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是对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关于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现代化，关于经济发展战略，关于社会主义的企业改革，关于产业结构的调整等的全面阐述。文章力求较全面地反映认识一些重大问题的思想轨迹和经验教训。

自序………………………………………………………………1

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论农业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3

不能把农业提供劳动力、市场、资金的作用说成是“非基础”的作用…28

关于农业扩大再生产的标志和形式问题………………………35

试论若干影响农业扩大再生产的因素…………………………55

关于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现代化

调整时期应当优先发展轻工业…………………………………77

关于我国国内市场问题…………………………………………86

农产商品化和国民经济现代化…………………………………93

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继续进行工业化和科技革命……………114

中国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128

关于经济发展战略

必须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从基本建设存在的问题说起…………………………137

人民的需要第一…………………………………………………153

经济结构研究的几个问题………………………………………158

经济结构的内涵和研究经济结构的任务………………………167

提高经济效果，促进经济发展…………………………………181

一定要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185

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速度………………………………………190

认真研究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经验………………………201

坚定不移地实现经济工作的战略转变…………………………207

两个“转变”：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220

关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调整国民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229

关于产业政策的几个问题………………………………………245

论汽车工业的地位和作用………………………………………260

开发高新技术产业必须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277

美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经验和问题…………………………292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生产关系问题是根本问题………………………………………321

简论经济管理体制的内涵、模式和演变………………………328

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340

正确处理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系…………………………355

改革应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359

必须加快政企分开的步伐………………………………………364

党的“十五大”报告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创新和贡献…………368

“十六大”报告在经济理论上的创新…………………………385

关于社会主义企业改革

政治经济学应该重视企业问题的研究…………………………395

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企业的自动调节…………………………402

重视企业行为规律的研究………………………………………430

再谈企业行为规律问题…………………………………………439

重塑国有企业制度………………………………………………454

所有制也是经济手段……………………………………………459

国有企业改革与生产力标准……………………………………466

关于企业管理

美国怎样培养企业管理人才……………………………………489

谈谈对国外企业管理的研究……………………………………512

怎样对国外企业管理进行对比研究……………………………519

深化改革要重视企业管理………………………………………549

关于社会主义的可持续发展

批判“四人帮”的封建社会主义思想…………………………559

重视可持续社会主义和不可持续社会主义的研究……………566

制订“十五”计划需要研究的社会经济问题…………………580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问题……………………………………583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体制保障…597

主要著作目录……………………………………………………611

我国是一个近10亿人口的大国，具有广阔的国内市场。这是我国的特点，也是发展生产的有利条件。如何发挥国内市场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是很值得重视并需要认真加以探讨的问题。

很长时期内我们对国内市场重视不够。我们没有很好满足现有市场的需要。城乡居民的一些基本生活需要，包括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相当一部分社会购买力得不到实现。有些企业存在着为生产而生产的倾向，因而一方面很多产品供不应求，另一方面有些产品又严重积压。过去我国人民收入增加得较慢，限制着国内市场的扩大。地区、部门和企业搞大而全、小而全的自给自足经济，更阻碍着国内市场的发展。我们也没有利用市场机制，来促进企业改进经营管理和实行技术革新。不但禁止重要生产资料进入市场，取消了或基本上取消了这些生产资料的国内市场，而且也曾给生活资料市场很多不必要的限制，使它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由于没有充分发挥国内市场的作用，给国民经济带来了种种消极后果。

我国市场上长期存在的供不应求现象，使得有些同志往往把市场当成一个包袱，把市场需求看成一种负担，看不到国内市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国内市场问题处理得好，就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处理不好，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国内市场的作用是决不能忽视的，那种害怕国内市场扩大的观点更是错误的。

