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的历史，一百年的报纸，一代报人的光荣与梦想……

《大公报》之崛起，一本文人论政，承袭旧风，屡有发扬。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之始，标举四不主义为宗旨，曰不党，不为一党之见；曰不卖；不卖于私人或集团，不向外界一分经济援助；曰不私，非一私之言论，取国民之公意；曰不盲，一本既定立场，不盲从于众。此四者。实得文化论政宗旨之精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亦由些得保障。

如果有简单的语言加以归结，文化证政不是标语口号，是本人民的立场，是其所是，非斯所非。是非之间，容有偏差或欠准确，要之亦可为事实所纠正。大公报人诚然政治见解各异，而在报社内部则兼容并包熔于一炉，有其公是公非，一切惟人民利益是从。时代的进代，历史斩进步，《大公报》之可贵者，乃在与时俱进而不媚时。既符合时代潮流，又保持其独立精神。

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国内舆论者至巨。该报自1902年创办以来，始终能坚守自由进步之政策；在长期作报期间，始终能坚持其积极性新闻之传统；虽曾遇经济上之困难，机器上之不便及外来之威胁，仍能增加其威望。该报之机器及内部人员，曾不顾重大之困难，自津迁沪抵汉以至渝港两地，实具有异常之勇气、机智与魄力。该报能在防空洞继续出版，在长期中虽曾停刊数日，实具有非常之精神与决心，且能不顾敌机不断之轰炸，保持其中国报纸中最受人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粹之特出地位。《大公报》自创刊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

文人论政说是非（序）

释大公

“起义”云乎哉——谈新中国成立前香港《大公报》的抉择

“起义”云乎哉续篇

三本《纪念册》　　——兼《报业千秋——大公报历史版面回顾展》观后感

抗战期间《大公报》主张“修明政治”、倡导“紧缩政策”、呼吁“清明廉政”

两极决斗中的《大公报》

“大公报社新记公司”：从成立、发展到消亡

抗战期间《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

《大公报》与“小骂大帮忙”

《大公报》创始人英华

浅识张季鸾先生

胡政之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

深情怀念赵朴老

曹谷冰先生访苏轶事

王芸生与陈布雷

胡适·《大公报》·白话文

王芸生谈写史

范长江为何离开《大公报》

杨刚与《大公报》

彭子冈“独闯张家口”

金庸走入《大公报》

默默耕耘的长者

《大公报》与国民党三将军

座中多是豪英

陪都时期的王芸生

张季鸾与“七君子案”

从《大公报》看血战台儿庄前前后后

言冠群林，驰誉他邦

我们在割稻子

《大公报》与重庆谈判

《大公报》与反苏大游行

《大公报》与“反美扶日”爱国运动

“国民大会”召开前后的《大公报》

短评风波

抗日烽火中诞生的“大公剧团”

“大公报号”滑翔机

大公篮球

毛泽东在延安接见《大公报》记者

《大公报》“三剑侠”

一则“拎皮包”的旧话

《大公报》连载《三毛流浪记》

到底是哪一张报纸“定乾坤”

第三百零三个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伴随王芸生走完风雨人生

答《两点看法》之一

给《杂文报》编辑部的信

当年《大公报》之命名为“大公”，蕴含着深刻的含义，历代“大公人”也为此而不懈努力。

什么叫做“大”?老子说：“物有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强为之名日大。”这就是说“大”是道——真理的代名词。

什么叫做“公”?老子也说过“知常容，容乃公。”王弼注说：“无所不包，通则乃至于荡然公平也。”无所不包，就是采纳群论，毫无偏心。

《大公报》首创人英敛之，于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第一号“《大公报》序”将报名释义：“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并冀“扩大公无我之怀”，“风移俗易，国富民强”。并作如下感叹：

报之命名固己善矣，夫徒有其名，毫无其实，我中国是往往而然，今此报得毋亦妄为标榜而夜郎自大，济私假公乎?抑果是是非非，源源本本而一秉大公乎?要之自亦未敢定其如何也。……凡我同人亦当猛自策励，坚善与人同之志，扩大大公无我之怀，顾名思义，不负所学，但冀风移俗易，国富民强，物无灾苦，人有乐康，则于同人之志偿焉，鄙人之心慰已。

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续办新记《大公报》，将“大公”二字更具体化为“四不”，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总编辑张季鸾说：“日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日不卖：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人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以金钱所左右。日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他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日不盲：夫随声附和，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陷于盲。”以上“四不”，为在当时环境下所能表示之最大限，亦同人自守自励之最小限。

“有容则大，无私则公。”这就是“大公”，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大，正其谊不谋私利之为公。至大至公，实大声洪。这就是一张民间报纸可获得成功的“秘诀”。

1949年后，这张名日“大公”的民间报纸，已成为历史。然这张新闻纸，在我国新闻史上的地位，无法抹去。一度该报“大公”之名却成为“反动”的代名词。“大公”乎?“反动”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当读到两代“大公”创始人留下之墨迹，可供反思。P1-2

