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日本侵华与南京大屠杀研究丛书”中的一本，是南京师范大学“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之一。书中详细地披露了丰子恺、叶圣陶、张恨水、张爱玲、老舍、巴金、田汉、沈从文、郁达夫、林语堂、茅盾等28位著名作家在抗战期间的生活以及思想点滴，以及他们对战争的文字记述。这一个又一个的“个案”，不仅将让读者看到一部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的暴行史，而且也看到了一部中国作家的心态史、流亡史，以及他们从血火之中获得新生的历史。

本书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入手，从作家们对于这一生死考验的反应入手，去分析他们的心理，去分析他们的选择，去分析他们从今往后的不同命运，同时也去分析由于不同的心理和选择而给中国现代文学所带来的影响和变化。这些作品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尽管它们充满着恐怖，充满着鲜血，尽管它们从艺术的和审美的角度来说都不能算作是这些作家们的代表作，也不曾被他们选进自己的各种文集或是选集之中，但恰恰正是这些已经被尘封了的记录，不仅完整地保留下了作家们当时的心态，而且也无一不可作为有关日军暴行的弥足珍贵的“铁证”。

引 言：面对侵略者的炮火

丰子恺：“还我缘缘堂！”

叶圣陶：“同仇敌忾非身外，莫道书生无所施。”

袁昌英：“苦斗着，忍耐着，努力自己的职务。”

张恨水：“国如用我何妨死?”

老舍：“文艺界尽责的小卒”

王礼锡：他牺牲在“笔游击”的战场上

巴金：“在这个时代，战士是最需要的。”

臧克家：“叫自己的心受炮火的洗礼。”

李金发：回到现实中来的“诗怪”

沈从文：认死理的“乡下人”

萧红：“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萧军：永远的“精神流浪汉”

艾青：从时代的“流浪汉”到时代的“吹号者” 

刘白羽：“迈过一道神圣之门。”

丘东平：一手握笔一手持枪的文艺战士

孙犁：他来自冀中抗日根据地

林语堂：“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

郁达夫：“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

萧乾：“我是一个不带地图的旅人。”

戴望舒：他从“雨巷”中走出来

许广平：她经受了“凌辱的试炼”

关露：“在偷偷地活了之后又偷偷地死去。”

张爱玲：1941年12月8日那天她在香港

周作人：面对威胁与恐吓他跪下了 

郭沫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茅盾：一名“党外人士”的抗战足迹

夏衍：“我真心实意地爱上了新闻工作。”

田汉：“且把犁锄收拾好，故乡犹有未耕田。”

附录：

 抗战期间纪实文学作品中的日寇暴行

 从抗战初期的报告文学看中国作家的群体心态

 抗日战争中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小议《蜕变》、《法西斯细菌》、《岁寒图》

后记

丰子恺：“还我缘缘堂！”

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翻译完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后是这样评价他的：“我觉得，著者丰子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这并不是因为他多才多艺，会弹钢琴，作漫画，写随笔的缘故，我所喜欢的，乃是他的像艺术家的真率，对于万物的丰厚的爱，和他的气品、气骨。如果在现代要想找寻陶渊明、王维那样的人物，那么，就是他了吧。他在庞杂诈伪的海派文人之中，有鹤立鸡群之感。”④

应该说，这也同样是中国人眼中的丰子恺——仙风道骨、绝世m尘。他自幼师从于李叔同先生，不仅从李叔同先生那里学会了绘画，更从他那里明白了“先器识而后文艺”的道理；尤其是当李叔同皈依佛门之后，丰子恺更是发愿要追随他而去，以使自己在滚滚红尘之中寻找到一个“清凉世界”……这一天是1927年的农历九月二十六日——亦即丰子恺29岁生日的那一天，就在他的那个位于上海江湾永义里的家中，已经成为“弘一法师”的李叔同为他正式举行了人教的仪式，并且赐予他一个法名一“婴行”。从此丰子恺开始被佛门内的“同志”们称为“居士”，他不仅认真地研习佛经，坚持吃素，而且一举一动也颇似脱胎换骨了一般：坐在藤椅上，腰杆挺直如笔，绝非以往口衔香烟随意斜靠了；两手垂直于膝，亦非过去以指敲打扶手，有如在拍打音乐的节奏。说起话来，更是判若两人：有问必答，不问不答；答时声音极低，就像是修炼多年的高僧。

