才策略

　　只有放下架子好好纳言

　　孙仲谋的三大弱点

　走下神坛的诸葛先生

　　系统性、科学性的战略战术

　　军师的驭将之术

　　妙计于长期缜密的统筹计划

　　充分认识到军事秘密的价值

　　功亏一篑失有用人

　　对孔明三次用兵得失的分析

　关羽迟早要误大事

　　居功自傲就会脱离群众

　　缺乏统帅的用人之能

　　千里走单骑暴露出的性格弱点

　　北伐樊城实乃天助

　道家和兵家的混合型人才——司马懿

　　棋逢对手

　　司马王牌对诸荀王版

　　褒人不亚于玄德

　　有耐心、能忍辱必有超值报报

　魏延的性格与悲剧

　　争强好胜的将军

　　爱出风头自作主张

　　爱给领导提意见

　　另类个性怎能不遭非议

　　无视本分亡于“超前意识”——中国传统意识下的悲剧

下篇：为谁喝彩　三国用人之道

　大象逐中的制胜秘笈

　　全局观与决策法

　　竞争对手分析

　　结盟

　　保密

　　树立信心，计划充分

　　大胆授权

　　沟通与协调内部关系

　　充分利用自然条件

　　妥善家置有关人员的家属

 关键是知人善任几5工

考核与选材

适当重视家庭背景

平等待人，培养融洽的感情氛围

强化忠诚度

用适当的人做适当的事

选好继任者

 掌握激励与惩罚的艺术

正面激励为主

严据规章，谨慎惩罚

善用批评，事半功倍

贬损式激将和怀疑式激将

 信息战

搜集

输出

直接取证

推理分析

 权场锦囊

借刀杀人的妙用

处理矛盾冲突的十种方法

避开矛盾的三种方法

特别手段

美女攻势

 搞好公关

感情投资

利用特殊关系

广泛交往的多种形式

枭雄阶层的心理分析

潜意识

解梦——探悉心灵深处

 三国政治斗争的实战案例分析

王允：杀董卓连环计

苟□：二虎竞食计，驱虎吞狼计

贾诩：濮阳之战

孙刘：争夺荆州的十个回合

何进：诛杀阉党的风险

附：《三国演义》是形象化的政治哲学

一、《三国演义》以形象化形式表达哲学蕴意

二、《三国演义》是以政治为核心的谋略集成

三、《三国演义》揭示了中国主要政治流派的实践得失

后记

  进取一生

刘备少时就“素有大志”，常与乡中小孩戏于家门前桑树下，说：“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第一回)以此引起了他叔父的惊异。他二十八岁起兵，至六十三岁谢世，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进取心。

刘备是一位不善于用言语表达自己理想的领导人，仅在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相助时才用言语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志向。他初访诸葛亮而未遇，遂向诸葛亮的朋友崔州平说：“方今天下大乱，四方云扰，欲见孔明，求安邦定国之策耳。”(第三十七回)后在隆中面遇诸葛亮，诸葛亮提出“愿闻将军之志”的要求，刘备慨然对答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备不量力，欲伸大义于天下”。(第三十八回)可见，刘备的理想就是要在天下大乱的环境中施展才能，治国安邦。刘备一生从未放弃对理想的追求。

刘备投靠刘表后，刘表待之甚厚，生活安逸，久无战事，一日与刘表共语时起身入厕，见自己因久不骑马奔驰疆场，胯下长了肥肉，即所谓“髀肉复生”，不觉潸然流涕，入席后刘表怪问其故，刘备长叹曰；“备往常身不离鞍，髀肉皆散，今久不骑，髀里肉生。日月蹉跎，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第三十四回)安逸的生活并不能使他舒心，因为这种生活不是自己的理想目标，反而是对目标追求的延误，不由悲从心来。针对此事，曾有诗曰：“忽感胯下髀肉肥，落下几滴英雄泪；久违沙场无功业，舞乐声声葬刘备”。对这一点，刘备看得非常清楚。刘备只能靠功业起家，没有功业，就没有刘备！

