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对康熙皇帝草拟的遗诏的还原，以其自传的口吻，揭示了这位英主的武功文治之绩，人生兴趣与爱好，内心深处的忧虑与人性的基本内涵使您能全面又完整地认识康熙。全书以描述性的语言而不是评价式的语言，表达了作者的学术思想，这是一部具有学术水平和文学成就的杰作。

 本书通过对康熙遗诏草稿的扩充性解释，采用倒叙、插叙、补叙、跨越时空的回忆等手法，以六个范畴来揭示康熙的成长过程，统治的具体活动和策略，人生的种种体验……康熙的帝王之威严及常人之心态跃然纸上。本书完美地结合了细节描写和时代概述，是一部具有学术水准和文学成就的历史人物传记。

导言 康熙的统治时代/1

第一章 游/31

第二章 治/57

第三章 思/97

第四章 寿/133

第五章 阿哥/165

第六章 谕/191

附录 康熙的十七封信/203

我尽力地在满汉之间做到不分满汉，平等对待。我既不让大臣们像个木偶似地安静地坐着，也不允许他们写出篇幅冗长的奏折，论述一些如某些宋代学者被授予的荣誉称号之类的空洞主题。他们的性格有相当的不同：满族人直率坦白，而汉人则无论如何也认为喜怒不形于色更好。满族人常常比汉军旗人更粗野、勇敢，但比汉旗兵对待奴隶和马匹都更好些。可是满人的学问与汉人相比，常常是再低劣不过的了。他们要处理一些事情时——甚至就会骑着马直接到吏部官府衙门，或者在宫廷里打破诉讼程序——无需寻找一个高级大臣，就像邵康所说，因为他是满族人，人们就应该怕他。虽然满族人司业萨赖因为饮酒过多和赌博而不得不降级——饮酒和赌博在军队里，甚至在满族贵族中也是普遍的——但韩菱太沉湎于酒了，担任翰林院的掌院学士时这样，做礼部尚书时也还是老样，当时许多翰林学者以饮酒、下象棋消磨他们的时光。饮酒和赌博是损害人的思想、体力并耗费其财富的祸根，会使贫富两者均遭破产。像邵雍曾经说过的：阳数是偶，阴数是奇，阳消则阴长，因此所有的事情在善的方面损减，则在恶的方面就增多，人们发现学好困难学坏易。

对帝王说来必须防止大量充满耳际的赞誉之声，因为这些赞誉对他来说比之称作“兴奋剂”的东西更没有用，这些琐屑的话语和托词全都是味美馅饼似的营养物，人们可能会因食之过多而生病。1680年，跟着顾乐那、叶方蔼、张玉书，我开始了《易经》的启蒙学习，每三天学一卦。四年后我又通读了一遍，我逐渐地明白了讲官们讲的第一卦乾卦的第六爻的“不不可商讨事情”的话语：“亢龙有悔”，《易传》说：“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我对讲官们说：“自然与人类一样，一切都遵循着《易经》中所阐发的规律，妄自尊大会导致悲哀；作为一个警告，我们应该正确地注意到这点；这并不是我们为之而愧的事情。在今后，当我们讨论‘传’的部分时，不应作出该与不该讨论的区分，而应循序讨论每一部分。”在“丰”卦里，我们便讨论了为什么“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的道理。

 P79-P80

《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 Emaperor of China—Self-Portrait of K"ang-Hsi)是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中国史教授史景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的一部历史人物传记。此书最大的特点，也是值得介绍给中国史学界及一般的读者的最大理由，便是其独特的透视历史人物的视角——通过对历史人物活动的再还原，以历史人物——康熙——这位封建帝王的自传口吻，揭示出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及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全书未置一词评论(除导言而外)，是以描述性的语言而非评价式的语言，表达出作者的学术思想，是一部“具有学术水平和文学成就的杰作”(《纽约时报》，塞德尔·沙伯德)。

应该说，本书中的历史资料并非罕见的、难找的资料，也并不是中国历史学家很重视的“重大意义的资料”，这即是说，本书并不以资料取胜，而是在运用资料的方法上高人一筹。把冰冷的、落满尘埃的零星资料，化为一位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封建英主的形象，这便是该书的一大成功之处。

