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之瑜教授将他近年来在各地讲学所撰写的论文，汇集成为本书。

本书在五编共十章的论述中，涉及的课题至为广泛，但是全书各章都环绕着一个主题：对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主流论述地位的科学主义之批判与反省。作者在本书各章通过对于科学主义研究方法论及其实践的批判，企图解构以科学主义为基础的主流论述及其霸权结构，强调文化研究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从而唤醒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他者”的平等对待，以及对于弱者(如少数民族)的关怀之情。作者在本书各章的论述中，出入中外各家，在略带后现代主义的文风之中，处处显示他对于科学主义的不满，也流露出他的悲天悯人的胸怀。

本书的重心放在文化研究对科学主义的主要挑战上，以期读者能够摆脱无所不在的科学主义霸权，重新思考知识之性质为何，产生继续探究之兴趣，进而深思当代社会科学与政治知识的意义。各章均采用强迫对话的方式，针对具体的研究议程，铺陈迥异的研究设问与方法论，既引介来自文化研究界对于社会科学主义的检讨，也探究文化研究者对于社会科学知识如何另辟蹊径。作者在本书各章的论述中，出入中外各家，在略带后现代主义的文风中，表现出作者的慧识和独到探索，值得不同学科背景的读者细读。

自序

应特别强调东亚经验的重要性(黄俊杰)

科学主义必须“谦卑执政”(管中闵)

野狐之瑜(王逸舟)

前言

第一编 社会科学的知识伦理

第一章超越主客二元对立：理论与实践的相互构成

第二章找鱼：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异己伦理试论

第三编 社会科学与文化研究

第三章全球化的方法与反方法：疆界作为游戏规则

第四章从东方主义到本土社会科学：四种台湾观点

第三编 国际关系的知识基础

第五章人在江湖：国际关系的“知识论个人主义”

第六章中庸之道：中文国际关系文献的类英国学派

第四编 中国研究的知识生产

第七章中国知识的归类：脉络的拼凑、累读与开展

第八章知识观光：中国研究的本体论与知识论框架

第五编 政治学中的身份议程

第九章文化研究作为政治学的次领域：能否?应否?

第十章少数民族作为方法：团结论述之外的能动性

附录找回民间：反思两岸关系研究中的名器意识

二、死亡的意义

下面这个问题最早在哥伦比亚大学遇到，后来台湾大学学生提过，接着有政治大学学生又提出来，就是关于死亡的客观性。比如，一个人从摩天大楼往下跳，并不因为相信自己不会死而能免于死亡，可见主观意识不能改变客观上的限制。这个陈述显而易见的困境是，所谓客观限制并没有说明跳楼行为为什么会发生。社会科学家对行为加以解释的兴趣，在这里似乎被行为结果的必然性解释掉了。因为既然这个结果如此必然，则理性的人就不需要靠着从摩天大楼往下跳，来证实结果是否有必然性，于是任何人在行为上做出了不跳的选择，也就等于从行为的必然结果中可以得到说明。倘若仍有人为了证明自己不会死而往下跳，反而起一种负面示范作用，长此以往，行为上大家都将不往下跳，这个不跳的选择便得到了解释。

肯尼思·沃尔兹(Kennetll waltz)将这种学习过程看的很重要，他相信人能客观学习，从而对客观结构有所认识，故结构的力量最终会获得展现。他举了自然状态下捉鹿的故事，根据卢梭最早的版本，捉鹿需要五个人，假如这时候旁边有只兔子跑过去，第一个看到的人就会去捉兔子，而捉兔子只要一个人。要是第一个看到兔子的人留下来跟其他人一起捉鹿，会发现别的第二个看到兔子的人已经去捉兔子了，剩下来包括自己在内的其余四个人，因为捉不到鹿了，只好挨饿。所以下次这四个人遇到相同的情形时，也会去抓兔子。沃尔兹对于一开始有人为什么不抓兔子不感兴趣，因为这些人迟早会学到教训，而变成自利的人，这时他就可以解释人为什么在自然状态下会去抓兔子，因为不抓就会挨饿。

不论是死亡或挨饿，应当都是人们极度要避免的负面价值。对这个逻辑，现在有几种反省的方式。一种是对负面价值有时候之所以不排斥，为的是有其他更高的价值，比如一家人为了家庭的团结，即使某次有人自私地去捉兔子害家人挨饿，下次大家仍会坚持一起去抓鹿。像在1958年中国大陆的“大跃进”中，大量生产资源投入大炼钢，许多人不但挨饿，而且还饿死了。这时死亡或挨饿虽还是负面价值，却可以忍受住。在这一点上，主客观的区分依旧维持了，也就是行为者仍服膺于满足最大价值为导向的客观法则，至于有什么价值大到可以超越死亡的负面性，在行为上也可以检验。何况，近数十年大陆的改革开放，或许就是沃尔兹说的学习了。可见“大跃进”并没有真正的超越，当时是虚构的假意识在作祟，害自己受到重惩，最多只能说大陆学习得慢一些。于是，这一种反省方式不能真正质疑到客观主义。

