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代明君唐太宗就是用这句话勉励自己取得了贞观之治的成功。本书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唐太宗君臣在贞观年间的政治业绩及有关活动，详细地介绍了贞观时期各个方面的历史情况。

卷第一

1   论君道第一

12   论政体第二

卷第二

29   论任贤第三

49   论求谏第四

59   论纳谏第五

70   直言谏争附

卷第三

89   君臣鉴戒第六

103  论择官第七

118  论封建第八

卷第四

133  太子诸王定分第九

137  尊敬师傅第十

145  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

155  规谏太子第十二

卷第五

175  论仁义第十三

177  论忠义第十四

189  论孝友第十五

192  论公平第十六

215  论诚信第十七

卷第六

223  论俭约第十八

229  论谦让第十九

231  论仁恻第二十

234  慎所好第二十一

236  慎言语第二十二

239  杜谗邪第二十三

245  论悔过第二十四

247  论奢纵第二十五

252  论贪鄙第二十六

卷第七

257  崇儒学第二十七

261  论文史第二十八

264  论礼乐第二十九

卷第八

278  论务农第三十

280  论刑法第三十一

294  论赦令第三十二

296  论贡赋第三十三

299  辩兴亡第三十四

卷第九

303  论征伐第三十五

320  论安边第三十六

卷第十

330  论行幸第三十七

333  论畋猎第三十八

338  论灾祥第三十九

345  论慎终第四十

附录

360  吴兢 上《贞观政要》表

361  吴兢 贞观政要序

36l  宋濂 重刻《贞观政要》序

[译文]贞观(627～649)初年，唐太宗对众侍臣说：“当一国国君的基本原则，必须先保存老百姓。若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就如同割自己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自己的肚子。肚子填饱了，人也死了。如果想安定天下，必须先使自身端正。没有身子端正而身影弯曲、朝廷安定而百姓反而混乱的道理。我经常想，损伤自身的不在于外物，都是自身的贪嗜、奢欲所造成的祸患。如果过于纵情吃喝，沉湎声色，欲望越多，所受的损失就越大，既妨碍国政，又骚扰百姓。如果再讲出一些非理之言，就会导致民心离散；怨恨既已产生，众叛亲离之事，自然也会发生。我每想到这些。就不敢放纵自己去追求安逸享受。”谏议大夫魏征答道：“古代的贤明之君，都能近从己身体验，所以能够远察别人。从前楚国聘用詹何，问其治国之要道。詹何以修身之术来对答。楚王又问治国之道，詹何回答说‘没有听过国君自身清正，而其国反而不安定的。’陛下所阐明的道理，和古代圣贤之意实无二致。”P1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的全盛时代。无论是在中国或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非常光辉灿烂的一页。而唐朝光辉灿烂的历史，是它的开创者——一代英主唐太宗李世民——所建立的。

唐太宗十八岁策动其父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后来他东讨西戈，南征北战，浴血六年，削平群雄，建立了大唐王朝。

武德九年(626)八月，唐太宗即帝位，次年即改元为贞观。在也在位的二十多年中，他选贤任能，虚心纳谏，减轻徭役，发展生盘，勤俭持国，励精图治。在短短的时期内，使唐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得到迅速的巩固和发展。

唐太宗吸收了隋朝的历史经验教训，在隋末的农民起义中，他看到人民群众“能载舟亦能覆舟”的伟大力量。于是针对隋朝的弊政，进行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在政治上，他实行廉政，对行贿受贿、贪污腐化的官吏深恶痛绝，并严惩不贷；对那些廉洁奉公的官吏，则给予表彰和奖励。

他对自己的子女严加教育。他广开言路，从谏如流，特别欢迎大臣能够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的缺点和错误。他任人惟贤，尤其是对那些曾经反对过自己的贤才，不念旧恶，以诚相待，委以重任。

经济上，他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方针，使农业在短短时期内得到恢复和发展。由贞观初年老百姓流离失所，啼饥叫寒，到贞观中期便“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至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沧海，皆不赉粮，取给于路”。出现了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使生产力得到空前的提高，人口得到大幅度增加。