刘备在夫人死后去东吴招亲，其时孙权集团对刘备占据荆州一直耿耿于怀，想夺之又无计可施，刘备与孙权之妹在东吴成亲后，周瑜、张昭一伙建议孙权说：“刘备起身微末，奔走天下，未尝受享富贵。今若以华堂大厦，子女金帛，令彼享用，自然疏远孔明、关、张等，使彼各生怨望，然后荆州可图也”。(第五十五回)这实际上是要将刘备软困于吴中，以美色享乐为诱因，使其丧失心志。但当赵云报称曹操起兵五十万，杀奔荆州，要报赤壁败兵之恨，情况甚是危急时，刘备终于说服孙夫人，配合默契，历尽种种险阻回到荆州。如果没有对理想不懈追求的精神，很难设想一个人能放弃这样的享乐生活。

刘备不乏远大的理想和对理想不懈追求的精神，但他却时常把这种理想与精神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这是因为家庭出身和生活环境决定了其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富有安邦定国的宏图大志，另一方面，他出身贫贱，没有上层的社会基础，起兵后又一直势单力薄，生存于军阀混战的夹缝中，时时得依附别人，于是，他在言论上不敢直接表达自己，曾经和刘表谈得投机时酒后失言曰：“备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辈，诚不足虑也。”只此一句，事后尚十分后悔(第三十四回)。他将大志埋藏于心，埋之愈深，追求愈强烈。在行动上，他一直不敢公开打起自己的政治旗帜，生怕目标过大，招来祸害。他一直想在群雄纷争之世得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但陶谦让徐州时他再三推托，吕布到徐州投奔他时，一见面他就虚意让位，刘表让荆州他不敢接应，出兵攻刘璋时他犹豫不决。这种二重性格的登峰造极的表现是：当他在朝廷依附曹操、暗地里和董承等人结成反曹联盟、伺机发动政变时，他却在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作韬晦之计；当曹操饮酒间告诉他：“今天下英雄，惟使君(尊称刘备之称)与操耳”时，他以为韬晦之计已被识破，惊得手中匙箸落于地上，恰逢窗外雷声大作，他从容拾箸掩饰曰：“一震之威，乃至于此。”(第二十一回)他胸有大志，但在行动上却尽力表现为胸无大志。当他占领西蜀、夺取汉中后，势力雄厚起来，才稍微改变了这种二重性格，说话办事挺起了腰杆。

         P4-P6

《三国演义》自问世以来就在民间广泛流传，人们欣赏其中的人物和故事，大多数读者也由此认识和了解了东汉末年至西晋统一这近百年的历史，《三国演义》由此获得了作为历史小说的久盛不衰的魔力。近些年来，随着各类管理技术的精细化和海外企业界对《三国》的重视，国内的三国研究出现了兴盛的局面，人们的眼光已突破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努力开掘蕴涵于其中的管理学、领导学经验和谋略智慧，并试图指出这些经验和智慧对当今社会生活某一侧面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一切，都是极有创意的工作。

对《三国演义》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三国演义》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它的内涵？十七年前，中国思想大解放的帷幕开启有年，青年学人从各个领域率直阐发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见解，在西安就读研究生的冯立鳌经学界前辈的悉心指点，带着对社会生活的细心观察和真知灼见，走进了《三国演义》的世界，写就了论析“三国”制胜谋略的论著，并以此在出版界、学界和市场上大获成功。1997年，冯立鳌总结他对《三国演义》研究的心得，写了《<三国演义>是形象化的政治哲学》，明确表达了他对《三国演义》内涵的一种新认识。

我赞赏冯立鳌同志把《三国演义》当作历史文化著作和哲学著作来读的新认识，并赞赏他在《三国》研究中对这一方法的开创性运用。作者以文化的心态捕捉文化现象并安排体例结构，以哲学的视角去审视历史、提升事理，把《三国》研究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属于当代学人赋予《三国演义》的新的生命力。

