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亲见喇嘛王国的暮色风光，定格在一九四0年代的众生百相，半个世纪前首印于美国影响至今，第一部由国人用英文向世界揭示的西藏。

这本著作的特点是取材于实际。作者在西藏期间，研读了大量文献，学习了藏语文，接触了官员、僧人、民众，进出于佛殿、寺庙、府邸、里巷，随时记下所见所闻所思，积累了若干卷用英文写的笔记和日记(三大本日记在“文革”中被查抄，迄不知去向)，这些素材就是著述的依据，将它们剪裁融合，用现代的文体结构、生动的笔墨加以表述，所以无论去过西藏与否，开卷就会感到亲切有趣，引人入胜，没有有关古典著作特有的那种枯燥味道。

全书共分六个部分，即自然环境、民族历史、宗教寺院、政治机构、人民生活、年中行事。

自然环境与民族历史构成了时地纵横坐标，这部分基本上根据文献和近代论著写成，也包括作者的经历与感受，特点是准确的高度概括。任何有著述经验的人都懂得，这是相当难于落笔的部分，因讲地理须纵目百余万平方公里的西藏高原及其周边，叙历史须盱衡千载从神话传说时代说到解放，其间重大的项目不能遗漏，还须缩千里于尺幅，要言不烦，既给予初学者以基本概念，又供应专家们以复习提纲。看来作者轻快自如的谈话的后面不知预先作了多少年的准备，下了多么大的艰苦功夫。

如果说地理和历史的材料还可以在书斋里找到，下面的宗教与政治情况则非亲临其境不能完全真切了解。这两部分内容的公布在当时是创新，在今天仍保存着其学术价值。作者近距离地观察拉萨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揭开其神秘的层层纱幕，调查了其组织结构及功能、不同类别的僧人的日常生活、佛典教学的程序与方式、一般僧众乃至活佛的角色形成过程等等。而因办事处的工作接触，又详细地记录了以达赖喇嘛为至尊的地方政府的机构系统，究明其僧俗官衙双重并行而以僧为主的特征，分析了僧侣、贵族与政权的相互关系、决策的程序以及行政司法制度等，把人们习称而尚不深知的“政教合一制”作了深入的解剖。这两大上层建筑，当时是世人遥望而难及的，现在作者由表及里一一透视，告诉大家，确实是很大的学术贡献。

写作以上这两部分难免要使用较多的专词，风格也较庄重，虽然我们似随着作者走入阴暗的护法神殿，同样在摇曳微弱的烛影下瞥见那神秘狰狞的密宗神像，而也仿佛在衙署中碰上那些来去匆匆、戴着红帽、帽边缀满红穗的候补僧官或在辫发上扎着金属护身盒的候补俗官，可是下面关系拉萨人民的日常生活部分，作者的笔却似脱去拘束，充分地显示其文学才能，写来十分生动。

在“与西藏人一起生活”的标题下，我们既走过山麓、嘛呢堆、佛塔、山寺、乡村，遇见队商、香客、好客的农夫农妇、矜持造作的头人，又走人拉萨城市，交结了贵族、僧俗官员、商人、手工艺者和平民，极难得地旁观了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的早朝，出席了豪家私邸夜以继昼的宴会，应邀参加了寻常百姓家的婚礼，了解了贫富阶层的衣食住行、精神寄托以及这个等级分明的社会里从庆祝诞生到安排丧葬的繁琐仪节。作者观察入微、刻画精细，文笔极尽华丽多姿的能事。

全书的最后以报道拉萨市民一年四季的行事结束。这是一轴徐徐展开的绚烂夺目的民俗画卷，是《东京梦华录》的藏文版，是活动中的社会的录像，是历史的横向的叙述。它先绘出拉萨的地图——环行全城的转经路、布达拉宫、龙王庙、大小昭寺、八廓街等等，然后尽情描写在这里一年到头的节日娱乐，从春天畅游龙潭开始，历数自季春到盛夏的吉曲河畔的野餐节、夏秋之交的雪顿戏剧节、浴水节、初冬的燃灯节、新年庆典和聚集千万僧人历时二十一天的大祈愿会等等，从充满诗情画意的仕女游春说到宗教队伍的喧阗行进，绘声绘色，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序文  ／邓锐龄1

