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20多年思考的一些重要成果。它们回答了改革开放遇到的一些重要问题，也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观点或建议。旨在阐述了价格与价值的关系是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价值是本质、内容，而价格则是现象、形式这一理论。

自序/1

宏观经济理论

加强综合平衡的理论研究/3

论价格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中的作用/9

提高经济效益加快国民收入的增长/35

收人·物价·生活/39

生财·聚财·用财——论社会主义建设资金问题/44

论人民生活和生产建设/58

试论我国今后的合理积累率问题/69

国民收入计算和对比中的价格问题/78

国民收入分配问题/92

国民收入与消费/115

宏观调控重点转移及其对策/139

“软着陆”理论的成功/141

翻两番的新特征/144

五个“统筹”的经济理论创新/147

试论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统筹问题/152

产权制度理论

社会主义经济在实践中/167

关于产权制度和产权市场问题/184

股份制：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188

公有制理论的新发展/191

并购不是昙花一现/195

我们党也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198

劳动价值理论

用科学态度认识和运用价值规律/209

价值规律是一所伟大的学校/214

关于深化劳动价值论的几个问题/217

如何深化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236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价值问题/253

学习邓小平致富理论——纪念邓小平同志百年诞辰/274

市场价格理论

应当大力开展工业品展销活动/287

关口·风险·对策——谈谈我国的价格改革问题/293

深圳经济特区土地市场考察报告/302

走出价格改革困境的基本对策/314

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问题/325

我国公共产品价格与收费问题/362

新市场论/372

消费经济理论

我国人民生活消费结构问题/407

中国消费基金和个人收入的分配问题/426

消费模式转换中的若干理论问题/445

低消费再现及其治理/474

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发展的新趋势/482

关于消费与投资的统筹问题/490

对外经贸理论

简析外贸市场多元化战略/499

我国海关监管的改革与思考——中国九龙海关的调研报告/503

外贸：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512

东亚金融危机的深层透视/521

“五外”“惹”出新机制/538

面临“人世”的中国外贸体制改革/542

中国对外贸易大发展的理论分析/550

“十五”期间我国利用外资走向/576

技术壁垒：中国“人世”面临的新挑战/579

正确认识和应对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600

主要著作目录/605

一、三十年来综合平衡工作的主要经验教训

(一)要始终坚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过去把高指标、留缺口誉为“积极平衡”，把实事求是、留有余地的平衡批判为“消极平衡”，这给经济发展造成许多恶果。除了“一五”时期和60年代调整时期综合平衡工作比较好外，其他大部分时间里都不同程度地轻视甚至否定了综合平衡。30年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综合平衡比较好，经济发展就比较快，经济效果也比较高；反之，什么时候否定或轻视了综合平衡，经济发展就慢，甚至下降。因此，必须始终坚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二)要有正确的综合平衡的指导思想

在综合平衡方面我们有许多成功的经验。比如，“一五”时期提出了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坚持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计划框财政，财政也框计划；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基建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要有一定的数量界限；资金和物资的分配应先生活、后生产、再基建；基建规模与国家财力、物力是否相适应是经济稳定与否的界限，等等。60年代初提出了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要以农轻重为序，先抓吃穿用，注意农轻重；先简单再生产，后扩大再生产；先生产，后基建；计划要留有余地，等等。最近又提出了我国有10亿人口，8亿农民，综合平P3衡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这些成功的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综合平衡的理论。

从50年代的“大跃进”到1978年的“冒进”，在综合平衡的指导思想上，主要犯了“左”的错误。“左”的表现主要是高指标、高积累、低效率、低消费；重速度，轻比例；重基建，轻生产；重生产，轻生活。重生产，轻流通。此外，也有重部门平衡，轻地区平衡等错误。肃清“左”的错误，端正综合平衡的指导思想，是搞好综合平衡的前提条件。  (三)要正确解决综合平衡的出发点

