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套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洋洋洒洒六卷本，篇篇让你爱不释手。12年前，它诞生了，由成都高小勇先生主编。它是思想最密集的新闻纸，也是我国经济研究界时效最快、容量最大、观点最多的经济评论报，更是全国惟一不刊登商业广告的报纸……不翻，你绝对会后悔！

我国经济研究界时效最快、容量最大、观点最多的经济评论报，也是全国惟一不刊登商业广告的报纸。  1994年5月，1998年6月，《经济学消息报》独家越洋，面对面采访了近二十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一世界首创，受到我国理论界、新闻界和决策界高度关注和赞扬。  十多年来，《经济学消息报》为普及经济学思想、嘉掖经济学年轻爱好者，激发全社会对经济学的兴趣和了解，展示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作了艰苦的探索。

口经济学帝国主义(序一) 张五常

口经济学的谦虚(序二) 樊纲

口我们都是经济学帝国主义者(自序) 高小勇

001 交子制度的前前后后 王文哲

007 九品中正制的兴衰 王文哲

012 崇祯悲剧启示录 侯兴国

019 杜甫的无奈选择 侯兴国

022 “田忌赛马”断想 曲丽萍

026 有感于晏子改规则 李增刚

028 从吕不韦寻租说起 马春辉

031 官商同乐 ——开中制度六百年祭 高小勇

036 《官商同乐》拾遗 徐唐龄

039 从王莽、海瑞、吕日周的浪漫说起 侯兴国

043 北宋为什么变成了南宋?——从林语堂笔下的王安石说开去 王松奇

048 《明史》中的启示——谈内部制衡在组织发展中的作用 向宏屹

053 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航海——政府干预的比较 黄文平

060 我国兵器发展史上的“李约瑟难题” 何铁彦 李劲松

066 传统契约文书中的产权 龚汝富

070 古代吏制中的“经济人”假设 孙大利 来君

073 梁启超之公司观 肖琇文

077 税费古今谈——兼论国人纳税意识 张雪平

081 法国“圈地运动”的失败 谷宏伟

086 布朗故事与民工小学 石明磊

092 轻重之说与古代国家“干预” 邓力

095 中国古代真是小政府吗? 赵奉军

100 高考的“大年小年” 许彬

104 “高考移民”的“难题” 谢作诗

110 高考的制度费用 王福重

116 美国的“科举”水土不服 钱锋 王婷婷

119 “写条子”的西点军校 陈勇兵

122 从考生的选择谈起 王治平

125 代考市场的价格刚性 代敏

128 作弊的时髦与监考的理性 张建

130 高校资源配置的影响乍现 梁正

136 高校毕业生择业违约的背后 石桂峰孙晓峰

139 雇员对雇主的歧视——兼谈大学生就业难现象 王明方

143 学券制的宪法意义 石明磊

146 教育的欲哭无泪 王玉霞

153 也谈中国中小学生减负问题 黄有光

158 我的母亲是乡村教师 刘先泽

162 高成本的全民学外语 刘云

165 英语经济的潜力 熊志华 刘娟

170 讲座中的资源分配 林起劲

172 错位的教授“攻博” 谢鉴泉

175 职称：不能承受之重 赵德志

178 评上海大学的聘任制 陈宪

181 评大学教授“逃课”现象 邹慧

185 一次制度性寻租尝试——评某省与某著名高校的”省校合作”模式 耕夫

190 为何斯拉法在中国难评上教授? ——兼与马春辉先生商榷 安树伟

193 广州的家教市场 张帆

195 武汉“为贫困大学生捐岗位”三问 柴亚光

200 劳动市场“教育信号”的演变 吴俊宏 汪轶

203 也谈文凭信号的噪音化 刘异伟

206 大学生逃课与教育的自由 刁仁德

213 临时教师制度的效率 王汝辉杨辉

217 从渊源与流变看大学改革 王成军

224 扣国大学的效率问题 王洋

231 在职MBA之怪现象 张荇

233 评对《清明上河图》的参观管制 魏陆

236 从“一折书”看书市 邹慧

241 卖方信息劣势与“旧书市场”问题 郭磊

244 经济学的规范与学术刊物的独立 徐康宁

251 “爬格子族”为何兵败市场? 黄民礼