第一部分 展开西藏的地图／1

初识陌生的西藏／3

康熙皇帝授命绘制的第一张西藏地图 ／6

亚洲水域最大河流的发源地／9

西藏的三界：地理的、民族的和政治的界线／14

卫与藏——西藏文化的摇篮／17

西康和阿里，富饶的东部和荒芜的西部／21

第二部分 回顾西藏的今昔／27

藏族的起源：猕猴王和岩魔女／29

事实与虚构：传说中的二十七个国王和五个神秘的陌生人／32

吐蕃王朝的崛起：勇猛的藏王侵犯大唐和印度／36

吐蕃帝国的衰落：一个幽灵骑士暗杀了最邪恶的国王／42

复兴：继黑暗年代之后的僧侣统治集团／46

萨迦统治下的政治联合／49

第五辈达赖喇嘛被朝廷封为僧侣首领／54

巨钳攻势中的与世无争之地，1856年以后被卷入国际纠纷／61

中国革命的后果：最近的政治发展／70

第三部分 喇嘛、喇嘛教和喇嘛寺院／79

佛教徒的人生观和解脱观／81

格鲁派／86

喇嘛寺院的内幕／9l

一个喇嘛的入教和成长／95

一个喇嘛教徒的课程／98

毕业及未来／104

喇嘛教徒的等级制度／107

寺庙和神的启示／111

第四部分 一个属于神，被神统治并为神服务的政府／115

寻访转世灵童／117

没有明确成文的政体／123

上层、下层与僧侣会议／127

孜科，宗教内阁／131

雪科，俗人内阁／136

行政管理／140

第五部分 与西藏人一起生活／145

生活在世外桃源的居民／147

西藏的礼仪／154

拜会达赖喇嘛／161

殷勤好客的西藏人／168

西藏人的生活／176

一妻多夫及婚姻的复杂性／184

骑马迎新娘／188

西藏人最初和最后的仪式／194

第六部分 拉萨的一年四季／199

近观布达拉／201

积累十万功德的月份／211

拉萨的野餐季节(耍林卡)／219

罗布林卡的藏戏节／226

换季／233

新年盛大庆典／236

新年大祈愿法会／240

打鬼节／247

译后 ／252

初识陌生的西藏

与其他方面一样，今天的西藏在地理上仍然处于模糊状态。从未做过系统的勘察测量，只有几个幸运的冒险家，在经历了与敌视的当局、猜疑的百姓、险象环生的原始大自然的种种较量之后，才最终得以进入这块土地。他们见到的是雄伟的江河和峡谷、终年积雪的山峰和冰川、碧绿的湖泊和荒芜的戈壁、神秘的喇嘛和喇嘛寺，还有野蛮的动物和尚未开化的人群。有些冒险家只触摸到西藏的皮毛便逝去；活着的，历经艰险带回笔记和草图，才使久候的学者得以勾画出现在的西藏地图。

最早提到西藏的文字记载来自汉文史料，即公元前2255年舜驱三苗于“三危”的记事。中国的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一致认为，“三危”就是西藏高原。后来中国编年史把这个地区归入羌族部落的居住地。

第一个提到地球上这片土地的西方地理学家，是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Hemdotus)。他讲述了一个印度传说：在印度以北为云雾所笼罩的地方，生活着掘金蚁。它们小于狗，大于狐狸。后来，这种富于传奇色彩的掘金蚁被确认为是土拨鼠。这是一种善于打洞的动物，把挖出的土堆成堆儿，其中或许含有金末。也许，指的是披着兽皮蹲在那儿掘金的人。就是今天，依然可以在西藏的北部平原见到这样的动物和人。

第一个有关西藏和西藏地理权威性的记载，出现于公元7世纪。当时大唐帝国(618—906)向西扩张，与吐蕃(To Fan)发生冲突。唐朝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强悍的邻居，不得不与之缔结最亲密的关系。吐蕃(或按第二个字的古音读为“博”)是一个很像英语Tibet的汉名。一个似乎言之有理的解释称：“吐”，是藏语“高原”的音译；而“蕃”，是西藏人对自己的称呼。约在7世纪的梵文手稿中，西藏被称为博特(Bhota)。英语中的Tibet源于突厥语，是两个音节的讹误。

