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冷战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包括美国和前苏联等各有关国家大量解密与开放历史档案文献的基础上的，本套书就是在利用这些最新的档案资料作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撰的北京大学国际冷战史专题讲义。沈志华、吴伟、李锐等国内知名历史学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

本书着重讲述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主要内容涉及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及对捷的入侵、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冲突、苏联对东德的占领、苏联与波兰的关系、苏联与匈牙利的关系、苏联与东欧的经济组织——经互会、苏联与东欧的军事组织——华约。

编者前言／1

第一章 整肃和抗衡：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 沈志华／1

第一节解散共产国际和苏联战后对外战略的确立／3

第二节重建国际组织的设想和国际关系现状／6

第三节召开情报会议的初衷和苏共构想的变化／11

第四节情报局的建立和苏联冷战政策的形成／16

第二章 捷克斯洛伐克：从科息策纲领到二月事件 吴伟／21

第一节民族阵线政府的成立和“科息策纲领”／21

第二节1946年的选举和国内矛盾尖锐化／27

第三节1948年的二月事件，／34

第三章 苏南冲突：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一次分裂 沈志华／43

第一节联盟：冷战与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转变／44

第二节冲突：巴尔干联邦与希腊革命／51

第三节分裂：斯大林的压力和铁托的抵制／59

第四节徘徊：南斯拉夫在困境中的探索／67

第五节改革：走上独立发展的铁托道路／75

第四章 苏联对东德的占领与东柏林事件 吴伟／85

第一节民主德国的成立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85

第二节莫斯科的压力和民主德国的“新方针”／88

第三节从示威游行到骚乱／96

第四节危机之后的“新方针”／104

第五章 苏波关系：从卡廷事件到十月事件 吴伟／108

第一节苏波战争与卡廷事件／108

第二节苏联与1944年的华沙起义／126

第三节1956年波兰的十月事件／135

第六章匈牙利事件：苏匈关系的一面镜子 李锐／144

第一节苏联国家安全防御链的一环／145

第二节拉科西时代埋下的危机种子／148

第三节苏联在危机中的决策／153

第四节匈牙利事件的余波／163

第七章 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叶书宗／166

第一节冷战格局下诺沃提尼的选择／166

第二节布拉格绽开报春花／176

第三节莫斯科吹响“坦克鸣奏曲”／185

第八章 经互会：苏联与东欧的经济组织 李兴、焦佩／205

第一节经互会的历史及其特点／205

第二节从经互会的成就看苏联与东欧的关系／213

第三节从经互会的问题看苏联与东欧的关系／222

第四节从经互会看苏联与东欧的经济关系／229

第九章 华约：苏联与东欧的军事组织 李锐／239

第一节华约是东西方关系缓和的产物／240

第二节华沙条约组织的性质和作用／245

第三节来自华约组织内部的挑战／248

第四节苏联战略思想的变化与华约作用的增强／252

第五节危机来临和华约的最终解体／258

附录：苏联东欧关系大事年表(1945—1991)／263

第一节解散共产国际和苏联战后对外战略的确立

从斯大林掌管苏联政权起，特别是在“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以后，列宁所创立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逐渐改变了其功能，即从共产党组织世界革命的领导中心变成为莫斯科推行其外交政策服务的工具甚至是二等工具(对比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而言)。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初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利于苏联开展外交的副作用——莫斯科因领导共产国际而成为各国政府集中攻击的对象。此外，由于国际关系的复杂状态，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的指示随苏联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地位和策略的变化而显得反复无常，杂乱无章。正是这种状况，迫使联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就考虑到应解散已经成为苏联负担的共产国际了。1941年5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与联共中央领导人讨论了终止共产国际活动的问题，并得出结论：“在现阶段，最重要的不是把各国的运动引向一个国际中心，而是把重点放在每个国家中的运动及其领导，竭力使各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得到发展，使这些党善于由他们自己来领导本国的工人运动，善于由他们自己来确定自己的战略、策略和组织，在完全和充分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才能的同时为本国的工人运动担负全部责任。”这种考虑的实际目的在于摧毁“所有反共产国际公约”的基础，打掉资产阶级因本国共产党反对战争而指责其为“叛徒”这张王牌。不过，“这项工作并不十分紧急，不应匆忙，而应加以认真的讨论和准备”。