全书将《三国演义》作为民族心理的沉淀物来看待，因而在许多地方涉及对某一社会阶层和对民族心理的剖析。如从儒、老思想影响熏陶方面入手，结合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状况，深刻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较强的知遇感、依附性、自尊心及追求超脱的“归隐”心，分析揭示了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这一社会阶层的心理特征及其表现。又如对魏延与孔明二人矛盾是非的分析，注意将其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的大背景中，上升到对民族群体意识的解剖分析。既肯定了在二人是非关系中孔明总体上的失误，又不把这种失误完全归咎于孔明个人，认为孔明的失误反映出了当时民族意识中的一个重大缺陷，从而认为“魏延的悲剧既属于他个人，又属于他的民族”。这是极为发人深省的结论。

为了分析的需要，书中开创性地运用了现代西方心理学的新方法，对人们异常熟悉但不曾注意的问题进行新视角的观察，这种观察本身及其所得结论均给人以开阔视野、深化认识的感受。比如书中借用西方心理分析学家阿德勒创立的个体心理学的某种方法分析曹操人格的类型，使对曹操的分析提纲挈领，抓住了根本。书中借用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心理理论，又摒弃了其中以“利比多”为核心的思想，专门用一个篇幅分析《三国演义》中人物潜意识的活动及人物之梦，以揭示人物的深层心理。人们能看到杨修从曹操“鸡肋”口令中揣测其不久退兵的合理性；能看到刘备在“煮酒论英雄”时巧借闻雷来掩饰潜意识之“泄密事件”的应变能力。另外，魏延在孔明临终前梦见自己头上长了两角，如何反映了魏延长期受压抑而萌生的反抗心理，书中都有令人叹服的论证分析。

全书分析了刘备以仁为本的处世方法，分析了曹操以法治众的领导方式，也分析了司马懿“知雄守雌”、以柔克刚、以“不争”而取胜的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思维方式，并明确地比较了不同思想流派在政治实践上的所得所失，形成了政治哲学的新视角，也对中国哲学的分析增加了实践评判的内容．另外，作者系统扫描三国故事，升华出对待现实矛盾的十种处理方式，使哲学上的矛盾分析方法更具体、更形象。

历史文化的现实意义要靠当代人体认和赋予。冯立鳌对《三国演义》赋予了哲学的、文化的内涵，带着当代人的现实问题去思考它、破解它，而不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类比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百宝囊”去搜寻例证。引导人们对《三国演义》作形而上的系统思考，这种方法应该是独创的。由于该书能给读者以理性的深层启迪，又未侵占人们的想象空间，因而自出版以来一直受到读者青睐，由此我相信读者的鉴赏力和市场的公正性。

该书若能对《三国演义》所反映的各个政治集团间的种种复杂关系作出更进一步的宏观上的把握和分析，对论析人物的选取若能更全面些，则能使读者对各个集团战略问题上的所得所失会有更清晰的认识。我期待作者在历史文化、政治哲学的领域作出更大的建树，能不断写出更精彩的篇章。

           李明华

       2005年7月10日

《三国演义》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历史小说。它以文学的形式叙述历史，同时也承载着古老的传统文化，体现着民族的某种深层心理。只不过作者并未意识到这些承栽和体现的方面，是不自觉地在创作中实现罢了。自古以来的万千读者也并没有自觉地、清醒地意识到这点，从中受到的文化熏陶和某种心理引导也是在无意识中实现。