公元7、8世纪，唐朝与吐蕃有过频繁的战争，也多次互换媾和使节。新旧《唐书》均有专写吐蕃人的章节，也附带提到该地区的地理情况，如首都拉萨(圣土)的位置和名称，那儿的主要河流藏布也首次出现于此。还提到了一些其他的吐蕃地名，但遗憾的是大多数已无法确认。

正如我们在史书中看到的，吐蕃帝国在公元7世纪建立，开端辉煌。但兴旺得并不长久，不到二百年就被内地和世界遗忘了。直到元代(1206—1367)，历史上才又重提西藏，所列举的西藏行政区域是由蒙古皇帝划分的。许多地理名称又一次大有出入，无法考证。但毫无疑问的是，元代编年史家首先使用“喇嘛”一词，后广泛传播，世界这才把喇嘛与西藏联系在一起。当蒙古人进入西藏时，他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武士之国，而是喇嘛之国，或是精神导师之国了。

1245年，罗马教皇派一个名叫柏朗加赛(Piano Carpini)的人出使东方的大可汗帝国。他听说有个叫吐蕃(17ibet)的地方，和那儿流行的一种可怕的风俗习惯。据他报道，在那儿“只要任何人的父亲快断气了，所有的亲戚便群聚而食之，千真万确，人们是这么告诉我的。”1253—1255年间，一个天主教“圣方济会”(Franciscan)的教士威廉·德·罗伯鲁克(William de Rubmquis)在去拜见大可汗的旅途中得知，远在唐古特(Tangut)的西北方，居住着吐蕃人。这个民族有着食其逝去的双亲，和用他们的头盖骨做成精美的杯子以表示纪念的习惯。他也听说那儿有许多金子，甚至亲眼目睹了“这个民族中许多畸形的人”。可是，这些报道与中国人在同一时期的记载并不吻合。食人者是不可能成为精神领袖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理会这些说法，不如把它们看作是对藏传佛教密宗的某些行为的夸张，或者宁愿相信，被描述的这些人是与西藏人有关系的某些落后部落，他们住在与西藏接壤的地方。

中世纪最伟大的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曾于1275年到1295年在忽必烈(Kublai Khan)的宫廷中逗留过若干年。他描述过吐蕃，其中有更可靠的信息。虽然他污蔑西藏人是“盲目的信徒”、“大盗”，以及“一个病态的人种”，但他也客观地报道西藏人有自己的语言，生活在一个包括八个王国、幅员广大、有许多的城市和村庄的地方。他还说，这些人中有世界上最好的巫师和占星术大师，他们用魔法表演得如此神奇，以至他认为根本无法在书中用适当的语言来描述。P3-5

碧蓝、皎洁、一望无际的晴空，澄明如水、清新微寒的大气，广阔的牧野，峭拔的群山，平顶的楼居，庄严的佛寺，纯朴敦厚的农民，身披绛色袈裟的僧侣，穿戴华丽衣饰的贵人以及种种独特、多彩的节日庆典、风俗习惯，都是古来从内地去过西藏的旅人难忘的记忆。但是能够笔之于书的毕竟不多，远者如公元第八世纪杜佑纂辑的《通典·吐蕃》，降及第十八世纪成书的《西藏志》，这样相当全面地记述拉萨或雅砻河谷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的著作，更是屈指可数。惜其目的本为供从政者参考，故内容不免简单，文风也平实，同类中只有新旧《唐书·吐蕃传》，近代曾被译为外文，也同样仅供历史学者阅读引用，因而西方远古传说这片高原上充斥着掘金蚂蚁、登临彼土就情不自禁地怡悦，到近代又普遍地把它看成一个封闭着的世外桃源、从来没有探访过的禁区，对它的历史由来和生活实际，一直有种种误解曲解，也就不足为奇。因此，由我们用外文以富有个性的风格，完整、真实地向世界人民绍介西藏，实有必要。沈宗濂、柳陞祺二先生的这本书，可以说开创性地率先完成了这一使命。

