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既是严格的信史，又是生动有趣的文学故事。其原始资料，均为第一手的的古瑞典文档案和雍正朝宫中档，通过这两部分档案的互相参比和对照，全面地揭示了雍正十年瑞典东印度公司首次到广州贸易时的历史背景和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它第一次向世人解开了广州贸易之谜，首次揭示了广州贸易中重大的保商制度，船只丈量仪式等规则的来龙去脉，澄清了史学界长期以来对广东十三行的模糊认识，真实地再现了发生在雍正十年的洋人放枪惊秋闱事件，祖秉圭惩办孚德行的行商陈芳观，反被陈芳观一状告到北京，因贪墨被锁拿事件，洋人三次告状事件等等历史事件，是一本难得的有趣读物。

本书再现了雍正十年广州贸易的整体情况，其中有相关的广州地方官员，粤海关监督，海关监督衙门的家人、书办和胥役；有前来贸易的英、法、荷兰、瑞典、奥地利等国的外商大班，困守在黄埔的外洋水手，也有专门和外商贸易的福建籍行商以及为外洋船服务的通译和买办。围绕着外洋船的贸易活动，这些人物之间交织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引出了雍正十年瑞典商船在广州发生的一系列故事：蓝旗国外洋船首次到港，黄埔港洋人水手日夜放枪作乐惊了秋闱；孚德行行商陈芳观向英国东印度公司告状，和广顺行的陈寿观势不两立，海关监督衙门查封孚德行等五家洋货行；陈芳观向总督衙门告状，直达天听，海关监督祖秉圭被革职查办；外洋大班趁机告状，蓝旗国外洋船黯然离开广州，无人送行，等等。