军事上，他勤于武备，但不穷兵黩武。他彻底击败东突厥，保卫了西北边防的安全。并把突厥的余部妥善安置，解决与缓和了部分民族矛盾。

在外交方面，他实行“和亲”等睦邻政策，使中国与周围的少数民族和邻邦，能够友好往来，和睦相处。

文化教育方面，他大力兴办学校，仅在京师的国学里，学生久多达万人，邻邦酋长的子弟也不远万里前来求学。他还实行科举制度，从莘莘学子中，大力选拔人才，使大批有才能的下层知识分子有参政的机会。他尊师重道，重视文化典籍的整理和普及。

由于唐太宗实行以上的改革政策，使大唐王朝在隋末战争的废墟上，迅速建成一个东方强国。不仅国内和平安定，经济繁荣，而且四方邻国竞相来朝，大唐声威，远及海外。这就是历史上一再称颂的“贞观之治”。正是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才为唐朝后来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坚实雄厚的基础。

当然，唐太宗不是完人，他也是有缺点的。他在贞观后期的作为，显然不如前期，晚年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的倾向。显然不如早年的虚心进取、勤俭持国、励精图治。但总的看来，他还算是有始有终，完其全节，称得起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贞观政要》一书，就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唐太宗君臣在贞观年间的政治业绩及有关活动，详细地介绍了贞观时期各个方面的历史情况。虽然不无溢美之词，但还是相当客观地记载了当时的真买情况，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它是一部政论性较强的历史文献，不采用通常史书的编年体、传记体的写法，而是分门别类，按照专题叙述；观点分明，条理清楚，目的是让读者更容易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更方便地从中取得历史的借鉴。此外，它所提出的任贤纳谏，惩治腐败，教育子女，重视文化教育，尊师重道及协调民族团结等方面的问题，至今依然深具价值。

《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669或670～749)，是唐代的史学家，新、旧《唐书》上均有他的传记。他是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5年励志勤学，博通经史，武后时被荐直史馆，修国史，曾任右拾遗内供奉、右补阙、起居郎、水部郎中等职。开元年间，他曾任谏议大夫兼修文馆学士、卫尉少卿、左庶子，居职近三十年，出为荆州司马，后又迁台、洪、饶、蕲四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长史，封襄垣县子。天宝初，改官名，为邺郡太守，入为恒王傅。天宝八载(749)卒于家中，享年八十岁。

吴兢著述甚丰，曾撰有《唐史》八十余卷，《梁史》、《齐史》、《周史》各十卷，《陈史》五卷，《隋史》二十卷，还与刘知几合撰《则天实录》三十卷，独撰有《中宗皇帝实录》二十卷，今皆不传。另有《乐府古题要解》二卷等。

《贞观政要》一书，大约于开元五年(717)时就开始着手编撰。至开元八九(721～722)年间，当时宰相源乾曜和张嘉贞委托吴兢“备加撰录”，开始正式编撰。开元十七年(729)吴兢向唐玄宗上《上贞观政要表》连同已编定的十卷《贞观政要》一并呈上，为的是要使唐玄宗“克遵太宗之故事，则不假远求上古之术，必致太宗之此”(吴兢《上贞观政要表》)。也就是说，要让唐玄宗发扬光大唐太宗励精图治的治国精神。

唐玄宗果然不负所望，继太宗“贞观之治”之后，又出现了“开己之治”，把唐朝的繁荣和昌盛推向顶峰。无奈唐玄宗不但继承了太宗的优点，也将乃祖晚年“骄奢放逸”的缺点变本加厉地继承和发展。在唐玄宗的晚年，他天天沉湎于声色犬马的腐朽生活中。疏斥贤臣，听信小人，排斥张九龄、韩休等正直的大臣，重用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奸佞邪臣，以致招来“安史之乱”，几乎将唐太宗所辛苦经营开创的大唐江山毁于一旦!这是封建统治者不可避免的悲剧，即使他本人幸免，其后代子孙也难逃宿命。