正如一切现实的描述终于成为史料一样，沈、柳二先生的著作是1944年到1949年间身居西藏，依据目睹耳闻的现实及所见到的中外文献写出的。事物已过去了六十年。既然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这本书的部分内容已成为今日经历巨变、突飞猛进中的西藏的最好的参照物。整体看来，由于其可读性强，仍然是愿意认识西藏过去的人们的很好的入门书籍之一。

过去，清代本派有驻藏大臣驻拉萨，行使主权。辛亥革命，大臣撤离。民国成立后，西藏长期对历届中央政府采取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1940年，正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了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1944．年，以沈宗濂任处长，柳陧祺任英文秘书。这所办事处只有十几个人员，主要工作是积极联络团结西藏僧俗上层，促进他们向心中央。那时拉萨有英印政府的代表团，江孜、亚东驻有英印的商务代理，所以英文秘书职关重要。但沈宗濂在藏仅一年半，而柳陞祺一直留守到1949年7月全处人员被迫离开拉萨为止，在藏五年。此后柳陧祺侨居印度，用英文写成此书。因为他早于1930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而沈宗濂曾在同一大学里教过书，又写信约他人藏，二人之间有着前后辈和上下级的关系，故后来他将书稿寄去美国交沈阅定，1953年发表。

柳先生入藏的动机，如他的自述：“想到这个一般人去不了的地方，生活一段期间，而后写出点东西来，最好是一本书，岂非一举两得”。他设想的这本书是一种新闻报道之类的读物，说：“这是我当时的最高理想，根本没有考虑到应该把西藏作为自己深入研究的一个方向。”殊不料不仅写成这样一本结构完整价值甚高的书，而且从入藏以来，中经旅印、回国，西藏历史研究一直成为他长亘六十年的事业，直到以九十五岁高龄与世长辞。病重时还朝夕不懈地思考着西藏问题。

这本著作的特点是取材于实际。他在西藏期间，研读了大量文献，学习了藏语文，接触了官员、僧人、民众，进出于佛殿、寺庙、府邸、里巷，随时记下所见所闻所思，积累了若干卷用英文写的笔记和日记(三大本日记在“文革”中被查抄，迄不知去向)，这些素材就是著述的依据，将它们剪裁融合，用现代的文体结构、生动的笔墨加以表述，所以无论去过西藏与否，开卷就会感到亲切有趣，引人人胜，没有上面提到的有关古典著作特有的那种枯燥味道。

全书共分六个部分，即自然环境、民族历史、宗教寺院、政治机构、人民生活、年中行事。

自然环境与民族历史构成了时地纵横坐标，这部分基本上根据文献和近代论著写成，也包括作者的经历与感受，特点是准确的高度概括。任何有著述经验的人都懂得，这是相当难于落笔的部分，因讲地理须纵目百余万平方公里的西藏高原及其周边，叙历史须盱衡千载从神话传说时代说到解放，其间重大的项目不能遗漏，还须缩千里于尺幅，要言不烦，既给予初学者以基本概念，又供应专家们以复习提纲。看来作者轻快自如的谈话的后面不知预先作了多少年的准备，下了多么大的艰苦功夫。

如果说地理和历史的材料还可以在书斋里找到，下面的宗教与政治情况则非亲临其境不能完全真切了解。这两部分内容的公布在当时是创新，在今天仍保存着其学术价值。作者近距离地观察拉萨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揭开其神秘的层层纱幕，调查了其组织结构及功能、不同类别的僧人的日常生活、佛典教学的程序与方式、一般僧众乃至活佛的角色形成过程等等。而因办事处的工作接触，又详细地记录了以达赖喇嘛为至尊的地方政府的机构系统，究明其僧俗官衙双重并行而以僧为主的特征，分析了僧侣、贵族与政权的相互关系、决策的程序以及行政司法制度等，把人们习称而尚不深知的“政教合一制”作了深入的解剖。这两大上层建筑，当时是世人遥望而难及的，现在作者由表及里一一透视，告诉大家，确实是很大的学术贡献。