瑞典东印度公司和广州的对外贸易(代序) 1

第一章 蓝旗国的外洋船1

 虎门口的一阵枪声，蓝旗国的外洋船到港了 1

 蓝旗国外洋船遭遇台风，并终于找到了澳门  4

 外洋船大班雨夜坐舢板到黄埔 7

 蓝旗国外洋船在黄埔下锚  12

 黄埔买办帮外洋船建造了岸上仓库 16

 洋人在黄埔的饮食和生活 19

第二章 广州城外的贸易镇24

 蓝旗国大班到达广州城外的外洋贸易镇  24

 洋货行行商为外洋船作保的规矩 28

 洋货行里的夷馆，外洋船的贸易办事处 30

 设立夷馆和夷馆买办  34

 蓝旗国大班觐见粤海关监督祖秉圭 37

 黄埔的丈量船只仪式 41

第三章 石头·银元·呢绒布 50

 蓝旗国外洋船带来的压舱大石头和中国生锌 50

 船上有三吨多的西班牙银币，用来购买中国物产 54

 蓝旗国前来广州贸易的历史背景 57

 瑞典东印度公司是怎样成立的  61

 二千四百十一件呢绒布 65

第四章 洋货行 72

 康熙朝设立的洋货行  72

 外洋贸易集中到广州始末  75

 洋货行的福建行商和洋货行的各种字号 78

 “行头”和“总商”，洋货行中的领袖 81

 洋货行规模巨大，行商能讲洋泾浜英语 85

第五章 茶叶·瓷器·丝绸 89

 洋人大班们在贸易镇上，摆足了大人的派头 89

 洋人大班要买茶叶、丝绸和瓷器 93

 货比三家和私人回扣的冲突 96

 雍正十年，青花瓷很少，茶叶货源充足，丝绸要事先预订 98

 黄埔的外洋船上，洋人放枪作乐，惊了雍正十年的广州秋闱 102

第六章 海部大人 106

 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和海关监督衙门  106

 抚院海部杨文乾的改革，“规礼”和“缴送” 夸109

 广州官民和外洋大班一致要扳倒杨文乾，杨文乾得到雍正皇帝的支持，却暴病身亡 113

 巡抚出身的祖秉圭出任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兼监察御使，有专折密奏之权 116

 祖秉圭的当官经大量贡品、礼物送往北京 120

 祖秉圭对洋人大班谦和礼貌；洋人在广州贸易环境宽松自由 123

第七章 祸起回扣128

 广顺行的陈寿观和海关监督大人混成了铁哥们 128

 祖秉圭花样百出的搜刮手段 132

 驴脾气的孚德行行商陈芳观不买祖秉圭的账 135

 陈芳观写信给英国东印度公司总部告状，揭露英国大班和广顺行之间的贸易有私人回扣 138

第八章 广州风云142

 陈芳观告状成功，英国外洋船不许和广顺行贸易  142

 祖秉圭抓住陈芳观一招之错，抓捕陈芳观 145

 陈芳观躲在惠州知府衙门，获得了祖秉圭贪污的证据 148

 广州风云骤起，海关监督祖秉圭被捕 151

 城守副将毛克明和广州道员郑伍赛接管粤海关监督衙门 153

第九章 洋人告状 157

 蓝旗国首席大班坎贝尔看准机会，准备鸣冤告状  157

 暂署海关监督接见全体外洋大班；大班们趁机告状，要求废除“规礼”和“缴送”  162

 茶叶瓷器验收装箱的繁忙季节，坎贝尔不忘告状的事情 166

 广顺行行商陈寿观和裕源行行商张族观被捕受审 169

 坎贝尔觐见海关副监督郑伍赛，再次告状  173

第十章 东风乍起珠江  178

 坎贝尔锱铢必较，得罪了许多行商  178

 坎贝尔到广州城里作客，准备向广州总督衙门告状  181

 祖秉圭贪墨总数居然达到十五万两银子之多，但是也保住了性命  185

 外洋船启碇，停泊到虎门关前的二道湾，做好了返航的准备  187

 蓝旗国外洋船黯然离去；生意虽然成功，但是人际关系恶劣，几乎没有人送行 191

参考书目和档案 195

蓝旗国外洋船遭遇台风．并终于找到了澳门

这条船悬挂蓝底黄十字国旗，船名是“瑞典的弗雷德里克” (Fridericus Rex Sueciae)。①彼时来广东的外洋船甚多，船名固然是繁复异常，旗号也有七八国之多；当地人为了易于辨别，大都按照旗号之颜色和形状，予以区别。比如奥地利，称为双鹰国，丹麦称为黄旗国。瑞典国旗以大幅蓝色为底，自雍正十年以后，几乎每年都有外洋船前来贸易，当地人即称之为“蓝旗国”。

这条蓝旗国的外洋大船，是年阳历二月九日，自瑞典港口哥德堡启航，经过半年的航行，堪堪于八月底，到了南中国海澳门一带的水域。从哥德堡到澳门附近，历时半年，尚算顺风顺水，靠的是强劲的信风，这个季节，正好由西向东。八月二十八日，船到澳门西南几十海里的地方，看到了一条正在航行中的中国帆船。外洋船上的大班、军官和船员们，都十分兴奋。好比是长途跋涉之人，在到达目的地之前，遇上了可以问路之人。

首席大班坎贝尔命令升起英咭利国的米字旗。想来他是考虑到瑞典国的外洋船首次来中国，这蓝底黄十字的国旗，对于中国的海员一定十分陌生，甚至会把他们吓跑。而英国船来广州贸易已历四十多年，这幅米字旗已经为中国人所熟知。坎贝尔同时命令船上的第二大班布朗(Brown)先生，带人坐舢板靠近这条中国帆船，前去了解澳门的方向和距离。

布朗先生受雇瑞典东印度公司之前，曾在英咭利国的外洋船上当过大副，不仅到过广州，甚至能讲几句中国话。他成功地和中国帆船上的中国人进行了交流，回来禀报坎贝尔说，澳门就在东北方向；而这条中国帆船，正好要驶向广州，可以顺便带路。知道了方向，自然是一件喜事。于是这条外洋船就跟着中国帆船，不断地向东北方向行驶，绕过了一个又一个无名的岛屿。