综合平衡从何处人手?大体有这样几种做法或看法：一是“一五”时期以156项为中心、以重工业为重点进行综合平衡，在当时条件下，虽有缺点，但没有出大毛病；二是制定“二五”计划时，从研究国民收入增长的可能、统筹安排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人手进行综合平衡，这是比较切实稳妥的办法，可惜被“大跃进”冲掉了；三是以农轻重为序进行综合平衡，这是60年代调整时期的做法，取得了好效果；四是以若干种重工业产品为中心，特别是“以钢为纲”安排计划，这是“二五”前三年、“三五”、“四五”、“五五”的做法，不利于综合平衡，产生严重后果；五是从最终产品或从满足人民消费需要出发来搞综合平衡；六是从国民经济核算开始，以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计划为先导，用它来统驭全局，进行综合平衡。后两种是近年来学术界提出的值得探索的办法。目前采用哪种办法更好，或结合使用，尚需研究。

(四)要有科学的稳定的中长期计划

多年来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包括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中长期计划，使年度计划失去控制，难以搞好综合平衡。调整是当前迫切的问题，但不能没有远见，长期规划的工作还要抓紧。

(五)要提高综合平衡工作的科学水平P4

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惊天动地，激荡五洲，人人思考，寻求答案。读者面前的这本文集，是作者20多年思考的一些重要成果。它们回答了改革开放遇到的一些重要问题，也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观点或建议。今天，原样献给读者，不作任何修改，以便大家评头论足。

《文集》将宏观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放在首位不是偶然的。在20世纪60年代做硕士研究生期间，我学习和研究的专业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师从著名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专家杨坚白研究员。综合平衡理论不过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宏观经济理论，它与改革开放后移人中国的西方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理论虽然有些不同，但基本上类似，都是研究和回答国民经济总体运行中的问题。40多年来，我涉猎不少研究领域，但始终都把宏观经济理论研究放在主要地位。即使研究某些地区、行业的问题，甚至企业的问题，也往往置于宏观视野之中。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有一部分收入2001年出版的《中国宏观经济透析》一书。现在，又把其中的17篇论文收入本《文集》。这些论文从不同的侧面和视角探讨了我国宏观经济不同发展阶段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如，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指导思想不能是高指标、留缺口的“积极平衡”，而应是实事求是，留余地的“消极平衡”；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不但需要实物平衡，更需要价值平衡(包括财政平衡、信贷平衡和外汇平衡)，且实物与价值之间也要平衡；居民货币购买力与消费品可供量之间有必要又有可能达到平衡，斯大林同志在20世纪30年代初提出的“供不应求论”和我国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缺口论”，都被实践证明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物形态的国民收入不会出现超分配，而价值形态上的国民收入则不然，可能出现超分配，这是因为价值可以离开使用价值单独运行，而运行的渠道、方式和环节多种多样，价格、信贷、财政、税收等机制又参与其中，不论哪个环节或机制出了问题，都可能出现超分配，防止和杜绝国民收入超分配是相当困难的，当前的国民收入分配中仍存在超分配问题；从国民收入分配中可以引出三种不同含义的消费水平，第一种是人均个人消费基金，第二种是人均个人消费基金与社会集体消费基金之和，第三种是人均劳动福利基金(消费基金与非生产性积累基金之和)，目前国家统计局仅使用前一种，而后两种也应采用之；我国的积累率(投资率)已经成为“哥德巴赫猜想”式的难题，谁也琢磨不透了，不过不提高积累效果，仅靠高积累维持高速度决不是长久之计，一定要逐步把积累率(投资率)降至28 9／6—30 9／6左右，无论如何不能超过35％；宏观调控的重点、时机和力度要适应实际情况的变化，这是我国20世纪90年代“软着陆”成功的根本原因，也是目前治理经济过热的良药；计算和比较国民收入时，将国内价格换算为国际价格的四种方法，即汇率换算法、货币购买力指数法、实物分类加权指数法和居民家庭消费指数法，各有利弊，适用于不同场合，不能贬一个，褒一个；宏观经济中的价格既是计量商品价值或社会劳动的尺度，又是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的调节者，计划经济时代仅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市场经济中兼而有之，相辅相成。

