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要拥有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最终昭示于世人、传之久远的则是其充满着民族文化精神的文化创造。生产这种精神财富，应该在文化、学术中，从发出自己的声音做起，进行原创性的创造。编入本文集的都是作者发表于1981年至2003年间的论文。

自序………………………………………………………………1

文艺创作中的感情形态…………………………………………1

艺术直觉和直觉描写……………………………………………25

论人性共同形态描写及其评价…………………………………48

“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

——1983年8月31日一9月1日在第一届中美双边比较

文学研讨会上的报告………………………………………71

论艺术的假定性类型和文学的真实性形态……………………92

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

——一论审美反映的创造性本质…………………………128

论文学形式的发生………………………………………………166

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

——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204

文学史的类型、构架与问题……………………………………224

面向新世纪的文学理论…………………………………………252

会当凌绝顶：回眸20世纪文学理论……………………………276

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301

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研究……………………………………324

新理性精神与交往对话主义……………………………………343

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

——生成中的现代审美意识与文学理论…………………351

对话的文学理论：误差、激活、融化与创新…………………407

交往对话主义的文学理论

——论巴赫金的意义………………………………………421

理解的欣悦

——论巴赫金的诠释学思想………………………………483

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507

文化“一体化”、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问题…………………530

主要著作目录……………………………………………………572

创作中的感情形态①

文艺作品的力量，在于它通过艺术描写，动之以情，引起读者与艺术形象乃至作者的交流，进而唤起读者在思想感情上的共鸣，激起读者的喜怒哀乐，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艺术的感染力。这种感染力的发生及其作用，和作品的感情、思想表现直接有关，因为感情的激奋，一般为感情的运动所引起，而思想的共鸣，必为思想的和弦所拨动。

今天，随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从感情的荒芜、人情的冷漠状态下逐渐转苏，文艺创作也日见繁荣，创作中原有的层层藩篱，不断被冲毁和遗弃。一些作品径直写了人的命运，写了人的喜怒哀乐和内 心的隐秘。不少理论文章正在探索艺术规律；一些评论为了匡正过去文艺批评只谈思想的弊端，开始强调文艺创作的感情因素、人性等等，这是必要的、有益的。同时我们看到，有的评论又往往把感情、人性当成艺术的惟一因素，提倡过去的“艺术就是感情，，的说法，艺术就是“使情成体”；有的文章认为，创作离思想愈远愈好，等等。因此艺术创作这方面的特征，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进行更为符合实际的阐述。本文拟从文艺作品中感情和思想的相互关系这一角度，作一些初步的探索。P1

20世纪80年代至今，学术环境有了逐步改善。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的潮流中，国门向世界打开，各国文化交流日益繁荣，学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学者们也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了。20多年来，能够亲身参与这一发展过程，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也真是一种迟到的幸运了!

回想80年代的思想的再度解放，那种如火如荼的探讨问题的热烈气氛，中国学术界真像经历了一次学术发展的青春期，虽然由于阻断很久，起步不是很高，而且时有寒潮袭来，但也阻挡不了春天的暖流了。

80年代初，文学理论中的庸俗社会学包括苏联文学理论受到清算，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受到质疑，西方各种文艺思想的介绍成风，文学理论中的内在研究方法大行其道，论争不断。这时，我与同行一起，积极地参与了各种外国文论的介绍，选择、组织与出版了“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以了解外国文论发展的趋势，它们的前沿问题，评估它们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局限，扩大自己的知识和提高认识。那种不知疲倦的投入和忙碌的工作状态，至今回想起来深感快慰，犹如昨天一般。

像我这样的人，从50年代开始，就不断受到庸俗社会学和极 “左”思潮的影响，是一个失去了自我的跟跟派，思想并非白板一块，和没有思想负担的年轻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一旦获得自由，首先的行动就是要反思自己、清算自己，告别过去的自我。所幸在80年代中期前，这种内心的自我清算，算是逐渐完成了，一旦告别了过去，就觉得人身独立了、自由了。同时这个过程，也是在学术上找回自我的过程，这主要是说话做文章，不说假话和不写那些满足某种需要的套话，而只说属于自己的意见，努力写下不同于过去的有些新意的见解。一旦在人格上、学术上找回了自己，我真有一种解脱之感，一种新生的喜悦。

对于过去的文学理论，指出它的缺点，对它进行批判，甚至予以否定，当然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批判、否定都需要学理的支持，特别是在批判、否定之后，要提出新的观点，并在学理上获得比较普遍的认同，这在不少学人自立门户的时代，是十分不容易的。80年代初的文学理论经历的变动是如此之大，不断输入的新的理论观点是如此之多，而且都自称是最新理论成果，绝对正确。面对这种情况，如果没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没有一个比较科学的、合理的立场，那自然只有跟着追新逐后，随波逐流了。我们看到，那时不少学者纷纷面向西方，抓住什么理论，就介绍什么理论，以为解决了文学理论问题，而且只能如此这般解决文学理论问题，等等。