写作以上这两部分难免要使用较多的专词，风格也较庄重，虽然我们似随着作者走入阴暗的护法神殿，同样在摇曳微弱的烛影下瞥见那神秘狰狞的密宗神像，而也仿佛在衙署中碰上那些来去匆匆、戴着红帽、帽边缀满红穗的候补僧官或在辫发上扎着金属护身盒的候补俗官，可是下面关系拉萨人民的日常生活部分，作者的笔却似脱去拘束，充分地显示其文学才能，写来十分生动。

在“与西藏人一起生活”的标题下，我们既走过山麓、嘛呢堆、佛塔、山寺、乡村，遇见队商、香客、好客的农夫农妇、矜持造作的头人，又走人拉萨城市，交结了贵族、僧俗官员、商人、手工艺者和平民，极难得地旁观了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的早朝，出席了豪家私邸夜以继昼的宴会，应邀参加了寻常百姓家的婚礼，了解了贫富阶层的衣食住行、精神寄托以及这个等级分明的社会里从庆祝诞生到安排丧葬的繁琐仪节。作者观察入微、刻画精细，文笔极尽华丽多姿的能事。

全书的最后以报道拉萨市民一年四季的行事结束。这是一轴徐徐展开的绚烂夺目的民俗画卷，是《东京梦华录》的藏文版，是活动中的社会的录像，是历史的横向的叙述。它先绘出拉萨的地图——环行全城的转经路、布达拉宫、龙王庙、大小昭寺、八廓街等等，然后尽情描写在这里一年到头的节日娱乐，从春天畅游龙潭开始，历数自季春到盛夏的吉曲河畔的野餐节、夏秋之交的雪顿戏剧节、浴水节、初冬的燃灯节、新年庆典和聚集千万僧人历时二十一天的大祈愿会等等，从充满诗情画意的仕女游春说到宗教队伍的喧阗行进，绘声绘色，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全书的优点如此突出，以故自195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以来，常为西方作家所参考引用，但在我国国内却一直默默无闻，流传不广。即以著者柳陞祺本人论，也极少向人提起它，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固然这与先生淡泊名利，厌弃炫学，“遁世不见知而不悔”的性格有关，可是我们还应该考虑到1957年后长达二十多年的极“左”思潮对人文学科的严重伤害，使许多学者包括柳先生在内，尽力远离语言陷阱。在“文革”年代，用英文写书就足以构成一条罪状。更无论书中的先天的缺点，譬如，凭全书的客观记叙足可判明西藏是类似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尽管作者已在书中对劳动人民寄予同情，欣愉地欢迎西藏的和平解放，甚至为将来的社会改革预拟方案，但未用浓墨重彩加以渲染。又如英文的Chinese不应理解为专指汉族，而“西藏”一词自18世纪以来仅指金沙江以西的藏族地区，与英文Tibet概念的外延大相径庭，这本是他原有的观点，并由他发表的论文一再阐明；可是那时受到书的结构要求和语境的限制，未能畅抒己见，多加阐释，这些都易受到诘责而百喙难解。事实是，每人各自有走过来的道路，本应依一定的历史环境来认识别人，苛刻责备，随意上纲，恰恰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起码的道德标准。  从1960年我初识柳先生到他逝世，四十多年间，我们情谊甚笃，可以说是平生风义兼师友。在我的治学的崎岖道路上，他时时给予支持、指导和援助。当计划经济时代过去，我仍倾全力于集体合作的大项目无暇他顾，幸有他邀我合写论文，俾我也能在学术刊物上有所表现，以减轻竞争中的心理压力，这是我永怀不忘的。

在我的交游中，他是一位不慕荣利的纯真的学者。由于早年在藏目睹英印政府企图分裂我国的种种活动，他深受刺激，自此他的学术作品中一直贯彻着维护国家统一的理念，以此为毕生目的，至死不渝。这是我由衷地敬佩的。

先生钟爱的女儿晓青，同我一样，对先生的去世深怀悲痛，在无穷尽的悼念中，她决心把先生的这部书译为汉文并要我将译稿校读一遍，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为了表示对先生的感谢，我谨对照原文逐字逐句校讫。我们力求信达，而对于原文风格之典雅华丽很难表达其万一。诚然，译文最多是一幅美丽的绣锦的反面。其中不妥错误之处，希望读者不吝指正。