256 “露脸”的价格 黄敏 尹亚红

260 “负”价格何以产生? ——由《“露脸”的价格》想到的 黄景阳

杜甫的无奈选择

 （侯兴国）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公元759年，正是安史之乱的第五个年头，安禄山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了唐明皇的“霓裳羽衣曲”。马嵬坡下，这位多才多艺的皇帝匆匆在美人和江山社稷之间做了了断，仓皇逃亡至四川。而胸怀抱负的一代诗人杜甫，也不得不颠沛流离，避乱入蜀。虽然，在浣花溪畔搭成的简易茅屋屡次为秋风所破，但是，处于困顿中的诗人还是不忘去武侯祠瞻仰一番。中国历来的文人骚客莫不是以此咏怀古迹的方式来表达对现实环境的一种看法，杜甫不能例外。

这些所谓怀古的伤感篇章，其实是寄托了诗人忧今的情结，更展现了一介书生复杂而又躁动的内心世界。毕竟出将入相、安邦治国是古代文人们永恒的情结和至高理想，何况诗人又处于这样一个很类似于三国时代的中唐乱世之中呢?

杜甫终究没能依靠自己的才情出将入相，其安邦治国的宏篇大论终因奸相李林甫“野无遗贤”的奏章而遗落民间。而谁又能肯定，杜甫的宏篇大论不会是第二个《出师表》呢?在一个等级严明而自我选择又很逼仄的封建社会之中，诗人惟一的进身之阶和出路就这样被卡死了。而令人惋惜的是，诗人还正恰恰处于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中比较开明和开放的时代。

2003年的冬天，说来就来，一场大雪纷纷扬扬，整个京城顿生冬凉之感。成都之行虽然来去匆匆，但是，这两个同处一城，相差五百多年的诸葛亮与杜甫的不同际遇却令人颇具玩睐。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曾不无寓意地感慨道，区区几十年的三国时代本是中国宏大历史中不足挂齿的一瞬间，却由于后世小说家的诸多演绎而变得神秘和浪漫起来。其实，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诸葛孔明只不过是中华历史上诸多贤相中的一员，从更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只是割据一方的小诸侯国一位有作为的丞相而已，而这样的丞相在中国历史中却是不胜枚举。但是，经过后世无数难分真假的艺术加工之后，诸葛亮早已经幻化为神了。就好像北宋年间一个小小的御史大夫包拯，其官职也只不过相当于一个地市政法委书记，只因秉公执法，抑制豪强而素有美名，而其真实的历史形象却并没有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出神入化，无所不能。正是历史的因缘际会，机缘巧合成就了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包青天”形象。

“夜雨如歌弄清影，秋凉似水透帘冷，掩卷凝神思孔明，羽扇美髯蜀山定，桃源今春花又红，万花深处觅英雄，若非三顾惊梦醒，仍是南阳一书生”(成都武侯祠有感)。在一个表面上长幼有序，尊卑有礼，秩序井然的封建社会之中，一个个体的命运和对尊严和体面生活的向往，往往不能取决于自我的努力和自我的奋斗，而往往取决于一种谁也无法真正把握的“潜规则”，即使那些“潜规则”的制定和解释者——最高统治者们也无法幸免，在每一次残酷的宫廷政治中，他们无疑冒着最大的风险，当然他们也追逐着最大的收益，在这样一个“浑水摸鱼”的社会中，所谓历史的因缘际会、机缘巧合，就像上面诗句所描述的那样，如此之简单，但又如此之神秘莫测。

杜甫是不幸的，终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壮志难酬，而他又是幸运的，虽然，他终究无法以贤相名将的文治武功流传后世。但是，与那些孤寂无名的文人相比，他却终究以“诗史”的美名光照千秋，即使是那些与他同朝为官的贤相名将们，又有几人能与其在历史中比肩而立呢?如果从更广的角度来看，诗人天生的澄澈通透的性情恐怕也很难见容于官场中波谲云诡的游戏规则，正像他的另一位挚友李白一样，其整个一生也是在做官还是作诗的选择中痛苦地摇摆。慧眼识人的唐玄宗知道让李白作官，还不如给他自由，我们真应该感谢这位经历丰富，命运坎坷的唐明皇，要不是他的英明决策，恐怕中国历史就不会拥有这样一位引以自豪的“诗仙”了。