吴兢著书约二百余卷，流传至今的只有一部《贞观政要》与乐府古题要解》。《贞观政要》这部书之所以能够经历千年流传下来。不仅带有传奇的色彩，而且在一千年岁月的砥砺中，越发显示出它经久不衰的魅力。正如元人戈直所说，《贞观政要》“自唐世子孙既已书之屏帷，铭之几案，祖述而宪章之矣。至于后世之君，亦莫不列之讲读，形之论议，景仰而效法焉”(《贞观政要》序)。其实不仅唐代是这样，唐以后的五代、宋、辽、金、元、明、清以来的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它都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青睐。

据史载，唐代有作为的皇帝唐宪宗、唐文宗和唐宣宗都接受过《贞观政要》的历史借鉴。《宋史·苏颂传》上说：“唐中叶以后，河湟陷地吐蕃，(唐)宪宗每读《贞观政要》，慨然有收复意。”唐宪宗平淮西之乱，有力地打击了藩镇的气焰，使其他藩镇相继降服，暂时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唐文宗做太子时，“喜读《贞观政要》，每见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兹。洎即位后，每延英对宰臣，率漏下十一刻”(《旧唐书·文宗纪》)。即学习太宗勤于政事，夜以继日的勤政作风。唐文宗“尝读《太宗政要》(即《贞观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锐意于治，故太和之初，政事修饬，号为‘清明’(《玉海》卷四九《艺文·政要宝训类》)。而唐宣宗更是“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史家称其在位时。“刑政不滥，贤能效用”，“十余年间，颂声载路”(《旧唐书·宣宗纪》)。

五代后唐时，“(唐)闵帝嗣位，志修德政，易月之制才除，便廷访学士读《贞观政要》、《太宗实录》，有意于致理”(《旧五代史·李愚传》)。

据史料记载，宋仁宗“尝读《太宗政要》(即《贞观政要》)，亦云：‘太宗言任人必以德行，学业为本。’王硅日：‘人无学业，岂堪大任。’帝复日：‘人臣不可不知书，宰相尤须有学。”’(《玉海》卷四九《艺文·政要宝训类》)

据《辽史》所载，辽朝君臣对《贞观政要》也十分重视。辽兴宗时，史臣萧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辽史·萧韩家奴传》)。辽皇子耶律雅里“每取唐《贞观攻要》及林牙资忠所作《治国诗》，令侍从读之”(《辽史．天祚皇帝本纪》)。

《金史》中记载，金朝君臣也都把《贞观政要》当做治国必读之书。金熙宗对大臣，“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他与韩林学士韩防一起讨论唐太宗与唐玄宗得失。认为唐玄宗是“有始无终者”，玄宗之所以招致安史之乱，是因不能‘慎终如始”(《金史·熙宗本纪》)。金哀宗时，大臣赵秉文轮直进讲《尚书》、《贞观政要》。金人还设益政院，以学问该博之士为寺讲学士，“日以二人上直，备顾问，讲《尚书》、《通鉴》、《贞观政要》”(《金史·百官志》)。这说明，金人已将《贞观政要》作为治国必备之书，列为帝王治国参考。

元朝的仁宗皇帝对《贞观政要》更是有超乎异常之感情。《元史。仁宗纪一》载：“帝览《贞观政要》，谕翰林侍讲阿林铁木儿日：此书有益于国家，其译以国语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诵习之。…这乏元仁宗即位之初、改元之前的重要指示之一。大臣察罕翻译贞观政要》一书献给仁宗。仁宗“大悦，诏缮写遍赐左右”(《元史·察罕传》)。在元代，《贞观政要》一书曾多次被译为蒙文，天历三年(1330)元文宗“命奎章阁学士院以国字译《贞观政要》，镌板模印，以赐百官”(《元史·文宗本纪》)。元朝皇帝多命讲官进讲此书，著名学者吴澄即曾进讲过《贞观政要》。鉴于《贞观政要》再流传过程中时有传写谬误，故元惠帝时士人戈直荟萃诸家版本，参互考订”，为之作注，并采辑唐、宋以下有关评论附于书后，至页四年(1333)刊刻行世。其前有戈直、吴澄和郭思贞等人的序。