由于庸俗社会学为害很久，人们对文学与政治、社会、思想、哲学、伦理等文化方面的问题，大多采取了回避的态度。80年代初，我介绍了一批外国的文学理论，译介过来，其中包括美国学者撰写的《文学理论》，即“新批评”文学理论，这种文学的所谓内在研究方式，也即文学文本的研究，受到我国学者广泛的认可，形成了我国文学研究一股向内转的趋势，大行其道了好多年。与此同时，其他文论，如文学心理学、精神分析、符号学、语言学、现象学、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叙述学文论，都占有一席位置。而主体论文论、象征论、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活动论、生产论文论，也各擅胜场，它们从不同层次阐明了不少文学现象。

对于我自己来说，由于过去的痛苦的生活经历，使我失去了对理论的盲从热情，因为过去的那种盲从的热情，曾经几乎使我丢了身家性命。所以每当遇到别人对某种理论或介绍过来的文学理论大加赞扬时，我总是较为冷静，总要细加体味，并且往往持有保留的态度，即使对于我自己介绍的文学理论也是如此。我明白，我不可能再崇拜新的理论偶像，我必须在我原有的水平上对它们进行思索与鉴别，而决定取舍，我只能吸取那些自称为新理论中的某些我需要的、于文学理论这一学科的改造、发展有利的因素。这种态度，使我对于事物慢慢地养成了一种鉴别的习惯，多方面地去了解问题的能力。自然，对于理论失却盲从的热情，并不是说我对理论不感兴趣，相反，我自知在学术上荒废已久，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获取新的理论知识，因此为了读书、写作，每天总要忙得疲劳不堪，但是却感到生活真是充实。

80年代初，我与几位同行接受了《文学原理》的写作任务，经过多次讨论、协商，设计了写作纲要、论题，但是迟迟未能动手，主要是要写出与以往的文学理论的不同的著作，就要充分地吸取已有的中外文学理论经验，在文学观念上有所超越，提出一些新的符合文学自身发展的核心观念，并对基本观念的认识大体一致，才有可能写作下去。经过几年的理论思考与资料的积累，我们几个人的个人兴趣与专长慢慢凸现，于是大约在1984年，决定编章纲要，扩大《文学原理》内容，各人认领一编，写成多本专著，最后剩下文学发展一编，由我承担。由于文学作品、文学创作、文学接受，包括文学欣赏、批评，都是文学理论中的一个方面，因此在讨论文学发展的一编中，就必然要涉及对文学的总体认识，规范文学观念。需要有一个不同于过去的、比较科学的、合理的文学观念，才能贯穿全书，带动其他方面。

1982年，我在《论人性共同形态描写及其评价问题》一文中，提出“文艺是一种具有审美特征的意识形态”。那时针对过去的文学意识形态论，在文学问题的讨论中，学者们强调的是审美，在美学讨论中也是如此。但是光讲文学是审美，并不能科学地揭示文学的特性，因为不少社会现象也具审美特征，但它们并非文学。由于当时我被其他一些问题所吸引，所以并未有什么深入的思考，只是一晃而过。但是随着文学问题讨论的深入，特别是文学是什么、不是什么等问题提了出来，创作的过程是什么、特征是什么也不断地进行着讨论。经过几年时间的反复思考，比较了当时外国输入的多种有关文学的界说，以及有关文学创作的多种介绍，对这些问题我终于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并于1984年在《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方法更新的迫切性》一文中，比较明确地提出，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文学创作不是一般的反映，而是一种审美的反映”。

对于这几个理论概念，我知道必须进行理论上的深入，如果没有理论的展开，那是很难在文学观念的众声喧哗中自成一说，使文学发展的研究失去自身的灵魂的。所以在1985年，我主要撰写了《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论审美反映的创造性本质》一文，并于1986年发表了出来。由于此文较长，于文前写了一个“提要”，虽然只有五百来字，但大体概括了“审美反映”的基本思想，其中我借用了发生认识论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提出了创作中的审美心理结构、层次、审美心理定势、动力说、表现与再现的合一说，这与过去的反映论对创作的阐述，是大异其趣的。1987年初，我读到了卢卡契的《审美特性》刚刚出版的中译本第一卷，发现该书主要是研究“审美反映” 的，这使我极为兴奋，心想，我要是早读到这部皇皇巨著，我就“审美反映”所写的论文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了。所以当后来有人不断把认识论等同于反映论，捆在一起进行批判，认为反映论如何低劣，实际上其所持的观点，基本上是建立在对反映论的庸俗社会学了解之上的，即先把反映论庸俗化一通，然后大加批判，这本身就变成了新的庸俗化倾向，看他们批判得劲头十足，但对他们自己的庸俗化倾向却罔无所知。所以这类批判，始终停留在低水平上。后来北京大学阎国忠教授在其1996年出版的《走出古典》一书中写道：“钱中文之后，‘审美反映’几乎成了美学与文艺学界的一个普遍用语，许多人将这一用语引入到自己的理论范畴中。”不过我想，“审美反映”这一术语流行起来，肯定也与卢卡契的著作有关。