而对于杜甫而言，如果他真能想像到草堂内挂满了后世名人如此之多的溢美之词，其中不乏建功立业的贤相名将，也不乏激扬文字的文坛泰斗，他就应该知足了。从现代经济学角度而言，其整个一生也算是实现“利益最大化”了，而对于那些后世和现世前赴后继追求“功名”的“杜甫”们而言，也应该时时反躬自问，自己是否真具备了“出将入相”的“专业技能”。

做官还是作诗，生存还是毁灭，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处在一个不断选择的交叉路口，选择本身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痛苦。选择的正确与否，并不取决于自我的一厢情愿，而最终将取决于这种选择是否切合自己的性情，这对一个没有充分选择机会的社会是适合的，对于一个有充分选择机会的社会更是适合。

当我静静地伫立在被修竹和溪水所环绕的草堂之中时，不禁闪出一个念头，假如草堂内真有一块可由我任意挥洒的牌匾的话，我想把下面这副楹联赠与老杜，聊作安慰。

政客多骂名，诗人无是非。P019-021

  经济学帝国主义（序一）

（张五常）

高小勇正在为他的《经济学消息报》出版一套六册的经济散文结集，取名《经济学帝国主义》，要求我写个序言。我问：什么是“经济帝国主义”呀？他说：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有一个“学”字。我问：什么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呀？他说：你是这门学问的鼻祖，写的经济散文就是，西方要推贝加（G. Becker）了。

孤陋寡闻，没有听过"经济学帝国主义"。两天前在一本英文书中看到Economic Imperialism这一词，说来自贝加1976的论著。恍然而悟，知道指的是什么。

作本科生时听到森穆逊（P. A. Samuelson）说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皇后。当时的理解是，在社会科学中，只有经济学是公理性的。"公理"是指无须证明或不可辩论的出发点，也即是作分析的基础假设，是对是错皆要首先接受的。经济学的公理中最重要是每个人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我俗称之为"自私的假设"。因为是公理，本身无须证明，而更重要的是大家同意不容许有例外。如果容许例外，逻辑无从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或可以被事实推翻）的假说。这样，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就不可能有解释能力了。

接受了公理，加上理论逻辑，推出可以被事实或现象推翻的假说，然后验证其含意，是经济学解释人类行为的法门。这与自然科学没有两样，只是经济学解释人的行为，而自然科学则解释物体的行为。现象不同，方法一样。问题是，经济学可以解释的究竟是哪种哪类呢？新古典经济学大师一般认为，经济学解释的是起于资源缺乏而导致的资源使用与财富分配等现象。这样处理，经济学集中于市场分析。近百年来，很多起于资源缺乏的现象没有通过市场，无价不成市。新古典经济学的严重失误，是不言而喻地假设交易费用不存在，避去了非市场的分析。高斯（R. H. Coase）1937年指出，交易费用导致某些物品没有市价，因而促成了公司组织的形成。该文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1982年，我指出没有交易费用不需要有市场，而市场的存在是为了减少交易费用，增加了问题的深度。

经济学帝国主义起于市场之外的另一面：好些表面看来与资源使用和财富分配扯不上关系的行为，可以同样地用经济理论作解释。这观点起自经济学鼻祖史密斯（A. Smith，1776），而现代的首要推广人是贝加。后者1950年代的博士论文题为《种族歧视的经济分析》（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顾名知意，分析的是传统市场的题外话。其后贝加进军家庭、生育、犯罪、离婚等现象，皆遵守着经济学的公理与逻辑。这些行为在贝加之前主要是由社会学处理的。

遵守着经济学的公理与理论，把解释的范围推广至人类的所有行为去，是把森穆逊的社会科学皇后提升为社会科学皇帝。这就是高小勇说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了。

