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在美国也罕见的“一门三哈佛”的成功实例。作为著名的华人教育专家和成功母亲，作者用生动而深刻的文笔，分析了一门三哈佛荣耀的成功过程，讲述了夫婿和两个儿子成为海外杰出人物的不寻常经历，细致剖析了华人教育与美国及哈佛教育的异同和适应方法，理出一整套华人融入、并在西方社会中脱颖而出的原则和细节。

前言／001

哈佛，哈佛／001

走向哈佛的第一步／021

哈佛并不遥远／069

并非只有哈佛／127

一个哈佛人的随想／203

两部电影的启示

多年前，曾经看过两部动人的电影，一部是讲台湾孩子在1950年代成长的故事，叫《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另一部是《万里长城》，则描述了1970年代一个华裔美国人的家庭情况。

《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描写了一群二三年级的小学生在乡下学校上课的情形。电影中用三个小故事来说明，孩子们在小时候老师和家长对待他们的态度，多少影响了他们长大后的心态及作为。

一、“红扣子，黑扣子制度”：老师规定，在班上做了好事的孩子，可以在胸前口袋上方缝一个红扣子，做了坏事的孩子就得缝一个黑扣子。班上的同学很明显地被分成了“好”“坏”两类。有一个特别顽皮的男孩子，口袋上方缝满了黑扣子，成了“无恶不作”的坏孩子头，经常挨罚。有一次，老师又宣布了谁该缝红扣子、黑扣子，他就干脆到小店去，把所有的红扣子买来，高价转手卖给那些“乖孩子”。在他长大后，生活就比较不按部就班，也敢做些铤而走险的事。把孩子从小划归为“好”或“坏”，对小小的心灵会有很大的影响。

二、同班有两个功课很好的女生，在学期结束时，甲得了学业第一名，乙却当了模范生。在甲还没有回到家之前，她的妈妈就从乙母的口中知道了两人分别得到的荣誉。当甲兴高采烈跑回家告诉妈妈她得了第一名时，听到的却是冷冷的一句：“有什么稀奇，乙还当了模范生呢!”没想到就因为这么一句话，甲恨乙恨了半辈子。

三、一个品学兼优的男生，因为家贫买不起鞋子，天天打赤脚上学。老师起先一再提醒他要穿鞋上学。后来才发现，他家里实在穷得买不起鞋子，于是就买了一双送给他。这个同学感激不已，不舍得穿，每天照样赤脚，提着鞋子走到校门口才把鞋穿上。他长大后成了名医，一直保持着对老师的崇拜和爱慕，在师丈去世后，还跟老师表示，想要照顾她一辈子呢!

上面三则故事，在美国社会中就比较不会发生。如果谁家孩子被老师归为“坏”类，家长不去控告才怪。美国的教育方法要求尊重孩子，绝不能伤害他的自尊心；教育原则是要多对学生进行奖赏而不是指责，以此鼓励孩子向上；对孩子要用“爱”来感化，绝对不可以用体罚；要常用手拍拍、摸摸孩子的肩膀，来表示亲切、关心，但又不能用力太重，或抱得太紧，以免被诬告成别有意图。

话说回来，因为在美国有这么多的规矩，使得老师对学生不免会采取“保持距离，以策安全”的态度。华裔子弟较一般同学来得内向、安静，与老师之间的关系就更是“君子之交”。美国的中学生因选课的关系，每堂课跑不同的教室，一起上课的同学，堂堂不同，所谓本班老师，只是每天见面10分钟，点个名而已。想想我们以前在国内的中学生活，大伙同窗共读至少3年，多则6年，老师对学生的态度也没有那么多的顾忌，因此师生、同学之间的感情，就浓醇得多了。

电影《万里长城》是一位留美华裔导演的作品，他以很技巧的编导手法，非常自然地利用华裔大学生方保罗的言行，描述了这一代年轻人的心态，比如说：他在家中客厅中与女友温存亲热，爸爸因为保罗的女友是洋人就不喜欢她，而希望他与魏小姐交往；保罗说“中国父母都是种族歧视者，但却用伦理、文化来掩饰这一点”。保罗上了10年的中文学校，但仍然不会说一句中国话，反而还可惜自己少看了10年的动画片；讲究“隐私权”，父母不得拆读子女的信，或干涉子女的私人事务；没钱用了，伸手向老爸要，以敲敲摸摸爸爸的头来表示谢意；打球输了，失望愤怒，爸爸来安慰，反而跟爸爸讲了一串子粗话。

但是，从保罗在电影中的另外一些表现也可以看出他是个很随和、懂事、识大体、有进取心而与父母关系很好的大学生，譬如：

他能带女友到家中来亲热，表示他在家的生活自由自在，不必躲躲藏藏；认为父母有种族偏见，就说出来，可见他们之间没有沟通的问题；能够去上10年的中文学校，就是难能可贵的好现象，虽然不会说中国话，但骨子里却受了熏陶，在他跟父母去大陆寻根时，能跟当地青年玩在一块；热爱并苦练乒乓，对中国事物具好奇心；他的功课显然不错，才进得了斯坦福大学，等等。

方家爸爸能够以很坦然幽默的态度来接受儿子的一切，偶尔跟儿子辩论几句时，儿子回些粗话，好像也无伤大雅。所以他们一直维持了很好的父子关系。

读者们都是在国内受的中小学教育，对《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的故事，一定会有共鸣。是不是经我这么一提，一些埋在你心中的往年小事，某些人物，忽然活了起来!

