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儒勒·乐和甘的书信和照片，会感到一种时空的迷醉，在我们的眼下，重新复活了这个男人的一生，重新复活了我们的历史。

儒勒对中国充满了热爱，对生活的一切细节都敏感和好奇，并随身携带着照相机。他崇敬并无限迷恋母亲，在中国期间，他几乎每天给母亲写信并寄去照片。那些尘封了五十多年的信件和照片，由于极其偶然的原因，被他那1921年出生在中国重庆的女儿带到了我们的眼前。这些资料再加上法国外交部的档案，其价值不言而喻。

这是一个凄恻婉转、动人心弦的故事。  这是一段无比珍贵、永难忘怀的记忆。  1909年，儒勒·乐和甘，一名年仅24岁的法国人，告别了他那贵族出身的母亲，远赴中国，开始了他漫长的36年的外交官生涯。  他曾在成都，重庆，汉口，海口，汕头，广州，香港，天津，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地工作和生活。历经了旧中国从帝制到共和制，袁世凯复辟，军阀混战等最动荡的时代，见证了中国的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历史时刻。同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自己与家人颠沛流离，骨肉分离。最终，1945年，孤独悲惨地死在哈尔滨。

序  我的父亲，一个诚实的人 玛利·乐和甘/1

前言 一生的旅行博里斯·马尔坦/15

第一部分 1909-1912学徒岁月/23

第二部分 1913-1926成熟岁月/93

第三部分 1927-1945苦难岁月/195

儒勒·乐和甘 在华期间历史事件年表/个人年表/244

1912年5月，儒勒结束了他在中国的三年“学徒”阶段，头一次回法国休假。成都的暴乱就好像一个结业考试。他勇敢镇静地过了关，也就可以毫无遗憾地回到家乡，见到他的通信对象：母亲玛利亚，好好修养。

受到天性中的激情和所获业绩的鼓励，儒勒在假期过后，就又踏上这已成为他第二故乡的中国。由于勇敢度过成都的运动，他得到大部分上级的赏识，从此成为年轻有为的人群中的一个，他的名字常常出现在亚洲部的文件上。

1913年5月的旅行"路线和方式与他四年前来中国的完全_样。他沿路停留拜访了一些朋友，也以不倦怠的儒勒式风格，一路记下了关于风景的感想。当他进入满洲里，这个前清朝的摇篮，已经在一年前成为共和国的一个北方省份时，他写道：“好了，又到中国了。”

北京的繁忙气氛很快就让他厌倦了，儒勒继续向南，沿着他第一次走过的水路，在汉口停下来。这里是他的新岗位。汉口在成都的下游，湖北省境内，位于儒勒曾经“战斗”过的四川的东部。

其实，在儒勒远离中国的一年内，共和国的春天燃烧着战火，国家处于最低迷的时期。溥仪离开了帝位，总统袁世凯掌握了国家大权，他惟一的心愿就是自己做皇帝。如果制度外表都是共和的，那么现实则和这种现代化相反。

意识到国家不能被引领到共和的道路上，孙中山的党派再次在长江中下游发动了革命，虽然很快遭到挫败，但是表明这个国家再次进入战乱时期。

在中国战争频发的时候，法国也正在进入“一战”的前夕。在这个中法两国都不平安的时段，却是儒勒人生发展最旺盛的阶段。在即将来临的十三年里，他不停地绷紧弓弦，直到1925年广州的大罢工，他的表现巩固了他作为出色外交家的名声。在个人生活中，他碰到了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和他孩子们母亲的麦尔塞黛。1913年6月7日，刚到汉口安扎下来的儒勒这样向他的母亲写道：“我今天开始正常运转了，以给你写信，让你安心为开始。如果有必要，一个词就够了，一切都向着‘美妙’的方向发展着”。P094-095

“现在轮到你了……”这几个回信上的字，决定了一个23岁的年轻人的生活和事业。我们现在回到1908年6月，一位叫威西尔的先生，用这样的话通知儒勒·乐和甘，他提出的在翻译部就职的申请，已经被外交部接受。这几乎是正式通知了，只要儒勒’乐和甘去见那位非常有影响的亚洲事务部的副主任贝特罗先生，就可以开始他的外交事业，步那位他了解很少的亲生父亲的后尘。

1897年到1903年，儒勒是布封中学的学生，他获得该校文科毕业证，这对于像他这样喜爱文字的人来说，是再恰当不过的了。然后他取得了法学的本科学位，在艺术创造和梦想之上加入了严谨老练的精神。远东语言学院的文凭则解释了他最终的目的:去往中国。

到底是什么鬼使神差，使他选择去中国呢?儒勒·乐和甘的父亲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官，在埃及，魁北克，蒙得维的亚任过职，最终成为公使。是他给了儒勒建议吗?不能排除。儒勒·乐和甘年纪轻轻就想担起家庭重任，想要向母亲证明他能够负担两个人的生活需要。但如果只注意这些原因，就会忽视他作为年轻人对所处时代的好奇心。

二十世纪以对“进步”的无限信仰开始，继承了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精神，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了对其他文化的和平的开放，而欧洲最终以战争结束了这个时代。