对于《三国演义》这样一部內涵丰富、影响巨大的历史小说，长期以来仅仅局限于文学范畴的研究，这其实是远远不够的。1988年我在古城西安读研究生期间，参加了陕西省一个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常喜欢发些议论。当时偶然读到了夏书章先生写的一本关于《三国演义》与管理艺术的小册子，颇有感触。时逢中国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进入了一个重要的阶段，其间接触了许多新的思想观点和理念。我对《三国演义》从小学时开始接触，熟透于心．当运用新的理论观点分析某些社会问题时，我发现许多现存的社会心理，都可以在《三国演义》中找到同样的反映；当我们要对某些具体的现实问题寻找解决方法时，会发现《三国演义》人物早就使用过非常巧妙和有用的方法；当我们憎恶传统文化的许多因素对现代化进程的严重影响时，也发现它们在《三国演义》中就已有很突出的表现，等等。总之，《三国演义》绝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我们对其进行文化学、心理学、哲学等等全方位的分析理解时，它会展现出一个巨大的认识空间。在理论界前辈的热情鼓励和悉心指导下，我从领导学、管理学的角度切入《三国演义》，对其作了力图系统的分析，自然也涉及到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问题。那本题名《谋略与制胜》的小册子自1989年一出版，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应，这是当时撰著时并未想到的。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国传统文化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甚至被有些人赋予了部分民族复兴的使命。《三国演义》自然一度成了人们可以街谈巷议的东西。但事走极端，物极必反。当《三国演义》受到大众炙手可热的追捧、不少辉煌亮点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认可时，其中所包含的所谓“糟粕”，即体现着民族心理中那些陋劣的东西往往会被人们所忽略，三国中的各色人物也都成了一些人崇拜、模仿的对象。另一方面，当关注《三国演义》成了一种时尚时，它又成了一些人戏说、调侃的对象。一些本来不错的作者为了推销自己的某些观点，大概深怕大众们食之无味，因而以三国故事为作料，《三国演义》成了某种文化快餐中加重读者口感的调味品。这些方法都不可能引导传统文化的复苏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我以为，发掘和识辨历史文化绝不是为了崇拜它、恢复它，而是要认识它、超越它。吸收和借鉴其优秀的部分是必要的，但重要的是要认清传统文化申的劣根性，使它尽量少地不在我们自己身上重现，因为我们是传统文化的自然性的后继人，认清了传统文化，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认清了我们自身。我们应该努力保证中华文化在我们这一代身上得到良好的提升，而不仅仅是复制和重复。同时，要认清传统文化，首先必须对它保持慎重严肃的态度。以轻薄的态度对待它，骨子里其实是崇古情结，不能传达给人们真实的信息，也放弃了分析评判的责任。

作为《三国演义》文化的分析挖掘者，我首先是《三国演义》的爱好者。三年前，在一次全国性的《三国演义》文化研讨会上，来自企业界的学人曾撰文纵论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国研究，其中对我的三国论著作了一些自感当之有愧的评价，同时将我的研究划归《三国演义》应用类专著。我当时对其归类并未认真去想，似乎是默认。因为该书出版后反响较大的总是在企业和行政管理界，而不是在学界。后来经过仔细思考，我觉得，自己的研究并未走出《三国演义》本身的范围，是带着现代人的眼光去看《三国演义》，并没有引古入今，涉及它的当代应用问题，只不过是挖掘了它本有的深层內涵。这样看来，论著应该属于对《三国演义》本身的研究。我以虔诚的心态对待《三国演义》，所引用的事例均忠实于原文，分析挖掘属我个人的研究，文章求千古，得失牵寸心。但若歪曲或误用了三国的事例，则纯粹是我的错误或运笔的失败，而这种错误或失败我至今还未发现。

一部论著怎样才是有价值的？对此，人们可以从选题的意义、內涵的深广度等不同方面去确认。我以为，从论著的社会效应方面看，作者撰著的真正价值，在于他的撰著为社会所需要的时候，在于他为社会的撰著具有独创性见解的时候，在于他的独创性见解能得到人们由衷的从而也是恒久的赞赏的时候。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我感到欣慰。这次在结构和內容上作了较大的改动，希望能得到读者更多的认同．应该说，这是最新的版本，但不一定是最好的版本。十余年来我相继撰写过分析春秋、战国和楚汉政治活动的论著，这些论著在结构、体例和分析的完整性上都有可供借鉴的经验。我希望有朝一日在完成两汉政治分析的论著之后，能够顺理咸章地重新整理对三国政治的系统分析，至少避免在分析三国人物时作随机性选择，提高对三国政治活动作专论的严整性；我同时希望阅读此书的朋友们能就其中有些观点和我进行更多的交流，并把自己的宝贵意见发至我的邮箱(skfla@126.com)，以助益我进一步研究，使我将来有可能把更完善的论著献给读者。

在本书和《楚汉逐鹿人物正解》同时出版之际，我对前辈师长、朋友、亲人的感激之情同样犹然在胸。广东省社科联副主席、广州市社科联主席、研究员李明华博士在百忙之中拨冗作序，将该书及其特点介绍给读者；陕西人民出版社李向晨编辑对该书出版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此深表感谢！

         作者

      2005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