成功吗？有的，但说不上有大成，因为分析着实不易，而不少参与者走错路向。大略而言，不成市的行为起于两种原因：其一是因为交易费用过高而没有市价。原则上可以有价，但没有。政治上的权力，组织的需求，文革时搞关系等都是例子。可以有价但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而不成价所引起的行为，处理虽然不易，但知道可以有价，知道利益"极大化"要选的是什么，我们还可以用金钱或财富来排列选择；其二就较为困难了。原则上没有市价的"物品"，交易费用如何也是无价之"物"。例如声誉、友情和父母对儿女的爱等，有关行为的经济分析很头痛。经济学公理说，损人不可以毫不利己，但我们有时不知损人的己利何在。

原则上不可能有市价的被称为非金钱物品，贝加与艾智仁（A. A. Alchian）皆认为要以功用（utility，国内译作效用）来量度。这方面，贝加的所有分析都用上功用函数，是个中高手了。有不易处理的困难。功用是经济学者的思想概念，真实世界没有功用这回事。说争取功用极大化，是说一个公理，功用本身看不到，从何以事实验证呢？一个人跳楼自杀，说是争取功用极大化，不可能错，但那只是公理划下来的套套逻辑，说了等于没说，半点解释力也没有。

功用是抽象之物，真实世界不存在；理论往往要从抽象起笔。然而，可以验证的假说的含义，一定要以两个或更多的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变量从事。功用是抽象之物，我们要怎样把抽象推到非抽象的假说含意去解释行为呢？这是功用函数理论的主要困难，因为一不小心就走上套套逻辑的路。20多年来，博弈理论的盛行更令我失望。不是说这些理论言不成理，而是得个"讲"字，无从验证。艾智仁明白功用分析的困难。他说要验证抽象的功用分析，我们要首先知道什么"物品"有功用，又要知道争取这些物品的代价。我的观点，是如果知道了这些，采用抽象的功用理念是多此一举。这是因为非金钱物品虽不可在市场成交，但原则上可与金钱物品替换。正如我与儿女之间的爱不可以买卖，但放弃自己的某些金钱物品（例如工作时间）可以多点与儿女相聚。这替换在边际上可以鉴定，原则上可以用金钱量度来推出以事实验证的含意而放弃功用分析。

1972年我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婚姻的文章，以上述的替换方法，用金钱量度极大化来解释盲婚、缠足、童养媳、妾妓、孝道、伦理、风俗等现象。该文没有受到重视，可惜可惜。那是我知道的唯一以金钱量度来广泛地解释社会现象的经济学文章，是区区在下的帝国主义了。 我们都是经济学帝国主义者（自序） （高小勇）

这本散文集的名称，是浙江大学的魏睿建议的。

我觉得魏睿突然想到的这个书名，很贴切地反映了这套总共六卷的集子的内容，也很准确地表达了《经济学消息报》和她的作者们多年来的追求。

我请张五常教授为本书写了序，因为他无疑是华人世界里用散文来表达自己经济思考的开山鼻祖。我还邀请了樊纲教授作序，是由于十多年前我向他约写经济学散文，他鼓励这种追求，并且第一个为报纸写了散文。  《经济学消息报》有许多缺点。但是，她在中国的媒体首先提倡和实践了经济学散文写作，她有她当之无愧的骄傲。

(一)

对国内兴起的经济学散文写作，有褒有贬，褒扬的人说它普及了经济学知识，批评的人很不屑，说它不是正经的研究。

关于经济学散文的普及说，它有一定的道理。《经济学消息报》发表的文章里，不少是用故事来说明一个经济学原理的，比如茅于轼老师、王玉霞教授等人的文章。但很多文章并不是在普及原理，而是只将原理当做隐含的前提，应用原理，根据自己发现和断定的约束条件，解释和推论某种社会现象。认为文章写得可以让许多人看得懂就是普及，那是一种误解。应用是通过经济分析让人理解某个真实的现象，而普及是用真的或创作的故事来说明某个原理。某种运用，可能跟普及原理的经济学连环画一样，都让人能看懂，但那已是研究。