1900年，世界博览会在巴黎举行，儒勒时年15岁。博览会成为现代化的一个标志。而当时的北京正在发生“义和团”运动。清朝皇太后慈禧支持这场排外复清的运动。义和团成员杀死了二百位传教士和三万二千名中国基督教教徒。运动最终以外国势l力的暴力镇压，慈禧出逃到西安结束。

中国“世界文明的中心”，法国，“更好世界的灯塔”。在二十世纪初，这两个都塑造了普世形象的国家相遇了。而儒勒仿佛正好成为一个双方之间的协调人。从1909年儒勒到达成都，一直到1945年他在哈尔滨的领事馆死去，：这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不安的时段。中国的这段历史，可以在儒勒写给外交部和他母亲的书信中得到复活，这些书信是见证。正是这些书信，使我们今干还能看到一个奇妙的国度动乱的内幕，一个做外交官的儿子的日常生活。我们此时必须要结识玛利亚了。

  回到1908年，此时儒勒心里交织着得到新职位的快乐和要离开深爱着的母亲的痛苦。玛利亚，儒勒的生母，当时不顾世俗的巨大反对，拒绝了儒勒生父的求婚，虽然其他条件看来都很适合婚姻。这个叫阿尔弗雷德的男人始终是她的至爱。他和她保持通信，只要他的外交职务允许，就来和她会面。在那个时代，他们是很另类的一对情侣，由远距离的爱情结合，又由于对儒勒的前途担忧而聚到一起……

和父亲的分离，并未给儒勒带来损伤。玛利亚甚至十分看好儒勒和他父亲的通信。从儒勒上中学，直到他在中国做外交官，他和父亲之间都保持了书面联系。

但更强烈的是儒勒和母亲的联系。儒勒崇敬并无限迷恋母亲。母子都不希望这种联系在儒勒去到遥远的中国后受影响。他们之间的书信习惯很牢固。稍微分离一点，就会互相寄明信片或一封信。儒勒从小就培养了书写的习惯，他给家里的其他孩子和社区的小报《A·B·c》(注：法文“好意见的集合”的缩写)写小诗、短故事及歌谣。除了写作，儒勒还有绘图、漫画和音乐天赋，使他在中国和在巴黎一样受到欢迎。于是，对于儒勒和玛利亚，书信毫无疑问地成为他们对话的新方式，也是儒勒忘记离家的孤独，王马利亚忘记独居的寂寞的一种方式。

“你不会因为看到我是‘作者’而生气的吧?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这确实是品味问题。我一点没有野心让自己的名字印在蛋黄色的纸上，出现在所有书店的橱窗里。因为，如果没有发现任何新东西，我一定会重复前人说过的话。这需要以一种不同的风格来讲述，而我……”命运的讽刺，在九十五年之后，他的女儿玛利·乐和甘，使父亲在这封从成都寄给玛利亚的信中拒绝的东西成为了现实。  这是在1909年，在这封信中，儒勒谈到自己对写作毫无天赋。他写着玩，并且为今后能从他母亲誊写来信的本子上重读自己的信感到满足。可以想象他拥有更多的读者，因为他的女儿期待着，他的信有这样的价值。是的，他写着玩，就像他玩音乐和绘画一样。他在各个艺术门类之间蜻蜓点水，只为消遣，从没有一个严肃的态度。他自认没有想象力，控制自己的写作，除了给孩子写小故事外，从不采取虚构的形式。实际上，儒勒·乐和甘是个非常好的专栏作家，这类作家总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找到灵感。他为我们重新描绘了上个世纪的中。国的日常生活，大人物和小人物，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他的描述有时汲取了记者阿尔伯特·伦敦的笔调，后者在1922年写出了出色的报道《疯狂中国》。有时候，他停留在诗人谢阁兰旅经四川时也停留过的小街小店旁；当代在北的胡同里漫步时，我们会想起海军中尉皮埃尔·罗蒂的脚步。通过给母亲的书信和给部里的报告，儒勒·乐和甘加入到同时代世界上的这些伟大的灵魂里，和他们一样，在这个揭开了面纱的中国，留下了自己的脚步和笔墨。

不论是作为“不可进入的远东”的原型，还是西方社会的扭曲的反映，中国使人惊奇、震动、困扰和迷恋。阿尔伯特·伦敦在中国坚持要去了解对他不可知的东西，谈到这样一个国家，他向读者发出了挑战式的邀请：“这就是我要带您去的疯狂的国家，我的幸存的朋友!”。头一回进入中国国境的时候，儒勒·乐和甘急着向他的母亲写道：“是从中国，我给你写信!”这几个字，至今仍然回响着内心的欢快，和那种到达了一个非凡国度的意识。

读过儒勒·乐和甘的书信，我们会感到一种时空的迷醉，我们的眼下重新复活了这个男人的一生。1909年的一天，他去到这个神秘的中国，从而开始见证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他是一个自愿陪伴我们做一次长途旅行的人。

那么，让我们和他一起出发。旅途非常漫长，有时是痛苦的，然而却十分美妙。是一个人一生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