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的文章具有较强针对性，常有独特视角和绝少陈言空话。因此，读者会发现其前期文章还有大批判的痕迹，有些观点前后有所差异，只有少数几篇文章当日发表时，编辑作了某些删节或修改，本书作者找到了原稿，按原稿改了回来。做到文责自负。具有很大的可读性和收藏价值。

自序/1

自然辩证法

关于生物变异的偶然性和必然性/3

内燃机发明的启示/18

科学学

民族性格：一个可供思索的因素/53

文明与科学/71

科学在精神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83

新技术革命与领导观念的根本变革/104

科业革命论/154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新的飞跃/205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216

学风问题是第一重要问题/227

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241

社会主义改革

论社会主义所有制/249

论股份制及其所有制属性/264

关于股份制的几个问题/277

关于私人企业股份制问题/289

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要大力发展私有企业? /294

经济发展的S规律/305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309

政企分开政企分开政企分开/329

关于下岗和再就业问题的基本思考/350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景/361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376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判断/382

宏观调控政策的正确选择/393

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进行到底/401

科学社会主义

关于资本主义为何垂而不死的三种理论回应/409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分析/414

什么是社会主义/421

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438

论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与作用/450

论与时俱进/470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487

论邓小平的发展观——纪念邓小平100年诞辰/501

党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基本经验/517

三个伟大的“一百年”/536

论“左”说右/554

从邓小平到江泽民/566

“十六大”将决定党在21世纪的兴衰/574

主要著作目录/578

(一)仍是重要的课题

生物的变异是偶然的，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必然?米丘林学派认为生物的变异是完全必然的，“任何特性的遗传性之变异，都与外界环境条件的影响一致或符合。”①因此，李森科有一句名言：“要把偶然性从生物学中驱逐出去”。另一方面，基因学派始终认为生物的变异是基因的偶然突变。20世纪60年代分子生物学的兴起，似乎从脱氧核糖核酸(DNA)及其机能单位中找到了基因突变的新的强有力的论证。分子生物学家莫诺在其风靡西方世界的名著《偶然性和必然性》中，宣称“只有偶然性才是生物界中每一次革新和所有创造的源泉”，“进化这座宏伟大厦的根基是绝对自由的，且是盲目的纯粹偶然性”。在他看来，生物界的一切物种，甚至人类，都不过是“在蒙特卡罗赌窟里中签得彩的一个号码”。你要认为变异有规律，有必然性吗?那你就是承认“宇宙中存在着一种意向”，你就是“万物有灵论”，并侮称这就是“从西方的原始文明到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②。莫诺并不认为他的这些观点仅是生物学的结论，在他这本书1971年通俗版的扉页上，特别加上一个副题：“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法国生物学家所提出的一个无因果关系的宇宙哲学”，看来莫诺先生自认为已经找到了宇宙发展的终极真理了。

偶然性和必然性是哲学中一个重要命题，而在生物变异这个自P3然科学领域内，这个命题引起如此深刻的争论，生动地说明了“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

上述两派观点都是错误的，之所以错误，并不是因为他们所依据的事实本身，而在于他们用完全错误的哲学思维，对科学事实作了形而上学的解释。目前，我国广大工农兵和生物科学工作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对上述两种观点开展批判，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也应该看到事情是复杂的。有些同志在生物学上完全赞同基因偶然突变学说，却企图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加以论证，这至少是对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关系缺乏真正的了解。例如常见一种说法，变异“尽管它们的出现是一定的原因和条件的结果，是可以认识的，但它们的出现没有确定不移的秩序，同核酸自身的运动规律没有本质的联系，是一种偶然现象”。所以，“变异的出现是必然的，出现什么样的变异则是偶然的”③，“这就是在遗传物质可变性这个必然性的基础上所发生的偶然性”。④不能认为这种认识是合乎辩证法的。既然一切变异或者说每一个具体变异都是无规律的偶然，那么与莫诺的观点又有什么区别呢?不错，这里提到了必然，但这是一种奇特的必然：出现偶然性是必然的，这个必然只不过说偶然性是确定无疑的一定存在而已，想来莫诺先生也会欣然首肯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问题不在于出现偶然性是必然的，而恰恰是出现怎样的偶然性也是必然的。