1987、1988年，我连续发表了《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与《论文学形式的发生》两文，这两篇论文是对前几年我提出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观的回应与较为详细的阐明。这一探讨正是研究文学发展的一个核心概念，没有这一核心概念的带动，文学发展的其他方面的研究只能是就事论事。对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尽可进行多角度的、多方面的探讨，只要说得合乎情理，能够自圆其说，都有价值。因此在我看来，我把文学视为审美意识形态，也只是探讨文学本质特征的一种说法。关于意识形态问题，80年代讨论不断，涉及了这一术语的来龙去脉；后来有的文章则介绍了马克思在不同场合使用这一术语的不同含义，以及恩格斯使用这一术语时所指的含义。现在在文学的发展论述中来研究文学的本质特征，为我提供了一种方便，即可以从文学的起源说起。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并具有了审美意识，这是他作为人的本质特征之一的确证。但是作为前文学的先民的审美意识，未能作为一种实有的形态而保存下来。只有当先民的审美意识，融合了与他的在长期的生存活动中所积累的对生命的感悟与生存意蕴，并和后来出现的语言文字结构完美地相结合，才逐渐形成了以语言文字结构为载体的审美意识的形态，即原初文学。这种原初的文学形式，在后来的社会不同阶段的发展中，逐渐发展而为现代意义上的审美意识形态，即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审美意识形态，就是“以感情为中心，但它是感情和思想的结合；它是一种自由想像的虚构，但又具有特殊形态的多样的真实性；它是有目的的，但又具有不以实利为目的的无目的性；它具有社会性，但又是一种具有广泛的全人类性的审美意识的形态”。所以，审美意识形态不是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只是审美加意识形态。后来“审美意识形态”这一术语，也被文学理论、批评界所广泛采用。至于这一术语的历史，我在其他文章中有过梳理。“审美反映”与“审美意识形态”稍后我写进了1989年出版的《文学原理——发展论》，并成为该书的核心概念。同时，应该说这些概念的内涵，也是一些同行在八九十年代不断表述的思想，因此这些核心概念也是文论界的共同创造与共同财富。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著名文学理论家童庆炳教授将“审美意识形态”作为文学理论的基本原理之一，而写入了新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之中。他认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理论的建立，应该说是百年来中国现代文论的一大收获”，是中国学者“寻找到的在诗意审美和社会功利之间、文学自律与他律之间取得某种平衡的现代文学理论。历史将证明，这一思想的确立是中国现代文学观念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此外，《文学原理——发展论》一书的第三编，提出了文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并论证了民族文化与文学发展的关系。“民族文化在其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它自身的结构，它的思维特征，它的价值系统，最后，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一种民族文化精神。正是民族文化精神，它的潜在形态的强弱兴衰，有形无形地制约着民族文学的发展”。在我看来，文学既要探讨自身的特点，即自律，同时也应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部门的关系，即他律，两者结合一起，才能组成文学自身，对于文学来说，这些因素是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的。而“新批评”的文学观实际上排除了被它认作的所谓“外在”因素，包括文学接受在内，结果大大缩小了文学的应有之义，因此，它所提出的本体论，实际上只是作品本体论，而非文学本体论。同时，文学发展论这一编广泛地讨论了文学与审美文化与非审美文化，以及与界乎两者之间的独特的文化形态的关系，文学研究必须在这种宽阔的文化背景上进行，这就是文学的文化研究，这是不同于后来输入我国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研究”的，实际上，它就是后来我引为同道的有的学者所倡导的“文化诗学”。当我触及“新批评”文学思想时，就认为它的文学观念是极不健全的，所以我所论述的文学本体论，正是对“新批评”作品本体论的一种纠正。但是在80年代坚持这些理论认识，在文学研究内在论的气势极盛的转向中，是要克服不少心理障碍的，直到80年代末比较文学倡导跨学科研究，全面地探讨文学的气氛才有所好转。