正如作者在导言的结束部分所说的那样，对康熙的一生可以作不同的阶段划分，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但是，按照史景迁的角度去认识——以康熙草拟的遗诏的回忆性角度去看康熙一生的武功文治之绩，人生兴趣与爱好，内心深处的忧虑与人性的基本内涵，则能比较全面而又完整地认识康熙。全书以六个范畴(游、治、思、寿、阿哥、谕)来揭示康熙的成长、成熟过程，统治的具体活动及其策略，思考问题的方法及其对既往事件、经验的总结，对生死问题的态度及皇子之间皇位纠纷的处理，以及对人生的体验，打破了纪传体编年体的历史传记创作方法，搀以文学传记的手法，从而使我们在碰到《康熙大帝自传》，并与之诚恳、深入地交谈之后，便仿佛真的曾与康熙生活在一起过，感受到了他的帝王之威严，又体验到了他的常人之心态；领略到了他的仁慈、同情心、孝顺劲儿，又目睹到了他的专横、残酷；知道他既真诚、宽柔，又虚伪、险猛；既谦虚、谨慎，又自夸、固执；既坚强、果断，又脆弱、妥协。这六个范畴构成的六个篇章，不是作者随意编排的，它实际上隐含了作者对康熙的理解。第一章“游”主要是写康熙在大地上纵横驰骋的政治家的人生经历，从而揭示出他之所以能统治中国，稳固满汉地主阶级政权的原因。第二章“治”就着重描述康熙的种种政治活动及其策略，从而为康熙的反思提供现实的内容。因此第三章“思”便是康熙在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政治经验之后的初步总结，从而将康熙推向了成熟政治家的地位。这时，伴随着时光的流逝，便也将康熙从年轻力壮推向了精力不济，以致衰老的边缘了。“寿”这一章便是康熙政治生涯跌落的时期，伴之而来的便是众皇子之间的争夺继承人资格的困扰，从而使得康熙不得不暗自草拟遗诏，企图留下自己真正的心声，这便是“阿哥”与“谕”两章所要揭示的问题。很显然，全书的时间脉络是分明的，但又不使人感到枯燥。使人忘记了时间的流逝，这是本书构思的巧妙之处。

史氏是个多产作家。在这本书之前，曾著有《曹寅与康熙》、《改变中国》；最近又著有《追寻现代中国》、《天安门》等书。他极善于以叙事的笔法把极其平常的历史事件纳入巨大的历史背景中，从而细腻而又生动准确地揭示出某段历史生活画面或人物生活过程。这本书也体现了史氏这一历史时期的创作风格。如本书不厌其烦地描写康熙的狩猎活动及狩猎时的心理状态，从而为征讨噶尔丹作了铺垫。狩猎既是康熙锻炼自己身体气意志的活动，又是他指挥士兵、训练士兵的手段，是一次次的战事演习。狩猎时康熙的嗜杀及其嗜杀时的愉快，是他不辞辛劳、亲涉沙漠两征噶尔丹的人性的冲动与原欲，也是取得征服噶尔丹战争胜利的个人方面的原因。康熙把征服噶尔丹看作是一场围猎，在与王化行的对话中说：“让我们围猎噶尔丹，好吗?”这样的细节描写便与大的战争活动挂上了钩，使其细事描写达到了“其事称类也小，其旨也大”的象征性效果。作者写康熙在围猎过程中，有时忽然省悟，对落入陷阱、围进猎圈的动物产生了怜悯之心，从而揭示出康熙对战俘的宽大之心的人性根源，这简直把康熙写绝了。他恩及禽兽而推恩及人，是诚心的，但正是在这种真诚之中流露出自私、残酷、虚伪，他对待落入监狱的，再无反抗之力的反对者的同情、怜悯、仁慈，正如对待落人陷阱、围人猎圈的动物的怜悯，是一种愉快，胜利之后的疲倦的怜悯，因而只是暂时的、虚假的，但较之于其他更残酷的封建帝王来说，他又确具有某种可取之处。因此，作者通过这些细节描写，心理活动的刻画，就比较深刻而又全面准确地揭示了封建帝王康熙的本质特征——是一个不同于任何其他人的雄才大略的封建英主。因而使得“学术研究上升到了美的境界”(塞德尔·H·瓦特)。