由此可见，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正确阐明生物的变异，仍是一项重要的任务，请允许我谈一些粗浅的思考，就教于广大同志。

(二)必要的哲学澄清

为了便于分析像生物变异这样复杂的问题，有必要先根据简单P4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这应该感谢我的母亲，她是一名小学教师，崇尚知识，对子女管教甚严。然而，我的记忆里我很少是班级里的前几名，大约属于上下或中上水平。我的特点是兴趣广泛，数、理、化、生、文、史、地都平均发展。除了自己五音不正，少年时代多病，因而音乐和体育大多勉强及格外，其他各门功课都还不错。对各学科都有兴趣，还应该感谢我幸运地遇到一些有学识、有教学艺术的好老师，老师教得好就直接影响学生学习的兴趣。这与我中学读的是南京第一中学、杭州初级中学、杭州高级中学有关，他们都是江南名校。名校之所以是名校，就是聚集了一批优秀教师和具有良好的学风。高中毕业时，生物老师鼓励我学农医，语文老师赞成我学中文，尤其是历史老师特别希望我学历史。我高中历史确实学得不错的，曾经得到过105分(100分制)。但是，1953年，新中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同学们都以学工为荣，工业化的浪潮把我推进了清华园。当时，中国还不会制造汽车，汽车工程是清华园最吸引青年学子的专业之一，我幸运地学习了汽车发动机专业。做一名建设祖国的“红色工程师”成为我们一代人的崇高理想。青春是美丽的。清华园使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这一称号始终激励着我不断前进。我是“中国革命史”、“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课程的课代表，这四门政治课我都是5分。可以说这是我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我从不后悔自己学习了工程技术，五年学习除了给自己打下自然科学知识基础外，更重要的是培育了我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和严密的逻辑思维，工程设计还培育了我系统思考和协同精神，这一切使我终生受用。1958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上海内燃机研究所工作，设计过发动机，从事过农业机械化调查，在实验室做实验，在工厂生产服务……写下十多篇论文，翻译多本俄、日、英著作。1964年被提拔为工程师，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工程师。当时，自以为终于成为“红色工程师”了，没有辜负党和国家的培养，十分自豪。然而，转瞬之间，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自己成了被批判对象，不服，与造反派斗，终于被打成专政对象。“文革十年”，我被专政了八年，押送到工厂，交工人监督劳动改造。这叫做“实行群众专政”，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大创造。我十分感谢那些工人师傅们，除了个别造反头头外，对我都十分友好。“老刘，我们都没活干，你劳动什么?你那点力气，这粗活你也吃不消。你就在更衣室读你的书吧。头头来了，听我敲榔头的声音，你就赶快出来帮帮我就行啦。”就这样，车间更衣室成了我的图书馆。当然，内燃机专业书是不能看了，只能读毛主席雄文四卷。雄文四卷读了十几遍，当时年纪轻，记性好，可以说读得滚瓜烂熟了。怎么办?读《列宁选集》、《列宁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以及当时能买到的能找的马恩列斯的单行本著作。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就是这样学得的。在当时读这些原著，印象特别深刻，因为立即与“文化大革命”的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了。特别读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之后，一方面更觉得马克思主义理想之崇高，科学论证令人信服，另一方面更深深感到“文化大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差之千里，对这个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史无前例的革命越来越怀疑了。知识分子就是有这个毛病，读多了书，经过比较分析，就会冒出自己的心得，就想写出来，“顽强地表现自我”。当时，我能写的就是关于自然辩证法研究文章。正是这些文章使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伊始，与我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界朋友相识相交，走上了社会科学研究之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从“文化大革命”的迫害中解放出来。邓小平号召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反映了党心民心，我发自内心地拥护，欢欣鼓舞地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很自然首先是从身边的科学研究所和科研体制改革开始，改革的方向就是如何使科学研究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入按科学规律办事。因此，研究科学技术本身发展规律及其社会影响成为时代的要求，先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一部分，后来破壳而出诞生了一门新学科——科学学。我有幸最早参与了这门学科的研究，与几位朋友合作写下了中国科学学第一本专著《科学学基础》。可是，按科学规律办事谈何容易!学者们研究成果或建议再好，领导者赞美几句，批示下转就消失到文山之中无踪无影了。当时，各级领导习惯于传统的家长式“三拍”领导——凭个人经验“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说大话说空话鼓劲，最后失败了，“拍拍屁股”一走了之。(虽然“拍马屁”自古有之，但当时还没有现在这么盛行。)因此，我写下《论现代领导艺术》、《现代化科学管理基本原理》、《现代领导观念变革》等论文，与几位朋友合著《领导科学基础》，开创了中国“领导科学’’学科。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各级领导干部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建设和改革，要求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越来越重视专家学者的意见了。同时，现代科学技术一方面对经济建设作用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它日益与经济建设关系紧密，成为经济大系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我自然卷人研究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此后一直没有间断。以后“八九风波”和“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前途成为举世关注的命题。我又认真研究了当代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这本文集可以说是我以上历程的一个纪实。我是与人民共和国一起成长，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共命运的。我常常碰到一些国际友人问我的学术专、I匕或背景，我总是笑答：“我是研究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