2006年4月

翻译这本书是出于对爸爸的思念，同时也是为了解开一个谜。整理爸爸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包厚厚的书稿，显然是用家里那台古老的打字机打出来的，我隐约地感到这就是那本影响了爸爸后半生的书。他从未向我们提到过这本书，我们也像躲避一块伤疤一样从未问过他。记得我在中国国际旅行社工作时陪团去西藏以及在西德留学期间，经常碰到对西藏感兴趣的外国人。为了显示我家与西藏有点关系，常依据奥地利人海因里希·哈勒所著的《旅藏七年》，说作者在书中提到我爸爸，他们常在一起打网球。可直到今天才知道， 《西藏与西藏人》一九五三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与《旅藏七年》的出版年。爸爸写的这本书以人们易于接受的文学方式向国外对西感兴趣的人们传播了中国人对西藏的观点，曾被许多著作引参考书。正是五年间在西藏与西方人的接触，使爸爸深知当西方人的想法以及世界对西藏问题的舆论趋势，认为自己有任和义务，向西方主持的西藏论坛发出中国人的声音，于是出现了这第一部中国人用英文撰写的作品，向世界介绍西藏会和历史的《西藏与西藏人》。

看着眼前这台跟随了爸爸半个多世纪的古老打字机，我回想起文革时期，谢冰心、吴文藻跪在民院宿舍的小操场上，面前摆着一地从他们家抄出来的东西，一名红卫兵指着一台英文打字机批判：“……就连打字机也是外文的”。听到这儿，我的心里一惊，赶快跑回家，把这台英文打字机藏了起来。但这也没能使爸爸幸免于难，他在美国出版了《西藏与西藏人》自然是罪过之一，特别是美国后来擅增的标有麦克马洪线的地图，叫人有口难辩。“为什么用英文写而不用汉文写?”在当时可是个原则性问题。爸爸精心挑选，长途跋涉带回来的藏银首饰被抄走了，挖掉了宝石化成了银没收了。他们认为银子才是这些精美工艺品的真正价值。许多像片丢失了，还有在印度买的胶制唱片，上面记录着经典的西藏民歌、舞蹈乐曲和藏戏，其中还有唐朝文成公主带到西藏的《龟兹乐》也不见了，特别是三本日记，上面记录了爸爸在藏五年期间的点点滴滴，本来是能够由此写出多部精彩故事的宝贵资料，却再也找不着了。

这本书就像一幅幅古老的画面，带我追踪到爸爸当年的足迹。书中详细地记载了西藏的情况，用美妙的神话传说引出了漫长的历史，解读玄妙的佛学哲理，描绘具有特色的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我从中看到了他对西藏与西藏人深厚的爱。

翻译这本书是我对爸爸的一种补偿。可能是由于家族的长寿遗传基因，我一直坚定固执地认为爸爸会成为百岁老人，以至于他生前的许多要求都成了奢望，我愚蠢地安排他慢慢地享受生活。或许是由于我太缺乏医学常识，天真地以为死亡是轮椅生活、失去知觉、奄奄一息的结局。当被告知他已停止呼吸时，宁愿相信这是一场误会。十天前他还在家里谈笑风生，即使在病床上他仍下意识地和我掰手腕，双臂老在用劲试图坐起来呢。还有那犀利的目光，清醒的头脑，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怎么可能瞬间即逝?在太平间外哭了一小时后，我又冲了进去，为了确认这是真的。我们还有那么多的话没说，那么多的事没做呢!