说一些经济学散文是研究，肯定让满脑子都是正规应试格式，一心要去国际上表演的人发出嘘声。我自以为我理解这种对经济学散文的不屑。我认为，这种不屑是中国经济学在改革开放后的一种巨大进步。相当多的老师和学生已经明白了真的知识的生产应该有个生产程序，否则学问就会和我们现在也不难看到的情形差不多，不少经济学家依然跟以前一样，凭感情好恶，凭自己的道德价值观说事；好一点的，至多就是用事实解释事实。这样做研究，或许能让人享受到一腔正气，大义凛然，但能交流的只是感情，不是知识。(前不久，有人对许多经济学家进行了不客气的评论，那位姓梁的经济学家的评论标准很奇怪，好坏的标准不是根据他们研究问题的方法，是否符合知识生产的程序，是否科学，也不是生产的知识真假与否，而是根据什么独立性、独立人格。他讲的独立人格是什么呢?就是对政府是否持批评态度，是否为人民大众讲话。我以为这对知识要求过高。知识只对事实与事实之间是否有某种关系发言，而不对某个阶层的利益发言。科学的独立性，科学发现和验证的事实之间的某种关系，可能对政府有利，可能忤逆大众感情，或者情形恰好相反，对社会各阶层可能有着不同的利弊影响。但是，真正的知识，是既不在乎政府也不在乎大众的，它只在乎事实之间的真假关系。要说独立性，这才是知识的独立性。)

一般讲来，按照大家承认的程序生产的知识，才可能真，可能科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大学才开始训练和传授关于知识如何生产的程序。用数学能逻辑清晰地表达你生产的知识，也方便交流和积累；严格的引证和详细注释也有助于他人了解你的研究范围以及你可能的新的贡献。学习这些手段是我们与国际接轨之必须，但却不是知识生产程序最重要的东西。我以为，最重要的东西是波普尔讲的“猜想与反驳”这样一种程序。猜测和假设某种可被反驳的事实之间的抽象关系，然后演绎推论解释可观察的事实。你的猜想假说是不是原则上可诉诸于可观察事实，可诉诸于多少?你的可观察事实是不是为猜想假设所蕴含?这才是生产知识必须遵守的最重要的程序，是科学知识这块硬币的两面。生产照这样的程序进行，再利用数学工具，生产的知识可能更清晰更经济。而且，大家都知道用数学形式化了的知识，国际刊物才买单。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用了数学的研究，并不一定比没有用数学的研究更有科学性。张五常写了许多经济散文，没有数学；但与许多刊物上的数学公式充斥的论文比，究竟谁真谁假呢?谁更具启发性，更让人受益呢?我以为，判断一篇文章是不是认真的研究，断定的事实关系的真假如何、有多少科学性，主要是看它是否遵循了猜想与反驳的生产程序，而不是数学。

由于一些局限，我更看重照猜想与反驳的程序生产的、没有数学公式的文章。一是我们是报纸，篇幅有限，不可能展开详细的证明，能做的，就是反复告诉作者写那种含有新的因果关系猜测假设的，又有简单的演绎推论可观察事实的文章。强调文章的启发性和大致的对，而不是详细确凿。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需要更多的理性和科学精神，而我向来认为经济学并不仅仅是有关经济增长的知识，而是理解人的行为世界最好的科学，最能增加人的理性和科学精神。如果中国有更多的人用经济学的角度看社会、看世界，中国会有更快的发展和进步。这门能增加中国理性科学精神的学问，如果由于数学的屏蔽而不为更多人所知，那将是巨大的社会成本。

是的，《经济学消息报》和她的许多作者，是把经济学作为理解人的世界的一把钥匙。毋庸讳言，我们是经济学帝国主义者。我们不仅运用经济学研究人的经济选择，也鼓励研究政治、军事、外交等等选择。我们认为，只要是人的选择，就会在局限下趋利避害并权衡成本收益，就会有在“价格”支配下的选择行为。只要理论彻底，约束条件洞察准确，演绎推论的行为选择就会大致的对。报纸坚持把经济学当做把握人的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我知道，我这种看法在经济学内部和外部都有数不清的人反对。的确，在经常与人交流时，这些反对也让人焦灼。

