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探讨了鲍斯威尔《约翰生传》中的冲突艺术。从约翰生与环境的冲突，约翰生与他人的冲突以及约翰生的内心冲突出发，分析鲍斯威尔如何广泛运用传统冲突的手法，把看似零碎的细节、杂乱无章的对话，与朋友交往的私人信件连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全面而生动地展示约翰生的人格，探究产生这些冲突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背景。

鲍斯威尔和约翰生作品版本与缩写

第一章 鲍斯威尔：从傻瓜到天才作家/1

第一节 一位能干的记录员/1

第二节 白痴写就一部杰作/11

第三节 伟大的传记艺术家/18

第四节 冲突：传主人格的动态叙述/31

第二章 个性的张扬与压抑/48

第一节 困境中的奋斗/48

第二节 恩主制度的叛逆者/58

第三节 文坛领袖与社会风尚/79

第三章 众生的舞台/86

第一节 约翰生与演员/86

第二节 约翰生与麦克弗森/92

第三节 约翰生与威尔克斯/104

第四节 约翰生与哥尔德斯密/118

第五节 约翰生与鲍斯威尔/131

第四章 灵魂的挣扎/141

第一节 清醒中的疯癫/141

第二节 地狱与天堂之间/151

第三节 苦难与幸福/161

结语/170

附录1约翰生和鲍斯威尔年表/173

附录2鲍斯威尔《约翰生传》中的一些主要场景和谈话/181

参考文献/186

戏剧运用对话、独白来展现戏剧冲突，推动戏剧情节的发展，塑造人物的性格。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中，那些看似不可理喻，实则激情横溢的独白，将其复杂的心理化为直观的形象，把观众带进他独特的内心世界，领会其隐秘的心灵冲突，使人感受到哈姆莱特独特的个性特征。戏剧的这一艺术技巧也常为传记家们所运用。戴维斯的《大卫·加里克生平的回忆》(1780)曾经获得约翰生的大加赞赏，他运用谈话的方式，揭示了人物之间的冲突，提供了愉快的、值得信赖的对传主的描述。其中，考利·西伯和布雷斯戈铎夫人谈话的场景是很好的证明。“在她(布雷斯戈铎夫人)和考利·西伯的一次谈话中，考利·西伯对加里克有贬抑之辞，她谴责了他的恶意，宽大地说：‘来，来，西伯，告诉我，对这样一位年轻的先生，在你的骨子里是否有一些嫉妒的成分?这位使每个人都高兴的演员一定有其优点。’这位老人感到了这一敏感的而且是合情合理的指责的压力，他用力吸了口气，坦率地答道：‘确实，布雷斯，我相信你是正确的——这位年轻人是聪明的。’”传记作家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使用舞台对话的方法，有时甚至连精神上的沉思默想也以对话的形式加以表述。在吉姆斯·托马斯·柯克曼的《查尔斯·麦克林的生平回忆录》(1799)中，一位女士在丈夫死去之后，又遇到新的追求者时所表现的内心冲突以对话的形式得到了生动的展现。“如果她去世的丈夫有时突然闯进她的脑海，与我们这位具有优秀品行的主人公进行对照，她就与自己以下面的方式进行辩论，‘世人将会说些什么?什么!和一位没长胡子的男孩结婚，一位陌生人，还是一位爱尔兰人——在拥有了最好的丈夫们之后!这太糟糕了——至少比起别的任何事情，这是再糟糕不过的事情了!那么谁能够对他坚定不移的决心负责。’无论什么时候这种冲突出现在一个女人的心中，这不需要特别的明智来决定哪一方将获得胜利。”

毫无疑问，英国戏剧塑造人物的这些艺术手法会对鲍斯威尔有所启发。他在许多场合认为，传记必须以戏剧的方式使传主血肉丰满，使读者了解传主及其生存的世界。1778年鲍斯威尔和凯姆斯勋爵谈到传记时，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赞成传记应该具有戏剧性。传记的伟大艺术应该使我们所撰写生平的传主总是呈现在读者的面前。”①一个人在具体日期的具体行为、毫无生气的数字统计、准确无误的编年史并非传记，即使是最精确记录下来的言论和思想，如果不进行艺术处理也不会产生一部优秀传记所应有的光芒。

P42-43

杨正润

孙勇彬的博士论文《灵魂的挣扎：鲍斯威尔(约翰生传)中的人格叙说》即将问世了，他要我作序，我提笔之时不免产生许多感慨。

就勇彬而言，他还很年轻就出版了第一部著作，自然值得称赞；但就中国学界而言，这部著作的出现则显得太迟了。有人说过：如果说荷马写出了最伟大的史诗，莎士比亚写出了最伟大的戏剧，那么，鲍斯威尔就写出了最伟大的传记。《约翰生传》问世二百余年来对英国文学和传记文学的发展发挥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文学史上一部伟大经典。20世纪是所谓“传记革命”的时代，传记文学进入迅速发展的时期，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文类，在西方学术界，在过去30年中传记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和核心关注，对鲍斯威尔及其《约翰生传》的研究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