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经济急剧转型，一些人大力宣传文化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使文化、教育走向市场化，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中的问题成堆，文化价值观受到极大的冲击。回顾19、20世纪，理性暴露了它的专断，非理性被发现，随之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横行，各种性质的社会灾祸频发，人们生存艰辛。科技的飞速发展，欲望的解放与膨胀，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同时人的生存条件却日益恶化，物化、异化现象严重；加上唯技术论、工具理性的扩展，使世界文化、文学艺术的价值与精神不断受到解构与颠覆，人文精神受到嘲弄。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宣传西方标准化的文化思潮一波又一波地冲击我们。面对这种种现象，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应该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主体立场，而不能目迷五色，随波逐流。要确立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新的文学艺术的价值观。因此在90年代中期，我在多年思考的基础上，结合文学艺术的处境，提出了重建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稍后，我对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交往对话等问题做了较为详细的探讨。

新理性精神从几个方面展现其自身的内涵：现代性、新人文精神、交往对话精神、感性与文化。这几个问题，好像是各自独立、互不关联，但是细加推敲，不难发现，它们是20世纪文化、文学艺术乃至在人文科学中反复出现、互有联系、不断论争、决定我们文化取向的问题。关于现代性的说法极多，我做了自己的判断与阐述，我强调的是，这是我们当今面向社会、文化的出发点，这是一种以现代意识精神为指导，具有不断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功能、自我更新的现代性，是与传统紧相联系、不断更新传统的现代性。没有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任何好的理论都会僵化而失去生命力，或走向极端；企图中断传统来搞什么创新，结果断裂与继承的问题让我们争论了一百多年。所以我所探讨的现代性，是建设当今现代文化需求的现代性，而不是外国现代性的综合与介绍，移植与照搬，其目的是指向文化理论包括文学理论的创新，面向人的精神的建设的。新的人文精神则是新理性精神的中心点，目的在于在现代性的指向下，抵制人的物化与异化，改善人的生存处境，呼吁一种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科技之问的合理的人性关系，维护人与人之间的最起码的道德底线，激发人的血性与良性、怜悯与同情。但最重要之点是在吸取中外人文精神中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融合成既有利于过去不被容许的个人的自由进取，又使人际关系获得融洽发展的、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新的精神。关于交往对话精神，我则把它视为健全人及其精神的思维方式，是针对一百多年来在社会生活里、学术界已经根深蒂固的非此即彼的、绝对化了的思维方式而说的，这种思维方式，给我国学术界不知带来了多少危害，至今仍然猖獗。至于感性与文化，则是针对文学艺术的创作而说的。人文科学、文学理论、文学艺术的目的都是为人，为人营建使人能够自由、健康发展的精神家园，所谓以人为本即是。这样就需要不断进行创新，并建立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新，同时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我以为这是对社会现实生存处境的回应，一种人文知识分子的立场，一种文化价值观，也是自身的一种人生体悟。

新理性精神提出后，就被介绍到了国外，五六年后，在国内也有学者作出了肯定性的1／2。其实面对迅速改变的生活潮流，大家都--在思考自身的学术立场，一种当今的生存方式。在即将出版的我的四卷集的《后记》里，我写道：新理性精神虽然得到一些同行的呼应，“但能否作为不少同行的共同理念，促进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创新，我不会过分乐观，而自然要让它在实践中去接受检验，而且它自身在理论上还要不断深化与完善。理论一旦自身认为如何如何，就往往会给自身套上枷锁。没有必要把尚未兑现的设想说在前面，或是说的太早了。我倒宁愿新理性精神只是少数有着共同理念的同行的学术立场与行为。这样，我们的心态可放松一些，探讨可以自由@，话语可以个性化一些；或是遭到学术与非学术的挞伐而消失，也可以做到悄无声息，心情平和一些。学术一旦被注入外力，学理必然会被减弱或遭到剪裁；或是说得过头了，或是被炒作了，在当今文化氛围尚不十分健全的语境中，就必然会遭到风必摧之的命运”

90年代至今，我还就在全球化语境中出现的、极为现实的文学理论问题，如所谓世界的“文化一体化”、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以及搬用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泛“文化研究’’来替代文学理论研究等问题，做了追踪式的理论探讨。

这里，我还要摘录上面提及的那篇《后记》里的一段话，作为这篇自序的结束：“一个伟大的民族自然要拥有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是最终昭示于世人、传之久远的则是其充溢着民族文化精神的文化创造。生产这种精神财富，应该在文化、学术中，从发出自己的声音做起，进行原创性的创造。要坚持自己的声音，坚持那种具有学理精神的原创性声音，因为学术认同的只是创造。学术回应时代：学理的深化，完善与丰富。但是这种回应，应是绝对的个性化的，而不是重复与雷同。”

编入这本文集的都是发表于1981年至2003年间的论文，按题分编，大多数论文按发表年份编排；个别论文的论点过去就作过修订，都做了说明。这次各篇论点一仍其旧，未作更动。一些不规范的注释，这次作了改正。

钱中文

2004年12月9日

于京郊桐荫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