爸爸一生淡泊名利，洁身自好，认真治学。遇到不公平的待遇和挫折，他都以豁达的态度和极高的修养一一化解，永远保持平静的心态。因为从小在杭州长大，他热爱鲜花和大自然。春天的玉兰，秋天的红叶，冬天的水仙，寄托着他高雅的生活品味。对文学戏剧和体育的爱好，蕴藏着他广博的生活情趣。对饮食起居极少挑剔，从不说坏，难得说好。一生极爱清洁，随身老有两三块手帕，各有用途。在住进医院身上插满管子之前，一直坚持到厕所如厕。所有的东西整洁而有序，从不丢三落四。一生节俭，嘱咐用省下来的钱，帮助那些需要的家人。父亲对我们兄妹的关爱，榜样多于说教，凡事只提建议，使我们学会独立自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传给我们的为人处事的准则使我们受益终生。  爸爸对人生有着睿智的眼光。早在十年前他就看到了缺水和老龄化，今天都验证般地成为了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文革后期，几乎每个家长都在挖空心思找门路，为自己的返城子女找工作。爸爸对我说，作为一介书生，他没有任何后门，但坚信总有一天机会属于那些具备条件的人。遵循着这个教导，我努力学习，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后又去西德留学，用自己的努力改变了人生的道路。

爸爸很少讲到自己，关于他的许多事情我也是慢慢才知道的。他还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在旧书摊上发现了斯诺著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从此萌发了当记者的愿望。他当年选择去西藏，就是想借机将这个“世外桃源”介绍给全世界。虽然他最终没有成为记者，却做了一些记者当年都未能做到的事情：用柯达微型摄影机拍下了有关西藏政府要人、宗教节日、生活习惯、风景民俗的纪录片，后寄给了在美国的沈宗濂先生，现存英国影视资料馆。这些珍贵的历史照片作为当年的写照，至今频繁地出现在各类出版物中。1947年热振事件后，他不满国民党当局未公开支持热振的暧昧态度，秘密地给上海报刊投稿，及时地让内地人民了解到事情的真相。此举触痛了西藏亲英派贵族及英国人，他们一再给蒙藏委员会施压，这也是他辞职离开西藏的原因。

爸爸虽然出生在风景秀丽的杭州，求学于花花世界的上海，但当他踏上西藏土地的那一刻，就被西藏那庄严雄伟的河山、神圣安详的寺庙和虔诚朴实的人民吸引住了。新中国成立后，毅然携家眷从印度回国，为祖国服务，这种深厚的爱国情结伴随着他的终生。他用毕生的精力从事西藏问题的研究，为维护祖国的领土和尊严，为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而著书立说。他常说，不能白吃老百姓的小米，要回报社会。直至入院的前一天，他还在用颤抖的双手反复修改文章，筹划着把自己的书稿留给需要的人。除了他生前发表的论著外，至今家里保留着爸爸未出版的、有关西姆拉会议的书稿和一些回国前收集的珍贵的外国地图，可见他早在四十年代就已着手准备驳斥麦克马洪线的证据，致力于捍卫国家领土主权。西藏，是他一辈子魂牵梦绕的地方。

爸爸终生信奉自力更生，从不麻烦别人，我和哥哥在他九十五年的生涯中，只尽了半年日夜看护的义务；到医院才十天，他就再也不麻烦我们了。“静悄悄地来，静悄悄地去，走后为我种棵银杏树。”爸爸三言两语总结了他的一生。他身前身后都没有任何特别的要求，他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最后留下一片绿，就这么安详地走了。

爸爸的一生，令人尊敬，让我自豪。

两年来，我们一直请嘉乐顿珠先生和在美国的邢步有先生寻找沈先生的后人，以便商量翻译和出版此书的事宜，但一直没有音讯。

翻译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一番历练，首先，我的第一外语是德语，英语是第二外语。其次我对西藏的认识非常有限，只知道西藏有许多喇嘛。通篇英语中的许多专有名词，历史人物，佛教术语要查阅许多书籍和资料才能找到相应的中文，有时仍然不知所云。开始时，我常常是做了两个小时以后才能把心静下来，真正进入书中的内容。正是这个过程磨炼了我，学会淡看人生，在大彻大悟之后懂得了回报和宽容。

在此衷心地感谢邓锐龄先生对我的理解和帮助，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审稿，不但确保翻译忠实于原文，还弥补了我对西藏宗教和历史的无知。感谢母亲陈乃文，以亲身经历解读出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当年的西藏民俗和生活习惯。感谢张盈盈女士校对、打印书稿。感谢胡岩教授慷慨拿出在英国购买的藏书供我们使用。感谢兄长柳晓明全力从旁协助。感谢中国藏学出版社大力帮助出版此书。

柳晓青

2006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