市场是商品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所谓商品就是在市场上买卖的产品。商品卖不出去，不仅难以实现扩大再生产，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因此，马克思说商品的出售“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①。马克思还说：“对工业生产来说，市场的不断扩大则是它的生活条件”②。这个论断非常重要，不仅适用于工业生产，也适用于其他部门的生产，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生产。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我国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怎样解决市场问题呢?从实际情况出发，我国发展生产在重视国际市场的同时，应该主要着眼于国内市场。国内市场的容量，将对生产发展有重要的制约作用。

市场还是商品生产的一个推动力。市场不仅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且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巨大的反作用。不断扩大的生产，需要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反过来，不断扩大的市场又能促进生产的不断扩大。这种情况，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美国经济发展曾经比其他国家更为迅速，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有广大的国内市场，并且比较充分地利用了这个市场。我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如果得到充分而又有效的利用，必将成为促进生产发展的巨大动力，并有利于当前国民经济的调整。

市场的作用还表现在能够督促企业发展生产，降低成本，增加盈利。在商品经济中，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企业必须不断改进经营管理和实行技术创新，才能不断降低单位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市场竞争中取得胜利。价值规律的这种作用，也就是市场的作用。这也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利用市场的原因。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如果不实行计划指导，就会出现生产无政府状态，如果不在计划指导下利用市场，就会使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失去活力，变得死气沉沉，这样也达不到计划经济的目的。一年来我国一些重要生产资料相继进入市场，生产这些生产资料的企业感到了市场的作用和竞争的压力，并且促使他们改善经营管理，以提高经济效果。

重视国内市场还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是以攫取剩余价值为目的，为了获得最大利润，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因而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家还往往不顾国内市场的需要，甚至为了占领国外市场而损害国内消费者的利益。社会主义生产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的，要求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的收入，使国内市场随着生产的发展相应地扩大，从而既能够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又能够避免经济危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关系上，有的同志重视后者而忽视前者。当然，国外市场是应该重视的，但不能因此忽视国内市场。首先，如前所说，我们现有的国内市场还没有加以利用，对此决不能忽视。其次，我们常说我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这就它的潜力来说是正确的，但目前国内市场还很小，而随着体制改革逐步实现，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国内市场必将不断扩大。再次，如果我国像有些国家那样以对外贸易为主，则当我国经济高度发展以后，是难以找到能够容纳如此大量输出品的国外市场的。而且发展国内市场完全决定于我们自己，发展国外市场则决定于其他许多条件，利用国内市场比利用国外市场的主动权多得多。我们放着广阔的国内市场不重视利用，岂非有点像拿着金饭碗讨饭，很不明智吗?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忽视国内市场。国外许多有识之士，也看到了我国国内市场的意义，有的外国朋友认为我国应该建立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与有计划的国际分工相结合的经济类型，这种意见是有根据的。很多国家也非常重视我国的市场，设法和我国发展贸易关系，我们自己怎么能不重视国内市场呢？P86-89

这本文集收集了我在1961年到2004年间写的48篇论文，为了阅读方便，分为八个部分。即：一、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二、关于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现代化，三、关于经济发展战略，四、关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五、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六、关于社会主义企业改革，七、关于企业管理，八、关于社会主义的可持续发展。每一部分的文章基本是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的，有几篇文章的次序按内容排列，这样眉目更清楚一些。

本书涉及的范围较广，这同我的研究生涯有关。

我1953年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开始从事研究工作，1956年确定以农业经济为研究方向。到1964年期间，我撰写了一批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扩大再生产、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论文。1959年到1962年间我参加了孙冶方同志主持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的研究工作，并和汪海波同志合写了若干篇有关社会再生产和社会主义级差地租的论文。

1964年经济所开始批判孙冶方的经济理论，以后又全所到北京郊区搞“四清”运动，我的研究工作就基本中止了。1966年全国开始“文化大革命”，所内也是无休止的斗争会、批判会、检讨会，当然更谈不上搞研究了。不过我还是抓住一些时间读书学习。1969年到1972年在干校期间，劳动之余，我曾借了严中平同志带去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本一本地阅读。后来回到北京，我又到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本所图书馆，借阅了西方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史的著作。记得那时曾读了库兹涅茨的英文版《现代经济增长》。这些学习弥补了我原先知识的不足，对以后的工作很有帮助。