中国报业史的作者们，论述国内报业兴起，往往夸古以饰今，把报纸的起源作无限制的延伸，事涉荒诞，人莫我信。且勿论“宫门抄”、“邸报”之非中国报纸之祖先，即使晚近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兴办的一些以“报”命名的印刷品，以及中国人起而自办的大量印刷物，或称做“报”，或叫做其他名称，其实质仍不是今天严格意义上的报纸(新闻纸)，而更多类同于今天称做杂志的事物。中国之有报纸，远较西方历史为短。历史短，年轻势盛，生命力强，照说，报纸的寿命应该长了。事实相反，中国报纸多短命。试看，民国几十年间，开张大吉与关门落锁的报纸，真是此起彼落，不可胜数，看起来热闹非凡，却多没有是太太平平、寿终正寝的。其中因缘，诚然多端，寻其根蒂，则是百年历史变化急剧，社会动荡激烈，时代思潮起伏剧变，有以致之。于是，世纪两越，回眸历史，在这动荡的一百多年里，一张民间报纸，能够维持十几二十年的生命，已属少见。求其能登百年，真是绝无仅有。有之，那就是1902年创刊于天津的《大公报》。今日大陆，北京大公报馆被消灭于“文革”大劫，然在香港特区尚有《大公报》在，统系相承，血缘与共，度此将临的百年之庆，非是冥诞，实有荣焉。

一百年的历史，一百年的报纸，值得大书特书，值得举杯为庆。《大公报》以一张民间报纸，开创草莱。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以新记公司名义收买股权，接办《大公报》，顺应潮流，锐意改革，几经风雨，立足不败，终于走进历史的辉煌。回溯以往，尽管因缘错综，百端多诸，然承传历史，办报宗旨明确，且愈磨而其末愈厉，实为纲领。

尝言：中国近世报业之兴起，与西方进入商业社会而报纸繁兴有一大不同，即：中国自晚清以来，创出了各种各样的报纸，非纯属商业性行为，有识的报业前驱，皆以报纸为文人论政的工具，而投身于从长远看是致力于国家近代化现代化的躬行实践中。梁启超一生素志，是启迪民智，作育新民，以求得“具有共和国国民之资格”，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报中为中人说法”，可见他着眼于广大的中等知识分子，“新民体”文章通俗易懂，用心良苦。梁启超办的报纸，从《时务报》到《清议报》到《新民丛报》，无一不是作为文人论政的工具，其为文业，笔锋常带感情，因为他对中国政治的去取深具情怀。宗旨明确，主张有定，文字精辟，论晚清文人论政最具成绩的报刊，当首推梁启超所为。

和粱启超同时前后，革新分子参与报刊发为言论，也都出于文人论政。如章太炎前期参加《时务报》，后为《苏报》写文章，皆属文人论政；再后东渡日本，主持《民报》，《民报》虽是同盟会机关刊物，作者为文，于党见之外，亦有文人论政成分。文人论政最具典型，厥为《苏报》。章士钊主《苏报》笔政后，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轮流为文，文人磨墨，倡言革命，终成1903年癸卯大狱。蔡元培之主《俄事警闻》(后改名《警钟报》)，蔡元培、张元济之主《外交报》，陈独秀、章士钊之主《国民日报》，皆不脱文人论政本色。民元以后，梁启超门下三少年黄远庸、张君劢、蓝公武崛起，所办《少年中国周刊》，以文人之笔，议论政事，风行一时。厥后张、蓝改业从政，黄远庸以其锋芒毕见之笔，在南北各报指斥时政，捐党见而持公议，虽对孙中山、袁世凯，亦指其失，正是文人论政本色。陈寅恪先生诗云：“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盖有感而发，与顾炎武“一自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是从两面立论。而当清末民初，书生报国，文人论政，倒是自由度较大。这段时期，以文人论政创立的报刊的作用，不可低估。

《大公报》之崛起，一本文人论政，承袭旧风，屡有发扬。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之始，标举四不主义为宗旨，曰不党，不为一党之见；日不卖，不卖于私人或集团，不向外界取一分经济援助；曰不私，非一私之言论，取国民之公意；曰不盲，一本既定立场，不盲从于众。此四者，实得文人论政宗旨之精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亦由此得保障。《大公报》本此初衷，几十年间坚执以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历经艰辛，终于赢得中国人民的拥护，成就其辉煌。毛泽东对访问延安的《大公报》记者孔昭恺说：“只有《大公报》把我们共产党当人。”(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蒋介石每天必看《大公报》，而不满于国民党党报。国共两相对立，而其领袖同致好感于“不党”之《大公报》，颇堪寻味。反过来，两党也有对《大公报》口诛笔伐之时。好感也罢，笔伐也罢，这是正常现象。《大公报》历史之辉煌，表现于抗日战争的重庆时期。1941年，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破天荒地颁发荣誉奖章给中国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出席庆典致辞，谓《大公报》成绩之取得，归因于在商业社会中保持了文人论政本色。斯言也，可视为对《大公报》的论定。《大公报》最盛时期，同时有重庆、上海、天津、香港四馆(武汉只抗战初期以为入川之过渡，桂林馆于湘桂撤退时停止)，以一财不大气不粗的民间报，而能成此规模，亦中国报业史上所仅见。今之青年，多不了解昔日《大公报》为何物，有两本书，周雨的《大公报史》和吴廷俊的《新记大公报史稿》可作参证。