我原本只是一个学者，科学研究是我志趣所在。历史的浪潮把我推上一些领导岗位，但我始终没有放弃科学研究。我是研究领导科学的，我当然知道如何当领导，如何才能“官运亨通”，但是我也有自知之明，我曾戏道：“学有学道，官有官道，此道非那道，彼此两条道，不是不知道，就是做不到。”我做领导工作是尽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牢记入党时的承诺：“共产党员不选择阵地，党把你放在哪里，就在哪里战斗，就在哪里夺取胜利。”我按照自己研究的领导科学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耗费我许多精力，但我从没把做官当作一回事，随时准备也十分乐意把权力交出。但我也不后悔我当了领导，因为恰恰是领导岗位的实践，使我接触到乃至无法回避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热点”、“难点”、“敏感点”问题，自然也就成为我科学研究的主导课题。因此，我的一些文章发表后，总是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即思想僵化而又自命“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左派”，是把我划入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列的，一直盯住我不放，公开著文批判的有之，更多是向中央领导人秘告。资本主义的教条主义，即自命“自由派”学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右派”，也一直不放过我，始终认定我是共产党的“御用文人”，他们海外攻击的居多。对此，我均一笑置之。我没有时间和精力与他们纠缠。我当然不敢说自己的文章没有疏漏乃至错误，但“左”派说我右，右派说我“左”，我想，我大体上是正确的。我自信自己是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不仅是我至今仍毫不动摇地信仰马克思主义，还在于我的整个理念和思维方式都是马克思主义培养因而也是地道的马克思主义式的。我与教条主义不同的在于我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力求与时俱进，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回答当代世界“剧烈而深刻”的变化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际不断涌现的问题，希冀能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一点微薄贡献，为党中央“集全党的智慧”贡献一个共产党员的智慧。

我生在解放前，有新旧社会的感性对比。我生长在农村，以后也有许多农村调查的经历。我在工厂工作过，有工业研究所、部门政策研究机构、省市级群众团体、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机关、政府经济体制改革领导机关、中国社会科学最高研究学府以及高等教育等种种工作经历。我学的是自然科学，从事过工程技术应用研究，最后归宿到社会科学。我从最基层最低级的职位干起，也负责过各类相当的领导工作。有过顺利得意的时刻，也经历过种种磨难乃至炼狱。曾有过“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一意读文章”，也曾卷入中国政治漩涡的风口浪尖。我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我有时想，如果我一生专一于某一学科某一部门单位，也许我可以成为一名专门家。但是，人生是没有后悔药吃的。反过来，我也常常庆幸自己有这样繁多而又差异巨大的社会经历。学术界像我这样经历的学者可能还有，但我想定是不多的。正是这样的经历使我写出的文章有较强针对性，常有独特视角和绝少陈言空话。今日重读所选文章，尚堪自慰。

尊重历史。除了改正错别字或文句欠通外，所有文章均以原文为准。因此，读者会发现我前期文章还有大批判的痕迹，有些观点前后有所差异，这说明我也是在这中国历史进步中不断前进的。只有少数几篇文章当日发表时，编辑作了某些删节或修改，这次我找到了原稿，按原稿改了回来。文责自负。我虽然做了多年领导工作，所有文章从没有清秘书或他人代劳，每个字都是自己写下的，我对自己的每个字负责。

最后，在这次文集的文章收集和整理中。章建文和张圆圆同志给予了巨大的帮助，在此我谨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刘 吉

  200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