大概跟着中国帆船，大海船的速度也快不起来，这段路程，竟足足走了三天。到九月一日晚上，坎贝尔和船长在甲板上，忽然看到西边的夕阳异样地火红，夕阳旁边，堆满了五彩缤纷的云彩。糟糕！富有航海经验的船长一看之下，大惊失色。这正是东南亚海域台风即将来临的预兆。于是，船长立即命令卸下主桅杆，落下风帆，并且迅速寻找可以躲避的地方。

果然，从晚上十点钟开始，猛烈的台风就把这条外洋船卷入了滔滔的波浪之中。前面带路的中国帆船早已失去了踪影；四周一片漆黑，整个晚上，船员们都在船长的指挥下，不停地忙碌。如此猛烈的台风中，船早已失去了控制，只能随着波浪漂浮起伏；船员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尽量不让大船离岸太近，否则的话，非常容易触礁。

充满危险的夜晚终于过去了。第二天，虽然风势依然猛烈，但是至少容易看清楚陆地，这样也比较容易使大船和礁石保持距离。一直到下午三四点钟光景，风势渐渐地弱了下来，但是这条外洋船已经完全迷失了方向。坎贝尔看到不远的地方，有个天然的小港湾，于是下命令将船驶向这个港湾下锚。大船停下来以后，所有的人都筋疲力尽，倒头便睡。

第二天早上，坎贝尔派了一条舢板，送了几名军官上岸，前去寻找当地人，打听这个地方的位置。上岸的军官还真的找到了两条中国的小渔船，就停在不远处的岸边。渔船上的几个中国渔民，跟着军官，到了这条外洋船上。坎贝尔等到过中国的人，搜肠刮肚，把所有知道的中国话都拿了出来，询问澳门的方向和位置。不知道是没有听懂这些洋大人的蹩脚中文，还是故意不说，反正这几个中国渔民，就是不告诉他们澳门的位置和方向。  

无奈之下，坎贝尔使出了最后的绝招，他拿出了锃光发亮的西班牙银元。足足四十块西班牙银元放在前面，渔民们的眼光里也放出了光芒，而且完全理解了洋人们的意思：把他们带到澳门去。台风过去以后，大海格外的蔚蓝和宁静。这条瑞典船在几位渔民的指引下，不过用了半天工夫，就远远地望见了澳门的大炮台城堡。离城堡二十多公里，瑞典船抛锚；那几个中国渔民，怀揣着许多西班牙银洋，开心地离开了。①P4-7

瑞典东印度公司和广州的对外贸易

公元一七三二年，清世宗雍正十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相对太平、富足的年头。正是康乾盛世的中间阶段，皇帝勤政，满朝文武官员也比较勤奋卖力，社会不断进步。雍正的新政，取得了相当的成果。这一年，除了江苏昆山一带瘟疫流行之外，基本上风调雨顺。秋天，广东新宁县甚至还出现了两株一茎两穗的稻谷，可谓吉瑞之兆。这一年，也是清朝前期铸钱最多的一年，达九亿多文。可见社会经济之繁荣。

这一年，世界上的大事也乏善可陈。美国独立之后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就出生在这一年的二月二十二日。这也就是说，要再过四十二年，美国才正式独立。相对于大清帝国的繁华盛世来说，欧洲各国还处于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近代科学的列车刚刚驶出历史的站台。虽然物质繁荣程度比不上大清帝国，但是近代科技和政治思想的发展，具有强劲的动力。

大致说来，雍正十年正是中西历史的一个微妙时刻。中国和欧洲国家之间，虽然各有胜擅，总体衡量起来，正是两相持平的时候。表面上，大清帝国在物质方面更加繁荣，但是故步自封，缺乏变革的力量。欧洲国家却兴起了近代科技的发展潮流，不断推动社会变革。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直接促进了近代航海技术的进步。因此，欧洲国家就有可能派遣远洋大船，前来中国进行贸易。