如果用简单的语言加以归结，文人论政不是标语口号，是本人民的立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是非之间，容有偏差或欠准确，要之亦可为事实所纠正。大公报人诚然政治见解各异，而在报社内部则兼容并包熔于一炉，有其公是公非，一切惟人民利益是从。时代的进化，历史的进步，《大公报》之可贵者，乃在与时俱进而不媚时。既符合时代潮流，又保持其独立精神。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公报》以一个老字号，而膺维新之命，无论从言论的开辟，版面的改革，以至文字的革新，学术的探讨，都日新又新，良有以也。

公元1949年，结束了一个旧的时代，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文人论政亦随旧时代而消逝，《大公报》不再有昔日的辉煌。此是自然之理，事物变化之迹，不可得而言焉，亦不宜得而言焉。天津《大公报》易名为《进步日报》出版，重庆《大公报》变而为《重庆日报》，上海《大公报》虽仍旧观，实无以膺新命，1953年年初北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成天津《大公报》，以后再迁北京，至“文革”之难而寿终非正寝，仅剩下一个香港《大公报》延其命脉。历年以来，大公报人亦用自己的手去推倒《大公报》赖以立策的文人论政之基。此亦自然之理，事物变化之迹，不可得而言焉，亦不宜得而言焉。

照说，昔日《大公报》已成历史(香港《大公报》除外)，对于文人论政的最后一家报纸——《大公报》之是是非非，应该留待历史学家去研究评论，而无须立足现实加以评说。事实不然，多年以来，评点《大公报》之文屡见，且各执其说，互不相下。其中，争论最多的，是“小骂大帮忙”说与“非小骂而是大骂”说。小骂大帮忙者指《大公报》对国民党政权只不过是小骂，不伤筋骨，而在关键时期关键问题上，则是大帮忙。持此说者，可以举出例证，以张其词。反对的论者，同样也举出例证，证明《大公报》对国民党政权屡有大骂，并遭国民党政府多次惩处。这样的争论，事实上都能成立，两方便成相持不下。其买，《大公报》既倡文人论政，以其所见，是其是，非其非，必与小骂大帮忙或非小骂而是大骂均无关涉，须得就事论事，而不管所骂所批评的对象是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不只是学术研究的原则．文人论政办报，亦求秉此原则。议论《大公报》，是议论历史上的《大公报》，是研究历史。研究历史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是要纳入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去考虑去论断，脱离了历史的背景，甚而以今天的政策或所要求于今日报纸者，去作论断，去要求一个历史上的报纸，不是唯物史观，是反科学的。这样，也就不能从历史中求史识。几年来，关于《大公报》是非的讨论，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从反面提醒和要求我们如何去对待历史，研究历史。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也许头脑会清醒一些。

历年有关《大公报》的讨论中，王芝琛写文章最多，今选出四十余篇，成为一集，即将梓行。芝琛是王芸生先生哲嗣，所学事业，既非新闻，亦非历史，更从来没有在《大公报》工作过，只因庭训所得，得闻《大公报》经纬，亦因家庭关系，与大公报人多所接触，对昔日《大公报》有所了解，耳濡目染，渐成癖好。数年来，芝琛埋头《大公报》故纸堆中，悉心研究，并采访《大公报》故旧，广搜博采，于《大公报》研究，卓然成家。他积累《大公报》材料之丰富，于《大公报》史事之熟悉，朋辈中无人能及。在全国报刊中，芝琛所写《大公报》文字，广为发表，深得好评。其中大多数文章，发表时或发表前，我曾看过。文章最大特色，是信而有徵，以事实为据，不空谈，不虚夸。其次，不作危言高论，但直道其事，直述其经过，读后自然形成结论。集中文章，或为有关《大公报》争论的重大事件，如“小骂大帮忙”。如因“修明政治”案而引起的《大公报》社评事件……文章均以事实为依据，还其历史真相。集中亦多《大公报》轶闻旧事，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此类文字，不会见之于《大公报史》或《新记大公报史稿》，读之可以补二史之所未载。集中更有人物记载多篇。作者于其尊人王芸老，写来自是真切。张季鸾、胡政之、曹谷冰诸前辈先生，芝琛幼亲馨咳，闲闻写来，亦具精神。难得的是《座中多是豪英》一篇专文，所写人物众多，但凭文字资料，能写成如此翔实生动之作，诚不易矣。

乐见此集之成，乐为之序如上。

唐振常

数年来，芝琛埋头《大公报》故纸堆中，悉心研究，并采访《大公报》故旧，广搜博采，于大公报研究，卓然成家。他积累《大公报》材料之丰富，于《大公报》史事之熟悉，朋辈中无人能及。……

——唐振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