从1974年到1979年，我被借调到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的一个研究组工作。在那里我比较全面地了解了国内外的经济情况和我国经济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接触到了当时在经济所内看不到的世界科技动态资料。我还去了不少工厂和建设基地，后来又在大庆油田作了较长时间的考察。通过这段工作，我对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情况和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更深切体会到林彪、“四人帮”散布的谬论对实践造成的严重危害。因此，粉碎“四人帮”后，我积极投身于经济界的拨乱反正工作。我还和吴敬琏、汪海波三人一起，写了不少批判“四人帮”的论文，尽了一份职责。

在国家建委期间的工作使我的研究方向由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分出工业经济研究所等单位，我就随着到了工业经济研究所。在工业经济所，由于工作需要，我先后参与或主持过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国有企业改革、产业政策和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中国城乡工业协调发展等课题的研究工作。

以上经历使我在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问题较多，对许多问题提出过自己的意见和观点。与本书有关的主要问题和观点有：

1．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1958年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后，我国农业严重减产，许许多多人食不果腹，凸显了农业问题的重要。我在《论农业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理解“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等论文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理论。我还研究了农业扩大再生产的标志、形式，和因素等问题，探索发展农业的途径。当时农业问题主要是生产关系问题，即人民公社制度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在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大队为基础期间，我曾和汪海波醢酿合写过两篇关于社会主义级差地租的论文，意在克服生产队之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我还在收集和研究大量资料基础上写了《试论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一级所有制》一文，强调在生产大队为基础的同时要发挥生产队一级所有制的作用。该文在《经济研究》印成校样后，得知中央已决定实行生产队为基础，因此未能发表。

2．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关系。1975年夏秋之际，中国科学院写了一个关于科技工作的《汇报提纲》，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四人帮，，为了破坏四个现代化，攻击《汇报提纲》是大毒草，说马克思没有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人帮”的“理论”在当时有相当的迷惑力。我认真研究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及其对生产的影响，并钻研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写成《科学·技术·生产力》一文，发表在1977年5月30 El《光明日报》上。文章ieiiET马克思早就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这个观点是完全符合客观情况的。文章说：“最新的现代化技术，如电子技术、自动化技术、原子能技术、计算机技术、空间技术、有机合成技术等等，无一不是自觉运用科学研究成果的产物”，“离开了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工农业生产是无法想象的”；《汇报提纲》提出“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也是完全正确的。此文发表前曾由《光明日报》编辑部送胡耀邦同志审阅修改，发表后胡耀邦同志曾写信说：“经过你认真钻研过的这篇论文，在《光明日报》同志的支持下，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我敢断定：这至少是几百万人——包括我们党的许多领导干部、经济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广大的科学技术工作者，要看，要传播。这么多的人从这篇文章中打开了眼界，明辨了是非，吸取了力量，从而能更好地为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这该是感到足以对得起党和人民的一件好事情。”

3．“四人帮”经济思想的封建性。我在1977年就系统地批判“四人帮”攻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谬论。“四人帮”把按劳分配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旧事物”，说社会主义工资是“资本主义的旧范畴”，实行物质奖励就是“搞修正主义”。我在主笔的《论社会主义工资及其具体形式》(与吴敬琏、汪海波合作)一文中，对“四人帮”的观点进行了有理有据有说服力的批驳，率先为社会主义工资和奖金恢复名誉。①“四人帮”操着“最革命”的语言，提出种种蛊惑性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们经济思想的实质是什么呢?1978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一次知名人士批判“四人帮”的座谈会上，我在发言中从“四人帮”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反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反对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反对劳动者的个人物质利益等方面，分析了“四人帮”经济思想的封建性，受到与会人士的好评。在发言的基础上，由我执笔和吴敬琏合作写成《“四人帮”经济思想的封建性》一文，发表在《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文章指出：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比资本主义长得多，但我们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不过比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早几年。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我们一时也来不及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既深且广的影响作彻底清算。在这种情况下，“四人帮”有机会就打着“反对资产阶级”的旗号，挂起革命的招牌，进行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就不奇怪了。因此，我们不仅面临着批判资本主义的任务，而且面临着批判封建主义的任务。