(二)

一门被叫做“经济学”的学问，向来被人当做是研究经济的一门科学。在我看来这是误解。我更愿意把“经济”看成是谓语、动词、形容词。而不是主语、名词。研究、议论经济可以有很多角度，也可以是经济学的，也可以不是，可以是政治的、道德的，甚至宗教的(比如宗教对可不可以借钱、放贷就有看法)。事实上，有不少经济学家也不是从经济的角度研究经济，他们是在研究经济、议论经济，他们被人当成经济学家、出了大名，一是他们因为说话使用了经济学的术语名词，二是他们的某些言论迎合了大众和政府的心情。但却跟经济研究没什么关系。

我以为，所谓经济研究，就是从“经济”这一角度看世界，既看人的投资消费选择，也看政治、道德、外交、婚姻等等选择。经济研究要回答解释的是，人由于什么“经济”而选择了如此行为；当然，作为一门科学也要提供预言知识以节约人们行为的成本，要推论在某种“经济”的条件下，人们会做怎样的选择，以及这种选择的后果。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选择的科学，既研究人的消费投资就业选择，又研究人的制度选择、外交选择、战争选择、官吏的选择等等。

经济学的“经济”当利害讲，利就是经济的，害就是不经济的。用趋利避害来解释和推论个人和集体的选择行为，从趋利避害角度来看人的选择的前因后果。不少人反对这个世界观，他们用了很多例子来证明不少的人在许多时候是自讨苦吃的。其实，这只是表明，持这种看法的人一是不尊重他人，常常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把自己的利害当成别人的利害；二是不了解利与害在某种条件是变化的，不了解一门科学作为一套首尾一贯的逻辑系统，一般到个别，抽象到具体之间，是通过“边界条件”或“约束条件”联系起来的，有着或长或短的因果道路要走。往往，一般与个别的矛盾不一致，就像开初牛顿力学与行星运行的实际情形不一致一样，只是由于我们还不知道一般理论与具体事实现象之间的某一环，也就是经济学讲的约束条件罢了。对经济学从趋利避害和“经济”角度概括人的选择行为，有许多反对意见，我以为大多是既轻易又浮躁。我的解释是，对既无耐心又无能力去发现一般理论和具体事实之间复杂联系的人来讲，这倒是局限下的最大化，是代价和成本都很低的好选择。因为我们社会有这种需求，尤其当这种需求像大排档消费那样，来得并不苛刻的时候。

就研究人的行为而言，经济学或许不是最好的学问。但我不知道最好的学问是什么，即它能满足科学知识所要求的从一个简单的角度看世界，能首尾一贯的演绎出可观察可证伪的事实；既能解释人的行为又能大致准确地推论人的行为。(有些人希望经济学能像物理学那样“精确”地预言人的行为及后果，并认为有这样的预言效果才叫科学。其实这些人并不了解人的行为与被动物质运动的区别，也不了解支配行为和运动的条件大不一样。希望经济学的推论像物理学那样精准，而不是大致的对，恰恰是不科学的。)

事实上，西方世界从“经济”角度看世界，从趋利避害角度看人的行为选择，才有了一系列理性的制度安排，才有了我们今天叫做“发达”的后果，才贡献了我们承认需要学习的先进文化和文明，才有了先进生产力这些东西。也正由于正视了人的局限不同而利害价值观不同、需求和选择不同，才有了对市场经济和人的自由的尊重。更重要的事实是，不承认趋利避害决定着人的行为选择，把人神圣化的，把利害一律化的世界观，从来导致的就是统制经济和政治专制。古代斯巴达把社会兵营化和我们记忆犹新的计划经济难道不是一个东西吗?