当苏德战争爆发以后，特别是当苏联确定必须建立巩固和长期的反纳粹德国同盟，并感到需要同英、美盟国建立新型的相互关系时，解散共产国际已经成为当务之急。1943年5月20日斯大林在电话中要求尽快公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5月23日斯大林在答记者问时解释了这一举措的目的：解散共产国际是因为必须驳斥共产主义敌人所制造的“谣言”，即莫斯科打算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其目的是使这些国家“布尔什维克化”，以及各国共产党都服从于外国的命令。斯大林这一说法并非完全虚言，为了得到美国的大量援助和推动西方盟国开辟第二战场，莫斯科必须对国际舆论有所交代。不过，解散共产国际的举动没有发生在对于苏联来说是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1941年和1942年，而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从根本上扭转了苏联战场局势以后的1943年，这说明莫斯科的考虑绝不是仅仅着眼于战争的胜负，其中还蕴涵着斯大林为战后国际安排和苏联外交政策奠定基础的长远打算。或许应该更确切地说，问题的实质在于，战争引起的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为苏联放弃孤立主义外交思维提供了契机，而斯大林不失时机地抓住了与西方大国合作这一历史机遇。

从1943年初，苏联驻英、美使馆就开始通过电报与莫斯科讨论战后世界的格局问题。1944年1月，驻英全权代表马伊斯基(Maiskii)在给莫洛托夫(Molotov)并转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长信中，分析了战后国际形势和苏联的主要目标，坚持认为“应该创造出这样的局势，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证苏联的安全并最低限度地保持欧洲和亚洲的和平”，以使苏联能够强大起来。而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导致苏联与两个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是对抗。除非在德国爆发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否则，苏联还是应当与同盟国进行合作而不是与之进行基于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因此，苏联“可能的和可行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应当是“加强同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友谊”。几个月后，驻美大使葛罗米柯(Gromyko)也做出了判断：美国会对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苏联的合作感兴趣，双方的目标将会大体一致。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Lvinov)在同年7月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更强烈地主张双方合作。对于战后苏联应当“同盟国合作还是断绝所有联系”的问题，他回答说：“我们必须寻求某种形式的合作，以得到至少是几十年的和平。”莫洛托夫后来也承认，当时认为继续保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苏联是有利的，是很重要的。正如葛罗米柯在一次秘密谈话中回忆的，1944年9月参加顿巴敦橡树园会议时，斯大林“确实期望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在战后进行长期合作”。

基于这种战略考虑，当英国首相丘吉尔(Chutchill)于10月9日提出英苏两国在东南欧洲划分势力范围的方案时，斯大林态度十分积极。经过英国外交大臣艾登(Eden)和莫洛托夫的详细讨论，最后双方达成一致：英国承认苏联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势力范围，而苏联领导人也承认英国在希腊的势力范围，至于南斯拉夫，双方各占一半。显然在并不知道这一交易的情况下，李维诺夫于11月15日在题为《苏英合作的前景及其可能的基础》的报告中指出，为了避免战后与英国在欧洲的冲突，应该事先划定双方的“利益范围”。他向莫洛托夫描述了苏联在战后所应要求的“最大利益范围”，这包括芬兰、瑞典、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国家以及土耳其。英国的利益范围可包括：荷兰、比利时、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而挪威、丹麦、奥地利和意大利则作为缓冲地带。

为了实现这种外交构想，苏联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的战略方针中，就不能再提世界革命，也不需要各国建立共产党单独政权。在其势力范围内，苏联努力促成匈、保、捷、波，甚至南斯拉夫建立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政府。例如，1945年1月初斯大林向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建议：目前不要提国有化问题，尽量不要吓着和排斥包括塔塔列斯库集团在内、的资产阶级阶层，应建立全国民主阵线政府。莫斯科还指示芬兰共产党领导人：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牢固的政府”。即使对那些已经出现了革命迹象的亚洲国家，如中国、朝鲜和伊朗，苏联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莫斯科连续发出三封电报催促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不理睬和不支持正在汉城与右派集团争夺政治权力的朝鲜共产党人；劝说伊朗人民党放弃武装斗争的战略，显然都是出于同样的不要惹恼西方的考虑。