4．政治经济学要重视企业问题的研究。改革之初，我就强调要加强对企业理论问题的研究。1979年春，我在执笔的《政治经济学应该重视企业问题的研究》一文中指出：企业是否发挥积极性，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能否迅速发展，关系极大。为了充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要研究解决许多理论问题。过去我们对企业的理论问题重视不够，没有让企业问题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许多人往往只把企业问题当作管理问题。而管理问题又被认为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由于对企业问题研究不够，政治经济学的某些传统错误观点一直沿袭下来，影响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文章还分析了过去政治经济学忽视研究企业问题的原因：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理解得过于狭隘；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理解得非常片面；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存在问题，思想不解放，没有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没有把实践作为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文章呼吁一定要提高企业问题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加强对它的研究，掌握它的规律，保证经济改革顺利进行，以促进国民经济更快地发展。后来又发表了《重视企业行为规律的研究》②、《再谈企业行为规律问题》③等论文，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5．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问题。我国国有企业如何改革，在改革开始的时候几乎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经过探索，我强调国有企业必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1978年底，我和吴敬琏、汪海波合写的一篇题为《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的论文，除了论证企业应该自主经营，还论证了企业应该自负盈亏。论文指出：“我们有一种传统观点，认为对全民所有制企业不能实行自负盈亏，一提自负盈亏就是私有制或者资本主义。看来，这种观点没有分清各种自负盈亏的本质区别。”“在私有制条件下，企业的盈亏是由企业主承担的，那种盈亏，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表现。”“而全民所有制的自负盈亏，则是实现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统一的要求，是严格实行经济核算的要求，它和私有制或者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负盈亏是不能等同起来的”。④以后我主笔的《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企业的自动调节》一文中还提出了国有企业如何实行自负盈亏的设想，并提出要“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建立企业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实现企业的自动调节。”⑤后来我又针对反对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种种观点指出：“企业要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最起码的前提条件是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我们说要使国有企业具有约束机制，最根本的就是要使企业自负盈亏。”“资本主义国家的很多国有企业是自负盈亏的，这个历史事实说明，在具备条件时，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也完全可以自负盈亏”。

6．发展轻工业在工业化中的地位。我认为不能把发展轻工业和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对立起来。总结工业化的历史经验，我执笔的一篇文章中说：“长期以来流行着一种说法：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是从轻工业开始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是从重工业开始的，优先发展轻工业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法，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法。有的同志进而把发展轻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等同起来，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对立起来。这种思想使人们不敢放手发展轻工业。”⑥这种流行的说法来自斯大林，在我国学术界和经济界有深远的影响。这篇文章从历史和理论等方面剖析了这种说法，指出其谬误所在，认为“决不能把发展轻工业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提出在一定时期经济建设要把优先发展轻工业放在优先地位。我执笔的另一篇文章中还指出：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一般先要经过优先发展轻工业阶段；发展轻工业对社会主义甚至比对资本主义更加重要⑦。这些观点后来被人们普遍接受，也为80年代初我国工业结构调整提供了依据。