我对产权制度理论研究是在困难中起步的。“文革”十年不仅荒废了学业，也使生活陷入了困境。家中上有老，下有小，月收入仅62元，且夫妻分居京津两地，我不得不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上班”。为T解决生活困难，我于1997年4月被暂时借调到天津财经学院。虽然团聚了，但业务搞什么?无意之中看到了我的母校南开大学编写出版的一本政治经济学。越看越感到问题严重。粉碎“四人帮，，已经一年多了，为什么还坚持“四人帮’’的那一套，而攻击邓小平同志?于是，写下了批评这本书的两篇论文，即《社会主义关系不容歪曲》和《驳“驳一切为了现代化”》。这两篇论文确是本人“内心激动，，的结果，并不是误传的所谓奉旨或奉命行事。现在看来，学生公开批评老师，可能有失体统，这两篇论文不宜收入这部文集。产权理论方面的另一组文章则是针对国有经济私有化而言的。我国改革开放不久，国际上出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掀起的国有经济私有化浪潮，以及苏联东欧以“休克疗法”命名的国有经济私有化的所谓“改革”，都引起了国内某些人的赞赏和共鸣，希望借助这股西风将中国国有经济改革引上私有化的道路。《社会主义经济在实践中》一文集中回答了这方面的问题和种种责难。私有制这种东西已存在几千年了，当今世界上随处可见，并不是某些人自诩的那样是他们的什么发明．创造。私有化能救中国吗?否也。国有经济不能走私有化之路，但必须改革其管理体制。我在1993年5月《关于产权制度和产权市场问题》一文中就指出：“股份制经济是一种民主的经济、透明的经济、法制的经济。它是公有制的国有经济的主要组织形式”。“要通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使之成为真正民主的经济、透明的经济、法制的经济、高效率和高效益的经济”。

劳动价值理论既是古老的理论，又是崭新的理论。它似乎是一种远离实践的神秘理论，其实则不然，它总是伴随着我们，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时隐时现。围绕着它，我国理论界不断争鸣。最近这一次始于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该建议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在中央的这个号召下，掀起了学习和研究劳动价值论的新高潮。其中出现了两种倾向值得关注：其一，否定和曲解劳动价值论，尤其恶劣的是以马克思批判过的要素价值论冒充劳动价值论，到处兜售；其二，固守劳动价值论，不能适应国内外的新情况向前发展劳动价值论。针对这些问题，《关于深化劳动价值论的几个问题》一文，阐明了十分坚定的观点。欢迎有兴趣的同志参加争鸣。关于国际价值问题也是颇有争议的问题，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曾展开过论战。本人参与进去，曾写过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收入本《文集》的《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价值》。这是经过多年思考的一个成果。文中首次阐明了历史上先后出现的价格形成的三个基础。经济全球化时代，价格形成的基础再也不是价值和生产价格，而只能是国际价值(或国际生产价格)。《价值规律是一所伟大的学校》和《用科学态度认识和运用价值规律》两篇短文言简意赅，概括了许多东西，尤其将价值规律的作用以“调节、刺激、分配、分化”八个字表达出来，再简练不过了。