无论是从知识的角度，还是从价值的角度，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者。这是我对人的世界的世界观，即从“经济”的角度，从趋利避害的角度，去看人的所有行为选择。我也认为，如果有更多的人这样看世界，社会就会更理性，也更有科学精神；自己的国家也会更发达更文明。

经济学帝国主义，从方法论方面讲，是把形形色色的利害概括为“价格”，这或许是一种不幸。它导致许多界内和界外的人至今不了解什么是“价格”。许多人以为就是商场里的明码标价，或如汪丁丁与我讨论时所指出的那样在误解“价格”，以为价格是度量单位。而这样的“价格”是解释和推论不了多少人的选择行为的。而经济学的所谓帝国主义，正是通过用价格来最一般化地概括人世间的各种利害，通过“需求”来概括人的林林总总行为选择来实现的。

价格理论用成本概括害，用收益概括利。利大于害视为价格低，反之视为价格高；价高选择的人就少，反之选择的人就多，人也就是如此趋利避害的。科斯是用成本的角度看世界，但张五常跟我讲，用价格来概括利害，理论上更首尾一贯和逻辑一致。我想，理由大概一是从价格角度看，必然蕴含着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因为有比较才知道价高价低；二呢，既然把各种利害处理成价格，把各种选择处理成需求，顺理成章就好在需求定律框架里解释和推论。不了解价格可以这样概括利害，需求可以这样概括人的行为选择的人，才对经济学帝国主义有一堆昏话。

事实上，价格如此概括利害，需求如此概括人的选择，经济学才在人的世界获得了比其他社会科学辽阔许多的疆界，才因此成了“皇冠上的明珠”；而不如此“帝国主义”看价格看需求的人，也难得知道何谓价高价低，也无法解释和推论需求及人的选择的。价高价低是真实世界的事，不少人不知道离开约束条件是不可以议论价高价低的。约束条件是真实世界的事，而要发现真实世界里什么事情导致了利害变化和价高价低，会有什么样的选择发生，是很快乐很享受的事。

2002年底，我将恐怖主义处理为是使美国“价格”变高变贵的约束条件(也就是把安全处理为“价格”变量)，推论了中国因安全而“价格”变得相对便宜，国外消费和投资需求将选择中国而来，离美国而去。2005年初，美国公布的外商投资额第一次降到中国之下的事实便验证了这个假设。

2003年底,根据日韩出兵伊拉克这个新出现的约束条件，我推论这个局限将使恐怖主义在马六甲海峡的报复行动变得相对便宜。虽然恐怖主义至今没有在马六甲海峡做出“选择”，但我的朋友告诉我，2004年夏天美日等16国在马六甲进行了军事演习。这个新出现的约束条件增加了恐怖主义在马六甲的选择成本吧。

2004年初，我在《嘹望东方》判断印度那个市场不能将市场的好处外溢给广大穷人，这个约束条件将使印度那届政府在百姓看来“价格”高。半年后那届政府没有被多数穷人选择(需求小)而下台。

在这本集子里，经济学帝国主义者们，从。价格”、“代价”、“费用”的角度看世界，解释和推论过去与将来的行为。相信读者多少会分享到些他们的智慧和快乐。在此之后，我们将每年出版这样的选集，力争为读者提供质量更高的智慧和快乐。  本集子也是为了表达我和《经济学消息报》全体编辑、员工，对多年来认真为报纸写稿的作者的一点感激。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如果没有魏睿细心辛苦的整理分类，这套书是很难结集出版的。事实上，许多家出版社都找过我，但都由于文章整理工作浩繁而放弃。所以，我特别感谢魏睿近乎牺牲性质的工作和建议的准确书名。

前几年我们的一位记者采访了美国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约有八九位吧，他们都赞扬了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其中包括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这些持不同经济观点的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人物……  ——2000年，江泽民同志接受CBS(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记者华莱士专访时，提到《经济学消息报》高小勇采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事。  《经济学消息报》能在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内确立了在国内理论界和决策界独一无二的地位，主要应归功于该报总编辑过人的眼光和超常的组织能方。 ——选自林毅夫教授(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追寻智者》  高小勇办《经济学消息报》，他那种不买账、到处发掘年轻作者的意向与科斯(R·H．Coase)在六七十年代主编《法律经济学报》如出一辙。局限不同，效果更有别。科斯把学报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中流砥柱。小勇既没有大学资助，也没有广告收益，其困难可想而知。  ——选自张五常教授《好文章是回手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