至于在西方势力范围或中立地带，克里姆林宫给共产党的指示仍然是从这种地缘政治构想出发的。斯大林在1944年3月3日夜里接见即将回国的意共领导人陶里亚蒂(Palmim Togliatti)时，建议彻底修改意共的政治方针：不要求国王立即退位；共产党人可以进入联合政府；主要应致力于在反德斗争中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季米特洛夫还委托陶里亚蒂将这一精神传达给法共。同年11月19日，即法国临时政府首脑戴高乐(De Gaulle)出访莫斯科前夕，斯大林同法共总书记多列士进行了会谈。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斯大林既没有谈到世界革命，也没有提出在可预见的范围内共产党人掌握政权的问题。莫斯科关心的是使法国尽可能快地成为英国和美国在欧洲大陆势力的平衡力量，成为苏联潜在的同盟者。因此，斯大林强调指出，法共不要保留武装力量，不要挑起同现政府的冲突，而应该尽量与激进派，尤其是社会党建立左派联盟，积极参加“复兴强大的法兰西和加深民主制运动”，及正规军队的恢复工作，以促使法国政府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关系。甚至共产主义青年团最好也不要恢复，可以建立人民青年联盟。为了保证英国对希腊的控制权，莫斯科还要求希共接受苏联关于在希腊建立统一临时政府的建议，并迫使他们在1945年初自行解除了武装。根据这一精神，1944年12月9日季米特洛夫通知一向积极支持希腊革命斗争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在当前形势下，希腊同志不能指望从这里会有积极的干预和帮助”。P.3-5

冷战年代的国际关系，或许可以大体地分为四个类型：一是东西关系，即东方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国家关系，如美苏关系、中美关系，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如华沙条约组织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抗衡、经济互助委员会与欧洲共同体的对峙；二是南北关系，即北半球发达国家与南半球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其中较多地体现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争夺世界市场和势力范围中与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的关系；三是西方阵营或同盟内部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美国与英、法、德、日等国家的关系；四是东方阵营或同盟内部的关系，其中令人瞩目的就是中苏关系，苏联与东欧各国的关系，以及中朝、中越关系等。

就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而言，在中国学术界目前的环境和条件下，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对于第四种关系，即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的探讨，尚未全面展开。从人们普遍关注的中苏关系研究状况来看，不仅在档案资料方面受到诸多限制，而且在研究方法和分析角度方面也有不少禁锢。至于那些所谓敏感的“雷区”，如对中朝关系和中越关系的研究，更是令人望而却步。相对而言，对于苏联与东欧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或许会让人感到轻松一些，因为那毕竟是“身外之物”。然而，中国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国际研究水平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其原因主要不在于外部条件的限制，而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不够。

实际上，通过对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的研究，学者们也完全可以考察和总结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的共同特征和基本性质。在那个冷战与革命的特定历史时期，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党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共同的思维方式和共同的行为准则。所以，“历史往往出现惊人的相似”。同样的人物和事件，同样的情景和场面，竟然可以在短短的数十年内反复出现。如果仔细地观察，人们可以发现，在铁托与毛泽东之间，苏南冲突与中苏分裂之间，1956年苏军占领匈牙利与1968年苏军入侵布拉格之间，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与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之间，确实存在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此看来，我们欲探索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的规律，除了继续加强研究中国自身与其他社会主义盟友的关系外，也应该认真考察冷战期间苏联与东欧各国的关系。本书的编写，即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在冷战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内部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两个特征，前者表现为稳定性，而后者表现为动荡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无论其内部存在着怎样的矛盾和分歧，但直到冷战结束，始终保持着整体上的统一和安定。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尽管宣言和纲领一再声称团结与统一，但内部的分裂嬗变层出不穷，军事冲突接连不断。

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中，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两国相好，就好到不分你我——大家以兄弟相称，高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掩盖了一切分歧和矛盾；两国交恶，就恶到你死我活——以至抛弃国际交往的起码原则和惯例，甚至反目成仇，不惜兵戎相见。在20世纪40—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交往，要么是为维护团结和统一，不顾他人(或放弃自己)的主权和利益，要么是以主权和平等原则遭到破坏为由，断绝相互之间的一切往来。不是不分你我的朋友，就是你死我活的敌人。为什么会是这样?

