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本原论、动能论、创造论三个方面，对汉代经学视野中的儒家文论，进行了仔细的梳理与论证，气势朝气磅礴，不仅是融贯中外古今，学殖笃实深厚，而且视野开阔，思辨灵动而举重若轻，通过具体而微地解剖形而下的"麻雀"，把艰奥繁复的学术课题，升华到形而上的理论层面去作规律性的探索，并且在生动明白的文字中，有条不紊地论述，在不知不觉中，把读者引进了一个新的学术洞天。对于具体存在问题的历史研究，也有颇多创新而启人思维。

捧读程勇博士《汉代经学文论叙述研究》书稿，为其酣畅淋漓的恢宏气势所摄服。程君形象魁梧，性格阳光，为人开朗热情，广结人缘而以助人为乐，所以朋友戏称他有大将风范。现读其大著，又实在地感受到书如其人，文章气势朝气磅礴，同样具有大将风度，不仅是融贯中外古今，学殖笃实深厚，而且视野开阔，思辨灵动而举重若轻，通过具体而微地解剖形而下的“麻雀”，把艰奥繁复的学术课题，升华到形而上的理论层面去作规律性的探索，并且能够在生动明白的文字中，有条不紊地侃侃而谈，在不知不觉中，把读者引进了一个新的学术洞天，饶有兴味地继续耕耘和探索。

汉代经学文论叙述研究，这是一个很有意义但又非常艰难的学术课题。俗话说，没有金刚钻，怎揽瓷器活?程君选择这一难题，跨越了先秦两汉史学、经学哲学、政治伦理、文化机制、文人心态以及文学创造、文论叙述诸多学科领域，可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再细小的问题，也必须精神贯注、全力以赴。在表面上，这一课题讨论的似乎只是汉代文论发展的问题，作者从本原论、动能论、创造论三个方面，对汉代经学视野中的儒家文论，进行了仔细的梳理与论证，当然有其时代阶段性。但可贵的是，作者能够由此及彼，跨越了具体的历史时段，把远大的目光投向了整个中国古文论研究领域。比如说，过去的中国古文论研究，存在着解释型的模式，它把“古代文论”主要作为知识对象看待，在上世纪“五四”运动以后的二三十年代，中国古文论和文学批评史研究处于草辟鸿漾的时代，知识的发现与积累当然是需要的。但发展到21世纪，学人如果仍然以解释型模式的研究为领军主流，这就很不够了，甚至可说是一大缺陷。积累历史知识，必须为人所用，才能成为新文化的活肌体。光解释和积累，而不去注重活用，就会成为两脚书橱而致人诟病。面对这一学术困境，程君认为应该与时俱进而转变观念，在解释型的基础上突破，继续深入探讨朝创造型研究思路跃进的问题。其所称“创造”，就是把古代文论“作为智慧源泉来看待，其目的在于沿其所开辟的道路将文化创造下去”。从解释型模式的重“知识”，发展到创造型思路重“智慧”，从字面看，似乎意思相近，实际不然，这是思想在不同层面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知识”不用，就是死的魂灵；“智慧”鲜活，开启了创造新文化的源泉。源头活水，汇聚江河，滔滔滚滚，一往无前，永远滋润了人类文明。程君据此，进一步提倡将问题研究作为起点，“真正的问题是有关于我们存在的问题”。作者所言，启人深省。只有活用知识、超越知识，才能创造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的学术春天。在理论观念、方法途径及问题的提出、转换与探索方面，程君所言，高屋建瓴，这对现在与今后的古文论研究建设，应该是大有启迪与助益的。

在鲜活的宏观理论指导下，程君对于具体存在问题的历史研究，颇多斩获创新而启人思维。人或担心这是否会重蹈昔日“以论代史”的学术覆辙?其实，这一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程君所走，是“以论带史”而非“以论代史”的路数。“代”之与“带”，一字之差而性质判然有别。“代”者，包办代替者也，所谓“以论代史”，即徒发空论而无须顾及历史事实。这一不良学术倾向，不仅在“文革”前，即在今日也仍然风行不泯而仍有市场，因为它为“聪明”的思想懒汉准备了商业炒作的学术快餐。但程君是“以论带史”，“带”者带动启悟者也，它立脚于坚实的历史事实基础之上来说话，并提高到理论上作规律性的总结与升华。作者曾清楚指出了“不存在某种一成不变的文学本质，也不存在某种通行天下的文学理论，文学理论是在历史中建构起来的”。比如，作者论述儒家文化立场，从先秦到两汉，经历了从“民间文化立场到体制文化立场”的转变，由于时代发展及思想立场的变化，造成了两汉视野中有“经学”与“经术”之别。“学”的具体目的在于“通经”，“术”的目的在于“致用”。“经学”指向儒家经典的一般精神与意义，其中包含了个人修养与人格精神，而与知识分子的民间文化立场相对应。而“经术”则指向了实际政治实践，具有直接的统治教化的功利目的，“而与知识分子的体制文化立场相对应”。对于两汉经学视野中的儒家文人徘徊于两种思想立场之间的矛盾与尴尬，所论言简意赅而一针见血，具有震聋发聩之功。如果作者没有深厚的经史基础，而是就文学论文学，能有此精见卓识吗?又比如有关汉代谶纬文论叙述的研究，尤见精神。有关谶纬神秘之学，学界视为畏途。但程君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克服种种困难，刻苦钻研，坚持不懈，终于从无知到有知，成功地写就了《儒教神秘主义言说与谶纬经学文论叙述》，为其整部大著，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章。“谶纬是两汉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谶纬文论叙述是一种政治神话论类型的文论，则文(学)便是神灵启示录，儒家经典就是这样的神灵启示录”，谶纬中有关“诗”“书”“礼”“乐”的文论叙述，皆以王者受命于天为理论根据，“其最终指向的是现世实现宗教化的德治国家”。这就准确破译了谶纬文论叙述的密码，把神秘谶纬从虚幻的天国拉回到脚踏实地的人间，以显现其本质面目。这类破解学术难题的创见，言入之所欲言而不能言，其功厥伟，岂是对历史一无所知的游根之论所可比拟!

 程勇博士驰骋学坛，本书是小试牛刀，即在学术领域跨出了坚实的一步。相信他在今后漫长的学者生涯中，兢兢业业，持之以恒，必然是百尺高楼，更上一层境界，我辈将翘首以待。 蒋凡 2004年12月18日

于海上半万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