明、清两代的统治者都极重视《贞观政要》。明代规定将《贞观政要》与《尚书》、《春秋》、《资治通鉴》等书列为皇太子必读之书(见《明史·职官志二》)。明宣宗闻侍臣讲《贞观政要》时说：唐太宗致治之关，庶几成、康，实本于此。予尝覆是书，谓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谓治国犹栽树．根本不摇则枝叶茂，君道清静是百姓安乐，皆要语也。”(《皇明典故纪闻》卷九)明穆宗命阁臣进讲《通鉴节要》与《贞观政要》之书，作为定制(《明史·礼志九》)。明完宗还亲为新刊《贞观政要》本作序。成化元年(1465)，明宪宗的序文写道，《贞观政要》“其论治乱兴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为鉴戒，朕甚嘉尚焉”。为《贞观政要》作序的皇帝还有清代的乾隆皇帝。他在序中说：“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日：‘贞观之治盛矣!”’(见《贞观政要》，《四库全书》本)

《贞观政要》作为一种记载帝王言论和政德体式的史书，也为后代史臣所效法。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国史监修王曾奏“乞用唐吴兢《贞观政要》故事，取三朝圣语、政事及臣僚奏对不入正史者，别为一书，与国史、宝录并行。”至十年，书成，仁宗诏以“宝训”为名(见《文献通考》卷二。一)。明太祖大臣詹同向朝廷“请仿《贞观政要》分辑圣政，宣示天下，帝(指明太祖)从之，乃分四十类，凡五卷，名日《皇明宝训》”(《明史·詹同传》)。清代的康熙皇帝也是如此。康熙十二年(1673)，黄机上疏说：“自古仁圣之君．必祖述前谟，以昭一代文明之治。今纂修太祖、太宗之实录告成，乞敕诸臣校定所载嘉言嘉行，仿《贞观政要》、《洪武宝训》诸书。颁行天下。……上(指康熙皇帝)喻之，诏辑太祖、太宗圣训。”(《清史稿·黄机传》)

《贞观政要》在海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对邻国日本、韩国等国。日本最高统治者定《贞观政要》为必读教材，韩国总统金泳三就总统之任前反复研读的书中，就有《贞观政要》一书。这里所列举的史实，足以说明《贞观政要》问世后，一千多年来在中国历史和海外所产生的深远而重要的影响。

《贞观政要》在唐代是以抄本流传的。唐宪宗所读的本子，当是吴兢的正式进献本。这个本子可能经过吴兢的外孙宪宗时的史馆修撰蒋义整理过。此后，唐文宗、唐宣宗，直至宋仁宗都读过见过这个系统的本子。同时，蒋义所收藏的吴兢的《贞观政要》的底本或稿本，后来也随之流向社会。各本杂相抄录，流传于世。五代后唐国子监于天成二年(927)曾刻印过《贞观政要》，并流传到南宋绍兴年间。随后不久，传入契丹，重熙十五年(1069)辽兴宗命译汉籍，史官萧韩家奴译《贞观政要》为契丹语。金哀宗时赵秉文曾向金帝进讲过《尚书》和《贞观政要》。《贞观政要》一书，在西夏也有译本，此西夏文译本在1909年出生在内蒙俄济那旗的黑水域遗址。现译本残卷存俄国圣彼得堡。元惠宗至顺四年(1333)刊行过戈直集论本《贞观政要》，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又经宋濂以中秘本”重校、重刻，成化元年(1465)，明宪宗亲作序言，又重刻。

国内现存刊本，一为国家图书馆藏明洪武三年王氏勤有堂本．一为成化元年(1465)重刊戈直集论本。四库全书所收的内府本、嘉庆三年(1798)扫叶山房重镌本，均为戈直集论本的翻刻本。

日本现存《贞观政要》抄本约有二十余种。相传是在唐开元年间，由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携入日本。现日本所存完整的抄本，可分为三大系统。有南家本、管家本和异本系统。南家本现存最早的有建治元年(1216)抄本、菅家本现存最早的有永禄三年1560)抄本，异本系统的有写字台文库藏本等。三大系统之外，还有江家本(大江匡衡)弘宽三年(1004)给日本天皇进讲的本子。除日本外，朝鲜也有八卷本的古刻本流传。总之，各种抄本、刊本，对《贞观政要》在海内外的传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次注译所用的底本，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代成化本，参考了多种校点本。由于注译者的水平有限，注文、译文中可能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望海内方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注译者

200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