7．我国经济结构演变和经济发展战略的经验教训。为了指导经济调整工作，1979年6月，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曾布置了全国经济结构调查研究工作。此项调研工作的成果之一是马洪、孙尚清主编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一书。我草拟了该书的前言，撰写了第一章《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结构的回顾》，并协助主编对全书文章进行了修改定稿和统纂工作。此书于1981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接着苏联、美国、日本等国家出版了俄文版、英文版和日文版。在《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结构的回顾》一文中，全面系统地分析了70年代末我国经济结构的状况和问题，并总结了30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改善经济结构的政策建议。1982年，我又撰文提出应该认真研究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经验，对如何进行研究，包括如何划分战略阶段，如何确定各个战略阶段的战略内容，如何评价各个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系统的看法，还总结了一些重要经验。文章指出：“过去30年我们曾多次有过这样的经验教训：当实事求是地确定发展速度时，就能够提高经济效果，当盲目追求高速度时，就会导致经济效果下降。”“我们曾长期犯过片面强调生产而忽视人民生活的错误，而这几年一部分人中又存在一种离开生产片面强调改善生活的偏向。经验表明，我们搞经济建设既不能违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又不能离开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来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⑧这两篇文章曾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我提出研究结构既要研究生产关系结构，又要研究生产力结构，产业结构则是生产力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⑨。以后我继续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8．产业政策的作用。1986—1990年，我主持“中国产业政策理论研究”(七五计划时期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和几位同志一起主编了《国外产业政策研究》、《中国地区产业政策研究》、《中国产业政策研究》三本专著。我曾提出，产业政策是对于一定时期内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和目标的设想，同时规定各个产业部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实现这些设想的政策措施。产业政策本身也是一个政策体系，它还涉及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并有很大的风险性。如何减少产业政策的风险性，使之有更多的科学性和切实可行，有赖于研究工作的加强和政策水平的提高。“因此，必须重视产业政策研究。”⑩还指出，过去我国也有产业政策，但那是以社会主义产品经济论作为指导思想的，现在和今后的产业政策则应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为指导思想。过去产业政策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这种情况现在应该改变了。产业政策包括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两方面的内容，这两方面都要重视。在选择政策手段时必须充分考虑经济运行的现实环境，包括体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状况、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我国在双重体制条件下实施产业政策面临两项特殊任务。一、怎样设计既不同于改革前的传统体制又不同于改革后的新体制的政策手段。二、怎样减少双重体制的摩擦，使政策手段有利于改革不断深化。我还指出，产业政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决非万能的。如果没有有效运行的经济体制，企图用政策来解决一切问题，是不可能的。只有深化经济改革，才能使我国经济发展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9．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异同。我曾比较全面地分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共同点和不同点。1983年，我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比较研究》一文中说：斯大林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根本区别，因此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也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区别。这里确实存在着根本区别，但是，如果只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特点而不承认它们有共同点，那也是不全面的。我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有不少共同点：①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有共同的发展趋势；②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关系有共同的发展趋势；③工业内部的部门结构也存在某些共同的发展趋势；④科学技术对工业发展的作用有共同点；⑤在分工协作、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上也有共同点；⑥经营管理上有共同点。除了分析这些共同点，我也分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特点。

10．两权(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理论。1988年，我在《企业改革和两权分离》一文中，提出既要坚持“两权分离”理论，又要充实和发展“两权分离”理论。文章说：“两权分离”理论比传统的“两权合一”理论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对我国经济改革起过而且现在仍起着重要的作用。不过，按照这个理论办事，仍难以使国有企业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为了给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奠定更加科学的理论基础，至少要从三个方面充实和发展这一理论：①实行政府行政管理权和国家所有权的分离；②对国家所有权实行分割，国家保留最终所有权，企业得到法人所有权；③在企业内部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我还提出国有企业由产品生产者向商品生产者、经营者转变有五种递进模式：①实行供给制的企业模式；②实行经济核算制的企业模式；③有简单再生产自主权的企业模式；④有经营权的企业模式；⑤有法人财产权的企业模式。经过以后的研究，我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应把在健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前提下国家掌握最终所有权，企业掌握法人财产权作为目标模式。