但是，你赞同那位老师、家长对待孩子的态度吗?你曾经受过委屈吗?如果你认为那些做法不妥当，就请不要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下一代!话说回来，你能想象，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孩子言行都会是“方保罗式”的吗?在改革开放多年后的今天，家中只有一位“王子”或“公主”，府上的家教跟方家相像吗?准许孩子拍爸爸的头吗?P63-65

2002年底，我到上海访问，与朋友交谈间，他们建议我为国内读者朋友写一本有关如何教养两个哈佛儿子的书，一时觉得挺合心意，没多作思考，就答应下来。回到美国后，才发现这个题目牵涉很广，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好在我一向是个不畏艰困、勇于担当使命的好学生，既然答应了，就得做下去。于是这大半年来，整天坐在计算机前面敲敲打打、埋首疾书，翻箱倒柜找资料，过着置家事于不顾的日子，现在终于能松口气交卷了!

为了配合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在这本书中包括几个部分：一部分为介绍哈佛大学，从发展史、治学理念、专业学院、研究院到我们一家的三个“哈佛人”。另一部分，介绍把两个儿子养育长大的过程，以及我们作为家长的养育孩子的心得教训。还有一部分，介绍美国的一些与国内不同的教育理念，如美国人比较注重阅读和课外活动，以及在衣食住行方面与国内有差异习惯。

说我这辈子都生活在书香之家，一点不夸张。我出生那年，北大毕业的父亲刘道元先生，正担任山东省教育厅长。那是抗日战争的后期，山东即将沦陷，省政府正计划迁往安徽。携家带小长途跋涉，跟敌人捉迷藏打游击逃难，已是非常艰难，但是父亲和教育厅的同仁却决定要带许多中小学校的师生一起逃难，他们就是后来所谓的“流亡学生”。

到台湾以后，父亲在大学教授经济学，并经常在报章杂志发表专业文章。记得从初中开始，即经常为父亲誊稿，这是我最先接触到“写”文章。父亲从大学校长岗位上退休后，开始写些回忆性的作品，特别对抗战时山东省教育厅的一段事迹，他着墨最勤。父亲一共出版了20多部书，其中《九十自述》被收人为“中央研究院”的《自传丛书》。

我的母亲尹素桂女士曾经代表山东省参加全国运动大会，在80米低栏项目取得金牌，且成绩破全国纪录。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除二哥一家留在台湾外，都到美国留学、成家、定居。我们多少从母亲那儿遗传到一点运动基因，从小都爱好体育活动。我几乎天天做韵律操，从有氧运动、瑜珈到元极舞，30年如一日，乐此不疲。两个儿子都打得一手好网球和篮球，相信也都从姥姥那儿遗传了体育细胞。

我是在台湾读的小学和中学，后来进入东海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取得麻州韦斯利女子学院奖学金赴美留学。1965年，在麻省剑桥与沈良玑结婚。良玑的背景跟我的相似，生在浙江，长在台湾，在大学入学联合招生考试时，他考了全省最高分，成了状元。台湾大学电机系毕业后，获得哈佛大学奖学金，赴美深造，1967年得应用物理博士学位，随即到休斯敦大学电机系任教至今。这是我家第一个“哈佛人”。

我的两个儿子都在休斯敦出生，除美国学校外，从小读周末的中文学校，在大学时，也都选修中文课程。高中时，两人先后当选为全校辩论学会的会长，并晋级到全国辩论比赛。高中毕业后，老大赴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就读外交学院，毕业后，继续深造获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位。这是我家第二个“哈佛人”。老二于1993年自哈佛大学毕业，获应用数学和经济学学位，续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取得MBA学位。这是我家第三个“哈佛人”。

1997年，我曾随良玑赴上海参加同济大学九十周年校庆，并至西安石油学院讲学，得以有机会与石油学院外语系学生及陕西省妇联会干部演讲座谈。之后又随良玑到湖北潜江测井研究所讲学，我与该所子弟聊天讨论时，发现我们虽成长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在成长的过程中，也许有许多时空的差异，但在亲情、子女教育以及自我感受方面，并无多大差别。

旅美40年，我的日常生活始终简单、规律，除为人妻母、当高中理化老师、做家事外，还有读书、写作、运动和唱歌。此外，我还参与许多方面的社会服务，譬如开办中文学校、主持华文报纸教育专栏；在电视台、广播电台主持教育节目，讨论与新移民及青少年问题；向美国政府及企业申请经费，服务华人；经常应华人团体邀请演讲，等等。所见所闻，感触良多，本书中大部分内容，都得自亲身体验的心得。

学理科的我，从小一直视作文为畏途，常常心中有话要说，却不知如何下笔。非常幸运的是，良玑虽然学的是电机，但国学根底笃厚，及时给我鼓励和指导，我才能写出一篇篇的文章。至今，我仍经常与我的“家教”切磋。特此致谢!本书最后一部分收集了良玑的几篇散文，读者或许可从另一角度，了解我们的美国家居生活，以及与孩子相处沟通的情形。

撰写这本书，可真是30年细说从头，而回忆中的点点滴滴，也不时让我热泪盈眶。“少小离家老大回”，在离开祖国大陆半世纪后，很意外地，竟能有机会把自已了解的美国学校制度，在海外的育儿经验，以及所见所思，呈现给祖国的乡亲，除兴奋外，竟还有几分近乡情怯的感觉。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有赖多位文友的鼓励，以及在一起唱歌、运动的朋友的精神支持，使我能坚持信心完成任务。在此要特别感谢的是：在打字上助我一臂之力的武瑶华大姐；帮助校对的钱莉和张廖莉娜女士；在百忙之中为我写序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德生教授和香港科技大学校长、超导专家朱经武博士、美南写作协会前会长姚嘉为女士以及现任会长钱莉女士，还有远在中国的胡群耘女士、王凤女士、冯勤先生和郑西海先生，感谢他们为本书出版而付出的辛勤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