在笔者看来，问题的实质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固有的某种结构性弊病，或者说是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先天不足。

弊病之一：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

在社会主义的早期理论中，人们都把未来社会理想化，幻想一个没有国家和民族区别的大同世界。苏联的国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名称，既不包含地域概念，也没有主体民族的内涵，充分表明了当时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目标。在各个共产党之间，目标是一致的，理论是统一的，在相互关系的准则上只提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很少或未及考虑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度的差别。及至领导革命成功，掌握了国家政权，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仍然接续前缘，才发现与现实生活相距甚远。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代表，共产党人感到自己陷入了倡导国际主义准则与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之间的两难境地。从此出发，可以理解列宁为什么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前后对“民族自决权”这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不同的理论阐述。从共产党的角度，无疑必须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而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则需要维护各自的政治和经济权益。此时，一旦两党在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产生分歧，隐含在民族利益上的矛盾和摩擦就会逐渐显露，如果双方都无意退让，那么两国关系的破裂也就成为必然。苏南冲突、中苏分裂、中阿反目，概源于此。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就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阵营内部国家关系时过于看重意识形态的作用，以为信仰相同，目标一致，便可以兄弟相称，不分你我，一句国际主义的口号就替代了处理国家关系的一般准则。当双方在理论和政策方面出现分歧或误解时，主权问题、平等问题则立即被提到桌面上来，甚至成为争论的主题，使得本来可以维持的正常关系也无法继续下去。

弊病之二：把党的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

综观共产党之间及共产党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大概不会有人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国家关系就是党际关系的延续，即各国共产党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形态及其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作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统管包括俄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这种在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规范下的结构形式，其本质上是排斥各党独立地位的，并体现出各国(各地)共产党都要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的政治特征。由于历史的原因——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和革命成功的先导性，使得莫斯科一直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地位，而苏联共产党则实际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特别是在斯大林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之后，苏共就是各国共产党的楷模，保障和维护苏联的利益就是拥护和实行国际主义的表现。因此，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党际关系从结构上就不可能是平等的。尽管有些党也曾对此表示不满，但由于理论上的误区和实力上的差异，这种政治范式不仅可以合理地存在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党际关系中，而且得以延续到后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欧和亚洲一些共产党陆续掌握了国家权力，同时，在冷战兴起的背景下，这些国家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共产党有意无意地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范式和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共产党党际关系的延续。当然，共产党情报局的地位和权力是无法与共产国际相比的，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导人也比较顾及阵营其他各国的反应。不过，共产主义运动要有一个中心，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一国为首，则是所有共产党共同奉行的准则。既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原则仍旧是适用的，那么在这里，完整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实际上也就无从谈起。既然各国共产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也就在实际上放弃了各自的独立性。于是，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在国家关系混同于党际关系的状态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主权的完整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在的不稳定因素。平时大家以兄弟相称，言谈举止无所顾忌，淡漠了正常的国家关系，一旦政治关系发生变化，或领导者地位和权威受到挑战，或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受到怀疑，那种笼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阴影就会立即显露出来，侵犯国家主权就会成为指责同盟“为首”者的最常见的罪名，而这种同盟关系也就随之遭到破坏。

本书所涉及的一些研究专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侧面反映上述问题。当然，这些研究还仅仅是一个开端，实为引玉之砖。希望以此引起同学们和研究者的兴趣，扩大和加强我们对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的讨论，从而把中国的冷战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推向更广泛、更深入的领域。

华东师范大学 沈志华

200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