将康熙写成是个极具人情味和深谙人情世故的皇帝，是本书对康熙研究的新贡献。他深谙馈赠之道，重视以馈赠方式来增进感情，反对交易式的、礼节性的馈赠，写出了康熙的纯真之处。这也为研究历史上帝王人物提供了一个新视点。以往，这种工作都让给了历史传奇、小说、戏曲等非学术性的文学艺术家们。如在中国古代白居易的《长恨歌》、洪异的《长生殿》等，都是极力描写帝王的常人人情味。史景迁将此移植于学术研究领域，无疑为学术成果的通俗化工作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工作。

政治不能超越人性的框架，帝王的政治策略不仅受到其时代急迫的政治问题、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影响，同时也在不自觉地受到民情风俗即文化传统的影响。我觉得，读完史氏这本小册子，我从中获得了两点启迪。康熙热衷于西方科学及传统科技文化知识，对朱熹的“格物”也很感兴趣，注重实际知识，同时也是许多百科全书工程的支持者。这些本书也加以描述了，而且也是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康熙的比较公认的学术观点。但本书反复描述了康熙对臣下的圣训“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又曾写到康熙对一些拥有特技的工匠的尊敬，这种尊敬不是予以高官厚禄，而是要他们保守秘密绝技。这使我忽然领悟这位深爱汉族文化的满族皇帝，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农业文化保守性一面的圈子之中。康熙不是没有意识到来自西洋文化的冲击，但他就是怕惹麻烦，墨守成规，缺乏创新，同时又未能将各种知识成果用于生产，因而未能成为开时代新风的转折性的帝王。这在一般地论述社会历史原因导致康熙未能促进新的文化因素发展的理由之外，不是可以补充一点新的意见吗?这大约是这位深谙《史记》的“寓论断于史实”之中的国外汉学家，在运用细节描写方面的可贵之处吧!事实上，本书的许多细节描写都很具有启发性，如竭力描写康熙对祖母之孝，以此与皇太子胤礽对康熙的不孝和对兄弟的缺乏同情心作比较，暗示出老皇帝与太子人生观的矛盾，从而帮助人们理解康熙废黜太子又立，立了又废的矛盾行为。诸如此类的细节描写，读者可以以心会心，见仁见智。

本书虽以细节描写见长，但并不缺乏对时代大背景的概述。正如作者在导言部分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战火绵延、领土扩张的时代。”国内战争不断，西洋文化的挑战，迫使康熙求稳定之心甚于发展之意，使我们通过对康熙最深层次的忧虑的理解，更进一步理解历史人物的具体历史课题，这样便不会对历史人物提出许多过高的要求和不合理的责难。这大约也是该书值得一读的理由吧。

正如作者所说的，本书是对康熙遗诏草稿的扩充性解释，因而采用的是倒叙、插叙、补叙，跨越时空的回忆等手法，事件与章节之间并无明显的联系，使得惯于用时间先后承续清晰的方式阅读人物传记的中国大多数读者来说，可能不甚习惯，这也大约是该书在传人中国后一直被冷落的一个原因吧。正因为这个“缺点”，在对一个不是搞清史专业的初涉翻译的我来说，更增添了无穷的困难。人名地名及专有名词的翻译，费了很大劲。要不是导师肖蓵父教授的指导与鼓励，北京出版社编辑曲仲同志的热情支持与肯定，我早已偃旗息鼓，半途撒手了。在翻译过程中，又得到武汉大学历史系讲师王雪华同志的大力帮助，查阅核对了许多人名、地名，解决了这一头痛的问题。因学位论文的压迫，最后两章及附录部分，又请西哲史专业卢风师兄帮助翻译，并请他与龚隽同志校阅了前四章的译文(后面部分由我自己校阅)，因而，尽管我认真地润色了一遍，前后文风可能还是不一样。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不到十万字的小册子，如果没有这些同志的帮助，恐怕还会胎死而难以面见世人。最后，对历史系资料室祝盛华同志、武大图书馆刘昭芸等同志的帮助连同上面诸同志的帮助，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由于本人专业知识及英文水平有限，文中错误肯定难免。一切错误均由我个人承担责任。恳望清史专家及广大读者能指出其中的错误，不吝赐教。

 吴根友

1991年9月30日

于珞珈山北麓枫园