另一种反省的方式，可以从“圣战组织”对纽约双子星的“9·11”攻击事件中得到启示。卡达“圣战组织”的战士似乎就不认为从摩天大楼往下跳就一定会死，如果相信阿拉可以得到永生，这些“圣战士”在攻击之后，不但没有死亡，反而得到了永生。同样的道理，巴勒斯坦建国运动所动员的人身炸弹，各个都正值生命力旺盛的青壮年，在妇女、学生、邻居都可以成为人身炸弹的时空环境中，死亡的意义是什么变得非常具有情境性，对“圣战士”及其家人来说，死亡与永生之间的界线被超越，世俗意义当中的死亡不是一种负面价值，没有惩罚的作用，继起的人身炸弹学习到的，不是前人受到死亡的惩罚，而是获得永生的鼓励，这个鼓励不是对个人的鼓励，而是对巴勒斯坦建国运动的鼓励，个人则是荣归于这个集体所以得不朽。

可不可以坚持说，“圣战士”毕竟是死了，不论反科学主义者如何强辩，他们都是断气了，肉体都不存在了?但是精神能不能长存呢?或没有精神，徒有肉体的行尸走肉，算不算有生命呢?要回答这些问题也许在逻辑上并不困难，靠的是对死亡做出更精确的定义。不过，假如死亡要经过更精确的定义之后，才能成为普世皆准的概念的话，那死亡的意义就不可能普世皆准了。故以脑死为标准的话，有的脑死的人对于活着的人仍有重大意义，有的则不会有意义，这时再宣称从摩天大楼跳下来的启示，就说不准了。那么即使科学家可以宣告一个人死亡，也完全不能判断或说明这个人为什么选择死亡，因为这时死亡不必然是负面的价值，就不能说从摩天大楼跳下来的人是弄错了，也许科学定义的死亡反而证实了跳的人获得了永生。

定义是每个科学家在进行因果分析时不可或缺的工作，不先定义就不能测量，故实证研究的基础在于定义。在技术上，定义几乎永远都有瑕疵，这就决定了实证研究对于因果关系是测不准的。换言之，科学主义的问题是缺乏客观的外在，而不是接近不了那个外在。卡尔·波普(Karl Popper)曾主张后者，即外在客观无法真正完全揭露，他并以此哲理对抗极权统治，强调每一种真理宣告，都必须接受谬化检验，但既然否定外在客观可能完全被人所掌握，则所有真理主张终将遭到谬化。波普因此保护了人的主观自由，宣称定义是一种云状推理阶段，不受外界质疑，外界只需要根据定义来检验变数间的因果关系，如果不对就推翻因果关系，则研究者需重新定义变数。但是，研究者本人在云状推理阶段进行定义的自主空间得到维护。P.5-8

自西潮东渐，百余年来士林动荡。民族自信既溃，全盘西化思想无处不在，影响人文社会学界尤烈。士子文人偕革命志士，莫不以德营与赛营为基，力图去封建专制而后已，从而与统治集团及其御用文人，不时奋激交搏。查其人数尚微，寸铁均无，竟仍酿成气候，颇领风骚。

曾几何时，科学主义与自由主义渐入庙堂，终为统治阶级专擅，竟日益为之擦脂抹粉。前此传道授业之耆宿惊骇不已，或老成凋零，或隐退自求。以致新锐学者不知何以来，不知所以往，上焉者钻研科学技术，下焉者钻营党政人脉，所谓科学与自由，垄断身份与切割历史之武器而已矣，不复为庶民开太平之学。重振士林，更待何时?

夫科学患其大恙，在不察科学之根源非属科学也。故随统治集团性习各异，科学所生社会政治效用岂有相同?列国科学家常见雷同遭遇，其求真精神与自由思想，或为极权霸业亟思封锁，或为殖民母国所巧妙操弄，常不自知。科学家脱其文化历史徒成匠，盖失其方向使然。

尝窃思西学不改，士林不振。故四海游行，朝录野言，夕出异文，虽皆逆耳之言，至舌燥口苦，不知不觉且砌成此集。内中直指科学为术，自由为戏，又妄念后浪淘淘，随意出戏入术，任情自为，而能不为霸业所缠，不受名器所困，还归庶民，以成新知，以御生机。不幸显学呼啸于上，小人围欺于下，如今大将杳渺，廖化乘鹤，重振士林，更待何人?

石之瑜

甲申年八月廿七日

本书各章通过对于科学主义研究方法论及其实践的批判，企图解构以科学主义为基础的主流论述及其霸权结构，强调文化研究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从而唤醒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他者”的平等对待，以及对于弱者(如少数民族)的关怀之情。

——黄俊杰

它为科学主义者打开了一扇窗口，吹入一丝凉风，提醒我们未来在学术的追求上必须敬谨从事，避免不加细查的套用模式，避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也要避免粗暴地坚持普遍法则。

——管中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