社会发展两相持平，互相又进行贸易，互通有无，自然是对双方都非常有利的事情，能够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上讲，雍正十年又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年份，欧洲各国的外洋大船大量抵达广州，进行规模巨大的国际贸易。一方面，雍正年问朝廷对广州外洋贸易限制很少，基本上是鼓励促进的政策。因此雍正十年的广州贸易，正是清初开海贸易以来，非常成熟和富有成果的一年；另一方面，向来没有和中国有过任何关系的瑞典，从这一年开始，也派遣了外洋大船前来贸易。

从十七世纪末开始，到雍正十年，经过三十多年的具体实践，广州的国际贸易已趋成熟。到港的有英国、法国、荷兰、奥地利和瑞典的东印度公司外洋大船，还有一些注册在印度的欧洲贸易船，总数近二十艘之多，贸易规模达二百多万两白银。雍正朝的大致岁人为四千万两，广州的对外贸易，就相当于当时岁入的二十分之一强。由此可见，广州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南京以南，各地的物产纷纷涌人广州，尤以江南的丝绸、福建的茶叶和江西景德镇的瓷器最甚。

瑞典东印度公司成立于一七三一年，也就是雍正九年。当时瑞典因为在欧洲的大战中失败，国民经济基本崩溃。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利润巨大的东印度贸易，是迅速恢复经济的一种手段。从一七三一年开始，瑞典东印度公司一共经营了七十五年，到一八零六年基本停止了业务，一八一三年正式关闭。在此期间，一共有一百三十五个航次前往亚洲，其中仅有三次前往印度，其余的一百三十二次航行，均是前来中国贸易。从利润率角度看，瑞典东印度公司是瑞典历史上至今为止赢利最好的企业，从来没有一家瑞典公司打破过由瑞典东印度公司创造的赢利记录。

瑞典距中国路途遥远，文化差异较大，因此这样的远洋贸易是非常困难的。好在瑞典虽然战败，经济崩溃，但是造船技术高超，又有远洋航海的传统技能，因此从客观条件上，并不比英国、法国、荷兰等国逊色；在此基础上，瑞典东印度公司又招募了一些已经来过广州的商人和船员，作为识途的老马。若干年以后，领导船队进行贸易的大班和航行的主要人员，都成了瑞典本国人。因此，瑞典东印度公司也算为瑞典培养了一批最早的远东贸易人才。

从一七三二年到一七四五年的十三年中，瑞典东印度公司共有九条洋船，计十七个船次，进行了十一次远航，其中两条船不幸沉没。

瑞典东印度公司最富有戏剧色彩的一幕，是公元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九月十二日，“哥德堡”号远洋船从广州贸易归来之后，在离哥德堡港不到一千米的地方触礁沉没。当时，这是瑞典东印度公司最大的一艘远洋大船，载重量为八百四十三吨。因为近在港口咫尺沉没，因此沉没的原因相当特殊，二百多年来各种猜测层出不穷，成为瑞典历史上的一大悬案。

瑞典东印度公司产生的高额利润，对整个瑞典社会的影响也十分巨大。一是十七世纪正是瑞典社会工业化和产业化的阶段，来自瑞典东印度公司的相当一部分利润，转化成了工业化的资本，从欧洲大陆购买机器，在瑞典兴办工厂，因此瑞典东印度公司从一个侧面促进了瑞典社会的近代化过程。二是瑞典东印度公司造就了瑞典的一代商业巨富，如萨尔格林、查尔摩斯等等。这些商业巨富为回报社会，设立了不少机构：如瑞典的萨尔格林医院和查尔摩斯技术大学，都是在该时期由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捐赠设立的。三是瑞典东印度公司从成立伊始，就定下了一条规矩：所有货物在哥德堡拍卖所得的千分之一，用于救济穷人。比例虽低，但是基数庞大，因此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