列宁曾经指出，价值是价格的基础，而价格则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显然，价格与价值的关系是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价值是本质、内容，而价格则是现象、形式。价值看不见，摸不着，而价格则不然，看得见，摸得着。进入商店，千万种商品都标明了自己的价格。正是基于这种情况，必须通过价格了解和把握价值。反之，研究和把握了价值之后，又必须返回来研究价格问题。循着这种逻辑发展，我把有关市场价格方面的研究成果放在价值理论之后来介绍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市场价格理论方面，收入《文集》的《新市场论》一文不仅概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揭示了各种类型市场经济的共性，而且提出和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八大特色，即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廉洁的市场经济、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市场经济、亿万农民的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和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问题》一文全面系统论述了价格双轨制的各个方面，从双轨制的产生、成因、功过、运行，直至“并轨”、“消亡”等问题，个个都有详细的论证和独到的见解。那时提出的“比例双轨”将通过“并轨”而消失，但“板块双轨，，则将存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甚至与市场经济共存亡。这个观点逐渐被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垄断商品是政府定价，而竞争性商品则由市场定价，这就是市场经济中东西方共同的板块双轨制，我国当然也不例外。在这个意义上我曾经说过，双轨制不能立即取消，应长期坚持。虽然有不少同志反对，但至今仍不悔。  在消费经济理论研究方面，起步早，收获也多一点。1986年和1989年分别出版了《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研究》和《中国式消费模式选择》两部专著。除此之外，还有几十篇论文，其中8篇收入本《文集》。《论邓小平同志的消费经济理论》一文指出，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论断，关于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改善和提高是衡量一切工作好坏的标准的论断，关于小康生活及其实现步骤的论断，以及关于适度消费的论断等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消费经济理论的新发展和新贡献。《消费模式转换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针对经济学界长期争论的我国消费究竟是不足、滞后还是膨胀、超前，是低消费还是高消费问题，提出了适度消费的标准。这就是，“每个消费者或家庭的消费是否适度或合理，要以消费与收入的关系来衡量。从静态上考察，收入大于消费，并有一定剩余，此种状态的消费乃是合理的或适度的；从动态上考察，消费、收入、储蓄三者大体同步增长，或者说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保持着一个常数，这种状态的消费就是适度的或合理的”。一个国家的消费是否适度，要以国民收入生产规模及其在消费与积累之间的分配关系来衡量。在积累率(或消费率)相对合理的前提下，消费与国民收人大体同步增长，这种状态的消费就是合理的或适度的。按照上述标准衡量，我国长期存在低消费问题。具体情况请见《低消费再现及其治理》和《关于消费与投资的统筹问题》两篇文章中列举的事实。除消费高低之争外，分配悬殊甚至两极分化，也是备受关注的问题。分配上的难点和焦点是平等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我在20多年前的《中国消费基金和个人收入的分配问题》一文曾指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既不能放弃平等，也不能失去效率，要兼而有之。过去我们比较重视平等，但在一定程度上轻视效率。今后我们要重视效率，扩大收入差距，但是，决不能忽视平等问题。”“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强调效率，扩大收入差距，并不是最终目的。我们要从目前的比较平等开始，经过扩大差距，提高效率阶段，最终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

外经贸理论研究把我“逼上梁山”。1994年初我任财贸所所长不久，对外经贸室主任袁文祺同志突然去世，失去了国际贸易博士点惟一的指导教师。无指导教师，博士点可能被取消。经过多方协商，将我由国内贸易博士点的指导教师调为国际贸易博士点的指导老师。这样，不得不开始研究外贸理论问题。10年来，出版了《中国关税制度改革》、《服务贸易：中国与世界》、《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理论新探》等著作，也发表了一批论文。选人本《文集》的论文中，《东亚金融危机的深层透视》一文指出了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在内部，在各国的经济结构陈旧，增长方式粗放和经济体制不适应”。因此不能单纯从金融自身找病因。《技术壁垒：中国“人世”面临的新挑战》一文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即“技术壁垒正在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主要保护方式”。贸易保护方式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变换，二战前主要方式是关税，二战后至wTO成立主要方式是配额、许可证等数量限制，而进入wT0时代，技术壁垒逐渐成为主要方式。大量的国际贸易摩擦正在证明这个观点。关于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的争论，近两年来甚嚣尘上。《正确认识和应对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一文指出，“日美促使人民币升值的真正动机和目的是为了延缓中国工业化进程，增加外商对华投资成本，抑制中国经济增长”，“目前中国尚不具备人民币升值的雄厚物质基础”。升值问题决不仅是汇率问题，而涉及外贸、外资、外汇、外债和外援的关系。必须从整体出发，统筹“五外”，才能判断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或贬值。而“五外”的关系如何统筹，《“五外“惹”出新机制》一文给出了简明的回答。文中的观点能否成立，还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对于我的劳动成果，学界同仁给予了充分肯定。本人的成果曾于1984年、1986年、1992年、1994年和1998年五次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或论文奖；1985年、1987年、1993年和2002年四次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1997年获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一等奖。这些都是鞭策和鼓励，只有奋蹄向前!

杨圣明

2004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