11．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规律性。我强调要充分认识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和阶段性。我曾指出：决定经济改革艰巨性的因素有：①经济改革需要探索如何由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到充分利用和发展商品货币关系；②经济改革将影响人民安定的生活；③经济改革将影响有些人的权利；④人们对有关经济改革重大问题的认识不一致；⑤经济改革会引起其他方面的问题，如要求政治体制相应地改革。还指出，经济改革既然是长期的，就必须正确划分阶段。“经济改革的每个阶段都有一个巩固新制度的任务”。“改革的每个阶段除了进行改革，还要有足够的时间完善和巩固新的经济关系，完善和巩固新的规章制度，而不能只有变更而没有稳定和巩固。”我认为，经济改革不论从长期看还是从短期看都应该有利于而不应该妨碍经济发展；必须克服为改革而改革的偏向；规划经济改革应该认真研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关键问题，针对这些关键问题制定改革措施，部署改革工作。我还对20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初步探讨。

12．所有制也是一种经济手段。我认为，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明确企业产权、理顺产权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明确企业产权就是要承认国有企业对自己经营管理的财产有所有权。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财产当然有所有权，国有企业对自己经营管理的财产也应有所有权，前者可称为最终所有权，后者可称为法人所有权，现代企业制度中所有权分割为最终所有权(股权也是一种最终所有权)和法人所有权的现象已经比比皆是。为了明确国有企业的产权，有必要弄清楚所有制是不是经济手段的问题。邓小平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国家所有制和计划一样也是一种经济手段。建立国家所有制是为了促进生产力发展，发展生产力才是目的，国家所有制也是一种经济手段。我强调：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最根本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包括所有制在内的生产关系主要是作为经济手段发挥作用的。说所有制的发展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和说它是经济手段并不矛盾，说所有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和说人们选择所有制也不矛盾。所有制和生产关系是人们选择的结果，人们选择的活动至少不是完全不自觉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选择所有制和生产关系越来越自觉了。而究竟什么样的所有制和生产关系有生命力，能长期存在，则最终仍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13．怎样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我认为，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也不是可有可无，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更是必要和必然的。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规律性。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只能是主导而不能是主体。什么是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如何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呢?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包括以下要求：①控制国民经济命脉；②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并有较快的速度和较好的效益；③保证科技较快的进步；④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要有活力和竞争力；⑤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一起保证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方向。文章认为国有经济范围过广、经营内容过宽，都不利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必须采取调整国有经济的经营范围和内容，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分类指导、尽快落实企业法人财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战略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文章强调指出：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首先要有合理的产业构成，现在国有经济在有些产业和企业应该加强，却没有加强，在有些产业和企业可以退出，也没有及时退出。有关部门要把调整国有经济作为振兴国有经济的一个战略问题，研究哪些部门要由国有经济垄断，哪些部门国有经济要继续经营，同时允许非国有经济经营；哪些部门国有经济可以退出，让非国有经济经营。现在国有经济的发展或多或少处于自流状态，这种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而要掌握主动权，自觉地进行调整，还要把调整国有经济与振兴产业结合起来，与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结合起来⑩。

14．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经济包括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认为它当然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提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范畴，首先是为了说明社会历史如何发展的，后来斯大林强调新的上层建筑要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为消灭旧基础“而积极斗争”。我认为，无论是从说明社会历史发展(以及说明现实)的角度还是从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角度看问题，都应该把公有制和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共同发展的多种经济成分都看成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从前一个角度看，只有把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都看成是经济基础，才能全面深刻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和现实。从后一个角度看，现在非公有经济也还有一个继续发展的问题。为了使之健康发展，也需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即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如果不把非公有制经济也看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势必要把它看成是已经过时的“旧基础”，重蹈为消灭它“而积极斗争”的错误覆辙。