在长达七十五年的贸易当中，双方贸易总值达数千万两白银，在极大程度上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相比之下，对瑞典的影响更大。因此，瑞典对此也非常重视，从海洋考古、历史文献、研究等方面，资料都相当完整。一九八六年，瑞典海洋考古专家又一次对“哥德堡”号沉船进行了打捞，并由此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哥德堡”Ⅲ号的项目，完全以民间的力量，重建一条“哥德堡”号远洋大船，前来中国，再现当年的中瑞贸易盛况。经过十几年的努力，这条新造的大木船已经扬帆起航，驶往中国。该船到访中国的时候，将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

但是，瑞典方面的研究仅仅局限于瑞典文的资料和档案，对于瑞典船在广州的贸易情况，语焉不详。而中国方面对于广州对外贸易的情况，基本上没有专门的文献留存。中国的官员和文人向有轻视商贸的传统，因此对于广州的贸易盛况，从未加以记载和叙述。从雍正初年至乾隆年间，只有在引起了严重的中外交涉的情况下，才有一些奏报。除此之外，广东的地方官员断不肯向朝廷汇报广州的夷务。

最早引起严重中外纠纷的是发生在乾隆二十二年的洪任辉案，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通晓汉语的官员洪任辉带着船队前往中国北方港口贸易，引起朝廷震动，遂强行规定外洋诸国此后只准在广州一地贸易，不得再赴宁波等地。但是洪任辉案引起的只是清朝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的开始，并不能反映早期广州贸易的盛况。一七四四年，“哥德堡”号在广州的贸易情况，瑞典档案中也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一七三二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第一条贸易船到港的时候，领队的首席大班柯林·坎贝尔为了向瑞典公司的其他股东表面心迹，对其在广州贸易的过程作了详细的描述。同时，这一年中外档案中恰好有粤海关监督祖秉圭贪墨案的记载，两相对照起来，互为印证，好比是把一幅零碎的图画重新拼合起来，描绘出了雍正十年广州对外贸易的生动画面，这也正是本书的源起。

这本《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虽然是以故事的方式进行叙述，但是书中提到的人物和事件，都来自历史档案，属于严格的信史。相关事迹，均根据中文档案和瑞典文档案进行对照，据实记录；相关人物，除如升行的行商Mandarin Quiqua之外，都得以考证，查对出实际中文姓名和在广州贸易时所用的对外字号。Mandarin，Quiqua是个重要的行商，其真实姓名不能得以考证，甚为遗憾。

《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基本上再现了雍正十年广州贸易的整体情况，其中有相关的广州地方官员，粤海关监督，海关监督衙门的家人、书办和胥役；有前来贸易的英、法、荷兰、瑞典、奥地利等国的外商大班，困守在黄埔的外洋水手，也有专门和外商贸易的福建籍行商以及为外洋船服务的通译和买办。围绕着外洋船的贸易活动，这些人物之间交织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引出了雍正十年瑞典商船在广州发生的一系列故事：蓝旗国外洋船首次到港，黄埔港洋人水手日夜放枪作乐惊了秋闱；孚德行行商陈芳观向英国东印度公司告状，和广顺行的陈寿观势不两立，海关监督衙门查封孚德行等五家洋货行；陈芳观向总督衙门告状，直达天听，海关监督祖秉圭被革职查办；外洋大班趁机告状，蓝旗国外洋船黯然离开广州，无人送行，等等。

雍正十年在广州的贸易情况，也基本反映了乾隆二十二年前广州的对外贸易盛况。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哥德堡”号乾隆九年在广州贸易时的情景，也正可以通过本书得到比较准确的反映。值此“哥德堡”号再造号重新访问中国之际，本书的出版正可以为这一文化盛事作出历史学上的诠释。

二零零五年秋于柏林南腔北调居

哥德堡号沉没的十年前，在雍正十年的广州，通过外洋大班、海关监督、行商、衙役、通译、买办等的粉墨登场，展开了一幅瑞典外洋船第一次前来广州贸易的生动历史画卷。翻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档案，记载了一段不为人知的真实信史。

——张中行

本书所描述的贸易见证了瑞中友好关系和交流源远的历史，也象征着更加灿烂的今天与未来！

——瑞典驻华大使雍博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