胡适曾经指出：“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中国对传记研究的起步就更迟，近百年来，胡适以及梁启超、郁达夫等人一再呼吁发展和研究中国的传记文学，朱东润先生则身体力行，为此贡献了几乎毕生的精力，其后更有学人，追随前贤，前赴后继；但毕竟任务繁重，至今成效难言彰显。就以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为例，虽然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朱东润、范存忠诸先生就向中国读者推介此书，并给予极高的评价，可是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大陆至今没有《约翰生传》的中译本，对这部世界名著的研究成果也只限于几篇论文以及几种文学史的相关章节，对比国外通俗小说的大量印行以及二三十种大同小异的西方文学史的问世，这真让我们研究西方传记的人感到颜面无光。约翰生曾对中国表现过极大兴趣，幻想哪一天自己能光荣地登上万里长城，可是就在长城屹立着的这块土地上，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位属于全世界的文豪。

勇彬对这种让我们感到尴尬的局面发起了冲击。2000年他考入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出于对传记文学的兴趣和雄心，他的博士论文选择了《约翰生传》。这一课题的重要意义自不待言，但是其难度也很大：《约翰生传》卷帙浩繁，内容丰富，要读懂就需要具备丰富的背景知识，其时台湾的中译本还未传到大陆，深入的研究就得细读1200页的英文原本；西方学界对《约翰生传》的研究成果虽多，在国内却很少见到，收集资料十分费时劳神。勇彬知难而上，他凭借出色的英语基础，一遍遍细读文本；他也收集了传统的以及当代各种学派研究《约翰生传》的文献，一本一本读下去。鲍斯威尔说过：“我在收集和整理材料写成这几卷书时所花费的劳动和注意力的紧张，是那些轻松地阅读他们的人难以想像的”，作者是这样，研究者也是如此吧。

读者常常感到困惑，《约翰生传》涵盖了传主漫长的一生，这么一本大书，表面看来杂乱无章，只是收录了传主大量的轶事和对话，虽然也有种种细节的描写，但似乎没有什么主旨，除了专业的学者，很少有人把这本书从头读到尾。但是不管什么年龄的读者，随便什么时候拿起这本书来，随便翻开一页，都可以兴致勃勃地读下去，不但能得到许多教益，而且会从中感到极大的乐趣。《约翰生传》成功的秘密究竟在哪里?

对这个问题西方学界有过种种解答。勇彬对《约翰生传》的研究选择了一个新的视点：冲突。他发现，在英国历史、文化和宗教的宏大背景之中，鲍斯威尔主要描写了三类冲突：即约翰生同他周围环境的冲突，同当时英国文化传统的冲突，以及他内心的冲突。正是通过对这些冲突的叙说，鲍斯威尔展示了约翰生生动丰满的人格，也使表面看来杂乱无章的材料成为内部统一的有机整体，从而具有了永久的艺术魅力。提出传记冲突和《约翰生传》中的冲突问题，勇彬并非第一人；但是把这一观点系统地运用于《约翰生传》的研究，这还是第一次。

勇彬的这篇论文在答辩时就获得了专家的好评，取得博士学位以后他又去浙江大学做搏士后，这一期间他又对全文进行了精心的修改，并进一步充实了内容。勇彬攻读博士学位，至今已过5年了，我相信他一定体会到学术研究是一种多么沉重的劳动，然而时间没有白费：有关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他写出了中国第一篇博士论文，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专著，他对中国传记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传记的学者和爱好者一定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教益。

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2000年至2003年，我有幸在南京大学师从著名的外国文学专家杨正润教授攻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我之所以选择“冲突：鲍斯威尔《约翰生传》中的人格叙说”这个论题。是因为鲍斯威尔《约翰生传》对二百年来的英国文学和传记文学的发展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它是英国文学史和传记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然而，我国学界对这部著作的研究只限于不多的几篇论文或见之于几种文学史的相关章节。对它的研究有着广阔的学术空间。

在本书付梓之际，我深深感谢我的导师杨正润先生，是他引领我进入传记文学这个别具魅力的研究领域。从论文的选题、开题到答辩，先生付出了许多心血。先生的关爱与教诲，永远都是我生命里最美好的珍藏。

在我论文开题、评审和答辩中，王守仁教授、朱刚教授、余一中教授、余斌教授、汪介之教授、华明教授、唐建清副教授对论文提出了中肯而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他们的鼓励、俯肯与指正都使我受益匪浅。此外，浙江大学出版社的杜希武先生和责编、责校人员付出了艰苦的劳动，谨在此一并致以真诚的感谢!

感谢父母和家人的爱，感谢同窗和朋友们的关心。也感谢一直关心我成长、总是亲切鼓励我一定要努力上进的李晨光老师。

孙勇彬

2004年岁暮平安夜于黄姑山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