15．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经济改革是非成败的根本标准。经济改革中多次发生的严重争论，都涉及评价经济改革的标准问题，即把生产力还是把生产关系看成是评价改革的根本标准。我主张生产力标准是根本标准，就是主张把发展生产力当作衡量改革是非成败的根本标准，而不是把生产关系看作衡量改革是非成败的根本标准。根本标准不是唯一标准，根本标准之外，还可以有其他标准，但这些不是根本标准，说唯一标准就不能有别的标准了。为什么要坚持把生产力标准作为根本标准呢?①为了吸取历史上的沉痛教训；②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③为了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④这样才能促使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建成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了坚持生产力标准是根本标准，除了弄清楚发展生产力是不是人类社会的目的、生产关系是不是一种经济手段等问题，还要正确认识生产关系的发展趋势。一种传统观念认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趋势是整个社会最终变成一个大工厂。这种观念值得研究。从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消费等情况看，个体劳动、个体经济可能会长期存在，整个社会不一定发展成为一个大工厂。因为既没有这种必要性，也没有这种可能性。即使在公有制社会，公有制也会有多种形式，包括合作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等。也会有原先的集体经济、国有经济。从世界经济科技的现状和趋势看，社会主义国家在看得见的未来，前景不是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大工厂，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是公有制实现形式多种多样，并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混合经济。我还指出：由于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演变受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所以这种演变既有必然性，又有选择性，而演变是否是一种进步，最终是要看它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我还探讨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关系和如何坚持生产力标准等问题。

16．企业改革和企业管理的关系。我强调改革中要十分重视企业管理和经济管理，论证了把改革和管理结合起来的必要性。进行改革是为了促进生产力发展，而如果不把改革和管理结合起来，改革也难以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因此，在改革的同时，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从其他方面来加强和改进管理。为了改进管理，应该研究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我1981年曾建议“建立一门企业管理对比研究的科学”，并利用到美国、日本等国家访问考察的机会，和马洪同志合写了《美国怎样培养企业管理人才》、《怎样对国外企业管理进行对比研究》等论文，还对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进行了探索。

近几年我很关心可持续社会主义和不可持续社会主义的问题。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也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苏联剧变凸显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持续发展当然必须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但同时甚至更重要的是处理好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科技制度等社会制度问题；它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包含着经济、政治、法律、文教、科技、社会等多方面改革和建设的内容，任务极其艰巨。为了使社会主义持续发展，必须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也要看到并处理好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矛盾。有的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社会公平+市场经济。他们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正确的，但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社会公平+市场经济，则有可能抽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容，而且社会公平可以有多种解释，因此我认为类似后面这个等号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这是实事求是的、非常英明的决策。完成这个任务，将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持续发展奠定牢靠的基础。

此外，我还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高企业和产业竞争力等问题上进行过探索，发表了一些论著。不过，在以上所有的方面，我主要只是提出了一些应该重视和研究的问题，由于受自己学力所限等原因，对这些问题大都研究得不够深透，提出的看法有待实践的检验。

由于篇幅限制和为了避免与我其他论著过多重复，本书只收录了上述一些方面的若干篇有代表性的论文，有些方面甚至全未涉及。但在编选中我力求使本书和当前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主要问题有紧密联系，可以对研究解决这些问题起点参考作用。我对不少重大经济问题的认识经历过曲折的过程，对有些问题认识的过程在本书中有反映，有些认识中的矛盾依然存在。本书也力求比较全面地反映我认识一些重大问题的思想轨迹和经验教训。

本书收集的48篇论文中，4篇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前写的，其他都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写的。我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已50多年，从开始研究工作到1966年间隔13年，到“四人帮”被粉碎间隔23年。这个期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很少，主要不是由于我不努力，而是大环境使然。粉碎“四人帮”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了我研究工作新的生命。在这以后20多年的时间里，我的研究成果比前20多年多得多。这首先也是大环境使然。同时我也深深感到，自己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刻苦学习，认真调查研究，改进学风，也是很重要的，这些方面我都做得还不够。我希望也相信我们会有一个更有利研究工作的大环境，我愿意和我的长辈、同辈以及比我年轻的同志一起努力来完成应该完成的任务。

趁本书出版之际，我由衷地感谢从诸多方面帮助过我的师长、同事、朋友和亲人。我也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董文柱、上海辞书出版社陆海龙等同志，由于他们的辛劳，才使得本收得以顺利出版。本书的不足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