丰子恺对李叔同的追随与崇拜，更表现在因之而形成的艺术风格上。那还是1922年的春末，受李叔同的挚友——也同样是自己老师的夏丐尊之聘，丰子恺来到了位于浙江省上虞县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任教。他称这是“山水间的生活”，是一种“清静中的热闹”。第二年他索性将家人也一齐接了过来，并将自己的屋外种上一株杨柳，美其名日“小杨柳屋”。以春晖中学为基地的一批志同道合的教师们，于业余时间挥笔写作，以致后来渐渐地形成了一个“白马湖作家群”，为首者是温厚朴实、仁慈善良的夏丐尊，其麾下则有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等人。他们的散文风格极为相近，被人们划归到了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冲淡平和”派当中。至于丰子恺，更是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园地——这便是纯真无邪的儿童世界。他认为天地间只有孩子的生活才是纯洁无瑕的，大人们却“大都热衷于名利，萦心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实业问题……没有注意身边琐事，细嚼人生滋味的余暇与余力，即没有做孩子的资格”①。1926年他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这样写道：“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我在世间，永没有逢到像你们样出肺肝相示的人。世间的人群结合，永没有像你们样的彻底地真实而纯洁。”②——无疑，这是与他的精神追求完全一致的。……P24-25

人们都说，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不能动真的感情，但是当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却无论如何也理性不起来，心中不时翻腾着阵阵的激情；人们都说，撰写历史的时候不该带有想象，但是当我面对着那些饱经战火摧残的作家们时，却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思绪，总要去遐想他们在六十年前的今天是怎样的一番情景——身居海外的林语堂加入了当地华人庆贺胜利的游行队伍。滴酒不沾的张恨水则饮下了他此生的第一杯白酒……整整半年的时间。我几乎没有一天不在电脑前与他们一同经历着这场硝烟弥漫的战争——一同逃难，一同挨炸，一同感受着死亡的威胁，一同企盼着胜利的到来。这是以往写任何一部书时所从未有过的感觉，也是以往写任何一部传记时所从未有过的震颤。

题目是自己选的，不怨别人；课题组是自己申请参加的，同样怨不得别人。七年之前——即1998年的年底，由张连红教授发起，“日本侵华与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于南京师范大学正式成立，并很快被批准为校级重点科研机构。同仁们开始了寻找——寻找当年日寇施暴时所留下的罪证；同仁们也开始了研究——研究这场战争给中国及中国人民所带来的破坏和影响。由于多年从事现代文学的研究，我突然想起在尘封的书库之中还有着这样一批弥足珍贵的“史料”——抗战期间由作家们直接记载下的一批纪实文学作品，它们不仅来自于第一时间，而且更来自于每位作者的亲身经历。于是我写下了《抗战期间纪实文学作品中的日寇暴行》一文(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以寻找和挖掘从这一特殊角度所展现出来的历史。后来在搜寻的过程当中。褥又渐渐发现，每位作者不仅为我们留下了有关日寇暴行的详细记载，同时也留下了他们自己在战争中的心路历程。于是我又先后写下《从抗战初期的报告文学看中国作家的群体心态》(载《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10期)和《抗日战争中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载《艺术百家》2004年第4期)等文章，以继续探索抗战期间这一特殊群体所留下的足迹。

2003年“日本侵华与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从学校申请到了“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于是课题组的成员们便齐心协力开始了新的战斗。当时我似乎没有任何的犹豫，便申报下了这个题目：《日军炮火下的中国作家》。不去写他们，我唾不着觉；不去写他们，我无以平静自己的灵魂——尽管由于时间与精力的限制，我不可能写下他们的全部，而只是选择了其中的28位。其实，当初我申报的题目并不是这个。而是《日军炮火下的中国文人》。“文人”要比“作家”的范围更大，“文人”要比“作家”的内涵更广。但同样由于自身的限制，我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计划——先写出他们中间的这批代表者们吧；至于“作家”以外的其他“文人”。就让我作为下一个课题，再去慢慢地叙述他们的故事与沧桑吧。

这部书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杀青，我首先要感激如下的这些专家学者们——陈星、刘增人、李杨、石楠、舒乙、王士权、徐开垒、张惠仁、丘立才、凌宇、季红真、张毓茂、周红兴、杨淑贤、郭志刚、李勇、袁厌丰、李辉、北塔、周海婴、萧阳、宋明炜、倪墨炎、秦川、钟桂松、陈坚、董健……是他们在此之前曾为这28位作家们写下了各种传记，他们的研究不仅开拓了我的思路，而且为我提供了大量的极其宝贵的资料。这部书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问世，我同样要衷心地感谢天津古籍出皈社以及杨莲霞编辑，如果没有他们的厚爱与支持，这部书是不可能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呈献在广大的读者面前的。

我没有经历过战争的硝烟。也没a-经历过死亡的威胁。作为晚辈，很可能在这部书中没能深刻而全面地展现出这批饱经战火摧残的中国作家们的心态与足迹，但我愿意将这部书献给他们——因为他们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他们的精神永远不朽！

陈虹2005年清明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